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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福斯特小说《霍华德庄园》中巴斯特这一人物回归自然的尝试为切入点，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他回归自然的原因及方式，并揭示这一尝试的失败及其原因。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本文试图厘清小说中几种不同的“回归自然”的方式及其它们与生态思想中“回归自然”之间的差异，以此管窥福斯特的自然观，并对以往的研究作一个补充和修正。
[关键词]生态批评；《霍华德庄园》；巴斯特；回归自然
[中国分类号]I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5-0096-10
[作者简介]李婷文（1988—），女，广西南宁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Title： An Ecocritical Study on Bast’s Returning to Nature in Howards End
Author： Li Tingwen
Abstract： Howards E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E. M. Forster and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Forster’s attitude towards returning to nature which can be clearly inferr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Bast and his condition in this novel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author’s full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reveal why and how Bast made efforts to back to nature and why these efforts were finally in vain. Through the study of Bast’s case， we can distinguish Forster’s different meanings of returning to na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e sense of eco-thought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Howards End； Bast； returning to nature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游记和一部文学评论集。严格来说，福斯特算不上多产作家，且他在1928年后就停止了小说创作。然而，对福斯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历来不乏其人，他不仅受到同时代人的重视，在“二战”后更是不断引发新的研究兴趣，掀起新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五部长篇小说依次搬上银幕，在欧美电影节收获颇丰，也重新引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与阐释，《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就是其中之一。
《霍华德庄园》发表于1910年，被认为是同年最好的小说，使福斯特跻身一流小说家之列，也被认为是他早期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品。①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可分为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艺术性研究如彼得·维道森（Peter Widdowson）的著作①及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论文②。他们认为，由于福斯特的写作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过渡，其作品既忠实于社会真实和时代精神，又带有浓烈的象征色彩。此外，也有学者对作品结构，③对其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之间关系④进行研究的论文。思想性方面，与福斯特其他作品的研究重点相似，学者对《霍华德庄园》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探讨的是自由人文主义与中产阶级道德、知识阶层与市民阶层、按照经济状况划分的社会阶级之间、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帝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兴起以来，对福斯特小说的生态解读越来越多。这些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上述“联系”研究中人与自然分支的强化。多数研究者认为，福斯特的小说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生态文学的基本要求，只能归为自然书写。对福斯特小说的生态批评主要关注小说对人与自然之关系、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回归自然的描写上，如《福斯特小说的生态批评》⑤及李美华的专著《英国生态文学》⑥中福斯特一章都主要从这几方面进行探讨与批评。但这些研究存在三个较大的问题：一是由于研究者没有把“生态”和“环境”两个基本概念厘清，没有注意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问题，论文术语使用情况比较混乱，对福斯特小说的解读存在偏差，甚或导致对其属于生态文学还是自然书写的界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二是研究者对生态批评方法运用不当，没有明确生态批评的基本应用范畴、目的和意义，以致解读显得零散或名不符实；三是研究的面过广，以福斯特小说创作的全貌为对象而未能进行合理有效的分类，导致论述泛化，缺乏一以贯之的问题和思路。
以生态批评的方法对《霍华德庄园》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姜礼福、石云龙的《〈霍华德庄园〉生态批评视阈下的“和谐观”》，⑦从小说中体现的人类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和谐化、回归自然及“和谐”的社会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了小说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回归自然的基本精神。但由于该论文没有区分生态批评的“生态”与所谓物质生态、精神生态中的“生态”之间的区别，对小说中回归自然的思想阐释过度，导致“生态”一词使用泛化，论述旁生枝节，也误将福斯特的自然观贴上生态思想的标签。《试论〈霍华德庄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⑧则从自然和女性所受压迫的共同逻辑出发，揭示了小说中自然和女性的命运相似的作用，即消解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作者没有将自然和女性按照表象相似的类比方法简单对应，而以两者处境的共同逻辑基础切入，在总体上正确把握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各部分存在对自然和女性两者顾此失彼的问题，且有些阐释过于简单化，甚至曲解原文。 伦纳德·巴斯特这一角色是衡量《霍华德庄园》中各种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挖掘作者深层思想态度的关键切口。作为“联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由于生态批评本身的特殊属性——无法绕开对种种关系的考察，从研究小说中各种关系角度对巴斯特进行具体分析，将揭示作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回归自然之思想的根本看法。在以往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巴斯特回归大地的尝试为切入点，用生态批评的方法从巴斯特回归愿望的表达、回归的原因、回归的方式及回归失败的原因这几个层次入手，深入揭示小说中看似生态的回归自然思想之非生态性以及这种回归尝试的失败，藉此表明福斯特自然观和当今意义上的生态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挖掘其中的内在原因。
本文所探讨的“回归自然”，其意取自生态思想意义上的回归自然：它不仅是一种人生选择的考察，而且还指一种生态的人与自然观，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融入自然、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如何化解人类对生态危机的恐惧等更深的涵义。”①既然“回归自然”一词暗示了一种指向性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中必然包含与自然相对的另一极，在一般意义上它就是人类社会。因此，回归自然的思想离不开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但严格来说，这种选择不应是被迫的，而是出自自由意志。“回归”既不能抽离人们在人类社会的处境与感受，也不应仅仅是遁入自然的逃避的手段。
一、巴斯特回归自然的愿望
《霍华德庄园》中，回归自然既是巴斯特的愿望，也是主要人物的共同愿望。同样是回归自然，不同的人物基于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表述及意义。在此，有必要先对巴斯特这一人物的基本经历作一番考察。巴斯特的祖辈是农人，父母生前做买卖，他则作为波菲利昂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在伦敦工作。他因与一名曾从事不光彩职业的女性杰基结婚而受到家庭排斥。巴斯特属于下层中产阶级，一方面想努力过上体面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想通过阅读和参加音乐会提升文化品味。他在一场音乐会上结识小说女主人公施莱格尔姐妹，并因此认识威尔科克斯先生。他因误信威尔科克斯先生一句戏言丢了工作，丧失了经济来源，而后又与冲动的海伦·施莱格尔发生关系，导致后者未婚先孕。巴斯特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绝境，他前往霍华德庄园希望向施莱格尔姐妹忏悔，结果被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大儿子查尔斯错手杀死。在他死后，霍华德庄园归玛格丽特·施莱格尔所有，玛格丽特将庄园的所有权归入海伦与巴斯特的私生子名下。
巴斯特对回归自然之愿望的表达，出现在他第二次到施莱格尔家。自音乐会上初识施氏姐妹之后，他将施莱格尔家认做文化的化身，并一直保存着姐姐玛格丽特的名片。他在一个周末夜游荒郊，妻子看到他彻夜未归，又碰巧发现了玛格丽特的名片，遂到施莱格尔家兴师问罪。巴斯特前来道歉时遭到误会，情急之下将自己的愿望与行踪和盘托出：
“是的，但我想要——我那是想要——你们读过《理查德·费弗莱尔的苦难》吗？”
玛格丽特点了点头。
“它是一本好书。我那时想要回归大地，你们看不出来吗，像理查德最后做的那样。或者说你们读过斯蒂文森的《奥托王子》吗？”
海伦和蒂比轻声呻吟。
“那又是一本好书。读那种书，你能回归大地。我那是想要——”他做作地假称。接着，穿过他的文化迷雾，说到了一个坚实的事实，坚实得像一块鹅卵石。“我在星期六走了整整一夜，”伦纳德说。①
巴斯特在这段对话中明确表述了自己回归自然的愿望。将这一愿望与他的经历相联系，可以看出，他回归自然是基于自己的特殊背景。他在叙述中把自己等同于自然书写中的文学人物，其叙述夹杂着事实与文学，“混杂着把逼真的想象和失真的想象”，（Howards End：128）与小说中其他人物回归自然的愿望，以及书中所提倡的回归自然都不一样。这种表述上的不同恰恰暗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特殊原因和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他的失败。
人与自然的联系在小说中作为20世纪初英帝国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人与社会关系的对立面，是作者所倡导的理想关系。
这个著名的建筑拔地而起，那个建筑便在劫难逃了。今天白厅已焕然一新，明天便会轮到摄政街。并且一个月接一个月，马路的汽油味儿更浓烈，通过更困难，人们彼此听话更费劲儿，吸入的空气更少，天空更少见。大自然撤离了：树叶在仲夏飘零；太阳以令人害怕的模糊透过尘土发光。（Howards End：115）
显然，作者把伦敦的城市生活当成回归自然的参照。以伦敦为代表的现代化都市日新月异，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张蔓延，造成生存条件的恶化、人与自然的分离，也使都市人成了“游牧民族”，甚至流离失所。而霍华德庄园这座位于城乡之交的住宅则代表着“大地的容貌”，象征着大地本身。霍华德庄园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是作者向往的理想关系。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增加了财产，却没有在大地上站稳脚跟”，（Howards End：154）他们由始至终都在寻找一处安定的居所，试图以落脚于霍华德庄园之类的处所获得内心的平静，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连接。可以说，作者所倡导的回归自然是通过回归霍华德庄园及其所代表的和谐精神实现的。
二、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原因
要理解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失败，必须衡量这一行动的目的和效果，而目的和效果又由原因和方式决定。这些原因有些是危机使然，有些是自身恳切的追求与渴望，具体表现在裹挟巴斯特的三对关系之中：人与自身、人与人及人与世界。
（一）人与自身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巴斯特出于失去生命力和身份的危机要求回归自然。在巴斯特袒露自己回归自然愿望的那次会面中，作者借施莱格尔小姐的视角对巴斯特形象及其所显示的身份作了一番描写：
一个年轻人，苍白、沉闷，在伦敦如此常见的下垂的胡须上是一双已满是哀怨的眼睛，这种人像该指责的鬼影一样在城市的一些街头盘桓。人们猜测他是家族里的第三代，被文明吸引到城市中来的牧人或者农人的孙子；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失去了肉体的活力，又没有赢得精神的活力。他身上还留有几分健壮的迹象，但是原始的好样儿却是毫无踪影了。（Howards End：12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成千上万个像巴斯特一样的农村人由于小型农业无以为继，也为了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来到城市；但城市生活并没有带给他们所希望的双重富裕，他们却“为了一件燕尾服和几个想法而放弃了动物的荣光”。（Howards End：122）巴斯特努力打拼却住不起一间半地下室，辗转多处几乎流落街头。他买不起报纸、车票，只能以糟糕的食物勉强果腹，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他与杰基同居多年而没有子嗣，仅仅二十三岁就“苍白”、“沉闷”，最后由于长期物质贫困和精神折磨，在查尔斯“轻轻一拍”之下就死于心脏病。与土地的分离使他丧失了生命力——不仅是肉体的生命力，也是精神的生命力。“我的信念……当另一个灵魂愿意信仰它的时候就会无限地增长。”（Howards End：131）通过引述诺瓦利斯的诗句，作者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动机之一。巴斯特与陌生人分享自己的回归经历，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认可他的信念，被他的精神创造力所征服，从而成为他的精神子孙，以缓减肉体生命力衰退和没有子嗣的恐惧。
巴斯特精神生命力的丧失与其身份的缺失有关。巴斯特想要努力跻身绅士和文化人之列，却得不到两边的认可，始终挣扎在深渊边缘。“他不在深渊，但他看得见深渊，有时他认识的人掉下深渊就一文不名了。”（Howards End：58）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农人祖先当做“一个直到现在他都羞耻地保守着的秘密”，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是”。（Howards End：234）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出身，而这恰恰导致不再有可靠的东西能够给他身份的确证，他的身份维系于虚无缥缈的理想。由于追求文化，巴斯特丢掉了工作；由于丢失工作，他又失去了对文化的兴趣。海伦事件发生后，他的自尊与理想被彻底摧毁，陷入了“什么都不是”的状态，正如他的名字“巴斯特”（Bast）所暗示的，此时，他是一个为人为己所不齿的不合法的私生子，一个次品（bastard），除了回到自然中寻找作为人的自己与大地的联系之外，他在社会里找不到其他出路。
（二）人与人
都市生活导致巴斯特生命力的衰退和身份的缺失，也造成他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他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小说中仅有的几处巴斯特的形象谈论都带着别人的讽刺和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绪。这些谈论不是出自叙事者之口就是其他人物之口，少有对巴斯特的心理描写。在工作中，他遭到剥削、欺骗和裁员；在与父母的关系中，他被排斥在外；在与妻子的关系中，他们没有实质上的交流与真情实感；在与情人的关系中，他的伞被海伦误拿这一开场事件就预示着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低人一等，是海伦在掌握着两性关系中的主导权，巴斯特既是罪恶的承担者，也是被动的一方。巴斯特在小说的关系网中是一个被看、被讨论、被压榨、被欺骗、被引诱、被杀死的被动角色。由此可见，回归自然是巴斯特对和谐平等关系之渴望的体现。
除了受到压迫之外，巴斯特还受到了严重的物化。“伦纳德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起事件。”（Howards End：303）巴斯特是被剥夺和抛弃的对象，是有闲阶级的谈资，是家人避之不及的丑闻，是妻子维持生活的挣钱机器，是“曾经包夹她（海伦）感情的外壳”，（Howards End：303）但从来也不是伦纳德·巴斯特，不是处于人际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正如玛丽·平克顿（Mary Pinkerton）的论文所指出的，《霍华德庄园》从手稿到付梓的改动增添了多处人称代词。人称代词是说明人际关系的手段，将名词替换为人称代词可以增加人物的人性特征，强调其与他人的密切联系。而巴斯特在这种修改中却被区别对待，在表现他与自己、他人及社会关系的句子中，用来表示他的人称代词大多为讽刺挪揄性质或不带感情色彩的名词如“那个男孩”、“美丽的生物”、“那个家伙”等所取代，严重削弱了他的人性特征及主体性，人物的异化色彩则异乎寻常地鲜明。①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描写巴斯特死亡的段落被修改得越来越凸显人性特征，他作为一位父亲在霍华德庄园死去。在巴斯特坐上火车前往霍华德庄园的路上，越靠近目的地，他的心境越澄明、透澈，对他心理活动的正面描写也首次出现。说明他身上的人性特征和最有力量的部分在一点点恢复。联系霍华德庄园在小说中作为大地与理想关系之象征的意义，不难看出，是对自然的回归恢复了巴斯特的人性和自然天性。回归自然是摆脱人际关系异化状态的要求。
（三）人与世界
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巴斯特丧失了处所。这里的“处所”主要采用的是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中的定义，即被当做家园加以认同的一处地理地带，它既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意识的。①由于处所意识包含着身份认同，因此文化的意义不可避免也包含其中。在伦敦现代化的喧哗与骚动之中，巴斯特辗转于办公室和随时变迁的寓所这些非处所。他的家“正符合那种关于临时住所的说法，这在现代居住区常听人说起，这种住所得到太容易，放弃也太容易”。（Howards End：60）小说表现了办公室等人们活动空间的非处所性：“那里只有稀松平常的表面浮尘，粘在分类账簿、擦亮的柜台、不为什么合理原因就放行和阻止的铜栏杆上，粘在三个一簇绽开的花型电灯球上，粘在玻璃表面或铁丝网表面的兔子舱上，粘在小兔子身上”，这和“波菲利昂公司，或者邓普斯特银行，或者她自己的葡萄酒零售商店……各种东西似乎都很相似”。（Howards End：196-197）巴斯特对于城市人家居生活的非处所性也有深切的感性认识：
永远生活在一个房间里有什么益处呢？在那里人日复一日地活下去，一样的老行当，一样地在城里上下奔波，直到你忘记了还有任何其他行当。（Howards End：127）
对非处所生存之弊的体验使巴斯特渴望摆脱灰色的城市生活，与古老的自然时间认同。小说中存在着两种时间，一种是城市和商人的机械时间，一种是日升月落的自然时间，它们分属于非处所和处所。机械时间抢夺活人的生命，住房和文化消磨他们的自然天性。自然时间出现在巴斯特前往霍华德庄园的最后行程中，它属于附近的乡村，属于“英格兰的希望”。自然时间也出现在巴斯特夜游荒郊的经历中：“那里舒适的别墅再度进入古老的夜晚。每隔十二小时这样的奇迹就会发生，但是他历尽艰辛，亲自走访和见识了一番”。（Howards End：127）巴斯特回归自然实是他追寻处所生存或处所精神的重要途径。 以上三对关系反映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愿望出自生存危机与身份危机及人的本质需求。它们共同构成他回归自然的原因。
三、巴斯特回归自然的方式
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尝试在小说中主要有两次，一次出现在小说前半部，一次出现在结尾，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尝试，代表了作者的两种态度。在第一次尝试中，巴斯特在一个周末的夜晚独自一人在萨里郡附近的森林徒步行走，从中可以获得两条信息：一是在大地上行走是小说所认可的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二是此次经历不是纯粹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虚构。首先，小说中汽车和步行代表了两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汽车是当时新兴的交通工具，象征着现代化进程，代表着迅速成为城市主宰的中产阶级。小说男主人公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儿女就是汽车及其精神的拥护者，但在玛格丽特看来：
他们和大地及其感情没有交融。他们是尘埃，是臭气，是世界主义的喋喋不休，而那个猫被（车）压死的姑娘却比他们生活得更深沉。（Howards End：213）
汽车使人丧失方向感，使“树林、房屋、人们、动物、山丘，时隐时现地混成一种脏兮兮的东西”。（Howards End：204）在她看来，汽车代步这种与大地分离的移动方式是不真实的。因此，在她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她更愿意步行前往霍华德庄园。威尔科克斯先生与玛格丽特结婚后，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也拒绝乘车，并说：“你们年轻人唯一的主意就是跳进一辆汽车里。我告诉你，我想要步行；我很喜欢步行。”（Howards End：319）这种对步行及其与大地之关系的态度和巴斯特的夜行是相呼应的。在此意义上，夜游荒郊是回归自然的一种途径。
夜行经历是通过巴斯特和施莱格尔姐妹的对话呈现出来的，由文学作品引入，穿插着评论和想象。因此，夜游荒郊式的回归自然与玛格丽特等人所倡导的步行仍有差异，前者更多属于文学，与巴斯特对罗斯金谈话中出现的那些作家作品的阅读类同，它们都表现出巴斯特想要抓住文化的强烈欲望。这种对文化的欲望和发于本真的回归愿望混杂在一起，使后者显得模糊不清。巴斯特的夜行与其说出于亲近自然，毋宁说是他四处向不熟悉的人炫耀的谈资。“最近关于这类事情，办公室已经谈了很多。”（Howards End：125）这说明徒步荒郊是终日逡巡非处所的小职员之间的某种“时尚”，是他们企图抓住文化的尝试。对巴斯特来说，这种交谈习惯“类似一种背德行为，一种发泄，尽管是一种最糟的发泄，为了无法抗拒的本能”。（Howards End：129）他在发泄之后，似乎得到了施莱格尔姐妹的认可，于是在文化之上他又将两姐妹放到了“浪漫”的画框里，将她们认做他灰色日常中可怜的浪漫的一部分。他却不希望与她们频繁见面，这也可以看出他对“回归自然”的看法多少就是这种文学化“浪漫”的表现。
巴斯特的第二次回归导向霍华德庄园，也导向他自己的死亡。在英语中，End一词有“头”、“终点”、“终端”之意，“作为地区的名字，应该是街巷或一地区的端头。伦敦城有东区和西区的叫法，在这个城市雏形的时候，其含义就是‘城东头’和‘城西头’的意思”。①可以说，作为城乡之交的霍华德庄园就是小说中的一处“终端”，与另一意象火车站相对应，通过车站，“我们出去，投入冒险和阳光，去往车站，唉！我们回来了”。（Howards End：27）霍华德庄园也是人们进进出出的终端和必须回归的地方，因为它是“真正的家园，生命更重大的那些方面，死亡、别离、爱的渴望，都在田野深处有它们最深沉的表达”。（Howards End：264）在那里，所有的关系都像其中的自然物与人造物——房子和树的关系一样：房子和树是一对伙伴，“超出了性别的所有比喻”，（Howards End：206）喻示着这是作者理想的人与自然关系，暗示着和谐的自然整体。
人们可以沉稳地看待生命，并看到它的整体，把生命的转瞬即逝和永恒青春组合在一个视野里，连接——毫无痛苦地连接起来，直到那所有人都是兄弟的日子的到来。（Howards End：264）
霍华德庄园不仅是城与乡、家园与冒险的连接，也是生与死的连接，是小说中回归自然的各人与之认同的处所。巴斯特在前往霍华德庄园之前已经失去了一切，再也不认为夜里在树林里行走会有多么美妙。他放弃了文化，因而也放弃了文学虚构性质的“大地之恋”，这虽使他失去自尊和理想，但也让他变得更为诚实。在他踏上霍华德庄园的行程时，他看到了前一次尝试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乡野的真实和他自己的自然天性，而不只是庆幸自己积累了一段谈资。通过自己的死亡和后代的归属，他作出将自己与霍华德庄园连接在一起的尝试。许多研究者（如樊建红①和陶家俊②）都认为，作者通过巴斯特后嗣的归属为这一角色留下了希望。以生态批评视角进行解读的文章也以这一点作为肯定巴斯特回归自然之尝试的依据；但本文在这一问题上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尝试从总体上说是失败的。
四、巴斯特回归自然失败的原因
（一）文学化的回归自然
要说明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失败及其原因，必须区分作者对小说中几种回归自然方式的不同态度，也必须看到作者所肯定的回归自然与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回归自然之间的差异。首先，在小说中，回归自然可分为文学化的回归与自觉的回归。前者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自然书写的模仿，作者认为这种模仿只取其表象而没有抓住精神；后者是明确认识到人与自然之理想关系以及自身的本质需要之后采取的行动，为作者所认可。在小说所描绘的年代，
反对伦敦已经不再时髦了。作为艺术时尚的大地风光不再，文学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忽视乡村，并开始从城市寻找灵感。人们可以理解这样的反应。潘神和自然强力，公众听得有点太多了——它们好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而伦敦则是乔治时代的——那些真心关怀大地的人们在钟摆往回甩之前可能会等很久。（Howards End：116）
自然书写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在小说中的文化人眼里已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如蒂比就对巴斯特推崇备至的曾一度流行的梅瑞迪斯、斯蒂文森、理查德·杰弗里斯等人的自然小说，对他通过模仿这些作品描述的自己半真半假的夜行经历，感到兴味索然，不屑一顾。小说中两种回归在两个阶层有不同的收效，回归的文学在知识阶层已经不再时兴，在市民阶层中却仍是时髦，巴斯特如此，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儿女也“对乡村的一些东西存在幻想”。（Howards End：207）对于回归的文学及其作者，小说并没有否定的意思，而是认为“错误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因为，“我们由于自身的弱点，错把路标当作目标”。（Howards End：127）作为给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以启示的文学，自然写作本身不应否定，同时并不能决定受其影响之人的成败。巴斯特的错误在于，他只吸取书的皮毛，没有真正把他同自己的生活与天性结合起来。他没有意识到回归自然的本质需要是比书本更非凡的东西，是引导书的作者把它们创造出来的那种精神。因此，这种没有自觉精神的回归文学尽管并非一无是处，却是小说讽刺揶揄的对象，在小说的语境下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物质基础
巴斯特虽然没有分清在他身上这两种搅和在一起的回归自然，但他的回归愿望归根结底出自本质需要。作者对这种需要不但没有予以否定，反而恰恰是他所倡导的回归精神的要旨。小说借施莱格尔姐妹帮助巴斯特摆脱他一知半解的书本，让他逐渐发现自己的语言。她们感觉到，巴斯特像一件乐器，“只要拧上一点点，它可能就会合上调子。只要绷紧一点点，它可能就会永远无声”。（Howards End：128）更借玛格丽特之口道出：“你试图挣脱那些使我们窒息的大雾——摆脱书本和房子，接近真实。你是在寻找真正的家。”为了和生活的日常灰色作斗争，他们需要巴斯特的“星星和树林”、“日出和风”，需要“记住某个地方——深爱着的地方或树林”。（Howards End：148）尽管文学化的回归已显得不合时宜，但回归的需要却仍然存在且有增无减，是真实而迫切的。回归精神和处所意识是巴斯特身上值得肯定的东西，它们与作者所认可的自觉的回归是一致的，然而，这有一个前提，即经济基础。正如小说所提示的“金钱是这个世界的经线”，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纬线，这些纬线可以是不同方式的寻找处所和回归自然，但坚实的经济基础必不可少。这是作者与生态批评观对回归自然的不同看法。因此，在巴斯特失去了经济来源之后，他说：“步行对有工作的人才是美好的……真实的东西是钱，所有别的都是梦。”（Howards End：235-236）对没有金钱这根经线的巴斯特来说，他的回归只是徒劳。只有站在一座金岛上的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科克斯先生才具备回归自然的条件。
由此可见，作者把社会公平置于回归自然的需要之上，认为物质基础比回归精神更为重要。在这一前提下，巴斯特的回归当然不可能成功。因此，作者安排了巴斯特的死亡，让查尔斯·威尔科克斯（物质）和施莱格尔家的书架（文化）成为共同的凶手，暗示巴斯特的回归至死也没有战胜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也暗示书中的回归自然终归只能是有闲阶级的锦上添花。作者意识到回归的真实需要，但仍与生态思想中倡导的回归自然存在差距。
（三）统治逻辑
这种差距还显示在作者对统治逻辑的态度上。无论是车站、霍华德庄园还是小说中所有人都在寻找的住所，都与“冒险者”这一意象紧紧相连。冒险者的意象受到作者的肯定，是书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意象。正因为冒险者的存在与需要，寻找处所和回归自然才有意义。小说的主要人物，包括巴斯特在内都是冒险者。正是冒险者和他们的精神开创了文明的生活，这种精神为资本家威尔科克斯先生、文化人施莱格尔姐妹以及小职员巴斯特所分享，是作者推崇的精神。巴斯特受到作者认可的霍华德庄园之行，本来是一场忏悔之旅，当他来到现场却转变为“一次至高无上的冒险”。（Howards End：315）在他死后，两姐妹有一段讨论：
“是啊，是啊，可是伦纳德一生究竟获得了什么呢？”
“也许是一次冒险。”
“这足够了吗？”
“对我们来说不够。可对他来说足够了。”（Howards End：328）
这段具有盖棺定论意味的对话道出巴斯特价值的奥秘：对作者来说，巴斯特不只作为一位父亲死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冒险者死去。他的一切行动，包括“回归自然”的意义之根本在于冒险精神远远多于回归自然的精神本身。巴斯特的荒郊之行得到的肯定是：“你是个天生的冒险者。”（Howards End：126）玛格丽特在威尔科克斯先生面前为“巴斯特这类人”及其行为辩护：“他注重现实的冒险，就像你一样。”（Howards End：158）所谓的“回归大地”，很有“回到对大地的征服行动”的嫌疑。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巴斯特两次回归自然的正面意义更多地在于贯穿小说的冒险精神。
这种冒险精神说到底就是基于统治逻辑的征服精神。冒险者以征服精神征服他人、自然和世界，这多少与霍华德庄园所代表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相矛盾。由此揭示出作者思想的矛盾及让步：他虽然意识到现存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不合理，而霍华德庄园所象征的和谐关系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理想；但为了近在眼前的连接能够建立、资本主义文明得以继续，他仍然对统治逻辑作出妥协。他肯定两性关系应该像霍华德庄园中各种和谐关系一样，肯定玛格丽特这位新女性，但认为她在夫妻关系中“为了共同忠诚的种种原因必须和丈夫同化，她没有权利嫁给一个男人并让他不舒服”；（Howards End：220）“她一定不能议论：议论不是女人的事儿”，（Howards End：238）而“怜悯”才是女人的本质。因为，在作者看来：
男人属于战争，女人属于战士的娱乐，不过如果她表演一番格斗，他也不会不喜欢。女人没有肌肉，只有神经，不能在真正的战斗中取胜。（Howards End：255）
从这段引文我们看到，作者对平等关系的肯定无论达到怎样的程度，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实际的连接与和谐才是他认为不应打破的最重要的东西，无论这种连接是否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从作者对男女关系的态度我们可以引申出他对统治逻辑的根本态度：他没有看到统治逻辑所制造的只是表面的和谐，没有看到它在根本上的不可行及正在和已经带来的人、社会及自然的重大危机。虽然他对霍华德庄园所提示的反统治逻辑有所认识，但只是模糊的意识，而没有形成可行的理论。基于统治逻辑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巴斯特的回归无法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以征服逻辑对待自然，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的。
（四）霍华德庄园的精神
最后，针对许多论文作者提出的巴斯特的后嗣的问题，本文在此作出回应。霍华德庄园及其精神是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前妻鲁丝·霍华德带来的嫁妆，鲁丝去世后留下遗嘱将庄园留给萍水相逢的玛格丽特，遭到威尔科克斯一家的反对和隐瞒。后来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先生结婚，果然继承了庄园，并决定在她死后将其留给海伦与巴斯特的儿子。从继承的逻辑上看，与其说是血缘，毋宁说是精神在起决定作用：鲁丝选中玛格丽特而不是威尔科克斯家里人做继承者无疑是相信她能传承庄园的精神。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科克斯先生都以庄园为归宿，建立了较为理想的关系，这是作者所认可的回归自然的方式。然而，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威尔科克斯和海伦的入住都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前者是由于自己建立的帝国垮了，因身心的双重疲乏而到庄园“养精蓄锐”；后者则是由于未婚先孕而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而不得不将霍华德庄园视为庇护所，海伦的儿子当然是被母亲带来的。三者的入住都不能算是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回归自然”。严格来说，只有玛格丽特继承了庄园的精神，能够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的不是威尔科克斯先生，更不是海伦。海伦与巴斯特之子能否继承这一精神仍是未知。因而，巴斯特之子将继承庄园只是血缘上的规定，并不能说明巴斯特和庄园的精神之间必然能够建立可靠的联系，以这作为他回归自然之成效的证据还不够坚实。
此外，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来看，霍华德庄园只是某种理想，它所代表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小说也明确承认这一点：
霍华德庄园，奥尼顿山庄，普贝克丘陵草原，奥德贝格丛山，都是幸存之物，而大熔炉正在为它们做好准备。逻辑上讲，它们没有权利活着。（Howards End：329）
以回归霍华德庄园象征回归自然，是作者提出的一个美好理想，也仅仅是理想而已，它既不是长久之计，也与生态批评所倡导的回归存在差距。因此，巴斯特的后代尽管给读者留下希望，但这种希望本身的根基是脆弱的，也远远不能算是巴斯特本人的成就，因为他对海伦和这个孩子没有爱，只有可怕的愧疚感。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巴斯特对自然的回归，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小说否定的回归自然，还是从小说认可的回归自然来看，巴斯特的尝试都失败了。他的失败是由回归的原因和采取的方式决定的。当然，作出这一评价也和我们当今的生态思想与作者的回归自然观存在很大差异密不可分。福斯特的作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而应算做自然书写。以往的研究者虽注意到这种根本差异，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出现了判断上的偏差。本文肯定巴斯特出于本质需要的回归自然之愿望，但同时也从愿望的表述、回归的原因和回归的方式几个方面揭示这种回归与作者理想的偏差和契合，以及作者理想本身存在的偏差与局限。由于这些偏差与局限的存在，巴斯特的回归不可能取得成功。
责任编辑：王俊
[关键词]生态批评；《霍华德庄园》；巴斯特；回归自然
[中国分类号]I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5-0096-10
[作者简介]李婷文（1988—），女，广西南宁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成员，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福建厦门 361005）
Title： An Ecocritical Study on Bast’s Returning to Nature in Howards End
Author： Li Tingwen
Abstract： Howards E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of E. M. Forster and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Forster’s attitude towards returning to nature which can be clearly inferred from the character of Bast and his condition in this novel is a significant aspect of the author’s full view of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reveal why and how Bast made efforts to back to nature and why these efforts were finally in vain. Through the study of Bast’s case， we can distinguish Forster’s different meanings of returning to na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in the sense of eco-thoughts.
Key words： ecocriticism； Howards End； Bast； returning to nature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是20世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他的全部著作包括六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游记和一部文学评论集。严格来说，福斯特算不上多产作家，且他在1928年后就停止了小说创作。然而，对福斯特及其作品的研究历来不乏其人，他不仅受到同时代人的重视，在“二战”后更是不断引发新的研究兴趣，掀起新的研究热潮。20世纪80年代后，他的五部长篇小说依次搬上银幕，在欧美电影节收获颇丰，也重新引发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与阐释，《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就是其中之一。
《霍华德庄园》发表于1910年，被认为是同年最好的小说，使福斯特跻身一流小说家之列，也被认为是他早期最成熟、最优秀的作品。①对这部小说的研究可分为艺术性和思想性两个方面。艺术性研究如彼得·维道森（Peter Widdowson）的著作①及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的论文②。他们认为，由于福斯特的写作处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过渡，其作品既忠实于社会真实和时代精神，又带有浓烈的象征色彩。此外，也有学者对作品结构，③对其与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之间关系④进行研究的论文。思想性方面，与福斯特其他作品的研究重点相似，学者对《霍华德庄园》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探讨的是自由人文主义与中产阶级道德、知识阶层与市民阶层、按照经济状况划分的社会阶级之间、男性与女性、城市与乡村、帝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生态批评兴起以来，对福斯特小说的生态解读越来越多。这些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上述“联系”研究中人与自然分支的强化。多数研究者认为，福斯特的小说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生态文学的基本要求，只能归为自然书写。对福斯特小说的生态批评主要关注小说对人与自然之关系、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回归自然的描写上，如《福斯特小说的生态批评》⑤及李美华的专著《英国生态文学》⑥中福斯特一章都主要从这几方面进行探讨与批评。但这些研究存在三个较大的问题：一是由于研究者没有把“生态”和“环境”两个基本概念厘清，没有注意人类中心主义这一问题，论文术语使用情况比较混乱，对福斯特小说的解读存在偏差，甚或导致对其属于生态文学还是自然书写的界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二是研究者对生态批评方法运用不当，没有明确生态批评的基本应用范畴、目的和意义，以致解读显得零散或名不符实；三是研究的面过广，以福斯特小说创作的全貌为对象而未能进行合理有效的分类，导致论述泛化，缺乏一以贯之的问题和思路。
以生态批评的方法对《霍华德庄园》进行研究的论文有姜礼福、石云龙的《〈霍华德庄园〉生态批评视阈下的“和谐观”》，⑦从小说中体现的人类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和谐化、回归自然及“和谐”的社会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揭示了小说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回归自然的基本精神。但由于该论文没有区分生态批评的“生态”与所谓物质生态、精神生态中的“生态”之间的区别，对小说中回归自然的思想阐释过度，导致“生态”一词使用泛化，论述旁生枝节，也误将福斯特的自然观贴上生态思想的标签。《试论〈霍华德庄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⑧则从自然和女性所受压迫的共同逻辑出发，揭示了小说中自然和女性的命运相似的作用，即消解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作者没有将自然和女性按照表象相似的类比方法简单对应，而以两者处境的共同逻辑基础切入，在总体上正确把握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方法。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各部分存在对自然和女性两者顾此失彼的问题，且有些阐释过于简单化，甚至曲解原文。 伦纳德·巴斯特这一角色是衡量《霍华德庄园》中各种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挖掘作者深层思想态度的关键切口。作为“联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也由于生态批评本身的特殊属性——无法绕开对种种关系的考察，从研究小说中各种关系角度对巴斯特进行具体分析，将揭示作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回归自然之思想的根本看法。在以往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巴斯特回归大地的尝试为切入点，用生态批评的方法从巴斯特回归愿望的表达、回归的原因、回归的方式及回归失败的原因这几个层次入手，深入揭示小说中看似生态的回归自然思想之非生态性以及这种回归尝试的失败，藉此表明福斯特自然观和当今意义上的生态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并挖掘其中的内在原因。
本文所探讨的“回归自然”，其意取自生态思想意义上的回归自然：它不仅是一种人生选择的考察，而且还指一种生态的人与自然观，其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融入自然、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如何化解人类对生态危机的恐惧等更深的涵义。”①既然“回归自然”一词暗示了一种指向性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中必然包含与自然相对的另一极，在一般意义上它就是人类社会。因此，回归自然的思想离不开出世与入世的选择，但严格来说，这种选择不应是被迫的，而是出自自由意志。“回归”既不能抽离人们在人类社会的处境与感受，也不应仅仅是遁入自然的逃避的手段。
一、巴斯特回归自然的愿望
《霍华德庄园》中，回归自然既是巴斯特的愿望，也是主要人物的共同愿望。同样是回归自然，不同的人物基于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表述及意义。在此，有必要先对巴斯特这一人物的基本经历作一番考察。巴斯特的祖辈是农人，父母生前做买卖，他则作为波菲利昂保险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在伦敦工作。他因与一名曾从事不光彩职业的女性杰基结婚而受到家庭排斥。巴斯特属于下层中产阶级，一方面想努力过上体面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又想通过阅读和参加音乐会提升文化品味。他在一场音乐会上结识小说女主人公施莱格尔姐妹，并因此认识威尔科克斯先生。他因误信威尔科克斯先生一句戏言丢了工作，丧失了经济来源，而后又与冲动的海伦·施莱格尔发生关系，导致后者未婚先孕。巴斯特陷入物质和精神上的绝境，他前往霍华德庄园希望向施莱格尔姐妹忏悔，结果被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大儿子查尔斯错手杀死。在他死后，霍华德庄园归玛格丽特·施莱格尔所有，玛格丽特将庄园的所有权归入海伦与巴斯特的私生子名下。
巴斯特对回归自然之愿望的表达，出现在他第二次到施莱格尔家。自音乐会上初识施氏姐妹之后，他将施莱格尔家认做文化的化身，并一直保存着姐姐玛格丽特的名片。他在一个周末夜游荒郊，妻子看到他彻夜未归，又碰巧发现了玛格丽特的名片，遂到施莱格尔家兴师问罪。巴斯特前来道歉时遭到误会，情急之下将自己的愿望与行踪和盘托出：
“是的，但我想要——我那是想要——你们读过《理查德·费弗莱尔的苦难》吗？”
玛格丽特点了点头。
“它是一本好书。我那时想要回归大地，你们看不出来吗，像理查德最后做的那样。或者说你们读过斯蒂文森的《奥托王子》吗？”
海伦和蒂比轻声呻吟。
“那又是一本好书。读那种书，你能回归大地。我那是想要——”他做作地假称。接着，穿过他的文化迷雾，说到了一个坚实的事实，坚实得像一块鹅卵石。“我在星期六走了整整一夜，”伦纳德说。①
巴斯特在这段对话中明确表述了自己回归自然的愿望。将这一愿望与他的经历相联系，可以看出，他回归自然是基于自己的特殊背景。他在叙述中把自己等同于自然书写中的文学人物，其叙述夹杂着事实与文学，“混杂着把逼真的想象和失真的想象”，（Howards End：128）与小说中其他人物回归自然的愿望，以及书中所提倡的回归自然都不一样。这种表述上的不同恰恰暗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特殊原因和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他的失败。
人与自然的联系在小说中作为20世纪初英帝国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人与社会关系的对立面，是作者所倡导的理想关系。
这个著名的建筑拔地而起，那个建筑便在劫难逃了。今天白厅已焕然一新，明天便会轮到摄政街。并且一个月接一个月，马路的汽油味儿更浓烈，通过更困难，人们彼此听话更费劲儿，吸入的空气更少，天空更少见。大自然撤离了：树叶在仲夏飘零；太阳以令人害怕的模糊透过尘土发光。（Howards End：115）
显然，作者把伦敦的城市生活当成回归自然的参照。以伦敦为代表的现代化都市日新月异，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扩张蔓延，造成生存条件的恶化、人与自然的分离，也使都市人成了“游牧民族”，甚至流离失所。而霍华德庄园这座位于城乡之交的住宅则代表着“大地的容貌”，象征着大地本身。霍华德庄园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是作者向往的理想关系。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增加了财产，却没有在大地上站稳脚跟”，（Howards End：154）他们由始至终都在寻找一处安定的居所，试图以落脚于霍华德庄园之类的处所获得内心的平静，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连接。可以说，作者所倡导的回归自然是通过回归霍华德庄园及其所代表的和谐精神实现的。
二、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原因
要理解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失败，必须衡量这一行动的目的和效果，而目的和效果又由原因和方式决定。这些原因有些是危机使然，有些是自身恳切的追求与渴望，具体表现在裹挟巴斯特的三对关系之中：人与自身、人与人及人与世界。
（一）人与自身
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巴斯特出于失去生命力和身份的危机要求回归自然。在巴斯特袒露自己回归自然愿望的那次会面中，作者借施莱格尔小姐的视角对巴斯特形象及其所显示的身份作了一番描写：
一个年轻人，苍白、沉闷，在伦敦如此常见的下垂的胡须上是一双已满是哀怨的眼睛，这种人像该指责的鬼影一样在城市的一些街头盘桓。人们猜测他是家族里的第三代，被文明吸引到城市中来的牧人或者农人的孙子；像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失去了肉体的活力，又没有赢得精神的活力。他身上还留有几分健壮的迹象，但是原始的好样儿却是毫无踪影了。（Howards End：12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成千上万个像巴斯特一样的农村人由于小型农业无以为继，也为了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贫困来到城市；但城市生活并没有带给他们所希望的双重富裕，他们却“为了一件燕尾服和几个想法而放弃了动物的荣光”。（Howards End：122）巴斯特努力打拼却住不起一间半地下室，辗转多处几乎流落街头。他买不起报纸、车票，只能以糟糕的食物勉强果腹，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他与杰基同居多年而没有子嗣，仅仅二十三岁就“苍白”、“沉闷”，最后由于长期物质贫困和精神折磨，在查尔斯“轻轻一拍”之下就死于心脏病。与土地的分离使他丧失了生命力——不仅是肉体的生命力，也是精神的生命力。“我的信念……当另一个灵魂愿意信仰它的时候就会无限地增长。”（Howards End：131）通过引述诺瓦利斯的诗句，作者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动机之一。巴斯特与陌生人分享自己的回归经历，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认可他的信念，被他的精神创造力所征服，从而成为他的精神子孙，以缓减肉体生命力衰退和没有子嗣的恐惧。
巴斯特精神生命力的丧失与其身份的缺失有关。巴斯特想要努力跻身绅士和文化人之列，却得不到两边的认可，始终挣扎在深渊边缘。“他不在深渊，但他看得见深渊，有时他认识的人掉下深渊就一文不名了。”（Howards End：58）与此同时，他把自己的农人祖先当做“一个直到现在他都羞耻地保守着的秘密”，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是”。（Howards End：234）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出身，而这恰恰导致不再有可靠的东西能够给他身份的确证，他的身份维系于虚无缥缈的理想。由于追求文化，巴斯特丢掉了工作；由于丢失工作，他又失去了对文化的兴趣。海伦事件发生后，他的自尊与理想被彻底摧毁，陷入了“什么都不是”的状态，正如他的名字“巴斯特”（Bast）所暗示的，此时，他是一个为人为己所不齿的不合法的私生子，一个次品（bastard），除了回到自然中寻找作为人的自己与大地的联系之外，他在社会里找不到其他出路。
（二）人与人
都市生活导致巴斯特生命力的衰退和身份的缺失，也造成他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他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小说中仅有的几处巴斯特的形象谈论都带着别人的讽刺和避之唯恐不及的情绪。这些谈论不是出自叙事者之口就是其他人物之口，少有对巴斯特的心理描写。在工作中，他遭到剥削、欺骗和裁员；在与父母的关系中，他被排斥在外；在与妻子的关系中，他们没有实质上的交流与真情实感；在与情人的关系中，他的伞被海伦误拿这一开场事件就预示着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低人一等，是海伦在掌握着两性关系中的主导权，巴斯特既是罪恶的承担者，也是被动的一方。巴斯特在小说的关系网中是一个被看、被讨论、被压榨、被欺骗、被引诱、被杀死的被动角色。由此可见，回归自然是巴斯特对和谐平等关系之渴望的体现。
除了受到压迫之外，巴斯特还受到了严重的物化。“伦纳德好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起事件。”（Howards End：303）巴斯特是被剥夺和抛弃的对象，是有闲阶级的谈资，是家人避之不及的丑闻，是妻子维持生活的挣钱机器，是“曾经包夹她（海伦）感情的外壳”，（Howards End：303）但从来也不是伦纳德·巴斯特，不是处于人际关系中的活生生的人。正如玛丽·平克顿（Mary Pinkerton）的论文所指出的，《霍华德庄园》从手稿到付梓的改动增添了多处人称代词。人称代词是说明人际关系的手段，将名词替换为人称代词可以增加人物的人性特征，强调其与他人的密切联系。而巴斯特在这种修改中却被区别对待，在表现他与自己、他人及社会关系的句子中，用来表示他的人称代词大多为讽刺挪揄性质或不带感情色彩的名词如“那个男孩”、“美丽的生物”、“那个家伙”等所取代，严重削弱了他的人性特征及主体性，人物的异化色彩则异乎寻常地鲜明。①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描写巴斯特死亡的段落被修改得越来越凸显人性特征，他作为一位父亲在霍华德庄园死去。在巴斯特坐上火车前往霍华德庄园的路上，越靠近目的地，他的心境越澄明、透澈，对他心理活动的正面描写也首次出现。说明他身上的人性特征和最有力量的部分在一点点恢复。联系霍华德庄园在小说中作为大地与理想关系之象征的意义，不难看出，是对自然的回归恢复了巴斯特的人性和自然天性。回归自然是摆脱人际关系异化状态的要求。
（三）人与世界
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巴斯特丧失了处所。这里的“处所”主要采用的是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中的定义，即被当做家园加以认同的一处地理地带，它既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意识的。①由于处所意识包含着身份认同，因此文化的意义不可避免也包含其中。在伦敦现代化的喧哗与骚动之中，巴斯特辗转于办公室和随时变迁的寓所这些非处所。他的家“正符合那种关于临时住所的说法，这在现代居住区常听人说起，这种住所得到太容易，放弃也太容易”。（Howards End：60）小说表现了办公室等人们活动空间的非处所性：“那里只有稀松平常的表面浮尘，粘在分类账簿、擦亮的柜台、不为什么合理原因就放行和阻止的铜栏杆上，粘在三个一簇绽开的花型电灯球上，粘在玻璃表面或铁丝网表面的兔子舱上，粘在小兔子身上”，这和“波菲利昂公司，或者邓普斯特银行，或者她自己的葡萄酒零售商店……各种东西似乎都很相似”。（Howards End：196-197）巴斯特对于城市人家居生活的非处所性也有深切的感性认识：
永远生活在一个房间里有什么益处呢？在那里人日复一日地活下去，一样的老行当，一样地在城里上下奔波，直到你忘记了还有任何其他行当。（Howards End：127）
对非处所生存之弊的体验使巴斯特渴望摆脱灰色的城市生活，与古老的自然时间认同。小说中存在着两种时间，一种是城市和商人的机械时间，一种是日升月落的自然时间，它们分属于非处所和处所。机械时间抢夺活人的生命，住房和文化消磨他们的自然天性。自然时间出现在巴斯特前往霍华德庄园的最后行程中，它属于附近的乡村，属于“英格兰的希望”。自然时间也出现在巴斯特夜游荒郊的经历中：“那里舒适的别墅再度进入古老的夜晚。每隔十二小时这样的奇迹就会发生，但是他历尽艰辛，亲自走访和见识了一番”。（Howards End：127）巴斯特回归自然实是他追寻处所生存或处所精神的重要途径。 以上三对关系反映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愿望出自生存危机与身份危机及人的本质需求。它们共同构成他回归自然的原因。
三、巴斯特回归自然的方式
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尝试在小说中主要有两次，一次出现在小说前半部，一次出现在结尾，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尝试，代表了作者的两种态度。在第一次尝试中，巴斯特在一个周末的夜晚独自一人在萨里郡附近的森林徒步行走，从中可以获得两条信息：一是在大地上行走是小说所认可的一种回归自然的方式，二是此次经历不是纯粹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虚构。首先，小说中汽车和步行代表了两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汽车是当时新兴的交通工具，象征着现代化进程，代表着迅速成为城市主宰的中产阶级。小说男主人公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儿女就是汽车及其精神的拥护者，但在玛格丽特看来：
他们和大地及其感情没有交融。他们是尘埃，是臭气，是世界主义的喋喋不休，而那个猫被（车）压死的姑娘却比他们生活得更深沉。（Howards End：213）
汽车使人丧失方向感，使“树林、房屋、人们、动物、山丘，时隐时现地混成一种脏兮兮的东西”。（Howards End：204）在她看来，汽车代步这种与大地分离的移动方式是不真实的。因此，在她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她更愿意步行前往霍华德庄园。威尔科克斯先生与玛格丽特结婚后，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也拒绝乘车，并说：“你们年轻人唯一的主意就是跳进一辆汽车里。我告诉你，我想要步行；我很喜欢步行。”（Howards End：319）这种对步行及其与大地之关系的态度和巴斯特的夜行是相呼应的。在此意义上，夜游荒郊是回归自然的一种途径。
夜行经历是通过巴斯特和施莱格尔姐妹的对话呈现出来的，由文学作品引入，穿插着评论和想象。因此，夜游荒郊式的回归自然与玛格丽特等人所倡导的步行仍有差异，前者更多属于文学，与巴斯特对罗斯金谈话中出现的那些作家作品的阅读类同，它们都表现出巴斯特想要抓住文化的强烈欲望。这种对文化的欲望和发于本真的回归愿望混杂在一起，使后者显得模糊不清。巴斯特的夜行与其说出于亲近自然，毋宁说是他四处向不熟悉的人炫耀的谈资。“最近关于这类事情，办公室已经谈了很多。”（Howards End：125）这说明徒步荒郊是终日逡巡非处所的小职员之间的某种“时尚”，是他们企图抓住文化的尝试。对巴斯特来说，这种交谈习惯“类似一种背德行为，一种发泄，尽管是一种最糟的发泄，为了无法抗拒的本能”。（Howards End：129）他在发泄之后，似乎得到了施莱格尔姐妹的认可，于是在文化之上他又将两姐妹放到了“浪漫”的画框里，将她们认做他灰色日常中可怜的浪漫的一部分。他却不希望与她们频繁见面，这也可以看出他对“回归自然”的看法多少就是这种文学化“浪漫”的表现。
巴斯特的第二次回归导向霍华德庄园，也导向他自己的死亡。在英语中，End一词有“头”、“终点”、“终端”之意，“作为地区的名字，应该是街巷或一地区的端头。伦敦城有东区和西区的叫法，在这个城市雏形的时候，其含义就是‘城东头’和‘城西头’的意思”。①可以说，作为城乡之交的霍华德庄园就是小说中的一处“终端”，与另一意象火车站相对应，通过车站，“我们出去，投入冒险和阳光，去往车站，唉！我们回来了”。（Howards End：27）霍华德庄园也是人们进进出出的终端和必须回归的地方，因为它是“真正的家园，生命更重大的那些方面，死亡、别离、爱的渴望，都在田野深处有它们最深沉的表达”。（Howards End：264）在那里，所有的关系都像其中的自然物与人造物——房子和树的关系一样：房子和树是一对伙伴，“超出了性别的所有比喻”，（Howards End：206）喻示着这是作者理想的人与自然关系，暗示着和谐的自然整体。
人们可以沉稳地看待生命，并看到它的整体，把生命的转瞬即逝和永恒青春组合在一个视野里，连接——毫无痛苦地连接起来，直到那所有人都是兄弟的日子的到来。（Howards End：264）
霍华德庄园不仅是城与乡、家园与冒险的连接，也是生与死的连接，是小说中回归自然的各人与之认同的处所。巴斯特在前往霍华德庄园之前已经失去了一切，再也不认为夜里在树林里行走会有多么美妙。他放弃了文化，因而也放弃了文学虚构性质的“大地之恋”，这虽使他失去自尊和理想，但也让他变得更为诚实。在他踏上霍华德庄园的行程时，他看到了前一次尝试所没有看到的东西，也就是乡野的真实和他自己的自然天性，而不只是庆幸自己积累了一段谈资。通过自己的死亡和后代的归属，他作出将自己与霍华德庄园连接在一起的尝试。许多研究者（如樊建红①和陶家俊②）都认为，作者通过巴斯特后嗣的归属为这一角色留下了希望。以生态批评视角进行解读的文章也以这一点作为肯定巴斯特回归自然之尝试的依据；但本文在这一问题上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尝试从总体上说是失败的。
四、巴斯特回归自然失败的原因
（一）文学化的回归自然
要说明巴斯特回归自然的失败及其原因，必须区分作者对小说中几种回归自然方式的不同态度，也必须看到作者所肯定的回归自然与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回归自然之间的差异。首先，在小说中，回归自然可分为文学化的回归与自觉的回归。前者是对维多利亚时代浪漫主义文学中的自然书写的模仿，作者认为这种模仿只取其表象而没有抓住精神；后者是明确认识到人与自然之理想关系以及自身的本质需要之后采取的行动，为作者所认可。在小说所描绘的年代，
反对伦敦已经不再时髦了。作为艺术时尚的大地风光不再，文学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忽视乡村，并开始从城市寻找灵感。人们可以理解这样的反应。潘神和自然强力，公众听得有点太多了——它们好像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而伦敦则是乔治时代的——那些真心关怀大地的人们在钟摆往回甩之前可能会等很久。（Howards End：116）
自然书写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在小说中的文化人眼里已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如蒂比就对巴斯特推崇备至的曾一度流行的梅瑞迪斯、斯蒂文森、理查德·杰弗里斯等人的自然小说，对他通过模仿这些作品描述的自己半真半假的夜行经历，感到兴味索然，不屑一顾。小说中两种回归在两个阶层有不同的收效，回归的文学在知识阶层已经不再时兴，在市民阶层中却仍是时髦，巴斯特如此，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儿女也“对乡村的一些东西存在幻想”。（Howards End：207）对于回归的文学及其作者，小说并没有否定的意思，而是认为“错误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因为，“我们由于自身的弱点，错把路标当作目标”。（Howards End：127）作为给人类的思想和行动以启示的文学，自然写作本身不应否定，同时并不能决定受其影响之人的成败。巴斯特的错误在于，他只吸取书的皮毛，没有真正把他同自己的生活与天性结合起来。他没有意识到回归自然的本质需要是比书本更非凡的东西，是引导书的作者把它们创造出来的那种精神。因此，这种没有自觉精神的回归文学尽管并非一无是处，却是小说讽刺揶揄的对象，在小说的语境下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物质基础
巴斯特虽然没有分清在他身上这两种搅和在一起的回归自然，但他的回归愿望归根结底出自本质需要。作者对这种需要不但没有予以否定，反而恰恰是他所倡导的回归精神的要旨。小说借施莱格尔姐妹帮助巴斯特摆脱他一知半解的书本，让他逐渐发现自己的语言。她们感觉到，巴斯特像一件乐器，“只要拧上一点点，它可能就会合上调子。只要绷紧一点点，它可能就会永远无声”。（Howards End：128）更借玛格丽特之口道出：“你试图挣脱那些使我们窒息的大雾——摆脱书本和房子，接近真实。你是在寻找真正的家。”为了和生活的日常灰色作斗争，他们需要巴斯特的“星星和树林”、“日出和风”，需要“记住某个地方——深爱着的地方或树林”。（Howards End：148）尽管文学化的回归已显得不合时宜，但回归的需要却仍然存在且有增无减，是真实而迫切的。回归精神和处所意识是巴斯特身上值得肯定的东西，它们与作者所认可的自觉的回归是一致的，然而，这有一个前提，即经济基础。正如小说所提示的“金钱是这个世界的经线”，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纬线，这些纬线可以是不同方式的寻找处所和回归自然，但坚实的经济基础必不可少。这是作者与生态批评观对回归自然的不同看法。因此，在巴斯特失去了经济来源之后，他说：“步行对有工作的人才是美好的……真实的东西是钱，所有别的都是梦。”（Howards End：235-236）对没有金钱这根经线的巴斯特来说，他的回归只是徒劳。只有站在一座金岛上的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科克斯先生才具备回归自然的条件。
由此可见，作者把社会公平置于回归自然的需要之上，认为物质基础比回归精神更为重要。在这一前提下，巴斯特的回归当然不可能成功。因此，作者安排了巴斯特的死亡，让查尔斯·威尔科克斯（物质）和施莱格尔家的书架（文化）成为共同的凶手，暗示巴斯特的回归至死也没有战胜物质与文化的双重压迫，也暗示书中的回归自然终归只能是有闲阶级的锦上添花。作者意识到回归的真实需要，但仍与生态思想中倡导的回归自然存在差距。
（三）统治逻辑
这种差距还显示在作者对统治逻辑的态度上。无论是车站、霍华德庄园还是小说中所有人都在寻找的住所，都与“冒险者”这一意象紧紧相连。冒险者的意象受到作者的肯定，是书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意象。正因为冒险者的存在与需要，寻找处所和回归自然才有意义。小说的主要人物，包括巴斯特在内都是冒险者。正是冒险者和他们的精神开创了文明的生活，这种精神为资本家威尔科克斯先生、文化人施莱格尔姐妹以及小职员巴斯特所分享，是作者推崇的精神。巴斯特受到作者认可的霍华德庄园之行，本来是一场忏悔之旅，当他来到现场却转变为“一次至高无上的冒险”。（Howards End：315）在他死后，两姐妹有一段讨论：
“是啊，是啊，可是伦纳德一生究竟获得了什么呢？”
“也许是一次冒险。”
“这足够了吗？”
“对我们来说不够。可对他来说足够了。”（Howards End：328）
这段具有盖棺定论意味的对话道出巴斯特价值的奥秘：对作者来说，巴斯特不只作为一位父亲死去，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冒险者死去。他的一切行动，包括“回归自然”的意义之根本在于冒险精神远远多于回归自然的精神本身。巴斯特的荒郊之行得到的肯定是：“你是个天生的冒险者。”（Howards End：126）玛格丽特在威尔科克斯先生面前为“巴斯特这类人”及其行为辩护：“他注重现实的冒险，就像你一样。”（Howards End：158）所谓的“回归大地”，很有“回到对大地的征服行动”的嫌疑。可以看出，作者认为巴斯特两次回归自然的正面意义更多地在于贯穿小说的冒险精神。
这种冒险精神说到底就是基于统治逻辑的征服精神。冒险者以征服精神征服他人、自然和世界，这多少与霍华德庄园所代表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相矛盾。由此揭示出作者思想的矛盾及让步：他虽然意识到现存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不合理，而霍华德庄园所象征的和谐关系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理想；但为了近在眼前的连接能够建立、资本主义文明得以继续，他仍然对统治逻辑作出妥协。他肯定两性关系应该像霍华德庄园中各种和谐关系一样，肯定玛格丽特这位新女性，但认为她在夫妻关系中“为了共同忠诚的种种原因必须和丈夫同化，她没有权利嫁给一个男人并让他不舒服”；（Howards End：220）“她一定不能议论：议论不是女人的事儿”，（Howards End：238）而“怜悯”才是女人的本质。因为，在作者看来：
男人属于战争，女人属于战士的娱乐，不过如果她表演一番格斗，他也不会不喜欢。女人没有肌肉，只有神经，不能在真正的战斗中取胜。（Howards End：255）
从这段引文我们看到，作者对平等关系的肯定无论达到怎样的程度，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实际的连接与和谐才是他认为不应打破的最重要的东西，无论这种连接是否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从作者对男女关系的态度我们可以引申出他对统治逻辑的根本态度：他没有看到统治逻辑所制造的只是表面的和谐，没有看到它在根本上的不可行及正在和已经带来的人、社会及自然的重大危机。虽然他对霍华德庄园所提示的反统治逻辑有所认识，但只是模糊的意识，而没有形成可行的理论。基于统治逻辑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巴斯特的回归无法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以征服逻辑对待自然，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的。
（四）霍华德庄园的精神
最后，针对许多论文作者提出的巴斯特的后嗣的问题，本文在此作出回应。霍华德庄园及其精神是威尔科克斯先生的前妻鲁丝·霍华德带来的嫁妆，鲁丝去世后留下遗嘱将庄园留给萍水相逢的玛格丽特，遭到威尔科克斯一家的反对和隐瞒。后来玛格丽特与威尔科克斯先生结婚，果然继承了庄园，并决定在她死后将其留给海伦与巴斯特的儿子。从继承的逻辑上看，与其说是血缘，毋宁说是精神在起决定作用：鲁丝选中玛格丽特而不是威尔科克斯家里人做继承者无疑是相信她能传承庄园的精神。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和威尔科克斯先生都以庄园为归宿，建立了较为理想的关系，这是作者所认可的回归自然的方式。然而，仔细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威尔科克斯和海伦的入住都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前者是由于自己建立的帝国垮了，因身心的双重疲乏而到庄园“养精蓄锐”；后者则是由于未婚先孕而在社会上失去立足之地而不得不将霍华德庄园视为庇护所，海伦的儿子当然是被母亲带来的。三者的入住都不能算是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回归自然”。严格来说，只有玛格丽特继承了庄园的精神，能够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的不是威尔科克斯先生，更不是海伦。海伦与巴斯特之子能否继承这一精神仍是未知。因而，巴斯特之子将继承庄园只是血缘上的规定，并不能说明巴斯特和庄园的精神之间必然能够建立可靠的联系，以这作为他回归自然之成效的证据还不够坚实。
此外，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来看，霍华德庄园只是某种理想，它所代表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小说也明确承认这一点：
霍华德庄园，奥尼顿山庄，普贝克丘陵草原，奥德贝格丛山，都是幸存之物，而大熔炉正在为它们做好准备。逻辑上讲，它们没有权利活着。（Howards End：329）
以回归霍华德庄园象征回归自然，是作者提出的一个美好理想，也仅仅是理想而已，它既不是长久之计，也与生态批评所倡导的回归存在差距。因此，巴斯特的后代尽管给读者留下希望，但这种希望本身的根基是脆弱的，也远远不能算是巴斯特本人的成就，因为他对海伦和这个孩子没有爱，只有可怕的愧疚感。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考察巴斯特对自然的回归，我们发现，无论是从小说否定的回归自然，还是从小说认可的回归自然来看，巴斯特的尝试都失败了。他的失败是由回归的原因和采取的方式决定的。当然，作出这一评价也和我们当今的生态思想与作者的回归自然观存在很大差异密不可分。福斯特的作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来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学，而应算做自然书写。以往的研究者虽注意到这种根本差异，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出现了判断上的偏差。本文肯定巴斯特出于本质需要的回归自然之愿望，但同时也从愿望的表述、回归的原因和回归的方式几个方面揭示这种回归与作者理想的偏差和契合，以及作者理想本身存在的偏差与局限。由于这些偏差与局限的存在，巴斯特的回归不可能取得成功。
责任编辑：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