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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来时路”。无论在历史沧桑中怎样革新流变，人们总是能穿越岁月的长河，按迹寻踪找到其发生原点，把握其发展规律，延续其文化根脉。中国曲艺，作为历史悠久、追迹秦汉而又独树一帜、弥足珍贵的中华文化瑰宝，对它的研究探寻、传承赓续从未停止。201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曲艺艺术概论》，可以说是这漫长历程中的一个鲜明标识，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曲艺高等教育系列教材中的重头之作，这部中国曲艺的文艺学引论，深入开掘曲艺艺术的富矿，为曲艺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探寻内在逻辑、勾勒学术框架，描绘了曲艺学科发展图景的地平线，对推动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曲艺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以理服人、逻辑自洽。一直以来，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曲艺因其“可溯之源虽长、可证之史甚短”，由“街头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理论和学术研究方面相对滞后，长期处于零散游移、散金碎玉的状态。曲艺从散漫的口头说唱艺术品种，到成为成熟独立的艺术门类；从师徒口传心授、活态传承的民间艺术，到最终走向系统严格的艺术学科，经历了几代曲艺人艰辛而漫长的跋涉探索。正如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所说，“艺术必须被像科学那样严肃对待，从更高的和更宽泛意义上来说，艺术与科学一样是知识的发现、创造和扩展”，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对其所涵盖的知识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梳理概括其一般性范畴、观念、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严谨科学的学科概念和理论架构。《中国曲艺艺术概论》全书围绕这一核心理念，坚持以理服人、以例釋义，通过条分缕析的阐释、大量生动的例证，初步解答了学科建构必然要涉及的一系列基础问题，如曲艺的本质特征、形式分类、语言结构、艺术接受、审美心理等，同时贯穿曲艺艺术实践的全过程各环节，包括创作、观众、作品、表演、音乐、审美等。各章逻辑严密、结构完备，把微观与宏观、感性与理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具体等有机结合，构成了系统完整、逻辑自洽的学科知识体系，体现了实践性理论性兼具的艺术学教材特点。
立足本体、贯通古今。曲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曲艺”这一概念，内涵反复演变，外延丰富多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书写曲艺概论、编写曲艺教材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怎样才能在少人问津的领域填补空白、让人信服；同时，又避免陷入嫁接移植、剪裁缝补的窠臼，对本书的著者是个挑战。《中国曲艺艺术概论》全书在阐明一般性艺术学原理之外，聚焦曲艺艺术门类的具体问题，对曲艺区别于其他艺术的口传性、集体性、通俗性、变易性、叙述性、娱乐性等特点进行了全面立体的研究，特别是对曲艺“观众中心论”“跳进跳出”“说法中现身”等独特的美学体验、艺术实践、审美精神、文化影响进行深刻阐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曲艺“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走向何方”的根本问题，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艺术理论范式。曲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日常娱乐方式之一，是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一种深层追求。全书立足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曲艺本位立场，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艺理论中汲取营养，也尽可能避免凌空蹈虚、生搬硬套，努力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野中探索富有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路径，“推故而别致其新”，彰显中国文化特质，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审美与人文、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对建立具有曲艺自身独立属性、独特内涵、内在规范和鲜明特征的学科体系作出了有益尝试。
观照当下、雅俗共赏。曲艺一头连着丰富的社会生活，一头连着纷繁的个体审美趣味。作为一本教科书，权威性、精准性、普适性无疑是首要原则；但作为事关一门世俗市井、雅俗共赏的大众艺术的教材，如何避免进入象牙之塔、让人望而却步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曲艺艺术概论》秉持了思想的科学性、理论的现实性、语言的通俗性相统一的原则，尽可能在学术与普及之间保持平衡，用人们看得懂、易接受的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解读曲艺理论和艺术经典范例，在建构理论体系时，坚持精准到位，绝不自由发挥，反对标新立异，也不随意附会。但同时从史论结合的原则出发，清晰梳理曲艺艺术与不同历史阶段、社会语境的关系，把对曲艺的研究建立在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经验的深入阐释基础上，把立论的起点建立在曲艺家创作表演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曲艺理论和曲艺创作实践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曲艺艺术概论》的出版，既是曲艺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曲艺创作表演实践的必然要求。
《中国曲艺艺术概论》这本教材是薛宝琨先生毕生守望的成果和心血的凝结。回顾这部书艰难的编写过程，回想薛先生生前为这部书埋首案头、付出无数辛劳，至今历历在目。当初为本书的框架提纲拟定，与先生的邮件往来，今天依然躺在我的邮箱中。新的时代，曲艺既需要传之后世、代代相因，更需要守先待后、返本开新。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曲艺艺术概论》等系列教材的问世为起点，通过一代代曲艺人日益成熟自信的坚守奋进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曲艺学”这一目标的达成就在不远的将来。
以理服人、逻辑自洽。一直以来，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曲艺因其“可溯之源虽长、可证之史甚短”，由“街头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在理论和学术研究方面相对滞后，长期处于零散游移、散金碎玉的状态。曲艺从散漫的口头说唱艺术品种，到成为成熟独立的艺术门类；从师徒口传心授、活态传承的民间艺术，到最终走向系统严格的艺术学科，经历了几代曲艺人艰辛而漫长的跋涉探索。正如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所说，“艺术必须被像科学那样严肃对待，从更高的和更宽泛意义上来说，艺术与科学一样是知识的发现、创造和扩展”，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对其所涵盖的知识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研究，梳理概括其一般性范畴、观念、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严谨科学的学科概念和理论架构。《中国曲艺艺术概论》全书围绕这一核心理念，坚持以理服人、以例釋义，通过条分缕析的阐释、大量生动的例证，初步解答了学科建构必然要涉及的一系列基础问题，如曲艺的本质特征、形式分类、语言结构、艺术接受、审美心理等，同时贯穿曲艺艺术实践的全过程各环节，包括创作、观众、作品、表演、音乐、审美等。各章逻辑严密、结构完备，把微观与宏观、感性与理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具体等有机结合，构成了系统完整、逻辑自洽的学科知识体系，体现了实践性理论性兼具的艺术学教材特点。
立足本体、贯通古今。曲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曲艺”这一概念，内涵反复演变，外延丰富多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书写曲艺概论、编写曲艺教材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工作。怎样才能在少人问津的领域填补空白、让人信服；同时，又避免陷入嫁接移植、剪裁缝补的窠臼，对本书的著者是个挑战。《中国曲艺艺术概论》全书在阐明一般性艺术学原理之外，聚焦曲艺艺术门类的具体问题，对曲艺区别于其他艺术的口传性、集体性、通俗性、变易性、叙述性、娱乐性等特点进行了全面立体的研究，特别是对曲艺“观众中心论”“跳进跳出”“说法中现身”等独特的美学体验、艺术实践、审美精神、文化影响进行深刻阐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曲艺“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走向何方”的根本问题，某种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艺术理论范式。曲艺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日常娱乐方式之一，是中华民族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一种深层追求。全书立足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曲艺本位立场，从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艺理论中汲取营养，也尽可能避免凌空蹈虚、生搬硬套，努力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视野中探索富有中华美学精神的理论路径，“推故而别致其新”，彰显中国文化特质，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审美与人文、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对建立具有曲艺自身独立属性、独特内涵、内在规范和鲜明特征的学科体系作出了有益尝试。
观照当下、雅俗共赏。曲艺一头连着丰富的社会生活，一头连着纷繁的个体审美趣味。作为一本教科书，权威性、精准性、普适性无疑是首要原则；但作为事关一门世俗市井、雅俗共赏的大众艺术的教材，如何避免进入象牙之塔、让人望而却步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曲艺艺术概论》秉持了思想的科学性、理论的现实性、语言的通俗性相统一的原则，尽可能在学术与普及之间保持平衡，用人们看得懂、易接受的语言表达和思维方式解读曲艺理论和艺术经典范例，在建构理论体系时，坚持精准到位，绝不自由发挥，反对标新立异，也不随意附会。但同时从史论结合的原则出发，清晰梳理曲艺艺术与不同历史阶段、社会语境的关系，把对曲艺的研究建立在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审美经验的深入阐释基础上，把立论的起点建立在曲艺家创作表演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曲艺理论和曲艺创作实践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曲艺艺术概论》的出版，既是曲艺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曲艺创作表演实践的必然要求。
《中国曲艺艺术概论》这本教材是薛宝琨先生毕生守望的成果和心血的凝结。回顾这部书艰难的编写过程，回想薛先生生前为这部书埋首案头、付出无数辛劳，至今历历在目。当初为本书的框架提纲拟定，与先生的邮件往来，今天依然躺在我的邮箱中。新的时代，曲艺既需要传之后世、代代相因，更需要守先待后、返本开新。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曲艺艺术概论》等系列教材的问世为起点，通过一代代曲艺人日益成熟自信的坚守奋进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曲艺学”这一目标的达成就在不远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