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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朝的学术由于统治阶级奉行宽容的文化政策而繁荣起来，在对前代学术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诞生了“宋学”， 宋学是儒家传统文化吸纳隋唐以来多元文化精华而转化出来的一个新的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基本特质是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它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深具时代的特色。
【关键词】：宋代学术；宋学；转变；特色
在宋代，统治阶级对学术文化奉行一种宽容、优待的政策，这使得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文官武将、士人僧侣、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促进了学术的繁荣。所以，宋朝三百余年是学术文化发展异常活跃的年代，而宋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成为宋代学术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历来有汉学、宋学之称，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辉煌的两极，宋学以其独具的特色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树立起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宋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从横的方面来说，它是包括理学、经学、史学、宗教及教育等在内的学术文化的总汇。从纵的方面来看，宋学是儒家传统文化吸纳隋唐以来多元文化精华而转化出来的一个新的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基本特质是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力求突破前代儒家过于注重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
从汉到唐的一千余年间，由于受到经今古文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多偏重于名物训诂，讲究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的意涵却没有多少争论，这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就是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考生对义理内涵作自由的发挥，这条治经的道路严重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而宋代的儒家学者则从仁宗朝开始，大都趋向于对义理的探索，而蔑视名物训诂，宋代中期之所以在学术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因为历史进入宋代以后，汉唐儒学的这种旧传统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宋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宋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不断，严重消耗了其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
二，宋代的科学技术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中去，更易于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
三，从北宋中期起，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立新说，这对以理解经义内涵为主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四，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两教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对儒学产生了渗透，儒家学者们也开始吸收这些新养分，逐渐对旧的经学传统产生了怀疑，并利用这些新养分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
在这样的形势下，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们对以前的经学旧说产生了怀疑，群儒奋起，从而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特征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在内的一门新学问。
其实，儒家学者们把思考和探索的对象，由章句训诂转向义理，是从唐代后期就已经开始的，当时的政治危机使得笃守义疏的经学传统受到普遍冲击。啖助、赵匡等人对传统经学的挑战成为这一时期疑经思潮的分水岭，《新唐书》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 韩愈亦说到：“《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唐后期已经有了疑经思潮。
但是，中唐时期的疑经思潮却未在社会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到宋朝初年，经学旧习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正如蒙文通所说“唐代中叶，虽然在学术思想上发生了这一次革新运动……而为宋代一切学术的先河。但这一新学术，终唐以至五代，都还没有能够形成学术界的主流。” 如雍熙二年正月，宋太宗下诏说，私自以经义相教者将被斥出科场。又如皮希瑞所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 这段材料就反映了宋初学术上的普遍现象仍然是笃守义疏而无多大创新的。
到了宋仁宗时期，这一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产生了影响很大的疑经思潮，其主要表现是怀疑传注、经文，直抒胸臆，发明經旨。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胡瑷、刘敞、欧阳修等，如孙复要求：“广招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俾之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复其归趣，取诸卓识绝见在出王、韩、左、谷、杜、何、范、毛、郑、孔之右者，重为注解，俾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复矣！” 与孙复同称为“宋初三先生”的石介和胡瑷也都对旧有的传注多有指斥，他们鼓励生员自由发表自己对经义的见解，不要受经学旧传统的束缚。宋初三先生讲学于仁宗之际，在疑经思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刘敞在疑经思潮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七经小传》是疑经思潮中的代表作。对宋学的兴起产生直接影响的人物中，欧阳修是至关重要的一位，其疑古惑经的态度，通经致用的学风，都能确立其在宋学兴起中的独特地位。作为开一代风气的历史学家，欧阳修将一种理性定义的新潮流自觉地导入历史研究中，他视伦理纲常为支配历史兴亡之道，并将这个概念浓缩为“理”，认为正是“理”支配着历史的演进，这一点，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从本体论层面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他的“穷理”之学更是宋代格物穷理认知方式的肇始。除了上述诸人外，范仲淹对宋学的兴起也起着重要作用，《宋史》载：“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风节，自仲淹倡之。” 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在提倡新思想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总之，自宋仁宗以后，学术风气大变，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各种学术门派相继产生，在当时有关、洛、蜀、闽、江西等学派。这些学术派别尽管观点各异，但其共同特征是以疑古为思辨核心，以发明儒学经籍义理为宗旨。学术思想的活跃和疑古思潮的兴起使得宋学产生并发展起来，那么，宋学有哪些特点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儒家道统；二、追求《六经》义理，宋学的学者们不再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他们直探儒经义理，用自己的话对经学予以解释，并且一切以义理为权衡，对于不合理的经典与注疏，敢于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三、提倡经世致用。北宋新儒们想以经世的新思想来代替旧知识，表现了“外王”的要求，想通过行“王道”以挽救社会危机。
宋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宋代学术上的主要特征，并且对宋代及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作为宋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学何以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占据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绝对主导思想地位达六百年之久的思想形态，因为正是义理学的定型使得宋学中无论经学还是文学都表现出一种理论探索的兴趣，以至于今人将求理看作是宋人的一大爱好。
总之，宋学作为一种成熟庞大的学术文化体系，以一种恢弘的气势，上承两汉，下启明清，而宋代学者对前代学术所持的疑古态度，也成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进步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盲从，并且以大胆质疑的态度重新评价前代学术，才使学术研究得以持续发展，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
作者简介：康莉娟（1989—），女，汉族，籍贯：河南驻马店，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宋史。
【关键词】：宋代学术；宋学；转变；特色
在宋代，统治阶级对学术文化奉行一种宽容、优待的政策，这使得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文官武将、士人僧侣、平民百姓，都积极参与学术文化活动，从而促进了学术的繁荣。所以，宋朝三百余年是学术文化发展异常活跃的年代，而宋学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成为宋代学术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历来有汉学、宋学之称，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学术辉煌的两极，宋学以其独具的特色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树立起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宋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从横的方面来说，它是包括理学、经学、史学、宗教及教育等在内的学术文化的总汇。从纵的方面来看，宋学是儒家传统文化吸纳隋唐以来多元文化精华而转化出来的一个新的学术思想派别，它的基本特质是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力求突破前代儒家过于注重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
从汉到唐的一千余年间，由于受到经今古文之争的影响，儒家学者多偏重于名物训诂，讲究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的意涵却没有多少争论，这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就是只问墨义、注疏，不允许考生对义理内涵作自由的发挥，这条治经的道路严重阻碍了儒学的发展。而宋代的儒家学者则从仁宗朝开始，大都趋向于对义理的探索，而蔑视名物训诂，宋代中期之所以在学术上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因为历史进入宋代以后，汉唐儒学的这种旧传统出现了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宋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特别尖锐，宋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不断，严重消耗了其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儒家学者想从儒家经典中去寻找新的答案和新的思想武器，以挽救社会危机。
二，宋代的科学技术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对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广大平民子弟加入到读书人的队伍中去，更易于易于建立新的儒学体系。
三，从北宋中期起，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立新说，这对以理解经义内涵为主的新儒学的产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四，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道两教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对儒学产生了渗透，儒家学者们也开始吸收这些新养分，逐渐对旧的经学传统产生了怀疑，并利用这些新养分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
在这样的形势下，从北宋中期起，儒学领域出现了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们对以前的经学旧说产生了怀疑，群儒奋起，从而开创了以己意解经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带有两宋鲜明特征的宋学。从此，儒学开始哲学化，并越出了单纯研究经典的范围，成为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哲学在内的一门新学问。
其实，儒家学者们把思考和探索的对象，由章句训诂转向义理，是从唐代后期就已经开始的，当时的政治危机使得笃守义疏的经学传统受到普遍冲击。啖助、赵匡等人对传统经学的挑战成为这一时期疑经思潮的分水岭，《新唐书》说：“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 韩愈亦说到：“《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唐后期已经有了疑经思潮。
但是，中唐时期的疑经思潮却未在社会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到宋朝初年，经学旧习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正如蒙文通所说“唐代中叶，虽然在学术思想上发生了这一次革新运动……而为宋代一切学术的先河。但这一新学术，终唐以至五代，都还没有能够形成学术界的主流。” 如雍熙二年正月，宋太宗下诏说，私自以经义相教者将被斥出科场。又如皮希瑞所说“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 这段材料就反映了宋初学术上的普遍现象仍然是笃守义疏而无多大创新的。
到了宋仁宗时期，这一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产生了影响很大的疑经思潮，其主要表现是怀疑传注、经文，直抒胸臆，发明經旨。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胡瑷、刘敞、欧阳修等，如孙复要求：“广招天下鸿儒硕老置于太学，俾之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复其归趣，取诸卓识绝见在出王、韩、左、谷、杜、何、范、毛、郑、孔之右者，重为注解，俾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也。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复矣！” 与孙复同称为“宋初三先生”的石介和胡瑷也都对旧有的传注多有指斥，他们鼓励生员自由发表自己对经义的见解，不要受经学旧传统的束缚。宋初三先生讲学于仁宗之际，在疑经思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刘敞在疑经思潮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七经小传》是疑经思潮中的代表作。对宋学的兴起产生直接影响的人物中，欧阳修是至关重要的一位，其疑古惑经的态度，通经致用的学风，都能确立其在宋学兴起中的独特地位。作为开一代风气的历史学家，欧阳修将一种理性定义的新潮流自觉地导入历史研究中，他视伦理纲常为支配历史兴亡之道，并将这个概念浓缩为“理”，认为正是“理”支配着历史的演进，这一点，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从本体论层面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他的“穷理”之学更是宋代格物穷理认知方式的肇始。除了上述诸人外，范仲淹对宋学的兴起也起着重要作用，《宋史》载：“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风节，自仲淹倡之。” 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在提倡新思想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总之，自宋仁宗以后，学术风气大变，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各种学术门派相继产生，在当时有关、洛、蜀、闽、江西等学派。这些学术派别尽管观点各异，但其共同特征是以疑古为思辨核心，以发明儒学经籍义理为宗旨。学术思想的活跃和疑古思潮的兴起使得宋学产生并发展起来，那么，宋学有哪些特点呢？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儒家道统；二、追求《六经》义理，宋学的学者们不再拘泥于章句训诂之学，他们直探儒经义理，用自己的话对经学予以解释，并且一切以义理为权衡，对于不合理的经典与注疏，敢于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三、提倡经世致用。北宋新儒们想以经世的新思想来代替旧知识，表现了“外王”的要求，想通过行“王道”以挽救社会危机。
宋学的产生与发展是宋代学术上的主要特征，并且对宋代及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作为宋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理学何以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占据中国专制社会后期绝对主导思想地位达六百年之久的思想形态，因为正是义理学的定型使得宋学中无论经学还是文学都表现出一种理论探索的兴趣，以至于今人将求理看作是宋人的一大爱好。
总之，宋学作为一种成熟庞大的学术文化体系，以一种恢弘的气势，上承两汉，下启明清，而宋代学者对前代学术所持的疑古态度，也成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进步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盲从，并且以大胆质疑的态度重新评价前代学术，才使学术研究得以持续发展，他们的精神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
作者简介：康莉娟（1989—），女，汉族，籍贯：河南驻马店，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