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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4月7日，现代著名学者胡适第一次登上庐山，别墅林立、风情万种的牯岭山城令i明适大为惊奇。胡适在欧美留学多年，剥西方的建筑及风土人情颇为了解，没想到在千古文化名山居然看到了这么多典雅、熟悉的西方建筑，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深深感到庐山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世外桃源”，而是中西文化交汇、风土人情开放、文明进步的乐土，胡适在考察庐山的文稿中提出“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其中之一，就是牯岭山城“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说到牯岭山城，就不能不提到一个英国传教士的名字，他叫“李德立”。1885年，22岁的李德立从英格兰来到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传教，武汉、南京、九江等地的酷热，令他苦不堪言。当他在1886年夏季登上庐山时，凉爽的气候使他恍如来到另一个世界，极有商业眼光的李德立当即发现，谷宽坡缓、水源充足的庐山山顶极适宜建造较大规模的别墅群，是一块上帝厚爱的宝地，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他按照英文表示清凉的词汇“Cooling”的谐音，给庐山山上起了一个“牯岭”的名字。李德立随即着手进行开发牯岭的前期工作，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在1895年取得了牯岭黄金地段——长冲区域999年的租借权，随之便成立了“牯岭开发公司”。正式拉开了牯岭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牯岭开发公司对长冲区域作了极为科学的规划：以长冲河为轴线展开，平坦的河漫滩上种植着草坪和花木，山坡上点缀着星罗棋布的别墅，起伏错落，争奇斗艳，与山峰、河流、林木花草共同组成极适宜人类居住的生存环境，至1905年，长冲河两侧已按规划建造别墅147栋1928年胡适上庐山时，别墅已增至700余栋，分别代表18个国家的建筑风格，使牯岭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城市和花园城市相结合的模型，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影响。
比胡适晚三年上庐山的李四光同样对牯岭山城极为关注，他以一个地质学家的眼光对牯岭山城的形成作了科学的考察，认为牯岭山城的形成与庐山独特的地形地貌有着密切关联。李四光1932年索性在牯岭买了 栋别墅，以便随时来庐山进行科研和讲学。李四光的别墅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石构两层，大部分房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标本，李四光常常整天待在这些石头之问，时而用尖嘴镐头敲敲打打，时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乐趣无穷。1936年，他陪同患病的妻子在庐山住了将近一年，在此栋别墅里惊悉“西安事变”的爆发，后又深为共产党不计前仇，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尽力斡旋的义举所感动。1970夏天，81岁高龄的李四光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最后一次上庐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他特意于会议闲暇中来到他以前的别墅，在已成为当地高级接待用房的别墅里走来走去，重温在这里度过的难忘的岁月。
李四光1932年前后居留庐山时，时常去拜会一位前辈，他就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陈三立，李四光和陈三立的两个儿子——大画家陈衡恪(师曾)、国学大师陈寅恪都是好友。陈三立1929年以77岁的高龄上庐山定居，直到1933年才离开。陈三立居住的“松门别墅”成为当时文人名流的聚会场所，文人们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论天下大事，《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权威报刊时常发表特派记者写自牯岭的有关报道，很受读者欢迎。常来“夏都”牯岭避暑办公的蒋介石早就想见见这位在戊戌变法中大名鼎鼎的“维新四公子”，但陈三立对他不积极收复“东三省”失地、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总以各种理由不见他。有次蒋介石在松树路散步，随从告诉他陈三立就住在附近，蒋介石马上循路来到“松门别墅”。陈三立听到家人通报，当即从后门溜走。蒋介石闻报，也只有笑着说了一句：此乃真名士也。
说起庐山别墅，近代大诗人徐志摩和别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徐志摩1924年7月上旬来庐山，长住了一个半月。他与好友张歆海住在小天池旁的一栋漂亮别墅里，边避暑消夏，边翻译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前不久在中国访问时的大量演讲稿和诗歌。泰戈尔自4月12日来中国访问，直到6月初才离华，徐志摩、林徽因一直陪伴在泰翁的身旁。
夏季的庐山很适宜脑力工作，但徐志摩的翻译工作却时常被一件事所打断，因为徐志摩常被住处附近的石工号子所吸引，竟无法静下心来，徐志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与歆海住庐山一个半月，差不多每天都听到那石工的喊声，一时缓，一时急，一时断，一时续，一时高，一时低，尤其是那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声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里的悲声?”庐山那一栋栋精美典雅的别墅正是这些石工们喊着号子，艰辛地筑成，而他们的生活，却是那么悲苦。徐志摩终于按捺不住，走出别墅，去石工劳作的工地和家中采访，深为石工们的艰辛和坚韧 所感动，庐山石工歌使他想起俄罗斯的名曲《伏尔加船夫曲》，它们都是发自劳苦大众的内心深处，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徐志摩一反他婉约清雅的诗风，用极为雄浑、铺排的语言创作了名诗《庐山石工歌》。
一批批的名人来了，又走了，留下一个个故事和逸闻，和牯岭山城的别墅长相厮守，让一代代后人前来寻觅，前来聆听。
说到牯岭山城，就不能不提到一个英国传教士的名字，他叫“李德立”。1885年，22岁的李德立从英格兰来到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传教，武汉、南京、九江等地的酷热，令他苦不堪言。当他在1886年夏季登上庐山时，凉爽的气候使他恍如来到另一个世界，极有商业眼光的李德立当即发现，谷宽坡缓、水源充足的庐山山顶极适宜建造较大规模的别墅群，是一块上帝厚爱的宝地，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他按照英文表示清凉的词汇“Cooling”的谐音，给庐山山上起了一个“牯岭”的名字。李德立随即着手进行开发牯岭的前期工作，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他终于在1895年取得了牯岭黄金地段——长冲区域999年的租借权，随之便成立了“牯岭开发公司”。正式拉开了牯岭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牯岭开发公司对长冲区域作了极为科学的规划：以长冲河为轴线展开，平坦的河漫滩上种植着草坪和花木，山坡上点缀着星罗棋布的别墅，起伏错落，争奇斗艳，与山峰、河流、林木花草共同组成极适宜人类居住的生存环境，至1905年，长冲河两侧已按规划建造别墅147栋1928年胡适上庐山时，别墅已增至700余栋，分别代表18个国家的建筑风格，使牯岭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城市和花园城市相结合的模型，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影响。
比胡适晚三年上庐山的李四光同样对牯岭山城极为关注，他以一个地质学家的眼光对牯岭山城的形成作了科学的考察，认为牯岭山城的形成与庐山独特的地形地貌有着密切关联。李四光1932年索性在牯岭买了 栋别墅，以便随时来庐山进行科研和讲学。李四光的别墅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上，石构两层，大部分房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标本，李四光常常整天待在这些石头之问，时而用尖嘴镐头敲敲打打，时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乐趣无穷。1936年，他陪同患病的妻子在庐山住了将近一年，在此栋别墅里惊悉“西安事变”的爆发，后又深为共产党不计前仇，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尽力斡旋的义举所感动。1970夏天，81岁高龄的李四光以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最后一次上庐山，参加在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他特意于会议闲暇中来到他以前的别墅，在已成为当地高级接待用房的别墅里走来走去，重温在这里度过的难忘的岁月。
李四光1932年前后居留庐山时，时常去拜会一位前辈，他就是清末民初的大诗人陈三立，李四光和陈三立的两个儿子——大画家陈衡恪(师曾)、国学大师陈寅恪都是好友。陈三立1929年以77岁的高龄上庐山定居，直到1933年才离开。陈三立居住的“松门别墅”成为当时文人名流的聚会场所，文人们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纵论天下大事，《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权威报刊时常发表特派记者写自牯岭的有关报道，很受读者欢迎。常来“夏都”牯岭避暑办公的蒋介石早就想见见这位在戊戌变法中大名鼎鼎的“维新四公子”，但陈三立对他不积极收复“东三省”失地、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总以各种理由不见他。有次蒋介石在松树路散步，随从告诉他陈三立就住在附近，蒋介石马上循路来到“松门别墅”。陈三立听到家人通报，当即从后门溜走。蒋介石闻报，也只有笑着说了一句：此乃真名士也。
说起庐山别墅，近代大诗人徐志摩和别人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徐志摩1924年7月上旬来庐山，长住了一个半月。他与好友张歆海住在小天池旁的一栋漂亮别墅里，边避暑消夏，边翻译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前不久在中国访问时的大量演讲稿和诗歌。泰戈尔自4月12日来中国访问，直到6月初才离华，徐志摩、林徽因一直陪伴在泰翁的身旁。
夏季的庐山很适宜脑力工作，但徐志摩的翻译工作却时常被一件事所打断，因为徐志摩常被住处附近的石工号子所吸引，竟无法静下心来，徐志摩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与歆海住庐山一个半月，差不多每天都听到那石工的喊声，一时缓，一时急，一时断，一时续，一时高，一时低，尤其是那浓雾凄迷的早晚，这悠扬的声调在山谷里震荡着，格外使人感动，那是痛苦人间的呼吁，还是你听着自己灵魂里的悲声?”庐山那一栋栋精美典雅的别墅正是这些石工们喊着号子，艰辛地筑成，而他们的生活，却是那么悲苦。徐志摩终于按捺不住，走出别墅，去石工劳作的工地和家中采访，深为石工们的艰辛和坚韧 所感动，庐山石工歌使他想起俄罗斯的名曲《伏尔加船夫曲》，它们都是发自劳苦大众的内心深处，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徐志摩一反他婉约清雅的诗风，用极为雄浑、铺排的语言创作了名诗《庐山石工歌》。
一批批的名人来了，又走了，留下一个个故事和逸闻，和牯岭山城的别墅长相厮守，让一代代后人前来寻觅，前来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