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看看吧，免费参观，正宗老北京、老天桥。”每天下午，于小章都会在他的魁德社门口，用地道的老北京吆喝招呼门前经过的游客。魁德社在延寿街，距离前门不远，因此常常会有逛胡同的游客经过。
　　延寿街的小剧场
　　游客好奇进来时，会发现魁德社是间七八平米大的屋子，若是五六个人同时进来就会显得很拥挤。在这间屋子里，左面墙靠里的位置，挂着三弦、“哈拉巴”（用牛骨头做成的乐器，据传最初是朱元璋讨饭时用的）和快板等乐器。
　　通常，于小章会先指着左面墙上的老照片逐一介绍，“这是我爷爷于德魁，他是曲艺十老之一，最早在天桥表演，您看这是他们十老的合影；这是我父亲于少章，人称三弦圣手，给周旋和胡蝶伴奏过；我叫于小章，是魁德社第三代传人。”
　　说起魁德社，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提到老天桥，很多逛北京的游客可能就来了兴趣。因为在解放前，许多江湖艺人都曾在天桥“撂地”。所谓“撂地”，行话叫“画锅”，就是在地上画个白圈儿，作为演出场子，锅是做饭用的，画了锅，有了场子，艺人就有碗饭吃了。繁盛时期，在天桥学艺、卖艺、传艺和生活的民间艺人达五六百人。北京很多民间艺术家都是从天桥走出来的，包括相声大师侯宝林、评书演员连阔如、北京琴书演员关学曾、评剧中的“刘巧儿”新凤霞等。于小章的祖父于德魁也是天桥有名的京韵大鼓艺人，于小章的父亲于少章则是曲艺界三弦名家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
　　当发现游客对民间艺术感兴趣时，于小章会满脸笑容地和游客商量，“我可以给您来上几段儿，表演完了您给点儿小费就成。”一般来说，每一位观众给的费用大多是50元。这50元的价格包括一段三弦弹唱、一段哈拉巴和一段快板说唱，总体差不多十几分钟演完。
　　旺季时，像这样的表演，于小章每天差不多有十场，运气好时，遇到出手大方的游客，一次会给他一两百元，但这样的时候很少，“一年也就一两次”。淡季时，游客少，愿意花钱听曲儿的人更少，于小章有时一天都开不了张。
　　在日复一日的表演中，于小章常会遇到砍价的游客，他也不认真计较，照样表演，因为“收费标准是活的。您要是嫌多，就少给点儿。您要是有钱愿意多给，您就多给点儿”。这一点沿袭了天桥搭棚唱戏时代的传统曲艺表演风格，根据观众喜好随便给。
　　至于每个月具体能赚多少钱，于小章没认真核计过，“旺季的时候，挣的多点儿，淡季的时候少点儿，就像波浪一样，围着三千块转，正好够房租钱。”魁德社这间门面和后面的两间房是于小章租来的，租金是每月三千块。
　　三千块的收入，按照北京现在的平均工资收入来算，并不多，远远比不上他祖父那时的收入，“我爷爷在天桥有一个大茶馆，平时他组织人在茶馆里演出。等到王公大臣家里需要时，就去王府里演，一场演下来赚的钱就够买一个大房子了”。只是，这样的场景于小章并没有亲见，他祖父的辉煌年代以及京韵大鼓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如今，会这门技艺的民间艺人也越来越少。“曲艺不挣钱，挣钱特别地难。”于小章说。在投入和回报远远不成比例的情况下，曲艺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学着玩儿”，但并不适合作为谋生的手段。
　　曾经的辉煌
　　早先的时候，如果仅从收入来说，于小章认为情况还不错，他最津津乐道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段时光。那时，因为父亲调职，搬到洛阳生活的于小章赶上了好时光，他和几个相识的朋友組了剧团，在全国各地走穴表演。剧团给他的演出费是每场30元，他基本每天演两场，一个月下来可以赚到近两千块。据一位老人回忆，1980年时100多元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按当时的物价折算，100多元可以买550斤大米。1980年正在大学读书的魏先生每月的补助是14.5元，其中的10元就够一个月的伙食费，而且伙食很好，经常能吃到肉。每月两千块的收入，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因此在电视机、录音机还是稀罕物的年代，于小章家里早早添置了这些引领潮流的物品。
　　如果时光一直这样延续，于小章即便不能重振前辈们的辉煌，把民间曲艺发扬光大，至少能让自己的生活很滋润，然而这样的日子随着越来越少的听众逐渐消失。上世纪90年代，影视业蓬勃发展，加上电视机、录像机等载体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听众失去了现场观看曲艺表演的兴趣，曲艺表演进入低谷，在后来走穴的日子里，于小章的演出费越来越少，这让 “曾经挣过大钱”的他很难接受。
　　1993年于小章回到了久违的北京，开始了新的演艺生活。他先后在恭王府、北影厂明清一条街、什刹海以及前门附近的长宫饭店表演过，后来因为分账不均、经营者停止投资等各种问题离开。2006年，于小章选择了游客众多的延寿街扎脚，他认为这里客源多，收入有保障。于是，延寿街就出现了这个只有一位演员，一次容纳五六位观众的小剧场，网上有人称它为 “北京最小的曲艺园子”。
　　古语云“四十不惑”，然而对年逾六十的于小章来说，他有着解不开的心结。魁德社以及祖传的曲艺会有怎样的将来，于小章不敢去想，“我这一辈子太累了，能在这里再挣点钱，家里生活再好点，我只能想到这儿。以后这点东西没人传怎么办，还没敢想，也因为精力所限，也没法想。”因为曲艺无法给他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于小章从不主张他专门从事这个行业，他告诉儿子，“这个可以当玩儿，但不能当正式工作。像郭德纲那样的全国有几个啊？别想出名的事情，没有那种事情。就是好好上学、挣钱。”
　　另一方面，他却始终在等待着一个人，一个懂艺术又愿意投资的人，他认为只要有一个适当的机会，凭借父辈们的声名和自己的功底，他可以把曲艺做得更好，“这个一定能火，甚至能超过郭德纲”。只是，他不知道这个剧场还能撑多久，偶尔他会自嘲，“这一辈子也许等不着这个人了，自己就这个穷命了，再想也没用。”
　　难逃的宿命
　　如果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宿命使然，于小章的际遇似乎变得很好解释。事实上，传了三代的魁德社面临如今只有一个人支撑的局面，却并非仅仅是于小章认为的缺少一个机会而已。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社会能够给人们提供的娱乐种类和形式越来越多，旧时作为主要供人们消遣娱乐的方式——戏曲，有了太多的可替代方式，这些娱乐方式必然将从前的观众分流出来很多，使得传统的曲艺面临着票友流失，没有市场的尴尬境地。而一个行业若想要兴盛，必然要有庞大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缺失了这样的消费群体，于小章自然很难再“挣大钱”。
　　不仅于小章会面临这样的遭遇，被于小章常常拿来做比较的郭德纲和德云社，早几年也同样面临过门可罗雀的窘况，在表演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元素之后，才逐渐赢得了听众。
　　这些艺术，真的没有人喜欢了吗？答案并非如此。在一些戏剧频道播放的节目里，我们常常能看到很多年轻票友的面孔。很多人在学习和探究这些古老的艺术，然而这并不能阻挡这些行业被边缘化、被替代的命运。
　　从娱乐的角度来说，没有了观众支持，衰微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忙碌的现代人眼中，选择听一场依依呀呀的戏曲，远不如和朋友们到KTV飙歌或看一场电影更能让自己放松。作为减压的娱乐方式，旧时代的表演形式或许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因为“京剧是农耕时代的产物，适合当时人们慢悠悠的节奏”。在生活节奏快，娱乐形式多的当下，无论是“阳春白雪”的昆曲还是“下里巴人”的京剧，想要赢得上世纪万人空巷的场面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从时代发展来看，我们似乎更能理解于小章们的落寞。在20世纪中叶，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了，伴随着这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革命改变的，还有人们的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们的需求变得和以往不同了，众多行业也随着和人们契合度的不同发生着变化。正如前不久的一条消息，英雄牌钢笔生产商上海英雄集团发公告，公开转让49%股权，要价仅250万元人民币。英雄钢笔曾被誉为中国的“国笔”，是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等的专用签字笔，但现在一切都成为了昔日辉煌。是英雄钢笔的品质变了呢？未必。只怕是人们的选择变了。
　　又或者，不是于小章不努力经营他的魁德社，而是再努力也无法力挽狂澜。新的科技产品替代旧有产品后，一些行业势必走向没落，对于那些在大时代下逐渐被边缘的行业以及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该何去何从，或许是一个更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