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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历史文献纪录片话语中的转述现象，从视角转换的角度，对转述所形成的转述话语进行了分析。视角转换体现于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时空表达方式等一系列变化上，依据言说者对原述者的指称方式、指示代词的使用和言说者与原述者的时空关系，本文区分了不同的转述视角，并以此为依据归纳了历史文献纪录片转述话语的类型。
关键词：转述话语;视角转换;转述视角
转述话语（reported speech）最初指的是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各种引语。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句法上归纳引语与原话语在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时态等方面的转换规则，根据语言形式划分出引语的各种类型。比如，Page（1973）将小说中人物话语的引述方式分为8种。Leech&Short（1981）[1]针对文学语篇划分出直接引语/思想、间接引语/思想、自由直接引语/思想、自由间接引语/思想和言語行为的叙述语等类型。
国内与转述话语相关的传统研究，集中在修辞学对引用辞格的研究上，比如陈望道（2006）《修辞学发凡》将“引用”辞格定义为：“文章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2]此外，吕叔湘、朱德熙（1978）在《语法修辞讲话》中提到了“引述”（对原话的复制）、“转述”（转述语义，字句改变）和“局部引述”（一半引述、一半转述）等概念。
如同某些句法现象必须在超越句子的更大范围内才能被充分观察、分析一样，人们逐渐意识到引语研究不只涉及到原话语和引语的转换，也应包括将引语引入当前话语的话语，即本文所说的“引导语”。不同学者对引导语的功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引导语属于转述者的话语。[3]另外一些学者，比如Tannen（1989）认为转述话语是一种“建构性”话语，无论是引导语还是引语都是转述者的创造性活动。
目前对转述语这种“‘会话中的会话’现象确实没有公认的术语”。（Janssen&Wurff 1996：3），既有研究成果也大多来自于对日常口语交际和书面语篇的分析。而在电视纪录片中，时空阻碍被超越，影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融为一体，纪录片中的转述话语呈现出异于会话和书面语篇的特征。本文以历史文献纪录片《敦煌》为例，从转述视角的角度，对转述话语重新进行了界定与分析。
一、言说者、转述者、转述话语
“话语”是“行动中的语言”，是“陈述的外现”，[4]。“陈述”就是“将语言占为己有（appropriation）的一个过程”，“就是通过个体使用行为实现的语言的实际运用”[5]。历史文献纪录片是“利用以往拍摄的新闻片、纪录片、影片素材以及相关的真实文件档案、照片、实物等作为素材进行创作，或加上采访当事人或与当时的人物和事件有联系的人，来客观叙述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纪录片。”[6]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承担“叙述”功能的说话人，即为纪录片的“言说者”，通常为画外音或承担解说功能的主持人。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言说者，如果提及了先前另一次言说行为及其所生成的话语，则言说者实施了转述行为，转述行为所形成的话语即为转述话语。先前另一次言说行为的实施者为原述者，其所生成的话语为原述语。原述语在转述行为中转化为引述语。将原述语引入转述者话语的话语为引导语。也就是说，转述话语由引导语和引述语组成。比如：
例1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
例1的言说者即纪录片的画外音，原述者为元荣。“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为引述语，“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为引导语。
二、视角转换
话语首先预设了说话者（即纪录片的言说者），同时预设了受话者（即纪录片的观众），“所有的陈述都预设着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受话人，而前者有意以某种方式影响后者。”[7]随着陈述发生而产生的说话者“我”就是处于“现在-这里”正在进行陈述的个体，“你”是“我”指认的作为受话者而在场的个体。
除了人称代词“我”、“你”以外，与当前言说行为相关的还有指示词的选择，诸如“这”、“这个”、“这里”，以及各种时间性的表达。如果言说行为离开“现在-这里”（本维尼斯特称为话语时位，即言说的当下[8]），人称代词、指示词、时空表达等都要随之转换。比如：
例2 那一年是公元312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是西晋永嘉六年。 “致辉煌的纳尼司巴尔大人的寓所，一千次一万次祝福，臣仆纳尼班达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写信人名叫纳尼班达，是一位粟特商团的首领，收信人是他远在撒马尔罕的雇主。
言说者占据话语时位“现在-这里”，指称公元312年为“那一年”，对原述者的指称是“写信人”和专名“纳尼班达”。而从引述语中对收信人的称呼可以推知引述语是依据原述者的话语时位定位。
对于纪录片来说，言说者与听者的交际活动发生在电视观众（听者）打开屏幕的一刹那。电视屏幕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此时此地”的时空环境，用以承载交际活动。比如：
例3这件写巻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径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
屏幕为言说者“我”，听者“你”和言说对象——写卷提供了一个“此时此地”共享的交际时空。首次指称一个实体，如果使用指示代词“这”，意味着所指与指称者在空间或心理上距离较近，所指是一个容易辨别出来的对象。在屏幕上，“这件写卷”对于“你”、“我”而言都是可视的，实际上的时空分离对言说行为造成的障碍不复存在。
随着话语的展开，言说者可能离开原点“现在-这里”，占据时空中的另一个点进行言说。我们把言说过程中由当下的“现在-这里”转换为其他时空进行言说，称为视角转换。 导致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等引语形式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转述过程中转述者选择了不同的转述视角，而判断转述视角的依据在于人称代词、指示词、时态及其他表达时空的语言形式。
三、转述语类型
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由于影像的加入，转述者可以随意改变与原述者的时空关系。依据转述者与原述者的时空关系，转述话语分为三类：
第一、转述者占据自我的“现在-这里”，与原述者保持一定距离。
转述者对原述者的指称使用无定指名词、修饰语+专名、专名、代词“他”等等方式。当原述者不可知、没有必要提及，或转述者不想提及的时候，原述者可以不出现在转述话语中，或者转而指称原述语。比如：例3这是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物。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隱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敦煌》中指称原述者的方式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种：
1.限定语+专名，比如：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现代学者胡适、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等等。
限定语多为“定语+中心语”一般涉及原述者的身份、职业，或者其众所周知的行为。限定语一方面标明引述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帮助观众根据自己的百科知识迅速提取所指对象。同时，限定语也是转述者凸显自己价值判断的主要方式之一。比如说对兰登·华尔纳的指称，转述者使用了“盗取”、“臭名昭著”等情感色彩鲜明的词语。
2.“一+量词+限定语+的+名词”短语，用于初次引入的原述者。比如：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等
3.专名。比如：斯坦因、王道士等等。
直接使用专名的条件是，在主体话语中，已对指称对象有了交代。比如：他叫斯坦因，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等等。
前文没有任何交代，直接使用专名指称的情况仅限于不会对观众理解造成障碍的原述者，比如：玄宗皇帝、李白、白居易等等。
对中国观众来说，这些人物耳熟能详，即使没有限定和修饰，观众也可以迅速提取出专名的所指。可以推想，如果《敦煌》翻译成外语，拿到国外播放，则必须为这类内容添加更多的信息。
4.无定虚指的名词短语，比如：后世、后人、人们、敦煌当地人、专家们等。
按照詹姆斯·费伦的说法，用这种无名、无特征的无定虚指的方式来指称人物的做法是对人物的“主题化”，人物只是一个“清楚的主题的标志”（2002：132）。
5.代词“他”。通常情况下，使用“他”仅限于非初次提及的情况。根据廖秋忠（1986）、陈平（1987）、徐赳赳（1990）、许余龙（2004）、屈承熹（2006）等的研究，零形式和代词是保持话题延续性的主要手段。因此，“他”用于已经引入话语的原述者。
6.用无定虚指名词短语指称原述语，使用信源插入语的形式。比如：依照佛经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的修行，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
第二、转述者转换至原述者视角进行转述，历史文献纪录片通常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言说：
1.转述者代原述者言说。例4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引述语中没有表示空间因素的词语，一方面是因为有影像的加入，空间的判断对观众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使引述语有了原述者对自己言说的色彩，后置的引导语回到转述者时位，“这”回指了引述语，拉开了转述者与引述语的距离。同时，“这些经卷”又体现了转述者和观众共享“现在-这里”的话语时位。
2.转述者模拟原述者语音。例5.对于一般人通常产生畏惧的沙漠，（斯坦因探险队照片）他却说，（探险队模拟，驼队搬演）“我时常希望再次回到自由宁静的沙漠中去”。
3.由演员扮演原述者言说。例6.“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 ”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引述语的发出者不再是转述者，而改为原述者的扮演者。扮演者身份由影像字幕标明，同时扮演者的服装、道具等又明示被扮演者是原述者。
第三、转述者隐退，只以原述者身份言说，也即转述者与原述者重合，无引导语。
例7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沿途进行地图测绘的情景，而这一张是他对冰山进行的专业勘测。 “我们是个向前行进的大旅行队，除骆驼外，还有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
此类转述话语中，由于没有引导语，原述者完全通过语音特质明确自己的身份，类似于小说中的意识流，转述者“仿佛坐在主人公的大脑里”[9]，当下话语时位“现在-这里”随着转述者的隐身而消失。与此类转述语同现的影像多为照片，或者虚拟影像。
四、结语
电视这种大众媒介将文字、语音、影像等多种媒介融为一体，一方面使囿于时空的转述行为发生变化，获得一定的自由，比如使用近指示词“这”指称本不在“现在-这里”的实体;另一方面也使存于其中的转述话语呈现出有别于书面文本和口语交际的特征。
转述视角的改变是转述话语产生不同类型的根本原因。对于纪录片来说，转述常常会选取原述者视角，这与制造“转述者的在场感”有关。与转述话语搭配同现的影像通常是相关文献的影像，有时使用虚拟技术，使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活起来”。纪录片话语中的转述行为和转述话语倾向于凸显原述者的“现在-这里”，或者在话语和技术的帮助下，言说者和观众移动到原述者的话语时位。 注释：
[1]Leech，G. & M. Short. 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M]. London：Longman，1981.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7月第4版第1次印刷P.1.
[3]辛斌 陈腾澜 《语篇的对话性分析初探》 《外国语》1998年第5期 P.8-13.
[4]同上.
[5][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著 王东亮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年P.159.
[6]傅红星著，单万里主编 《写作胶片上的历史》，《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P.486.
[7][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著 王东亮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P.270.
[8]同上 P.150.
[9]弗洛伊德 创作家与白日梦[A] 伍鑫甫现代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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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辛斌.引语研究_理论与问题[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1）：1-6.
作者简介：高磊（1973-），女，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关键词：转述话语;视角转换;转述视角
转述话语（reported speech）最初指的是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各种引语。研究的重点在于从句法上归纳引语与原话语在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时态等方面的转换规则，根据语言形式划分出引语的各种类型。比如，Page（1973）将小说中人物话语的引述方式分为8种。Leech&Short（1981）[1]针对文学语篇划分出直接引语/思想、间接引语/思想、自由直接引语/思想、自由间接引语/思想和言語行为的叙述语等类型。
国内与转述话语相关的传统研究，集中在修辞学对引用辞格的研究上，比如陈望道（2006）《修辞学发凡》将“引用”辞格定义为：“文章夹插先前的成语或故事的部分”。[2]此外，吕叔湘、朱德熙（1978）在《语法修辞讲话》中提到了“引述”（对原话的复制）、“转述”（转述语义，字句改变）和“局部引述”（一半引述、一半转述）等概念。
如同某些句法现象必须在超越句子的更大范围内才能被充分观察、分析一样，人们逐渐意识到引语研究不只涉及到原话语和引语的转换，也应包括将引语引入当前话语的话语，即本文所说的“引导语”。不同学者对引导语的功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引导语属于转述者的话语。[3]另外一些学者，比如Tannen（1989）认为转述话语是一种“建构性”话语，无论是引导语还是引语都是转述者的创造性活动。
目前对转述语这种“‘会话中的会话’现象确实没有公认的术语”。（Janssen&Wurff 1996：3），既有研究成果也大多来自于对日常口语交际和书面语篇的分析。而在电视纪录片中，时空阻碍被超越，影像、声音、文字等多种媒介融为一体，纪录片中的转述话语呈现出异于会话和书面语篇的特征。本文以历史文献纪录片《敦煌》为例，从转述视角的角度，对转述话语重新进行了界定与分析。
一、言说者、转述者、转述话语
“话语”是“行动中的语言”，是“陈述的外现”，[4]。“陈述”就是“将语言占为己有（appropriation）的一个过程”，“就是通过个体使用行为实现的语言的实际运用”[5]。历史文献纪录片是“利用以往拍摄的新闻片、纪录片、影片素材以及相关的真实文件档案、照片、实物等作为素材进行创作，或加上采访当事人或与当时的人物和事件有联系的人，来客观叙述某一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纪录片。”[6]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承担“叙述”功能的说话人，即为纪录片的“言说者”，通常为画外音或承担解说功能的主持人。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言说者，如果提及了先前另一次言说行为及其所生成的话语，则言说者实施了转述行为，转述行为所形成的话语即为转述话语。先前另一次言说行为的实施者为原述者，其所生成的话语为原述语。原述语在转述行为中转化为引述语。将原述语引入转述者话语的话语为引导语。也就是说，转述话语由引导语和引述语组成。比如：
例1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
例1的言说者即纪录片的画外音，原述者为元荣。“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生成佛”为引述语，“藏经洞遗留的原件当中，有一份《仁王般若经》，末尾写到”为引导语。
二、视角转换
话语首先预设了说话者（即纪录片的言说者），同时预设了受话者（即纪录片的观众），“所有的陈述都预设着一个说话人和一个受话人，而前者有意以某种方式影响后者。”[7]随着陈述发生而产生的说话者“我”就是处于“现在-这里”正在进行陈述的个体，“你”是“我”指认的作为受话者而在场的个体。
除了人称代词“我”、“你”以外，与当前言说行为相关的还有指示词的选择，诸如“这”、“这个”、“这里”，以及各种时间性的表达。如果言说行为离开“现在-这里”（本维尼斯特称为话语时位，即言说的当下[8]），人称代词、指示词、时空表达等都要随之转换。比如：
例2 那一年是公元312年，按照中国的纪年是西晋永嘉六年。 “致辉煌的纳尼司巴尔大人的寓所，一千次一万次祝福，臣仆纳尼班达如同在国王陛下面前一样行屈膝礼……。”写信人名叫纳尼班达，是一位粟特商团的首领，收信人是他远在撒马尔罕的雇主。
言说者占据话语时位“现在-这里”，指称公元312年为“那一年”，对原述者的指称是“写信人”和专名“纳尼班达”。而从引述语中对收信人的称呼可以推知引述语是依据原述者的话语时位定位。
对于纪录片来说，言说者与听者的交际活动发生在电视观众（听者）打开屏幕的一刹那。电视屏幕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此时此地”的时空环境，用以承载交际活动。比如：
例3这件写巻名为《三界寺一切入藏经目录》，它长达六米，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写卷的题记中说，“弟子三界寺比丘道真，乃见当寺藏内径论部帙不全，遂乃启颡虔诚，誓发宏愿，……”
屏幕为言说者“我”，听者“你”和言说对象——写卷提供了一个“此时此地”共享的交际时空。首次指称一个实体，如果使用指示代词“这”，意味着所指与指称者在空间或心理上距离较近，所指是一个容易辨别出来的对象。在屏幕上，“这件写卷”对于“你”、“我”而言都是可视的，实际上的时空分离对言说行为造成的障碍不复存在。
随着话语的展开，言说者可能离开原点“现在-这里”，占据时空中的另一个点进行言说。我们把言说过程中由当下的“现在-这里”转换为其他时空进行言说，称为视角转换。 导致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等引语形式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转述过程中转述者选择了不同的转述视角，而判断转述视角的依据在于人称代词、指示词、时态及其他表达时空的语言形式。
三、转述语类型
在历史文献纪录片中，由于影像的加入，转述者可以随意改变与原述者的时空关系。依据转述者与原述者的时空关系，转述话语分为三类：
第一、转述者占据自我的“现在-这里”，与原述者保持一定距离。
转述者对原述者的指称使用无定指名词、修饰语+专名、专名、代词“他”等等方式。当原述者不可知、没有必要提及，或转述者不想提及的时候，原述者可以不出现在转述话语中，或者转而指称原述语。比如：例3这是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藏经洞文物。后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隱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
《敦煌》中指称原述者的方式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种：
1.限定语+专名，比如：当时著名国学家陈寅恪、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现代学者胡适、那位曾经因盗取莫高窟壁画而臭名昭著的兰登·华尔纳等等。
限定语多为“定语+中心语”一般涉及原述者的身份、职业，或者其众所周知的行为。限定语一方面标明引述语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帮助观众根据自己的百科知识迅速提取所指对象。同时，限定语也是转述者凸显自己价值判断的主要方式之一。比如说对兰登·华尔纳的指称，转述者使用了“盗取”、“臭名昭著”等情感色彩鲜明的词语。
2.“一+量词+限定语+的+名词”短语，用于初次引入的原述者。比如：一个叫王圆禄的道士、一位驻扎酒泉的满族官僚等
3.专名。比如：斯坦因、王道士等等。
直接使用专名的条件是，在主体话语中，已对指称对象有了交代。比如：他叫斯坦因，有人说他是那一代最惊人的探险者等等。
前文没有任何交代，直接使用专名指称的情况仅限于不会对观众理解造成障碍的原述者，比如：玄宗皇帝、李白、白居易等等。
对中国观众来说，这些人物耳熟能详，即使没有限定和修饰，观众也可以迅速提取出专名的所指。可以推想，如果《敦煌》翻译成外语，拿到国外播放，则必须为这类内容添加更多的信息。
4.无定虚指的名词短语，比如：后世、后人、人们、敦煌当地人、专家们等。
按照詹姆斯·费伦的说法，用这种无名、无特征的无定虚指的方式来指称人物的做法是对人物的“主题化”，人物只是一个“清楚的主题的标志”（2002：132）。
5.代词“他”。通常情况下，使用“他”仅限于非初次提及的情况。根据廖秋忠（1986）、陈平（1987）、徐赳赳（1990）、许余龙（2004）、屈承熹（2006）等的研究，零形式和代词是保持话题延续性的主要手段。因此，“他”用于已经引入话语的原述者。
6.用无定虚指名词短语指称原述语，使用信源插入语的形式。比如：依照佛经记载，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因为经过累世的修行，做了种种牺牲，才最终得道成佛。
第二、转述者转换至原述者视角进行转述，历史文献纪录片通常采取以下几种方式言说：
1.转述者代原述者言说。例4斯坦因一脚踏入藏经洞，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都历历在目。“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这是斯坦因第一次看到这些经卷时发出的感叹。
引述语中没有表示空间因素的词语，一方面是因为有影像的加入，空间的判断对观众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使引述语有了原述者对自己言说的色彩，后置的引导语回到转述者时位，“这”回指了引述语，拉开了转述者与引述语的距离。同时，“这些经卷”又体现了转述者和观众共享“现在-这里”的话语时位。
2.转述者模拟原述者语音。例5.对于一般人通常产生畏惧的沙漠，（斯坦因探险队照片）他却说，（探险队模拟，驼队搬演）“我时常希望再次回到自由宁静的沙漠中去”。
3.由演员扮演原述者言说。例6.“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 ”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引述语的发出者不再是转述者，而改为原述者的扮演者。扮演者身份由影像字幕标明，同时扮演者的服装、道具等又明示被扮演者是原述者。
第三、转述者隐退，只以原述者身份言说，也即转述者与原述者重合，无引导语。
例7这张照片记录了斯坦因沿途进行地图测绘的情景，而这一张是他对冰山进行的专业勘测。 “我们是个向前行进的大旅行队，除骆驼外，还有十五匹马，三十头毛驴。”
此类转述话语中，由于没有引导语，原述者完全通过语音特质明确自己的身份，类似于小说中的意识流，转述者“仿佛坐在主人公的大脑里”[9]，当下话语时位“现在-这里”随着转述者的隐身而消失。与此类转述语同现的影像多为照片，或者虚拟影像。
四、结语
电视这种大众媒介将文字、语音、影像等多种媒介融为一体，一方面使囿于时空的转述行为发生变化，获得一定的自由，比如使用近指示词“这”指称本不在“现在-这里”的实体;另一方面也使存于其中的转述话语呈现出有别于书面文本和口语交际的特征。
转述视角的改变是转述话语产生不同类型的根本原因。对于纪录片来说，转述常常会选取原述者视角，这与制造“转述者的在场感”有关。与转述话语搭配同现的影像通常是相关文献的影像，有时使用虚拟技术，使以文字为载体的文献“活起来”。纪录片话语中的转述行为和转述话语倾向于凸显原述者的“现在-这里”，或者在话语和技术的帮助下，言说者和观众移动到原述者的话语时位。 注释：
[1]Leech，G. & M. Short. 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M]. London：Longman，1981.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7月第4版第1次印刷P.1.
[3]辛斌 陈腾澜 《语篇的对话性分析初探》 《外国语》1998年第5期 P.8-13.
[4]同上.
[5][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著 王东亮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年P.159.
[6]傅红星著，单万里主编 《写作胶片上的历史》，《纪录电影文献》，中国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P.486.
[7][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著 王东亮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年4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P.270.
[8]同上 P.150.
[9]弗洛伊德 创作家与白日梦[A] 伍鑫甫现代西方文论选[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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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磊（1973-），女，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