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专家学者们对于分布在民间的实物鞭长莫及，同时，实物收藏者与经营者的话语权缺失，长期以来，在“红木家具的最早使用年代”问题的解读上，各家论者众口一词地认为红木家具最早出现在清代中期。
　　在多年的古典家具的收藏和研究中，笔者入藏和过眼了一批带有典型明式家具简约风格的老红木家具，在深入的比较、归纳及类型学的研究后，可以确定使用红木家具的初始年代应在清早期。
　　图1红木四出头官帽椅做工细致，线条简洁流畅，其搭脑、扶手、鹅脖与《明代家具萃珍》(王世襄编著，袁荃猷绘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朱家滔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12月出版)中明清之际“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极为相似，在整体风貌韵致上绝无清中期椅子的生硬之态。
　　图2红木明榫壶门式圈椅的独板靠背做法及圆形螭龙装饰在清初黄花梨器物较为多见，清中期以后背板多为三段框式加方形图案装饰；四条腿的出榫做法更为早期硬木家具仿照建筑木架榫卯的做法；椅子的壶门做法，为清初黄花梨椅座面下牙条的基本做法。
　　图3红木刀子牙板夹头榫平头案形体硕大，应为文房中的小画案或书案一类，其形制为典型的明式家具造型，质朴无华，简练醇厚，虽平淡无奇却十分耐看。将此红木平头案与多见的明末清初的黄花梨平头案比较可见，器形上极其相似。
　　图4红木霸王枨榉木面半桌结构简练，比例和谐，纯明式风格。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明清家具》中的明末清初黄花梨束腰方桌比较，似乎红术半桌造型更富明韵，一木连做之束腰和榉木面芯的符号性内容，令人玩味。
　　图5红木钩尖牙头小酒桌秀巧玲珑，乍一看即予人清新可爱之感。此桌虽小，但质朴无华，隽永耐看。除却整体造型为典型明式外，它的钩尖式牙头使人想起明末清初黄花梨个别讲究牙头装饰之器的制作。
　　图6红木方圆角柜造型为纯明式，下大上小，收分有度，装饰不多却颇显质朴凝重。此柜体积硕大，与《明式家具珍赏》(王世襄编著，文物出版社，2003年9月)收录的明末清初黄花梨圆角柜在形态上相一致。现存于世的黄花梨家具，在缺乏过硬的具体断代证据的情况下，保守而可靠的办法是将它们定为清早期为宜。
　　以上红木家具实物，在器形上和今天所见的一些黄花梨器物标准器基本相同，有的几乎一模一样。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看，这些红木家具也应是清早期的产物。
　　考古类型学根据古代人类文化物质遗存的形式、结构、装饰风格及其他特征的相似性进行系统排比，认定其类型特征和发展演变。类型学认为，在同一发展链条上，类型相同的器物处于相同时期，类型相近的器物所处的年代也较接近，类型差异大的器物所处的年代也较远。考古类型学着眼于器物与器物发展链条的连续性。按考古类学理论来说，人类制造的物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物品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由其用途、制作技术、使用者的生活或生产环境、制作和使用者的心理情况或审美观念这几种因素所决定的。在历史上的任何时间、任何地区、任何人群的集团中，客观存在的这几种因素总是综合为一种特定的力量，决定着物品的特定形态。在任何一个人群的共同体内，已经形成的某一种综合力量会成为牢固的传统，使得各种物品已经形成的形态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如果这些因素(哪怕是其中的一种)有了变化，物品形态一定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从类型学角度看明式家具，还涉及到一个问题，许多明式的柴木家具(包括榉木、榆木、柏木等)，明代、清代以至民国均有生产，如何看待它们的生产年代呢?
　　明式家具起源于柴木，在黄花梨、紫檀、红木竞相出现，逞一时之秀后，柴木家具以低档家具的身份存在于广大的乡村(早些时候也存在于城市中下层)，历经明、清、民国乃至新中国，因简易而实用，代代不息，成为今日“礼失而求诸于野”的活标本。尽管如此，它们的器物造型也多多少少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变。所以一些来自基层的柴木经营者还是能分清明式柴木家具中哪些有清代的符号，哪些是民国的产物。而红木家具则相反，红木是以高档木材的身份从海外进口的，作为社会上层家庭的家具木材，主要产地均在沿海大城市，造型款式领时代风气之先。清早期时硬木家具以明式为范式，清中期时以乾隆一朝风尚为风尚，清晚期至民国更是别样面貌，民用家具大量带有西洋风味。时至清中期，明式的尚意让步于清代的尚形，以方厚华丽、繁工满绩为时尚，如明式柴木的简单被视为落伍。时尚品位和市场规则注定在清中期时，城市中上层要淘汰清早期的样式。上述工艺精良的明式老红木家具在清中期以后已无立身之地。
　　红木家具兴盛于清中期，也并非是突发成熟的，它需要早期的初萌、发展的经历。红木家具作为拥有最广大的接受群体的硬木家具，对清中期清代家具的高峰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