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冬，江西数万名干部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开赴各个山头办垦殖场。上饶地专机关400名干部深入到武夷山脉腹地的五府山安营扎寨，创办了五府山垦殖场。
　　时年24岁的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离开赣东北报社，加入了建设山区的大军，来到五府山，一干就是30年。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30年呢？这一段上山的历程，是和共和国一起走过的，许多极其平凡的事，今天回想起来，却让人感奋不已。
　　刚上山时我们来不及盖房子，暂时分散住在农民家中。我住的那个小山村，只有二十多户人家，它被武夷山峦重重包围着，山清水秀，花树掩映，一条长长的山路通到山下，山岭上有一亭子，亭子上有一木匾，上书“白云深处”，可见小山村地势之高了。
　　传说很早以前，有个汉子从老远的地方用担子挑进了生计，带了他的女人，起了草棚，升了炊烟，那汉子便是小山村的祖先。
　　不知过了多少年，小山村才有了这一片土墙围的竹瓦房，有了一坡坡熟地，一弯弯梯田茶园。
　　世世代代，山民们都燃松片照明。这里老松树极多，极富油性，点燃几根松明，便把屋里照得通亮，放出缕缕松香。
　　第二年，我被派往省城学习测量。6个月结业后，我们便背着仪器，端着标杆，摇着三角小红旗，把公路从山外引了进来。第一辆“解放牌”开进了五府山，许多村民都跑来看汽车，用手抚摸，啧啧称赞：“嗬，这汽车的两只眼睛好大！”“嘟嘟嘟”的喇叭声，使沉睡千年的大山苏醒了，大批竹木被装上了汽车运走了。
　　接着，我们又测绘出一幅蓝图，附近各村的农民扛起锄头、钢钎，挑起土箕，把咆哮的河水拦腰截断，又从山腰上凿开石壁，让河水从山腰的引水渠高高地抛下。于是，水电站隆隆的机声轰响了，山沟沟里挂上了“夜明珠”，从此告别了松光照明的历史。生产队长用广播安排当天农活。有的买来了“红灯牌”收音机，说这木盒子里装了一个大世界！有了这“顺风耳”，山区不再闭塞了。
　　这里山多田少粮食不够吃。集体生产制度极严，不准农民种自留地，不准上山挖冬笋、打猎、采药材，山民们每年要去山外买进磨过粉的红薯渣作补充粮食。农家心不贪，只求能果腹，再难下咽的粗粮也不嫌。“两稀一干”的日子过了那么多年，什么都要凭票证去买，也未见有人怨天怨地，咒爹骂娘，还把苦日子当甜日子过呢！有对比就有区别，人们每每谈论那个时期的生活，无不对今天倍加珍惜了。
　　包产到户后，接着山林也开始由村民承包办“家庭林场”，山和田，都由农民各自经营了，山区开始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我原先住过的那个小山村背后，有一座海拔1400米的高山，叫金钟山，形似一个钟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民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迫切地追求文化生活了。于是选定金钟山建电视差转台。群众听说建差转台，山区就可看到电视了，都非常踊跃帮助挑砖、挑瓦、挑水泥上山。很快，一座银光闪闪的电视差转台，出现在金钟山的山顶上。
　　我的老房东是老猎户，他第一个买来电视机，用两根长毛竹接成一根天线杆，高高地矗在屋顶上，像一支长笛，把一个个欢乐之夜吹进了小山村。大家吃过晚饭，便搬来小凳子，坐在他家看电视。房里坐不下，老猎户便把电视机搬到庭院来，得意地说：“我免费给大家看！”有人听了不服气，便买来了彩电，比黑白的好看。于是，小山村升起了电视机热，整个五府山区掀起了电视机热，房顶上，相继升起了一根根电视天线杆，像一根根标杆，标志着山民们新的生活水准和脱贫的第一个里程！
　　泥墙围的土房，开始让位于红砖瓦房和钢筋水泥结构的平顶房和“小洋楼”；昔日被松明熏黑的墙壁，早已在山民的目光中消失。
　　1987年回城，我两鬓斑白。青春在山上度过，目睹山区的巨大变化，让人欣慰。30年的山区生活，对我个人来说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选择决定命运，无怨无悔。走出大山时，我还频频回头。
　　责编/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