中华传统的学术文化，在古代有三教（儒、释、道）九流（儒、墨、道、法、名、农、阴阳、纵横、杂、小说）等学术分派，和经、史、子、集等文献分殊，当代又有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史学、文学、科技等学科分类。此外还有以区域文化为背景、以地域名称来命名的学术文化，如齐学、鲁学、蜀学、洛学、闽学、浙学、徽学、黔学等等。前者代表学术的内涵和特性，后者则代表学术的归属和个性，都是从事中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当下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资源。
　　区域性学术肇始于先秦，流衍于两汉，沉潜于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盛行于两宋，元代有所沉寂，明朝逐渐恢复，至清及民国初年又达于极盛。先秦时期，由于燕岱、河洛、江汉等文化区隔和地缘差异（蒙文通说），中华大地已经初步形成了齐学、鲁学、晋学、楚学等不同特色的学术。“齐学”以阴阳五行、兵家杂霸之术为内涵，是诸子争鸣、诸学共治的舞台；“鲁学”以《诗》《书》《礼》《乐》为经典、以仁义忠信为主张，是早期儒家的故园；“晋学”以史学纪实为内容、以实事致用为特征，是早期法家的温床；“楚学”以哲学玄思、文学表达为特征，以虚无浪漫为归趋，是早期道家的乐土。随着秦人一统，消除异己，以吏为师，天下无学，更无派分。
　　汉初崇尚黄老“无为”之治，学术不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学渐趋主流，在中央设立《五经》博士，专经教授。因其时经典文本有今文、古文之分，学术有师法、家法之异，故学术皆以经师姓氏命名，如《易》今文有杨氏、田氏、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古文有费氏、高氏；《书》今文有伏氏、欧阳氏、夏侯氏等，古文有孔氏；《诗》今文有韩氏、齐诗和鲁诗，古文有毛氏；《礼》有后氏、戴氏等；《春秋》有公羊董氏、胡毋氏等等。当时，齐、鲁是儒学的发达地区，故仍有齐学、鲁学之称；巴蜀地区则因地方政府创设石室学宫，教授儒家《七经》及当朝律令，学无门户，术有兼通，故以“蜀学”为称，史有“蜀学比于齐鲁”（《汉书》及《三国志》《华阳国志》）之说。东汉末年，郑玄兼通今文、古文，“囊括大典，遍注群经”，自成一家，号称“郑学”。王肃继起，亦广注诸经，专与郑学作对，时称“王学”。三国两晋继轨，五胡十六国嬗替，继而南朝北朝分治，当时学术除了有“儒”“玄”“史”“文”分科之外，还有“南学”“北学”的分野。唐代统一，三教并行，文学大盛，经学丕显，学主统一，文倡复古，学术鲜有创新，流派衍生亦寡。五代十国，天下扰攘，生灵涂炭，文化暗淡，唯后蜀之经史，南唐之词章，稍可称举。
　　赵宋继轨，逆取顺守，礼乐鼎盛，文化勃兴。庆历年以后，名师辈出，“学统四起”，司马光之“朔学”，三苏之“蜀学”，张载之“关学”，二程之“洛学”，王安石之“新学”，皆夺席谈经，竞相争鸣。南宋朱（熹）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继起，陈亮、叶适争胜，“闽学”“婺学”“湘学”“象山之学”“浙东之学”（又分永嘉、永康二派），一时竞秀争奇，诸峰并峙。元代为儒学恢复期，专主程朱理学，除元曲之外，新生学术及其特征俱不明显。明人继之，八股取士，扼杀才情。至明中叶，陈献章、吴与弼、薛瑄、胡居仁、王守仁、湛若水等人兴起，心学与理学对垒，促进了地域学术发展，于是崇仁、白沙、河东、姚江、甘泉俱有“学案”，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皆隶“王门”。但学术上党同伐异，思想上恪守师尊，虽有地区命名之“学案”，却乏明显的区域特征和学术创新（泰州学派稍具平民精神、大众关怀）。
　　清初三大家，自心学而理学；乾嘉诸大老，自许郑入古文，江永、戴震诸儒独标皖派，蔚成“徽学”；顾（炎武）、江（声）、惠（栋，及其父祖）、钱（大昕），振起吴学。迄于晚清，道咸之际，常州诸儒，据《公羊》发明家畅言“革命”，摆脱烦琐考据而崇尚经世致用，故有“常州学派”的兴起；焦（循）、汪（中）、阮（元）、王（念孙、引之），折衷其间，考据与义理并重，于是“扬州学派”乃独领风骚。
　　迄于清末，维新变法，光绪帝明诏“各省振兴学校，以期储材备用”，故各地学会兴起，蔚然成风。有如“粤学会”“浙学会”“闽学会”“湘学会”“蜀学会”“陕学会”等等，遍布朝野。辛亥革命，民国肇造，专制政权土崩瓦解，地方独立区域自治，文化自觉，学术自信，日益加强，于是各个区域性学术流派、学会、研究会、促进会等，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中华大地再度出现“百家争鸣”“学统四起”的繁荣景象。其时最具生命力、创造力和革命性的学派，乃是出于中西部地区的“湘学”和“蜀学”，论者有曰：“晚清以来，中国学术重心有所转移，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李学勤语）晚清以来出自湖湘和巴蜀的维新派、革命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群起辈出，声名藉甚，就是最好的证明。
　　综观区域学术的发展和演进，一方面固然受惠于历代中央政府提倡的正统学术之影响，如儒家经学的普及与推广，就直接与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国策，及“令天下皆立学校官”以推行教化的措施有关。但另一方面，许多新兴学术、甚至主流文化，也多赖于地方学术的率先孕育和提前发轫，然后才在全国推广发展。如西汉以后奉为至尊的儒术，实起源于乐诵《诗》《书》《礼》《乐》的“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所创立的“齐学”和“鲁学”；东汉流行的《七经》教化和“庙学合一”之制，北宋以后奉行的儒家《十三经》体系，皆创始于远居西南的“蜀学”。至于宋代以后影响全国知识界、注重“天理”“人欲”之辨的“理学”；倡言“民胞物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提倡“万物皆备于我”“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和“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陆王“心学”，均发轫于幽微暗淡之区，最终乃被推广张显于大众广庭之中。因此，我们要研究好全国学术，自然不能忘了区域学术做贡献；换言之，要研究清楚全国性學术的来龙去脉，就必须“找到根，溯到源，寻到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华学术史上每一次重大转型和质的飞跃，都与吸收和推广地方学术的创新成果有莫大关系。汉代重儒，实有亲于齐鲁之儒的“仁义礼智”；唐宋重文，实有资于巴蜀素来的“文章冠世”；明世科举，实乃认同于朱子之“存理灭欲”；乾隆考据，实有倚于吴皖之“考据征实”；晚清维新，实有仗于闽蜀湖湘之“托古改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下的文化复兴和学术创新，不仅要立基于对前贤学术成果的自觉和礼敬，而且要植根于对前贤思想智慧的重温和领会。如“齐学”的兼融诸子，“鲁学”的仁爱智慧，“晋学”的求实征信，“蜀学”的尊道贵德，“湘学”的敢作敢为，“浙学”的实惠实利，“洛学”“闽学”的“理”“欲”之义，“吴派”“皖派”的征实不虚，“闽学”“粤学”的返本开新，都是值得我们重阐重释、推陈出新的重要命题和特有资源。
　　经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语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认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研究局部也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整体。如果不想执大局而忽视局部、用全面以掩盖具体、以空洞来粉饰实在的话，就让我们从研究好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展示一幅幅鲜活的生命开始！当然，我们也不能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具体的鲜活的学术文化，正是为了建设好、服务好、维护好伟大祖国文化宝库整体的永恒生命！同仁君子，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研究好区域学术的历史文化及其作用，揭示其特殊内涵和当代价值，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贡献智慧和力量！
　　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