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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小自旗
1940年年底，我生于四川绵竹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姐妹各一。父母见我从小聪明，于是3岁入学发蒙，9岁那年正好四川解放，进入绵竹县中。年纪太小，约束力太差，所以到了县城里就玩开了心，不小心留了级，到13岁(1954年)才考入当时川西北唯一的重点高中绵阳高中(即如今著名的绵阳市南山中学)。
1957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缩减高考录取人数，全国所有大学招生人数是107000人。我幸运地成为了了其中之一，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虽然按照中央文件，当年八学的大学生只参加反右，不划右派，但还是搞了“拔白旗”、 “交心”等准反右运动，曾经公开表态想当历史学家的我，就成了“白专典型”和“个人主义典型”，成了当时被拔掉的一杆小白旗，遭受“典型批判”，而且一直上纲“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虽未戴帽，但从此被冷落、疏远，用今天的话说，成了一名边缘人。因此，大跃进之中诸如大炼钢铁、大搞“科研”、大办“民兵师”(全川大改编为一个“民兵师”，一个系成为一个“团”，一个班就是一个“连”)等等，虽然我都和大家一样地参与了，却总是站不到队伍的中心。
大炼钢铁时我们全都不上课了， “奋战了”大半年，在校内主要是“炒钢”和制砖。按照书上的理论，生铁加了碳，经过化学反应，就会转化为钢。因此，每天当一卡车一卡车从各地搜集来的各类铁器被拉进川大以后，我们就把铁器砸碎，放进“炒钢炉”，再用一卡车一卡车从各地搜集来的各类木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家中是木匠，他几次说有檀木和红豆)燃烧加温，同时用一根大木棒在碎铁里“炒”动增碳，接着再把冷却的铁块敲打成砖形一于是，“钢”就这样炒成了，运走了。后来听说，其实仍然是一些碎铁块。在校外，我们主要是修建一条为了新建的成都钢铁厂使用的、从唐家寺通往青白江的公路的路基，印象最深的是挖一座桥的基坑，夏天多雨，坑里一直有水，没有抽水机，半个多月都在基坑里齐腰深的泥浆里干活，女生们成立了“丁佑君战斗队”，和我们男生一样“战斗”。我后来得知，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这次“战斗”而得了严重的妇科病，这也算是大炼钢铁在我身边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之一。
我的“历史科研大跃进”
实话实说，当年我对大跃进是拥护的，虽然不是很积极，虽然我们历史系甚至在研究制造“超声波洗衣机”中真的把衣服撕破了，但是当我读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红旗》上发表文章说太阳能对农田的照射所转化的生物能肯定可以高产几万斤的时候，我是相信的。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沸腾，所以促使属于边缘人的我也在思考以自己的行动怎么大跃进。我决定在课余时间摸索着搞科研，我追随了当时十分崇拜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学术新潮，选择了当时历史学“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想为张献忠翻案。
张献忠是四川农民战争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当时历史学界没有对他的历史地位做出什么研究，没有新的评价。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认真读书而让老师感到心寒的缘故，所以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地下活动”给予了在当时完全是有风险的支持。一位是我们系教明清的女教授黄少荃老师，她要从目录学入手，先读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一位是图书馆管线装书的林名钧老师，他允许我进丛书室与特藏室读书，甚至违章破例地在放暑假时把线装书外借，让我带回绵竹老家去读。
就在整个中国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日子里，就在成天考虑着如何填饱肚子的日子里，我花了两年多的课余时间，偷偷摸摸地写出了《张献忠传论》一书的初稿。因为黄少荃老师明确告诉我，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张献忠，所以她不能帮我审改稿子，要我寻求校外的专家。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把稿子寄给了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任过云南省省长的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真想不到，郭校长不仅看了稿子，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于是我更大胆地寄给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先生。更想不到的是，稿子得到了吴晗先生的重视，他作了一些修改，还亲笔回了一封长信。
1962年春天，大跃进的热度减退了，提倡读书了，强调学风了。川大决定搞一次“学风展览”，班上动员我拿些读书笔记参展，我这时才拿出了我的书稿和抄写的大量资料，成为学风展览的亮点，引起了校系领导的注意。6月份，学校搞毕业论文答辩试点，文理科各一名，我被选中参加答辩，论文就是我书稿中的一节。
因为是试点，所以来了一些记者。答辩试点结束以后，新华社记者周祖佑对系领导和我做了采访。1962年8月下旬，新华社发了长篇通讯《一篇毕业论文的诞生》。按当时的规定，新华社的通讯全国大报都必须刊载， 《人民日报》载了，《光明日报》还是头版。据我所知，这是新华社仅有的一次就一个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发出的长篇通讯。
1967年，我“宁死不屈”
“文革”开始以后，川大成了全省大风暴的中心。我经过了一个从“保守派”到“中间派”再到“造反派”的过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急风暴雨，成为了川大造反派“八二六”一名主力。1967年的春夏，成都地区的矛盾极为复杂，中央发出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当时普遍简称为“红十条”)，使两派冲突更加白热化。
5月19日，川大革委会按照“红五月”抢收抢种的传统，决定和往年一样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劳动，到琉璃场帮助农民割麦子。与我们对立的产业军正在搞“农村包围城市”，认为我们是要去下乡搞武斗，作了精心安排，在我们队伍行进的过程中来了个大包围，把我们川大师生抓了“俘虏”。我们这些“俘虏”也就在关押之中“学习红岩英雄”，继续坚持“革命”，我还成为了关押在中兴场粮仓这一部分“俘虏”的头。
一天，我被蒙上眼睛，押到一处丘陵地坡土下方常见的“沙凼”边，盘问我一些关于派系斗争的问题，要我按他们的要求“认罪悔过”，再按这种“认罪悔过”进行录音。我拒绝，就被对方推下“沙凼”，然后就一边向“沙凼”中铲土，一边逼着我按他们的要求“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
这是要干什么?是要活埋我!几分钟之内，我进行了关于生与死的最严酷的思想斗争。我想当“英雄”，可是我这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就完蛋了，我妈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呀!我想“投降”，可是想到以后就是“革命叛徒”，这一辈子也有如猪狗。我一方面激烈斗争，一方面一言不发。就在泥土将要淹没到腰间时，对方停止铲土，把我刨了出来。原来他们是在吓我，逼我投降。我后来一直在想，如果对方继续铲土，真要活埋我。我到底是当“叛徒”还是当“英雄”?不知道。根据我当时的情况，估计真要把泥土埋过了腰部，快到胸部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死到临头”之时才能做出最后决定，此前的一切都是空谈。我还没有到那一刻，没有到那“死到临头”的感觉，我现在真的难以想象我可能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被关押了一个多月，终于被解放军营救回校，我是全川大最后一个回校的。当时大家以为我已经“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光荣献身了，谁知我还曾经如此“宁死不屈”，于是我又一次 成为了全校注目的人物。我自己也因为这次“生死考验”而成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派，日以继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我曾经是著名的派报《八二六炮声》的五名编委之一；我曾经是川大《八二六》的发言人，在校内外作过若干场“形势报告”；我到过川西地区武斗最严重的中江前线了解情况；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对立派的“巢穴”之中调查研究……一句话，我想从“象牙之塔”中的“修正主义苗子”变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心甘情愿“接受考验”。
这是一种时代的大潮，是一步一步地在错误的“革命路线”之中付出青春，今天的年青人大多认为我们当年是在发疯。
凉山罹祸“反革命”
1968年夏，已经“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各条战线也相对平静了。中央文件要求，所有已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必须离校。我被分配到了出版社，这时的我本来想平静下来，恋爱结婚。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在出版社还没有平静三个月，又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被通知回川大与川大的本科毕业生一道到凉山州甘洛县军垦劳动。所谓“军垦”，就是完全按部队管理(我们还发枪，只是不发子弹)，在部队农场劳动，但非现役军人，所以我们按文件的原话，把自己叫做“但非兵”。
“但非兵”的劳动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是十分乏味的，心情是十分苦闷的。在这里，我有了又一次人生的经历。
一百多青年学生，被困在了大山里，几乎与世隔绝，信息的闭塞是“老九”们最大的痛苦之一。有一天，有同学说： “你是研究生，拿钱比我们多，去买个收音机来大家听吧!”我同意，就让无线电系的同学去买了一台收音机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就围着调试收听。老天爷也真会作弄人，我们第一次听收音机，听到中央台之后，一下子就听到了美国之音，第一次听美国之音，就听到美国之音正在播报阿波罗号十一当天登月成功的重大新闻!大学生们对于这一人类的重大科技成就极为关注，立刻互相转告。
祸事也就这样来了。因为，按当时的政策，聚众收听敌台，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罪行。
抓捕、关押、审讯、劳动，一关就是一年多!一天，负责看押我的一个班长悄悄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将我作为“四类分子”押回原籍，交生产队监督劳动。当时，我感觉如五雷轰顶!
要知道，我是父母的骄傲，在川大读完了研究生，要让我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当“四类分子”，只能是把我老母亲活活气死!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押回原籍，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自杀的问题。我选择了两种方式：一是扑高压变电箱，一是跳下几十米深的悬崖。就在我决定活一天是一天，一旦宣布就自杀的时候，突然又派人把我押回川大，继续审查。原来是因为根据“林副统帅”的指示，全国要清查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川大又是全省重点，要办大“学习班”，川大需要我回去当“五一六”分子。于是我在分配工作两年多以后又回川大，进“学习班”接受审查和批斗。在这次学习班上，最难忘的不是对我的审查和批斗，而是黄少荃老师的自杀。她在自杀前一天还偷偷和我谈过一次话，自杀前两个钟头还和我在一起劳动。20多年以后，我尽最大努力收集她的文章(建国以后她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请一个小印刷厂印了两本论文集，一本送给她的女儿，一本留给自己，作为对老师永远的纪念。
林彪爆炸之后，清查“五一六”无极而终，我又不能留在川大，1972年底把我放回到出版社，摘编辑工作。
再作“反革命”进入监狱
1973年以后，全国仍然成天在搞“批林批孔”、 “评法批儒”，我这个学历史的也就有了好多书稿要编，过了相对安静的一段日子。但好景不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要求我们，凡是和“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有过联系的都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因为我在当时开展的“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运动中，就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向《红旗》杂志写过一封信，也就响应号召向组织上谈清楚了。就是因为这封读者来信，再加上又有“前科”，出于运动的需要，我再次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进了正式的监狱，时间是两年多。后来组织上认为我属于不应当逮捕关押的人，又把我放了，后来也补发了工资，当时叫“落实政策”。
两年多的监狱生活的感受当然很多，我只想说两点：第一，我所接触的政法干部是讲政策的，我未受虐待。监狱的正式名称是看守所，看守所的管教干事半开玩笑地说： “看守所的任务就是把你看到——守到——锁到!”他们也真的就是把我“看到——守到——锁到”，政法干部经过审察，知道我是不该进去的，所以还给了我照顾，让我率领近百个劳改犯修建新的监舍，让我这个书生从挖地基开始到现浇大屋顶，懂得了修楼房的全套知识。
第二，因为我的特殊身份，我能够在监狱里自由行动，接触到形形色色人等，我又以一个学历史者的敏感性，有意向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精头”了解了很多很多社会底层的情况，那些从前在书房里难以了解、不屑于了解的东西，生动鲜活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甚至在那时就察觉到了我国已经形成了初级的黑社会组织，还学了一些“行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学而优则仕，却往往缺乏与社会底层的接触。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我有机会开展了一场难得的社会调查。这以后，一些朋友把我叫“万金油”，说我似乎什么都懂一点。实话实说，我绝不是什么都懂，但是我比我的同辈们少了许多书生习气，这一点我是承认的，这与我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有很大关系。
拨乱反正，我“以一当六”
1979年冬天，我回到了出版社，算是这一辈子正式意义上的上班下班了，真正在作业务工作了，我进入了繁重的编辑工作的阶段。当时我很想回到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搞专业，但出版社坚决不放，因为这时我又成了一个“人才”。但是社里允许我每周半天可以不上班，去高校兼课。
就这样，在祖国进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时候，我也与之同步地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做正事，搞业务，用当时最流行的话说，是要“把丢失了的青春夺回来”。更何况我已经没有了青春，我已到不惑之年了，我一分钟都输不起了。
首先，努力作好本职工作，我编发了一系列的书稿，出了一系列的好书，协助社领导分担了不小的业务工作的担子。
其次，我先后在川大、川师等五所院校开设了好几门当时成都各高校都还未开过的新课，如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古代文字与古代社会、四川古代史、工具书使用法。我为川大中文系研究生开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时候，有几个系、所的10多个专业的学生来选课，高年级本科生也来选课，教室换了三次，最后是在最大的阶梯教室上课。
第三，我抓紧一切时间搞科研，截至1994年离开出版社，15年问，我大大小小出了二十几本书，其中有6本是学术专著，其中又有4本都是学术界从未写过的、不同方向的新课题。
有几年的年底，我都要算一下工作量，我似乎应当是做了六个人的工作量——按照出版的工作量，我每年工作量相当于三个责任 编辑；按照大学的工作量，我兼职开课相当于一个专职教授；按照社科院的工作量，我每年出版的书相当于两个研究员。
是青春的荒废和内心的悔悟使我有了超过常人的勤奋。以业余的科研来说，我每天晚饭我工作一小时，饭后工作3小时，星期天工作10小时，我从来没有节假日的区分，只要没有家务，没有来客，我是雷打不动要工作的。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员，我必须名副其实地争分夺秒。一些朋友爱与我谈经验教训，我承认，从奋力拼搏这一点来说，我与大家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从多面与快手这两点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另类。
与时俱进，走向社会
1994年，我离开出版社，成为一个渴望已久的可以不上班不打卡的自由人，一方面介入了多家企业的工作，我曾经是成都第一家大型房地产集团阳光集团的高级顾问，曾经在大邑组建过旅游文化公司，曾经是希望集团的研究室主任与新希望集团的总裁办主任，曾经是日本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的研究员，曾经在置信集团当了三个月的策划师，曾经当过三个月川菜酒楼的总经理(这完全为了体验生活)，曾经搞过两年园林景观的设计，甚至去张家界搞过旅游发展规划，去广东打工半年(也是为了体验生活)。另一方面，继续关注文化与学术，继续写书、搞电视节目、作文化产业策划。比如我在巴蜀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巴蜀文化志》一书，就是我白天去公司工作，晚上回家熬夜写出来的。我担任编剧与历史文化顾的电视片《天府的记亿》播出以后，一位记者对我作了整半天的专访，当时我正在一家酒楼当老总，无法分身，他就是在我既在给厨师长安排宴席菜单，又在给供货商的发票签字，还要处理服务员的辞职报告的情况下完成专访的。他
半开玩笑说：“这种专访一生中只有一次。”由于年龄愈来愈大了，不能太忙了，我从2006年以后就与企业脱钩，基本上是只搞文化与科研了。最近三年多，我的主要时间’都在写一本《成都街巷志》的书稿，已经写了70万字，目前正在作最后的修订。这本书是我一生中所有书稿中写得最难的、花时间最长的，因为我想为我们的后辈留下一本资料丰富的有关成都近代文化的好书。今年的主要任务，是要编一本名为《征程——成都解放六十年图志》的大型画册。明年的任务还没有定，很可能是开始我准备了20多年的《中国饮食史》或是《川菜研究》。今年是新中国60周年，也是我从读中学开始的60周年，是一个“甲子”。回顾这60年，我的一生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位哲人说过，每个人所得到的与失去的都是社会决定的。个人要与时代同步，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同步，我的生命特色反映国家的时代特色。我算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者，也是在身体力行地书写历史。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也就是国家历史的一个“分子”。请注意，这不是过去当了好久的“分子”了，这里的“分”字读一声，不读四声。
1940年年底，我生于四川绵竹一个农村小学教员家庭，排行老二，家中还有姐妹各一。父母见我从小聪明，于是3岁入学发蒙，9岁那年正好四川解放，进入绵竹县中。年纪太小，约束力太差，所以到了县城里就玩开了心，不小心留了级，到13岁(1954年)才考入当时川西北唯一的重点高中绵阳高中(即如今著名的绵阳市南山中学)。
1957年是建国以后第一次缩减高考录取人数，全国所有大学招生人数是107000人。我幸运地成为了了其中之一，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虽然按照中央文件，当年八学的大学生只参加反右，不划右派，但还是搞了“拔白旗”、 “交心”等准反右运动，曾经公开表态想当历史学家的我，就成了“白专典型”和“个人主义典型”，成了当时被拔掉的一杆小白旗，遭受“典型批判”，而且一直上纲“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虽未戴帽，但从此被冷落、疏远，用今天的话说，成了一名边缘人。因此，大跃进之中诸如大炼钢铁、大搞“科研”、大办“民兵师”(全川大改编为一个“民兵师”，一个系成为一个“团”，一个班就是一个“连”)等等，虽然我都和大家一样地参与了，却总是站不到队伍的中心。
大炼钢铁时我们全都不上课了， “奋战了”大半年，在校内主要是“炒钢”和制砖。按照书上的理论，生铁加了碳，经过化学反应，就会转化为钢。因此，每天当一卡车一卡车从各地搜集来的各类铁器被拉进川大以后，我们就把铁器砸碎，放进“炒钢炉”，再用一卡车一卡车从各地搜集来的各类木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家中是木匠，他几次说有檀木和红豆)燃烧加温，同时用一根大木棒在碎铁里“炒”动增碳，接着再把冷却的铁块敲打成砖形一于是，“钢”就这样炒成了，运走了。后来听说，其实仍然是一些碎铁块。在校外，我们主要是修建一条为了新建的成都钢铁厂使用的、从唐家寺通往青白江的公路的路基，印象最深的是挖一座桥的基坑，夏天多雨，坑里一直有水，没有抽水机，半个多月都在基坑里齐腰深的泥浆里干活，女生们成立了“丁佑君战斗队”，和我们男生一样“战斗”。我后来得知，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这次“战斗”而得了严重的妇科病，这也算是大炼钢铁在我身边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之一。
我的“历史科研大跃进”
实话实说，当年我对大跃进是拥护的，虽然不是很积极，虽然我们历史系甚至在研究制造“超声波洗衣机”中真的把衣服撕破了，但是当我读到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红旗》上发表文章说太阳能对农田的照射所转化的生物能肯定可以高产几万斤的时候，我是相信的。当时整个中国都在沸腾，所以促使属于边缘人的我也在思考以自己的行动怎么大跃进。我决定在课余时间摸索着搞科研，我追随了当时十分崇拜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的学术新潮，选择了当时历史学“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想为张献忠翻案。
张献忠是四川农民战争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但当时历史学界没有对他的历史地位做出什么研究，没有新的评价。可能是因为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认真读书而让老师感到心寒的缘故，所以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地下活动”给予了在当时完全是有风险的支持。一位是我们系教明清的女教授黄少荃老师，她要从目录学入手，先读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一位是图书馆管线装书的林名钧老师，他允许我进丛书室与特藏室读书，甚至违章破例地在放暑假时把线装书外借，让我带回绵竹老家去读。
就在整个中国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日子里，就在成天考虑着如何填饱肚子的日子里，我花了两年多的课余时间，偷偷摸摸地写出了《张献忠传论》一书的初稿。因为黄少荃老师明确告诉我，她从来没有接触过张献忠，所以她不能帮我审改稿子，要我寻求校外的专家。于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把稿子寄给了著名的历史学家、曾经任过云南省省长的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真想不到，郭校长不仅看了稿子，还提出了修改意见。于是我更大胆地寄给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明史专家、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先生。更想不到的是，稿子得到了吴晗先生的重视，他作了一些修改，还亲笔回了一封长信。
1962年春天，大跃进的热度减退了，提倡读书了，强调学风了。川大决定搞一次“学风展览”，班上动员我拿些读书笔记参展，我这时才拿出了我的书稿和抄写的大量资料，成为学风展览的亮点，引起了校系领导的注意。6月份，学校搞毕业论文答辩试点，文理科各一名，我被选中参加答辩，论文就是我书稿中的一节。
因为是试点，所以来了一些记者。答辩试点结束以后，新华社记者周祖佑对系领导和我做了采访。1962年8月下旬，新华社发了长篇通讯《一篇毕业论文的诞生》。按当时的规定，新华社的通讯全国大报都必须刊载， 《人民日报》载了，《光明日报》还是头版。据我所知，这是新华社仅有的一次就一个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发出的长篇通讯。
1967年，我“宁死不屈”
“文革”开始以后，川大成了全省大风暴的中心。我经过了一个从“保守派”到“中间派”再到“造反派”的过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急风暴雨，成为了川大造反派“八二六”一名主力。1967年的春夏，成都地区的矛盾极为复杂，中央发出的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当时普遍简称为“红十条”)，使两派冲突更加白热化。
5月19日，川大革委会按照“红五月”抢收抢种的传统，决定和往年一样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劳动，到琉璃场帮助农民割麦子。与我们对立的产业军正在搞“农村包围城市”，认为我们是要去下乡搞武斗，作了精心安排，在我们队伍行进的过程中来了个大包围，把我们川大师生抓了“俘虏”。我们这些“俘虏”也就在关押之中“学习红岩英雄”，继续坚持“革命”，我还成为了关押在中兴场粮仓这一部分“俘虏”的头。
一天，我被蒙上眼睛，押到一处丘陵地坡土下方常见的“沙凼”边，盘问我一些关于派系斗争的问题，要我按他们的要求“认罪悔过”，再按这种“认罪悔过”进行录音。我拒绝，就被对方推下“沙凼”，然后就一边向“沙凼”中铲土，一边逼着我按他们的要求“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
这是要干什么?是要活埋我!几分钟之内，我进行了关于生与死的最严酷的思想斗争。我想当“英雄”，可是我这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就完蛋了，我妈妈只有我这一个儿子呀!我想“投降”，可是想到以后就是“革命叛徒”，这一辈子也有如猪狗。我一方面激烈斗争，一方面一言不发。就在泥土将要淹没到腰间时，对方停止铲土，把我刨了出来。原来他们是在吓我，逼我投降。我后来一直在想，如果对方继续铲土，真要活埋我。我到底是当“叛徒”还是当“英雄”?不知道。根据我当时的情况，估计真要把泥土埋过了腰部，快到胸部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死到临头”之时才能做出最后决定，此前的一切都是空谈。我还没有到那一刻，没有到那“死到临头”的感觉，我现在真的难以想象我可能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被关押了一个多月，终于被解放军营救回校，我是全川大最后一个回校的。当时大家以为我已经“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光荣献身了，谁知我还曾经如此“宁死不屈”，于是我又一次 成为了全校注目的人物。我自己也因为这次“生死考验”而成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派，日以继夜地参加各种各样的“革命斗争”。我曾经是著名的派报《八二六炮声》的五名编委之一；我曾经是川大《八二六》的发言人，在校内外作过若干场“形势报告”；我到过川西地区武斗最严重的中江前线了解情况；我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对立派的“巢穴”之中调查研究……一句话，我想从“象牙之塔”中的“修正主义苗子”变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心甘情愿“接受考验”。
这是一种时代的大潮，是一步一步地在错误的“革命路线”之中付出青春，今天的年青人大多认为我们当年是在发疯。
凉山罹祸“反革命”
1968年夏，已经“全国山河一片红”了，各条战线也相对平静了。中央文件要求，所有已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必须离校。我被分配到了出版社，这时的我本来想平静下来，恋爱结婚。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在出版社还没有平静三个月，又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被通知回川大与川大的本科毕业生一道到凉山州甘洛县军垦劳动。所谓“军垦”，就是完全按部队管理(我们还发枪，只是不发子弹)，在部队农场劳动，但非现役军人，所以我们按文件的原话，把自己叫做“但非兵”。
“但非兵”的劳动是十分艰苦的，生活是十分乏味的，心情是十分苦闷的。在这里，我有了又一次人生的经历。
一百多青年学生，被困在了大山里，几乎与世隔绝，信息的闭塞是“老九”们最大的痛苦之一。有一天，有同学说： “你是研究生，拿钱比我们多，去买个收音机来大家听吧!”我同意，就让无线电系的同学去买了一台收音机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就围着调试收听。老天爷也真会作弄人，我们第一次听收音机，听到中央台之后，一下子就听到了美国之音，第一次听美国之音，就听到美国之音正在播报阿波罗号十一当天登月成功的重大新闻!大学生们对于这一人类的重大科技成就极为关注，立刻互相转告。
祸事也就这样来了。因为，按当时的政策，聚众收听敌台，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罪行。
抓捕、关押、审讯、劳动，一关就是一年多!一天，负责看押我的一个班长悄悄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将我作为“四类分子”押回原籍，交生产队监督劳动。当时，我感觉如五雷轰顶!
要知道，我是父母的骄傲，在川大读完了研究生，要让我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当“四类分子”，只能是把我老母亲活活气死!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押回原籍，我开始认真地考虑自杀的问题。我选择了两种方式：一是扑高压变电箱，一是跳下几十米深的悬崖。就在我决定活一天是一天，一旦宣布就自杀的时候，突然又派人把我押回川大，继续审查。原来是因为根据“林副统帅”的指示，全国要清查反革命组织“五一六”，川大又是全省重点，要办大“学习班”，川大需要我回去当“五一六”分子。于是我在分配工作两年多以后又回川大，进“学习班”接受审查和批斗。在这次学习班上，最难忘的不是对我的审查和批斗，而是黄少荃老师的自杀。她在自杀前一天还偷偷和我谈过一次话，自杀前两个钟头还和我在一起劳动。20多年以后，我尽最大努力收集她的文章(建国以后她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请一个小印刷厂印了两本论文集，一本送给她的女儿，一本留给自己，作为对老师永远的纪念。
林彪爆炸之后，清查“五一六”无极而终，我又不能留在川大，1972年底把我放回到出版社，摘编辑工作。
再作“反革命”进入监狱
1973年以后，全国仍然成天在搞“批林批孔”、 “评法批儒”，我这个学历史的也就有了好多书稿要编，过了相对安静的一段日子。但好景不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要求我们，凡是和“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有过联系的都必须向组织上说清楚。因为我在当时开展的“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运动中，就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向《红旗》杂志写过一封信，也就响应号召向组织上谈清楚了。就是因为这封读者来信，再加上又有“前科”，出于运动的需要，我再次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进了正式的监狱，时间是两年多。后来组织上认为我属于不应当逮捕关押的人，又把我放了，后来也补发了工资，当时叫“落实政策”。
两年多的监狱生活的感受当然很多，我只想说两点：第一，我所接触的政法干部是讲政策的，我未受虐待。监狱的正式名称是看守所，看守所的管教干事半开玩笑地说： “看守所的任务就是把你看到——守到——锁到!”他们也真的就是把我“看到——守到——锁到”，政法干部经过审察，知道我是不该进去的，所以还给了我照顾，让我率领近百个劳改犯修建新的监舍，让我这个书生从挖地基开始到现浇大屋顶，懂得了修楼房的全套知识。
第二，因为我的特殊身份，我能够在监狱里自由行动，接触到形形色色人等，我又以一个学历史者的敏感性，有意向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精头”了解了很多很多社会底层的情况，那些从前在书房里难以了解、不屑于了解的东西，生动鲜活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甚至在那时就察觉到了我国已经形成了初级的黑社会组织，还学了一些“行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学而优则仕，却往往缺乏与社会底层的接触。两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我有机会开展了一场难得的社会调查。这以后，一些朋友把我叫“万金油”，说我似乎什么都懂一点。实话实说，我绝不是什么都懂，但是我比我的同辈们少了许多书生习气，这一点我是承认的，这与我两年多的监狱生活有很大关系。
拨乱反正，我“以一当六”
1979年冬天，我回到了出版社，算是这一辈子正式意义上的上班下班了，真正在作业务工作了，我进入了繁重的编辑工作的阶段。当时我很想回到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搞专业，但出版社坚决不放，因为这时我又成了一个“人才”。但是社里允许我每周半天可以不上班，去高校兼课。
就这样，在祖国进入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时候，我也与之同步地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了人生的新阶段，做正事，搞业务，用当时最流行的话说，是要“把丢失了的青春夺回来”。更何况我已经没有了青春，我已到不惑之年了，我一分钟都输不起了。
首先，努力作好本职工作，我编发了一系列的书稿，出了一系列的好书，协助社领导分担了不小的业务工作的担子。
其次，我先后在川大、川师等五所院校开设了好几门当时成都各高校都还未开过的新课，如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科技史，古代文字与古代社会、四川古代史、工具书使用法。我为川大中文系研究生开中国古代文化史的时候，有几个系、所的10多个专业的学生来选课，高年级本科生也来选课，教室换了三次，最后是在最大的阶梯教室上课。
第三，我抓紧一切时间搞科研，截至1994年离开出版社，15年问，我大大小小出了二十几本书，其中有6本是学术专著，其中又有4本都是学术界从未写过的、不同方向的新课题。
有几年的年底，我都要算一下工作量，我似乎应当是做了六个人的工作量——按照出版的工作量，我每年工作量相当于三个责任 编辑；按照大学的工作量，我兼职开课相当于一个专职教授；按照社科院的工作量，我每年出版的书相当于两个研究员。
是青春的荒废和内心的悔悟使我有了超过常人的勤奋。以业余的科研来说，我每天晚饭我工作一小时，饭后工作3小时，星期天工作10小时，我从来没有节假日的区分，只要没有家务，没有来客，我是雷打不动要工作的。因为我不是专业人员，我必须名副其实地争分夺秒。一些朋友爱与我谈经验教训，我承认，从奋力拼搏这一点来说，我与大家一样都在与时俱进；从多面与快手这两点来说，我可能算是一个另类。
与时俱进，走向社会
1994年，我离开出版社，成为一个渴望已久的可以不上班不打卡的自由人，一方面介入了多家企业的工作，我曾经是成都第一家大型房地产集团阳光集团的高级顾问，曾经在大邑组建过旅游文化公司，曾经是希望集团的研究室主任与新希望集团的总裁办主任，曾经是日本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的研究员，曾经在置信集团当了三个月的策划师，曾经当过三个月川菜酒楼的总经理(这完全为了体验生活)，曾经搞过两年园林景观的设计，甚至去张家界搞过旅游发展规划，去广东打工半年(也是为了体验生活)。另一方面，继续关注文化与学术，继续写书、搞电视节目、作文化产业策划。比如我在巴蜀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巴蜀文化志》一书，就是我白天去公司工作，晚上回家熬夜写出来的。我担任编剧与历史文化顾的电视片《天府的记亿》播出以后，一位记者对我作了整半天的专访，当时我正在一家酒楼当老总，无法分身，他就是在我既在给厨师长安排宴席菜单，又在给供货商的发票签字，还要处理服务员的辞职报告的情况下完成专访的。他
半开玩笑说：“这种专访一生中只有一次。”由于年龄愈来愈大了，不能太忙了，我从2006年以后就与企业脱钩，基本上是只搞文化与科研了。最近三年多，我的主要时间’都在写一本《成都街巷志》的书稿，已经写了70万字，目前正在作最后的修订。这本书是我一生中所有书稿中写得最难的、花时间最长的，因为我想为我们的后辈留下一本资料丰富的有关成都近代文化的好书。今年的主要任务，是要编一本名为《征程——成都解放六十年图志》的大型画册。明年的任务还没有定，很可能是开始我准备了20多年的《中国饮食史》或是《川菜研究》。今年是新中国60周年，也是我从读中学开始的60周年，是一个“甲子”。回顾这60年，我的一生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一位哲人说过，每个人所得到的与失去的都是社会决定的。个人要与时代同步，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同步，我的生命特色反映国家的时代特色。我算是一个业余的历史学者，也是在身体力行地书写历史。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也就是国家历史的一个“分子”。请注意，这不是过去当了好久的“分子”了，这里的“分”字读一声，不读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