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上记载，圣主成吉思汗说：“出生在巴儿忽真—脱窟木、斡难、怯绿连的男孩子，每一个都很勇敢，未经教导就懂道理，很聪明。那里出生的每一个女孩子未经装饰、梳理就很美貌，面色泛红，而且无比灵巧、伶俐，品德好。”他所说的巴儿忽真—脱窟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区，是包括今天的呼伦贝尔草原在内的贝加尔湖以东、蒙古国东部直至斯塔诺夫山脉、大兴安岭森林的辽阔地域。从不朽的游牧人民心灵史册《蒙古秘史》上看，建立了蒙古帝国的绝大多数男男女女，均来自圣主称赞的这一方热土。在更纯粹的意义上，这一山水间的一切，关乎欧亚草原地带的兴衰，巴儿忽真—脱窟木、鄂嫩河、克鲁伦河神圣的土地与人民，自古就是蒙古高原的脊梁与精神旗帜。
　　必须把呼伦贝尔放在这样一个亚洲：儒教文明的中、日、韩东亚，印度教文明的次大陆，伊斯兰教文明的波斯、阿拉伯西亚，游牧文明的北亚、中亚——你才能为呼伦贝尔定位。必须把呼伦贝尔放在这样一个世界：它所从属的欧亚草原地带是人类诸多文明的桥梁与纽带，西侧的两希文明、基督教文明、拜占庭及东正教文明，南侧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儒教文明，东侧与北侧东西伯利亚森林中堂兄弟们仍守望的通古斯—印第安狩猎文明，没有呼伦贝尔从属的欧亚草原地带上万千马背儿女与他们传承的游牧文明，世界各大文明将是隔绝的，将是游离的，将是分裂的。乌拉尔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卡拉库姆沙漠、兴都库什山脉、塔尔沙漠、大高加索山脉、鲁卜哈利沙漠、里海、伏尔加河之所以没有成为民族的、文明的、制度的障碍，完全是因为欧亚草原地带上万千游牧人民与蒙古马穿越时空的巨大努力。而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克鲁伦河、肯特山脉、伊犁河、天山、阿尔泰山、贝加尔湖、阴山、哈拉和林、阿力麻里、大都（北京）、大不里士、萨莱、亚格拉（印度）一再地成为游牧人民的圣地，也是因为欧亚草原地带孕育的力量，打破了人类文明的隔绝，促进了人类社会转换结构，催生了未来。对照这样一个辽阔的天地，呼伦贝尔的意义才显现出来，呼伦贝尔的面目才清晰起来，多年来对呼伦贝尔有意无意的修饰装饰方会轰然剥落，让呼伦贝尔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
　　自古至今，呼伦贝尔所属的欧亚草原地带就是一个文明的孔道。
　　旧石器时代起，奥瑞纳期文化传播于叶尼塞河上游至北中国的广大地区。马德林期文化同时存在于西伯利亚、蒙古、满洲和北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发端于俄罗斯中部的“篦纹”陶器经欧亚草原地带发展到包括中国甘肃齐家坪文化在内的远东文明中。青铜文明中，多瑙河流域的奥尼耶迪兹文明与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文明、中国商代青铜文明存在着承继关系。同样，亚述——巴比伦风格的金质和银质动物小肖像，经库班的迈科普古墓、哈萨克斯坦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哈拉苏克文化的有孔手斧，最终与商代中国安阳的有孔手斧联系起来。这样，就使我们明白，当斯基泰人与匈奴人同时出现于欧亚草原地带的东西部时，他们继承和延续的是有着共同来源的同一种文明。虽然，在人种上，在语言上，斯基泰人是印度——伊朗或雅利安人种，印欧语系，而匈奴人是蒙古人种，阿尔泰语系，但两者的生产生活方式，却几乎是同样的游牧方式。人们时常记忆的是，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是载于史册的最早的游牧人民，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审美追求和精神信仰，规定和影响了日后的诸多游牧民族。
　　位于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乌拉、德勒特哈达、阿敦础鲁与新巴尔虎左旗伊和乌拉的神秘石板墓，在蒙古国东方省、俄罗斯赤塔州仍有分布，昭示一种存在久远的人文联系。这一人文纽带，一直保留在匈奴帝国左贤王治理呼伦贝尔的岁月中，其后，鲜卑人挺进蒙古高原，相继建立诸燕帝国及北魏帝国，其物化形式最好的就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庄严雄伟大佛，这是游牧人民审美与精神追求的辉煌一笔;待柔然帝国主宰蒙古高原，游牧文明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规定和规范了日后的人们;突厥帝国、东突厥帝国、后东突厥帝国时代，契丹与室韦开始壮大，辽帝国时的阻卜战争与金帝国时的塔塔儿战争，已经向世人昭示蒙古语族诸部可怕的力量。其实，人们从《阙特勤碑》文的三十姓鞑靼与突厥人的血火厮杀中，看出蒙古人告别额尔古纳河左右岸的原始森林，铁骑洪流般扑向西方的宏伟画卷。等到蒙古高原呈现出塔塔儿、蒙古、篾儿乞惕、克烈亦惕、乃蛮五国争霸的风云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顺天应人，大举义兵，东征西讨，宰割天下，灭国四十，终于结束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蒙古游牧世界纷扰相延的岁月，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因统治部落变更而名号相异的时代永远变成了历史，游牧人民再也不用因匈奴西迁鲜卑东来而皆号鲜卑了，这是圣主成吉思汗的伟业之一，因为他建立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欧亚草原地带的人文板块也得以最终确立。西端的印欧语系诸族和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族游牧人，信奉伊斯兰教和少许的东正教，中部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游牧人，信奉藏传佛教，东部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游牧与狩猎人，信奉少许藏传佛教和萨满教。成吉思汗的遗产确定了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蒙古高原的人文与种族色彩。
　　蒙古帝国的金帐汗国，为今日的俄罗斯确立了政治与军事制度传统，俄罗斯几百年来的立国之本仍可辨明拔都汗的身影。蒙古帝国的伊儿汗国奠定了波斯文明复兴的基础，正是旭烈兀汗对巴达格的哈里发政权的彻底摧毁，为波斯掩盖着什叶派外衣的民族主义开辟了复兴之路。蒙古帝国的察合台汗国催生了今日的哈萨克、乌孜别克、土库曼和吉尔吉斯四个民族，借帖木儿帝国的崛起带动了日后的奥斯曼帝国，帖木儿的后裔巴布尔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是今日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以及阿富汗独立的母体，东西察合台汗国分治确定了帕来尔高原东西人文与种族疆界。蒙古帝国的元朝改写了汉文明的走向，明帝国的出现与政治制度是以元帝国为条件的，明帝国短暂的航海活动也是元帝国四通八达海运事业的回声，更别提定都北京这一克隆行为了。包括呼伦贝尔人在内的游牧人民创造了今日世界的格局（这在西方已成定论），我们今天的世界是我们祖先事业与追求的遗产，这既鼓舞人心，也为探索呼伦贝尔前世今生及未来带来沉重的反思。
　　一方面，北元帝国以后的远东史，长期表现为北元与明帝国的争霸。一方面，蒙古高原除了难得一现地出现了卫拉特蒙古人的准噶尔帝国的雄奇景象，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挥师沿克鲁伦河东进呼伦贝尔草原，的确是蒙古高原历史的转折点，胜利者如果是噶尔丹而不是虚名盛世之主的玄烨，那么，一种游牧人民造求的开放大气海纳百川的人文历史也许就会为日后的东西方竞争带来不一样的结局。
　　乌兰布统之战和昭莫多之战后，游牧文明的活力自蒙古高原消失了。随后，呼伦贝尔所处时代的大背景是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沙俄与西方的政治军事文化占据了统治地位。二十世纪，日俄在蒙古高原的争霸，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进入二十一世纪，呼伦贝尔环顾四方，新的机遇与挑战纷至沓来。如何承继游牧世界万千年来的传统？如何对接一个日新月异的全球化进程？如何像当年那样，以一隅之地融入影响世界的宏大运动中？如何在寻求优势的新突破中对接全人类共有的价值？一个诞生过冒顿单于、成吉思汗、阿提拉、帖木儿的文明怎样重振雄风？或者说，经济的发展带动的是怎样的思想、怎样的文化、怎样的精神、怎样的人生？呼伦贝尔遗留的滨洲铁路仍是一个孔道，一个联系着万千年前南俄草原、蒙古高原人文流动的孔道，这是旧文明的回声还是新世界的起点？
　　呼伦贝尔走到了一个转折点，无论对这草原、游牧文明还是一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立在这门槛上，面对新天地的曙光，我们期待着一种孕育了盛唐气象大元气派的智慧，为我们的呼伦贝尔乃至包括了呼伦贝尔的蒙古游牧世界指点迷津，让呼伦贝尔和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蒙古游牧世界重现昔日光华——讓人们在和平富裕友善博爱的氛围中创造财富，享受生活并拥有人性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