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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位注定被现代中国诗歌史所铭记的诗人。他曾留学于美国，是我国新文学“开山人”。他大力倡导白话文入诗引发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裂变。其新诗集《尝试集》既是开一代之风气的现代中国诗歌作品集，也是饱受后人争议的新诗集。白居易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诗人，一生共创作了2800多首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是一位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中国诗人。两个相隔千载的诗人何以在文学史的天空留下了隔代回应的精神对话，这还得从胡适的诗学主张以及诗学实践谈起。
引言
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教授，此后胡适终生服膺实用主义。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作为一名经历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五四”知识分子，胡适意识到我国文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文学革命，以文字语言为突破口重建一个现代中国。1916年胡适在《致陈独秀》一文中就表达了当时我国文学的衰弊以及亟需改革的态度。在他的带领下，以《新青年》为阵地的“五四”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涉及到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的新文化运动，而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处于较为高端的位置，但长久以来却显得创新不足，因此对它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要建立现代中国首先是语言文字上的革新，在当时，显然文言文已经严重阻碍中国向现代迈进的步伐，胡适下定决心要对中国诗歌进行一场革命性变革，并自誓致力成为一名“活文学”文学家。
信奉实验主义的他主张白话入诗，在《逼上梁山》一文中，他说：“我决心白话入诗，一半是朋友一年多的讨论，一半也是我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必须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他坚信白话可以作诗，并且完全可以做诗词韵文的利器。他曾说“自古成功在尝试”，所以胡适给自己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起名为《尝试集》。这无疑是对传统文言文发出了大胆的宣言与挑战。
作为我国新诗理论的倡导者和最早践行者，胡适的诗歌理论为新诗体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诗歌在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同时，对我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也作出了恰切的回应，并且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身体力行从事新诗创作的胡适，开启了古典诗歌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尝试，以致被后人称作“新诗老祖宗”。他的诗歌内质涵盖了文化思考、人生体悟、社会关照等多种类型，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对自然的深刻感悟。
一.胡适的新诗诗学主张
关于新诗的文字问题。胡适认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是情感的原材料，所以他说：“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的文学问题就是新诗的，也就是诗的文字问题。”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发源甚早且影响深远。诗歌的特殊地位让胡适将目光投向语言的革新。在《尝试集·自序》中他指出：“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器也。”他自誓不写文言诗词而用白话来写作新诗。
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谈到“白话文学”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白话能创作出代表时代的新文学、活文学。“自唐初以来就有人有白话作诗词”。白话能够从形式和文體上获得自由，不拘格律打破文言对精神的束缚，胡适要大胆尝试用白话写诗，开辟文学的新天地。《蝴蝶》这首新诗就是他的《尝试集》中的第一首白话诗，诗这样写道：“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虽然这首诗在创作上没有跳脱“旧体诗”某些韵律美，但明白如水的语言、流利清晰的句式，已然与旧体诗划清了界限。胡适引白话入诗，使诗歌打破文言体诗歌的阅读障碍。让诗歌面向大众，这大约是白话新诗最大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在胡适看来，新诗的核心有两个关键词：自由与情感。诗歌是精神的操练、内心的解放，是情感宣泄最好的方式。胡适说：“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他主张“写实”的自由体诗。他认为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新诗的诗体是全新的，诗歌要进行彻底的“诗体大解放”，必须要从形式上去打破文言时代的种种束缚和桎梏，让诗歌真正地站起来，从而获得内容和精神的双重解放。胡适还提出了诗歌须讲求文法结构，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话的创作要求，这些要求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新诗主张，极具现代性的眼光。胡适认为写诗必须要有情感，要“言之有物”。他所讲的“物”具体指的就是思想和情感。他认为没有思想和情感的诗歌就犹如没有灵魂和脑筋的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子矣”。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他认为诗歌写作不应该模仿古人无病呻吟。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状写抽象的事物来抒发真情实感，做一个写实主义者，这是胡适诗歌理论所欣赏的。
就新诗的宗旨而言，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口号只是就中国当下文学的现状而论，按照进化论的视野来看，新诗乃是中国文学自然趋势演化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虽是自然潮流不可阻挡，但“诗学革命”不能空喊口号，实践很重要。他提出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播民主思想以打破封建文化所建立起来的重重藩篱。事实上，白话诗早已流行于民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用白话写作的诗歌“跟大众接近，最为大众所了解，最能表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启蒙大众，在彼时真是时代的呼唤，所以让新诗面向大众，满足大众化的需求，摆脱了旧体诗的高冷，表面上是为文学去魅，而实质上却是推动古老中国向着现代国家迈进了，显然新诗较之旧诗更好地实现了文学启蒙的社会价值。胡适在新诗语言方面的白话努力显然指向的是文学的大众化，这一诗学主张显然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胡适也多引元白诗派的主张来为白话文学正名，可见，两位诗人对于诗歌的白话有着穿越时空的暗合。
二.诗人胡适对白居易诗学的回应
可以说，多维时空的诗歌精神对话是可能的，也是永恒的。所以，古典诗歌之美仍然在现代社会可以收获众多的共鸣。诗歌可以借助时间回归现在、叩击当代，这其间，诗学的代际传承与创新显然功不可没。事实上，文化的演变往往少有断裂式的革新，新旧文化的关系往往呈犬牙交错的状态，所以胡适的新诗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早已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融为一体的旧体诗就明显地影响了胡适的新诗。胡适自小好诗，有着良好的古典诗学底子，白居易诗歌中关心底层民众痛苦的写实之作也是他所推崇的。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中他就曾经承认：“我初做诗，人人说我像白居易”。胡适还非常注重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他把白居易视为“中唐时期代表时代精神的诗人”，并不吝语词赞美白居易的诗歌。可以说，胡适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白居易诗歌的优秀质素。尤其在以下两方面有着深切的表现。
首先，通俗的诗歌语言美学特征。诗歌是写出来给人看的，而语言是诗歌情感的载体，如果故意使用一些生僻的词语及句式，就会使人产生阅读的障碍，很难引起情感的共鸣，甚至使人望而生厌。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包括很多优秀的诗歌，都是雅俗共赏的。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多样，风格特异，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在诗歌创作上，白居易追求语言的清新易懂。据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作品读给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妇女听，问其是否理解，如果不理解，他会换成一种更通俗易懂的写法，直到她们能理解为止。王安石在《陈辅之诗话》中云：“世间好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已被乐天道尽。”此论显然切中了白诗语言通俗易懂的特性。那么白居易的这种风格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数量词的大量使用，如：“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庭槐》）；“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勤政楼西老柳》）等等。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了明白如话、易于理解、结构淡化、节奏感强的特点。其次，他的诗歌有意识不避俗字俚语，并且吸纳民歌语言特征，还喜用口语，如“不买”、“得吃”、“不见”、“怪得”等。再次，他的诗好用浅显的比喻、平易的典故，极力摒除华丽夸张的修饰，深奥难懂的典故，这使得他的诗平易近人。此外，他的咏物诗的散文式句法也表现了他诗歌语言通俗的一面。律诗语言要求严谨，他却用常人说话的口吻来写，使得语言顺序合乎一般的用语习惯，具有散文色彩。如《客中月》：“客从江南来，来时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见清光圆……”，这首诗未用僻字、难字，不看注释也能读懂，充分展现了白诗语言通俗的优势。正是因为这种语言风格特点，胡适称赞白居易为“歌唱自然的诗人”。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白居易的诗歌定为“白话文学”。反过来再看胡适的诗歌则会发现，在他的《尝试集》中也有大量这样的平淡中见深情的诗歌作品，如“小星躲尽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中秋》）、“雨脚渡江来，山头冲雾出，雨过雾亦收，江楼看落日”（《江上》）、“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鸽子》）等此类诗作。这些诗好用数量词、口语，在诗风上浅近平易，流畅自然。无疑继承了白居易诗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特征。
第二， 叙事情调的诗歌风格。在我国文学史上，叙事诗并不发达。在《长恨歌》《琵琶行》之前，较有影响的的长篇叙事诗可谓屈指可数，《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算是其中翘楚之作。白居易却在中唐敘事散文、唐传奇兴盛的大背景影响下，把叙事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白居易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等四大类。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这些诗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好用赋体，这使得他的诗歌叙事性强。《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长篇叙事诗，堪称乐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这两篇叙事诗都具有故事情节曲折而完整，结构层次分明，人物形象塑造鲜明，主题寓涵深永的特点，是叙事与抒情无缝对接的感人佳作。其它讽谕诗诸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缚戎人》《江南遇天宝乐老叟》以及《霓裳羽衣歌》等，也都是有人物形象及情节梗概的优秀叙事诗。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的早期新诗及后来的新诗都承袭了乐天诗叙事情调的风格。如胡适早期的《弃父行》《游万国赛珍会感赋》《观爱国女校运动会纪之以诗》，《去国集》里的《老树行》《去国行》，以及新诗《尝试集》中的《“赫贞旦”答叔永》《奔丧到家》《文学篇》《上山》等等的大量诗歌作品，都含有明显的叙事成分，而隐约叙事中又常弥漫着抒情。
其三，胡适与白居易之间隔代的精神对话将关于“为人生”的诗歌写作之风重新推向了新的历史舞台。在继承“古典诗歌现实主义”这一传统时，胡适的新诗受白居易诗歌影响极大。但也正是胡适当时的努力让白居易的诗学理论也在新诗的精神深处找到自己的巢穴，但反过来白居易的诗风又为新诗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难能可贵的是，胡、白诗风从来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在彼此的较量、交融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白居易曾提出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有所为而作”的诗歌主张。这与他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意见领袖，胡适充分肯定白居易“有所为而作”的主张，并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地宣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还将其定位为“写实主义”。这就为新文学的启蒙诗学路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白居易的“有所为而作”的文学主张反映在文学实践中最突出的就是状写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的阴暗，运用诗歌讽谕社会。正如他在《新乐府序》中强调的：“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新乐府》组诗里白居易用政治家的犀利眼光和诗人的敏锐感受将当时的许多社会积弊大胆揭露了出来，体现出了诗人人道主义的情怀。《卖炭翁》一诗中诗人就对宦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强买强卖、掠夺劳苦大众的行为极为愤怒，因此写下诗篇以此揭露宦官们的罪恶，而《井底引银瓶》在发出对受到封建礼教迫害的女性深切同情的同时，实际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白居易倡导的“有所为而作”的诗歌主张，其出发点和归宿还是为了维护君权的长久利益，难以体现为思想自由、为个体解放的“有所为而作”的精神。但胡适在肯定白居易这一主张的同时，却能将其发展成为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观：让诗歌关注民生疾苦，揭露时政弊端的同时，又能张扬个性解放，帮助国人成为符合现代理念的现代人。如他在诗歌《老鸦》中以“老鸦”自比，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抉择。而“老鸦”的内心独白以及这首诗歌里彰显的自我与自由精神均是过去封建社会里不曾有的言论。
三.文本实践中的恰切回应
如果说白居易通俗化的诗风，使得为文人士大夫所垄断的诗歌艺术走出了“象牙塔”，那么胡适主张的“白话入诗”等诗学实践，则更是让诗歌主动贴近了现代生活。下面就以二人的诗歌文本为例进一步展现他们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先看着两首。
白居易的《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
胡适的《蔚蓝的天上》：
蔚蓝的天上，
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云；
暖和的日光，
斜照着一层一层的绿树，
斜照着黄澄澄的琉璃瓦
只有那望不尽的红墙，
衬得住这些颜色！
下边，
一湖新出水的荷叶，
在凉风里笑的狂抖。
那黝绿的湖水，
也吹起几点白浪，
陪着那些笑弯了腰的绿衣女郎微笑！
同为写景的诗，前者全诗纯用白描的手法，用清新浅近的语言，描写初秋薄暮的自然景色，意境和谐宁静，亲切动人。后者则用全新的白话来状写自然之景。但当我们细读：“蓝天里浮着白云”、“阳光斜照着绿树、琉璃瓦”、“笑得狂抖的荷叶”这些词句之时，新诗的语言似乎更能赋予自然景色以现代气息，让人产生一种现代社会的轻快、愉悦的感受。 再如，胡适的《希望》一诗：“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这首诗也是用白话写的，无论何时读来都是朗朗上口，不仅音律美，而且是那样的令人亲切，甚至会令读者的脑海中生成一种怀旧的清新画面。这就是胡适最可贵的地方，他不用大词、炫词，以极为朴实的现代语词就深深打动了读者。他的“白话入诗”主张及文本实践真正让诗歌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說，在表达个人情感、产生的启蒙作用方面，新诗的贡献是不可小觑的。这样，现代诗歌就不仅仅是文化精英的“独语”，更有了成为大众表达自我意识的可能。
再看自由体诗歌。胡适新诗从诗歌形式来讲，展现了古典诗向现代诗蜕变的一个过程。我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诗和杂言诗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到唐代的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宋词的繁荣和散曲创作的波澜起伏后，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状态，而新诗的出现无疑是文人杂言诗的新发展。虽然在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下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即事名篇，无依无复”（根据内容自拟新题），但从语言形式上来说还是没有打破旧体诗的严律，依然被形式的枷锁所束缚，如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馀。市作矮奴年进送，
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
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
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
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
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
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这是一首杂言诗，语言形式上尽管采用了“三——三——七”的句式，让人觉得灵活多变，但依然是在一种程式化的体制内创作，略显滞板，没有体现更多的“自由灵活性”；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则从语言形式及诗体上冲破了旧体诗的“藩篱”，在形式和思想上都获得了双重解放。如胡适《尝试集》中的《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这些词句都是散漫灵活而又自由的句式，完全不受语言形式的束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浅显的词却精准地表达了现代人的技术哲思，诗歌中流露的自由思想是古典旧体诗所无法表达的。这首诗很好地践行了诗人胡适要求“诗体大解放”的理念。
情感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诗歌向来有着深厚的底层情怀。从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到胡适的“言之有物”，都让人体会到了两位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控诉。白居易的诗歌就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与元九书》中，他曾给诗歌下过简明的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认为，作为具有审美艺术形式的诗歌，源于人们的感情；感情是构成诗歌四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而在《寄唐生》里白居易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之”的主张。当我们读到他的《卖炭翁》等诗歌时，一定会对冷酷无情的统治者产生无比愤恨之情，而当读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时，也必定会被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真挚爱情所深深打动。而《琵琶行》中凄惨的描写：“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更直观地展现了白居易浓烈的底层写作立场。 再如，《上阳白发人》一诗非常详细叙述了深宫怨女的悲惨人生。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这首诗描写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淫欲，从民间征集大量年轻美貌的女子入宫。而这些年轻女子们一旦入宫后，就进入了暗无天日的岁月：既见不到亲人，也不能享有美好的爱情，只能在极度的寂寞中度过余生。对于她们来说，宫中的生活无异于牢狱。诗中塑造的白头宫女上阳人的形象，反映了封建时代宫女的怨旷之苦，从诗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尖锐地控诉，以及这种控诉背后的强烈情感。这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情感，无疑是诗人白居易心底流出的肺腑之音。
胡适“言之有物”的诗歌主张，同样在诗歌里也流露出了强烈的同情底层的情感。如《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
他们用不着墓志铭：
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干！干！
胡适诗中的“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曾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用炸弹炸良弼“成功而死”的彭家珍。民国建立后合葬了这四位烈士，墓前四面碑只有一面刻了杨禹昌烈士的事迹，其余三面空无一字。民国十五年，胡适在天津梦见四烈士，醒来遂作此诗。胡适在诗中热情讴歌了四烈士的丰功伟绩和牺牲精神。读此诗我们能感觉到诗人强烈的感情流溢于字里行间。而《双十节的鬼歌》里有这样诗句：“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袁世凯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显然，这些诗句无不让人感受到胡适那种峻急激切的情感。
胡适的新诗追求“言之有物”要有思想情感，白居易也强调诗歌要注重情感表达。所不同的是，同样面对社会流弊，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诗人白居易，只能用稍顯含蓄深沉的笔调来表达强烈的情感立场，而胡适的诗则直接坦率地控诉对社会政治的不满，呼唤人民的觉醒。胡适的这些新诗实践，让人想起马尔库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的主体性和客观性的领域内，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显然，在当时，胡适以更为新奇、大胆的形式，完整地实践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学理念，在启蒙大众方面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可以说，正是胡适在现代的时空里恰切地回应了古典诗学时代的白居易诗风，从文学演变的角度给现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动力与广博的思想资源，从而真正开启现代中国人的启蒙思想风暴，也事实上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在现代的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一般项目15BZW177；贵州民族大学2015年人才引进科研项目15XRY021；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后期资助项目16FZW042；教育部2016年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6YJC751037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教授，此后胡适终生服膺实用主义。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作为一名经历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五四”知识分子，胡适意识到我国文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文学革命，以文字语言为突破口重建一个现代中国。1916年胡适在《致陈独秀》一文中就表达了当时我国文学的衰弊以及亟需改革的态度。在他的带领下，以《新青年》为阵地的“五四”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涉及到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的新文化运动，而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处于较为高端的位置，但长久以来却显得创新不足，因此对它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要建立现代中国首先是语言文字上的革新，在当时，显然文言文已经严重阻碍中国向现代迈进的步伐，胡适下定决心要对中国诗歌进行一场革命性变革，并自誓致力成为一名“活文学”文学家。
信奉实验主义的他主张白话入诗，在《逼上梁山》一文中，他说：“我决心白话入诗，一半是朋友一年多的讨论，一半也是我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必须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他坚信白话可以作诗，并且完全可以做诗词韵文的利器。他曾说“自古成功在尝试”，所以胡适给自己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起名为《尝试集》。这无疑是对传统文言文发出了大胆的宣言与挑战。
作为我国新诗理论的倡导者和最早践行者，胡适的诗歌理论为新诗体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诗歌在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同时，对我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也作出了恰切的回应，并且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身体力行从事新诗创作的胡适，开启了古典诗歌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尝试，以致被后人称作“新诗老祖宗”。他的诗歌内质涵盖了文化思考、人生体悟、社会关照等多种类型，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对自然的深刻感悟。
一.胡适的新诗诗学主张
关于新诗的文字问题。胡适认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是情感的原材料，所以他说：“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的文学问题就是新诗的，也就是诗的文字问题。”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发源甚早且影响深远。诗歌的特殊地位让胡适将目光投向语言的革新。在《尝试集·自序》中他指出：“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器也。”他自誓不写文言诗词而用白话来写作新诗。
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谈到“白话文学”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白话能创作出代表时代的新文学、活文学。“自唐初以来就有人有白话作诗词”。白话能够从形式和文體上获得自由，不拘格律打破文言对精神的束缚，胡适要大胆尝试用白话写诗，开辟文学的新天地。《蝴蝶》这首新诗就是他的《尝试集》中的第一首白话诗，诗这样写道：“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虽然这首诗在创作上没有跳脱“旧体诗”某些韵律美，但明白如水的语言、流利清晰的句式，已然与旧体诗划清了界限。胡适引白话入诗，使诗歌打破文言体诗歌的阅读障碍。让诗歌面向大众，这大约是白话新诗最大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在胡适看来，新诗的核心有两个关键词：自由与情感。诗歌是精神的操练、内心的解放，是情感宣泄最好的方式。胡适说：“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他主张“写实”的自由体诗。他认为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新诗的诗体是全新的，诗歌要进行彻底的“诗体大解放”，必须要从形式上去打破文言时代的种种束缚和桎梏，让诗歌真正地站起来，从而获得内容和精神的双重解放。胡适还提出了诗歌须讲求文法结构，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话的创作要求，这些要求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新诗主张，极具现代性的眼光。胡适认为写诗必须要有情感，要“言之有物”。他所讲的“物”具体指的就是思想和情感。他认为没有思想和情感的诗歌就犹如没有灵魂和脑筋的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子矣”。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他认为诗歌写作不应该模仿古人无病呻吟。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状写抽象的事物来抒发真情实感，做一个写实主义者，这是胡适诗歌理论所欣赏的。
就新诗的宗旨而言，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口号只是就中国当下文学的现状而论，按照进化论的视野来看，新诗乃是中国文学自然趋势演化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虽是自然潮流不可阻挡，但“诗学革命”不能空喊口号，实践很重要。他提出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播民主思想以打破封建文化所建立起来的重重藩篱。事实上，白话诗早已流行于民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用白话写作的诗歌“跟大众接近，最为大众所了解，最能表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来启蒙大众，在彼时真是时代的呼唤，所以让新诗面向大众，满足大众化的需求，摆脱了旧体诗的高冷，表面上是为文学去魅，而实质上却是推动古老中国向着现代国家迈进了，显然新诗较之旧诗更好地实现了文学启蒙的社会价值。胡适在新诗语言方面的白话努力显然指向的是文学的大众化，这一诗学主张显然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胡适也多引元白诗派的主张来为白话文学正名，可见，两位诗人对于诗歌的白话有着穿越时空的暗合。
二.诗人胡适对白居易诗学的回应
可以说，多维时空的诗歌精神对话是可能的，也是永恒的。所以，古典诗歌之美仍然在现代社会可以收获众多的共鸣。诗歌可以借助时间回归现在、叩击当代，这其间，诗学的代际传承与创新显然功不可没。事实上，文化的演变往往少有断裂式的革新，新旧文化的关系往往呈犬牙交错的状态，所以胡适的新诗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早已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融为一体的旧体诗就明显地影响了胡适的新诗。胡适自小好诗，有着良好的古典诗学底子，白居易诗歌中关心底层民众痛苦的写实之作也是他所推崇的。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中他就曾经承认：“我初做诗，人人说我像白居易”。胡适还非常注重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他把白居易视为“中唐时期代表时代精神的诗人”，并不吝语词赞美白居易的诗歌。可以说，胡适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白居易诗歌的优秀质素。尤其在以下两方面有着深切的表现。
首先，通俗的诗歌语言美学特征。诗歌是写出来给人看的，而语言是诗歌情感的载体，如果故意使用一些生僻的词语及句式，就会使人产生阅读的障碍，很难引起情感的共鸣，甚至使人望而生厌。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包括很多优秀的诗歌，都是雅俗共赏的。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多样，风格特异，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在诗歌创作上，白居易追求语言的清新易懂。据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作品读给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妇女听，问其是否理解，如果不理解，他会换成一种更通俗易懂的写法，直到她们能理解为止。王安石在《陈辅之诗话》中云：“世间好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已被乐天道尽。”此论显然切中了白诗语言通俗易懂的特性。那么白居易的这种风格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数量词的大量使用，如：“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庭槐》）；“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勤政楼西老柳》）等等。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了明白如话、易于理解、结构淡化、节奏感强的特点。其次，他的诗歌有意识不避俗字俚语，并且吸纳民歌语言特征，还喜用口语，如“不买”、“得吃”、“不见”、“怪得”等。再次，他的诗好用浅显的比喻、平易的典故，极力摒除华丽夸张的修饰，深奥难懂的典故，这使得他的诗平易近人。此外，他的咏物诗的散文式句法也表现了他诗歌语言通俗的一面。律诗语言要求严谨，他却用常人说话的口吻来写，使得语言顺序合乎一般的用语习惯，具有散文色彩。如《客中月》：“客从江南来，来时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见清光圆……”，这首诗未用僻字、难字，不看注释也能读懂，充分展现了白诗语言通俗的优势。正是因为这种语言风格特点，胡适称赞白居易为“歌唱自然的诗人”。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白居易的诗歌定为“白话文学”。反过来再看胡适的诗歌则会发现，在他的《尝试集》中也有大量这样的平淡中见深情的诗歌作品，如“小星躲尽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中秋》）、“雨脚渡江来，山头冲雾出，雨过雾亦收，江楼看落日”（《江上》）、“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鸽子》）等此类诗作。这些诗好用数量词、口语，在诗风上浅近平易，流畅自然。无疑继承了白居易诗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特征。
第二， 叙事情调的诗歌风格。在我国文学史上，叙事诗并不发达。在《长恨歌》《琵琶行》之前，较有影响的的长篇叙事诗可谓屈指可数，《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算是其中翘楚之作。白居易却在中唐敘事散文、唐传奇兴盛的大背景影响下，把叙事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白居易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等四大类。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这些诗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好用赋体，这使得他的诗歌叙事性强。《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长篇叙事诗，堪称乐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这两篇叙事诗都具有故事情节曲折而完整，结构层次分明，人物形象塑造鲜明，主题寓涵深永的特点，是叙事与抒情无缝对接的感人佳作。其它讽谕诗诸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缚戎人》《江南遇天宝乐老叟》以及《霓裳羽衣歌》等，也都是有人物形象及情节梗概的优秀叙事诗。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的早期新诗及后来的新诗都承袭了乐天诗叙事情调的风格。如胡适早期的《弃父行》《游万国赛珍会感赋》《观爱国女校运动会纪之以诗》，《去国集》里的《老树行》《去国行》，以及新诗《尝试集》中的《“赫贞旦”答叔永》《奔丧到家》《文学篇》《上山》等等的大量诗歌作品，都含有明显的叙事成分，而隐约叙事中又常弥漫着抒情。
其三，胡适与白居易之间隔代的精神对话将关于“为人生”的诗歌写作之风重新推向了新的历史舞台。在继承“古典诗歌现实主义”这一传统时，胡适的新诗受白居易诗歌影响极大。但也正是胡适当时的努力让白居易的诗学理论也在新诗的精神深处找到自己的巢穴，但反过来白居易的诗风又为新诗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难能可贵的是，胡、白诗风从来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在彼此的较量、交融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白居易曾提出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有所为而作”的诗歌主张。这与他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意见领袖，胡适充分肯定白居易“有所为而作”的主张，并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地宣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还将其定位为“写实主义”。这就为新文学的启蒙诗学路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白居易的“有所为而作”的文学主张反映在文学实践中最突出的就是状写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的阴暗，运用诗歌讽谕社会。正如他在《新乐府序》中强调的：“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新乐府》组诗里白居易用政治家的犀利眼光和诗人的敏锐感受将当时的许多社会积弊大胆揭露了出来，体现出了诗人人道主义的情怀。《卖炭翁》一诗中诗人就对宦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强买强卖、掠夺劳苦大众的行为极为愤怒，因此写下诗篇以此揭露宦官们的罪恶，而《井底引银瓶》在发出对受到封建礼教迫害的女性深切同情的同时，实际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白居易倡导的“有所为而作”的诗歌主张，其出发点和归宿还是为了维护君权的长久利益，难以体现为思想自由、为个体解放的“有所为而作”的精神。但胡适在肯定白居易这一主张的同时，却能将其发展成为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观：让诗歌关注民生疾苦，揭露时政弊端的同时，又能张扬个性解放，帮助国人成为符合现代理念的现代人。如他在诗歌《老鸦》中以“老鸦”自比，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抉择。而“老鸦”的内心独白以及这首诗歌里彰显的自我与自由精神均是过去封建社会里不曾有的言论。
三.文本实践中的恰切回应
如果说白居易通俗化的诗风，使得为文人士大夫所垄断的诗歌艺术走出了“象牙塔”，那么胡适主张的“白话入诗”等诗学实践，则更是让诗歌主动贴近了现代生活。下面就以二人的诗歌文本为例进一步展现他们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先看着两首。
白居易的《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真珠月似弓。
胡适的《蔚蓝的天上》：
蔚蓝的天上，
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云；
暖和的日光，
斜照着一层一层的绿树，
斜照着黄澄澄的琉璃瓦
只有那望不尽的红墙，
衬得住这些颜色！
下边，
一湖新出水的荷叶，
在凉风里笑的狂抖。
那黝绿的湖水，
也吹起几点白浪，
陪着那些笑弯了腰的绿衣女郎微笑！
同为写景的诗，前者全诗纯用白描的手法，用清新浅近的语言，描写初秋薄暮的自然景色，意境和谐宁静，亲切动人。后者则用全新的白话来状写自然之景。但当我们细读：“蓝天里浮着白云”、“阳光斜照着绿树、琉璃瓦”、“笑得狂抖的荷叶”这些词句之时，新诗的语言似乎更能赋予自然景色以现代气息，让人产生一种现代社会的轻快、愉悦的感受。 再如，胡适的《希望》一诗：“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这首诗也是用白话写的，无论何时读来都是朗朗上口，不仅音律美，而且是那样的令人亲切，甚至会令读者的脑海中生成一种怀旧的清新画面。这就是胡适最可贵的地方，他不用大词、炫词，以极为朴实的现代语词就深深打动了读者。他的“白话入诗”主张及文本实践真正让诗歌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說，在表达个人情感、产生的启蒙作用方面，新诗的贡献是不可小觑的。这样，现代诗歌就不仅仅是文化精英的“独语”，更有了成为大众表达自我意识的可能。
再看自由体诗歌。胡适新诗从诗歌形式来讲，展现了古典诗向现代诗蜕变的一个过程。我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诗和杂言诗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到唐代的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宋词的繁荣和散曲创作的波澜起伏后，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状态，而新诗的出现无疑是文人杂言诗的新发展。虽然在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下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即事名篇，无依无复”（根据内容自拟新题），但从语言形式上来说还是没有打破旧体诗的严律，依然被形式的枷锁所束缚，如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馀。市作矮奴年进送，
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
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
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
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
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
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这是一首杂言诗，语言形式上尽管采用了“三——三——七”的句式，让人觉得灵活多变，但依然是在一种程式化的体制内创作，略显滞板，没有体现更多的“自由灵活性”；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则从语言形式及诗体上冲破了旧体诗的“藩篱”，在形式和思想上都获得了双重解放。如胡适《尝试集》中的《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这些词句都是散漫灵活而又自由的句式，完全不受语言形式的束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浅显的词却精准地表达了现代人的技术哲思，诗歌中流露的自由思想是古典旧体诗所无法表达的。这首诗很好地践行了诗人胡适要求“诗体大解放”的理念。
情感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诗歌向来有着深厚的底层情怀。从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到胡适的“言之有物”，都让人体会到了两位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控诉。白居易的诗歌就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与元九书》中，他曾给诗歌下过简明的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认为，作为具有审美艺术形式的诗歌，源于人们的感情；感情是构成诗歌四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而在《寄唐生》里白居易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之”的主张。当我们读到他的《卖炭翁》等诗歌时，一定会对冷酷无情的统治者产生无比愤恨之情，而当读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时，也必定会被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真挚爱情所深深打动。而《琵琶行》中凄惨的描写：“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更直观地展现了白居易浓烈的底层写作立场。 再如，《上阳白发人》一诗非常详细叙述了深宫怨女的悲惨人生。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
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
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
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
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
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
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
这首诗描写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淫欲，从民间征集大量年轻美貌的女子入宫。而这些年轻女子们一旦入宫后，就进入了暗无天日的岁月：既见不到亲人，也不能享有美好的爱情，只能在极度的寂寞中度过余生。对于她们来说，宫中的生活无异于牢狱。诗中塑造的白头宫女上阳人的形象，反映了封建时代宫女的怨旷之苦，从诗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尖锐地控诉，以及这种控诉背后的强烈情感。这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情感，无疑是诗人白居易心底流出的肺腑之音。
胡适“言之有物”的诗歌主张，同样在诗歌里也流露出了强烈的同情底层的情感。如《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
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
他们用不着墓志铭：
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干！干！
胡适诗中的“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曾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用炸弹炸良弼“成功而死”的彭家珍。民国建立后合葬了这四位烈士，墓前四面碑只有一面刻了杨禹昌烈士的事迹，其余三面空无一字。民国十五年，胡适在天津梦见四烈士，醒来遂作此诗。胡适在诗中热情讴歌了四烈士的丰功伟绩和牺牲精神。读此诗我们能感觉到诗人强烈的感情流溢于字里行间。而《双十节的鬼歌》里有这样诗句：“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袁世凯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显然，这些诗句无不让人感受到胡适那种峻急激切的情感。
胡适的新诗追求“言之有物”要有思想情感，白居易也强调诗歌要注重情感表达。所不同的是，同样面对社会流弊，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诗人白居易，只能用稍顯含蓄深沉的笔调来表达强烈的情感立场，而胡适的诗则直接坦率地控诉对社会政治的不满，呼唤人民的觉醒。胡适的这些新诗实践，让人想起马尔库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的主体性和客观性的领域内，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显然，在当时，胡适以更为新奇、大胆的形式，完整地实践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学理念，在启蒙大众方面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可以说，正是胡适在现代的时空里恰切地回应了古典诗学时代的白居易诗风，从文学演变的角度给现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动力与广博的思想资源，从而真正开启现代中国人的启蒙思想风暴，也事实上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在现代的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一般项目15BZW177；贵州民族大学2015年人才引进科研项目15XRY021；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后期资助项目16FZW042；教育部2016年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6YJC75103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