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地域小说，人物的行走，可找到“有形”地圖的对应。这也是一部记忆小说，六十年代的少年旧梦，辐射广泛，处处人间烟火的斑斓记忆，九十年代的声色犬马，是一场接一场的流水席，叙事在两个时空里频繁交替，传奇迭生，延伸了关于上海的“不一致”和错综复杂的局面，小心翼翼的嘲讽，咄咄逼人的漫画，暗藏上海的时尚与流行；昨日的遗漏，或是明天的启示……即使繁花零落，死神到来，一曲终了，人犹未散。
　　金宇澄：
　　全部方言思维，尝试不同的样式。我一直积压这样的兴趣。
　　我们长期拥有优秀的小说和优秀的小说家，深度阅读、习作发表空间都很乐观，作为编辑更多的是看来稿，关心另一些问题——除我们习惯的、通常的方式外，有没有别的方法？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读者要求更高，眼界更宽，再难懂的叙事，再如何前后颠倒，跳来跳去的西方电影——这一点西方总走在前面——都可以懂。我总觉得我们熟悉的常用叙事，是从前年代的信息闭塞形成的，那时候人大概更寂寞，更需要叙事的详尽，需要完整，不厌其烦的解释流露，大量的"塑造"。最近我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发现这种老电影的叙事速度，越来越慢了，切换镜头，演员开口，都那么慢条斯理，字正腔圆的一种慢，实在是慢得不耐烦——像我读稿子常常产生的厌倦，当然这并不是旧方法的变慢，是环境越来越快——环境完全变了，越是我们曾经认同的手法，越出现明显的老化，引发我的迟钝和不满，感觉到旧和某种假。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多年来，读者更注意非虚构作品的原因。它们更有现场的魅力，不那么慢，那么端，那么文学腔，那么一成不变讲故事。时代需要变，时刻在变，《繁花》的变数是不一样的态度，人物自由，进进出出，方言和对话，貌似随意的推进，旧传统装饰元素，旧瓶新酒，新瓶旧酒的尝试。这是我心中的文学，笔底的"繁花"。
　　《江南三部曲》格非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12
　　江南三部曲是著名作家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作者在坚守高贵艺术性的同时，用具有穿透力的思考和叙事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的衍变轨迹。江南三部曲分别是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格非谈《江南三部曲》：
　　在马哈福兹的影响下产生创作动机
　　格非坦言，自己深受埃及现代主义作家马哈福兹的影响。在读到《世代寻梦》之后，深受震撼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动机。
　　《江南三部曲》分别讲述了辛亥革命、二十世纪50年代及当今世界三个时间段的故事。格非谈到，这个纪年方式模仿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即所传式、所闻式、所见式。
　　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4月
　　《这边风景（套装共2册）》是王蒙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因各种缘由未曾付梓，但在《王蒙自传》和各版本评传中都有所提及，因而是一本早有耳闻却迟迟未露面的小说。书中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带有历史沉重的份量，又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塑造得极为生动，悬念迭生，矛盾冲突集中，独具新疆风情，情节精彩，语言机智幽默。
　　王蒙谈《这边的风景》：
　　创作留有遗憾
　　王蒙：遗憾太多了，但是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是王蒙，我不是帕斯捷尔纳克，更不是索尔仁尼琴，我没有他的那种性情，他的那种情感我能理解，但我写不出那样的东西，我更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写作，我也没有汪曾祺那么闲情逸致，我就是我，我只是王蒙，不是别人，我只能按照我的路子写。比如说“四清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在这里，我留下的不是一部控诉的书，而是一部爱的书。
　　如果说让我完全自由挑选，也许我不会挑选到新疆伊犁。但这是命运，命运把我扔到那里去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所指出的作家要彻底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我是一个践行者，哪怕是被动的践行者。这是一种生活，是一种命运。这是一条路。重看《这边风景》的时候，我到处看到王蒙的痕迹。
　　这本书其实已经被我埋葬过一次。1978至1979年我觉得这本书难以问世了。2012年这本书被我的孩子们很偶然地发现，他们非常喜欢读，评价非常高，我重读后也百感交集。感觉到一些有兴趣的问题，有兴趣的歧义，有兴趣的见解，这种见解不但对于别人来说是新鲜的，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
　　小说里有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比如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边疆、民族团结，在我们这个祖国大家庭里，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面貌，更需要有《这边风景》一类的作品展现。只要生活没有停止，就仍然有吃喝拉撒睡、有爱情、有唱歌，西瓜仍然是甜的。（节选至《南方日报》）
　　李佩甫 / 作家出版社 / 2012
　　《生命册》作者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生命册》中，既有对二十世纪后半期政治运动中乡民或迎合或拒绝或游离的生存境况的描摹，亦有对乡人“逃离”农村，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诱惑面前坚守与迷失的书写。
　　继创作了长篇小说《羊的门》和《城的灯》之后，河南作家李佩甫“平原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生命册》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周，李佩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他用了50年时间准备。“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李佩甫借用泰戈尔诗句表达自己内心的自省。在书中，他用第一人称“我”回望了中国城市和乡村时代变迁的轨迹。
　　《生命册》主人公吴志鹏喝着百家奶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不想再跟农村牵扯上关系，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可逃，家乡无梁村的喜怒悲欢，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被来自乡亲们的请求搞得心力交瘁，也因无力帮助他们而羞愧，终于放弃教师职业而“下海”。在城市，他跟着大学同学“骆驼”一起打拼出一片天下，但在发觉到好友野心膨胀之后，他毅然离开了“骆驼”，并开始用客观的视角冷静地审视着“骆驼”所做的一切。
　　从1999年的《羊的门》到2003年的《城的灯》，再到今年推出《生命册》，李佩甫用13年时间构筑了他的“平原三部曲”。“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时间和认识的跨度，过程不能超越。”李佩甫表示，《生命册》是他三部作品中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从开始创作这部小说到完成，大概花了5年时间。但毫不夸张地说，我也准备了50年。我觉得如果写一个心灵跨度50年的人，至少要有50年的心理储备和酝酿过程。”
　　苏童《黄雀记》/作家出版社/2013年8月
　　为了保持遗照的“新鲜”，祖父年年都要拍遗照。某天，少年保润替祖父取遗照，从相馆拿错了照片，他看到了一张愤怒的少女的脸。他不知道是谁，却记住了这样一张脸。
　　有个年年拍遗照、活腻透了的老头儿，是谁家有个嫌贫贱的儿媳都不愿意看到的。祖父的魂丢了，据说是最后一次拍照时化作青烟飞走了。丢魂而疯癫的祖父没事儿就去挖别家的树根，要找藏有祖先遗骨的手电筒。
　　儿媳嫌弃，儿子不争，祖父只好交给医院关照。祖父不屈不挠，开始“破坏”医院的树木。周围的人都被祖父气疯了，照看祖父这件事自然落在了保润身上。为了驯服不安分的祖父，保润发明出了自己独特的绝招——娴熟的“捆人”技术以及五花八门的绳结。祖父变得服服帖帖，保润也成了医院里的大名人，不断地被请去驯服那些不安分不听话的病人。
　　苏童谈《黄雀记》：
　　我不在先锋的江湖上？
　　苏童：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以前的好多中短篇文本，包括九十年代的长篇《城北地带》，都是香椿树街系列，都是我造的街景。而这次的《黄雀记》，是造街运动的一项大工程，我为这条街道修建了一个广场，还有一座隐隐约约的庙堂，更多的居民停留在此，献上他们卑微的香火，以及卑微的祈愿，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
　　先锋与古典，其实在文学意义上是平等的，不存在进步与落后之分。作为我个人来说，不同时期的创作面目有很大的不同，恰巧有个阶段被纳入了先锋阵营，我不觉得是误会，只不过对于我而言，做一个可持续的小说家的意义大于一个先锋小说家的意义，所以，我现在不在先锋的江湖上，但那个江湖的血气方刚，于我是一种美好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