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具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孕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任何精神形态的出现，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红岩精神的生成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所秉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伟大革命实践。对红岩精神的形成源流加以分析梳理，是更好地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的重要前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重庆优良革命传统是红岩精神生成的文化土壤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结晶和精神风貌的生动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红岩精神就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重大历史关头孕育而生的民族精神之花。
　　以重庆为中心形成的红岩精神，更是受巴渝优秀传统文化浸润而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忠贞不渝、爱国奉献的情怀，跋山涉水、坚韧顽强的意志，豪爽耿直、诚实守信的品德，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的气度。这些根植于重庆大地的人文精神，滋养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此外，红岩精神也是对近代重庆革命传统的传承。如“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杨闇公，“拼将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的傅烈等等。
　　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重庆优良革命传统的影响感召下，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红岩革命先辈，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把天下兴亡放在肩上”，凝聚人心，共赴国难，在极端艰苦和险恶的环境中为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所展现出来的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艰苦卓绝的凛然斗志、百折不挠的浩然正气等精神内涵，不仅是红岩精神最鲜活生动的展现，更成为一种代表共产党人独特人格魅力的文化象征符号。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红岩精神生成的理论渊源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政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如果说中华优秀传統文化和近代重庆优良革命传统给予了“红岩精神”萌发的土壤和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理论则赋予了“红岩精神”科学性和永久的生命力量。
　　红岩精神是红岩革命先辈在弘扬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推动了马列主义在重庆传播，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站在时代潮头，以重庆为舞台，探索济世救国的新道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新社会思潮，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组织，由此掀开了重庆人民革命斗争的新篇章。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共党员到重庆开展革命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重庆大地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以杨闇公、冉钧、童庸生、周贡植为代表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在接受新思想和不断探索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推动了重庆党组织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广泛开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大后方的发展。
　　任何伟大实践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感召和指导下，无数红岩先烈，为追求真理，前赴后继、舍生取义，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接受到选择再到形成信仰的全过程，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红岩先辈的革命活动是红岩精神生成的实践基础
　　革命实践孕育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推动革命实践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革命活动，是红岩精神生成的实践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在条件极其恶劣、斗争复杂尖锐、党性考验严峻、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极易受腐蚀的情况下，开创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培育和初步形成了红岩精神。
　　在抗战胜利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以弥天大勇飞赴重庆，入驻红岩，肩负着争取民主与和平的时代使命，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同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维护谈判成果和政协协议，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解放战争后期，众多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进一步锻造和凝结成“红岩精神”。
　　（作者分别系西南大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西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