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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对当代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从左翼文化多元构成的角度回溯这一评价，其存在着用左翼革命伦理掩盖左翼文化多元性，以及多重鲁迅评价的模糊性。究其原因，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模糊性源于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以及通过鲁迅公众影响建构延安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 延安时期；鲁迅文化；毛泽东；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186－06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评价的影响。毛泽东对鲁迅革命史价值的阐释使鲁迅思想传播和接受进入一个新的空间，同时也将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政治地位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但随着新时期“解放思想”大旗的出现和学界对鲁迅思想认识的加深，毛泽东的鲁迅评价也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学界质疑的焦点在于：毛泽东政治化的鲁迅评价致使了鲁迅思想传播和接受的庸俗化和空洞化，在提高鲁迅政治、文化地位的同时，扼杀了鲁迅思想的现实生命力，即造成鲁迅的“神化”或“圣化”。不能不提到的是，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鲁迅评价产生质疑的总体背景是在“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独立性有着强烈的向往，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象征，纯粹政治化的公众形象必然为知识分子所不满。但是，随着当前左翼文化精神的复苏，知识分子的政治革命价值不再被当作诟病的先天不足，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意义和不足也就可以更理性地考察和反思。
一、所指的困惑——毛泽东论鲁迅的模糊性
毛泽东的鲁迅评价对鲁迅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精神的阐发，再是对鲁迅革命史及文化史地位的确立。就两者的关系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基于毛泽东所阐发的鲁迅精神，鲁迅空前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便水到渠成地被确定起来。所以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发是其鲁迅评价的核心部分。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其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①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论鲁迅》中，毛泽东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总结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作出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1〕的著名评价，从而确立了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2〕、“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的崇高文化地位。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鲁迅精神概括的全面性和合理性，但作为一次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回溯，我们不仅要了解字面的“鲁迅精神”，还要洞悉这些精神特质的具体所指，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毛泽东的鲁迅评价有更加理性的认知。考察毛泽东论鲁迅的具体所指，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论点回到论据——正是在这个层面，毛泽东论鲁迅的模糊性特点便显露了出来。首先看毛泽东在《论鲁迅》中的论据情况。作为一篇演讲辞，《论鲁迅》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论述，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三方面内涵的阐发没有引用太多例证：论述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时引用了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作为证明；论述鲁迅的“斗争精神”时用鲁迅“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妥协投降”〔4〕的实际行为作根据；论述鲁迅的“牺牲精神”，又运用了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打落水狗”来作为例证。总体而言，毛泽东引用的例证都能够反映出鲁迅为人、做事的一贯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些例证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指归与毛泽东的概括并不完全吻合。譬如，毛泽东称赞鲁迅的“政治远见”，在一定程度上是指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5〕；指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肯定了“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6〕然而事情的原委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公开了鲁迅与周扬之间的矛盾，“托派”分子陈仲明乘机拉拢，鲁迅从抗日大义出发表明自己坚持抗日的立场。〔7〕鲁迅的这种表态并不意味着向周扬等人妥协，也不能说明鲁迅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痛斥“托派”。鲁迅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良知，并不能充分说明毛泽东意义上的“政治远见”。所以，毛泽东在论述鲁迅中将两者联系起来，就存在脱离鲁迅精神主体的“误读”现象，使其论述的具体所指显得暧昧不明。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用形象化的语言概括鲁迅精神：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8〕
从学理的角度，毛泽东的这段文字更准确地说是“论断”而非“论述”，因为其没有采用任何论据，其观点的权威性直接来自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地位。正是如此，从接受的角度，我们无从知道鲁迅如何体现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我们也无从知道如何做才能像鲁迅一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进而成为“骨头最硬”的“民族英雄”。当然，我们应该在怎样的程度和立场上理解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显得模糊不清。
其实，就根本原因而言，毛泽东论述鲁迅的模糊性源于“左翼”精神的多元构成。毛泽东所阐发的鲁迅精神，最核心的部分是鲁迅在“左翼”道路上坚决的斗争精神，但左翼精神的构成却是多元的。著名学者王富仁曾经将左翼文学概括为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所体现的”；“第二个更接近鲁迅的一个层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话语形式但实际追求的是像鲁迅那样的独立精神的（指以胡风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引者注）”；“第三个部分是像李初梨包括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这些人所从事的活动是文学活动，但他们是依照革命和不革命，依照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来评价人的价值”；“第四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周扬，周扬可以说到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政治话语的文学阐释者，是完全政治化了，是依照一种政治的领导来决定自己的理论取向。”〔9〕王富仁对左翼文学内部层次的区分，依据了左翼知识分子精神本质的内在区别。其实，即使我们不作如此细致的区分，左翼知识分子也至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知识分子站在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从追求个体独立、自由的角度进入左翼阵营当中；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则是站在政治集团的立场上，为了政治集团的需要而进行左翼活动。两类知识分子在当时同处弱势的地位，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了坚韧不拔，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都可以说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都是“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优秀分子，但他们所坚持的立场、追求的目标却大不相同。在这两类知识分子当中，鲁迅显然属于前者，而毛泽东所要阐发的“鲁迅精神”却是后者。因此，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发对于对鲁迅有不同了解的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也难免存在着模糊性。
在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鲁迅的论述也存在着前后不符的情况。前文已提到毛泽东对鲁迅的定位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在另外的场合，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又显得与这种定位不相符合。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对鲁迅杂文的看法：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10〕
这段话在字面意义上是指导延安作家不应该简单地学习鲁迅，应该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采取不同的写作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隐含着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意思。此外，在1938年徐懋庸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时，毛泽东做了这样的表态：“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的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11〕这也就是说，鲁迅在进行文学创作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存在着脱离群众的情况。另外，毛泽东还写信给周扬说鲁迅创作的小说过于黑暗，表现光明不足等等〔12〕。这就让人困惑了，这样的一个作家有什么资格成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具体的所指到底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在知道了毛泽东论述鲁迅的模糊性后，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论述鲁迅的过程中存在模糊性？是他对鲁迅把握不足，还是有意而为之的策略？毛泽东论述鲁迅有没有明确的所指，如果有，他又为什么制造这种模糊呢？
二、“第一个是团结”——毛泽东论鲁迅的政治策略
如果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阐发的模糊性源于左翼精神内在的差异性，那么毛泽东对于这种差异应该明了。“左联”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左联重要人物周扬就宣称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13〕），对于左联内部的矛盾冲突，毛泽东不可能没有耳闻；即使毛泽东不知道此前“左联”内部的矛盾，那么“两个口号”论争使“左联”内部矛盾公开化，毛泽东不可能完全不知。有材料显示，在左联内部出现“两个口号”论争的时候，延安也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毛泽东在会见徐懋庸时就说：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这样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14〕
这个材料说明，毛泽东对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不仅了解，而且还有深入分析，对于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判断。另有材料也说明这一点：在1937年5月，文协召开两次会员座谈会，讨论由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引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根据负责这次座谈会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问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15〕可见，在毛泽东《论鲁迅》发表以前，毛泽东对于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非常清楚，不可能不知道鲁迅的立场与延安立场之间的差异。这就可以判断，毛泽东对鲁迅精神阐发的模糊性不是他不了解鲁迅而致，而是刻意而为之：有意利用表述的模糊性来消解鲁迅精神与延安文化精神之间的差异性。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觉得答案有两个：一、利用对鲁迅形象的塑造完成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从而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获得文化领导权和舆论主导权；二、针对延安文化界复杂的构成，利用鲁迅的权威确立中国共产党对边区文化领导的权威性。
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鲁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人可以媲美，特别是他对于中国青年“左翼”知识分子的号召力，更是无人可以代替。因此，在鲁迅生前和死后，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注意到鲁迅的价值，希望能获得鲁迅的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鲁迅的价值，对鲁迅的争取可以追溯到“左联”建立之时，但中国共产党公开对鲁迅资源的争取则是在鲁迅逝世时的通电上。
在鲁迅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共发出三份通电，分别电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和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国国民党。三份通电给予了鲁迅高度的评价，把鲁迅定位为“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最伟大的文学家，热情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被认为“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16〕，从而将鲁迅提高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位置。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能在国民党尽量淡化鲁迅意义的时候提出鲁迅的价值也充满了正义感，因此这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众多鲁迅拥护者、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不过，评价也是一种塑造，当中国共产党对鲁迅进行评价的时候，也是对鲁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行了一次塑造；而在公共传播领域对鲁迅进行一次塑造也是对塑造者自身——中国共产党大众形象的一次塑造。当鲁迅被塑造成中华民族“忠实儿女”，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追求光明的“导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向广大知识分子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而且，通电将鲁迅定位为“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这显然在高度评价鲁迅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先进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分别通电全国、鲁迅遗孀和国民党政府的做法，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正义、充满温情的一面，无疑也为其获得广大知识分子支持，提高其文化、舆论领域的号召力打下基础。
但通电仅仅达到的是使鲁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鲁迅还只是“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它虽然能够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的号召力，但还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完全取得文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所以鲁迅必须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完全拥有统一战线中文化和舆论的绝对领导权。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政治背景。
在《论鲁迅》中，鲁迅形象与“通电”中鲁迅形象的唯一变化在于：鲁迅已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说是没有党籍的中国共产党员。〔17〕虽然毛泽东知道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存在着分歧，而且是本质的分歧，但双方也并不是没有共同点，鲁迅能与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组成左翼联盟也确证了这种共同性的存在——双方都不满意国民党专制统治。因此，毛泽东就围绕着斗争精神，提出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虽然，这三个方面在本质上存在差别，但在字面上却是统一的。毛泽东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消解了中国共产党与鲁迅之间的现实差距，从而使鲁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提高鲁迅地位的时候也确立了自己对于统一战线中文化和舆论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鲁迅论述的模糊性还存在更为现实的边区内部原因。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进行《论鲁迅》演讲的时候，陕北公学和陕甘宁边区已经充斥着大量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陕甘宁边区正处于外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内迁高峰的前期。资料显示：1937年8月至10月，仅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就将700余人送往延安。〔18〕1938年初，经由西安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就有2288人，年底单从武汉一地就去了6000人。〔19〕1938年是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达延安的高峰期，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延安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问题自然已经显露了出来。而就陕北公学的学生构成来说，“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统区来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这样的学校，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0〕。那么可不可以推论毛泽东关于鲁迅的演讲有针对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大量介入延安这种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
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自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主张持肯定的态度，但在来延安的动机上又存在着复杂的因素。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一书中，将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分成叛逆者、追求者和流亡者，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那些不远万里、历经辛苦的延安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选择延安的动机上的确存在着复杂性。〔21〕萧军到达延安最初动因就是“到五台山前线打鬼子”〔22〕；何其芳到延安则更有复杂的思绪：
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特•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持批判的自由。”〔23〕
这些材料虽然显示在毛泽东《论鲁迅》讲话之后，但却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能够说明当时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复杂心态。外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复杂性，必然使延安当局充分“消化”他们感到困难，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千丝万缕：首先，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多参与或了解“左联”解体前内部的斗争，这使他们之间存在着融合的芥蒂；其次，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秉性上与延安本土知识分子、官兵之间也存在差距并出现分歧。毛泽东1938年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专门讲话：
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24〕
这里的“亭子间”和“山顶上”的人分别影射出外来和本土两类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说明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我相信这种矛盾不仅仅在1938年之后才出现，它要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采取措施，将这些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对党的领导产生信服。
要团结这些知识分子，必须为他们确立一个文坛领袖。这个领袖就是鲁迅——对于各类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鲁迅都充满感情和敬意。各类知识分子之所以发生争执，原因在于他们都想充分体现自我的价值，而他们所要体现的价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理想和追求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付出；尽管他们作出努力和付出的动机是不一致的，但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肯定他们的努力。因此，毛泽东从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来阐发鲁迅精神，对于各类知识分子都是一种安慰。当然，这种安慰模糊了他们之间的深层分歧，这种分歧最终表现了出来，但在当时这种论述的现实作用却不能抹煞。①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精神阐发的模糊性源于政治需要的策略性，而最根本的宗旨则是他谈到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团结和改造。〔25〕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正面阐发便印证了第一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
三 “留白”的艺术——毛泽东论鲁迅的叙事策略
如果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正面阐发体现出毛泽东“第一个是团结”的统一战线原则，那么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则反映出统一战线政策的第二个原则：“第二个是批评、团结和改造。”要理解毛泽东在论述鲁迅当中前后不一致状况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这两类阐述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把握住毛泽东论述鲁迅的叙事特征。
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精神上肯定了鲁迅，而在文学上又实际否定了鲁迅〔26〕，我觉得这种表述并不完全确切和周详。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和否定体现出下列三种关系特征。
第一，在场合上，毛泽东肯定鲁迅的言论多发表在公开场合，表达很直接；而否定鲁迅的言论则多在私下场合，表达也很含蓄。前文提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主要表现在《论鲁迅》和《新民主主义论》中。《论鲁迅》首次发表的场合是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属于非常公开的场合；而《论鲁迅》首次纸面发表于1938年上海出版的《文献》杂志第2期，可见毛泽东对《论鲁迅》内容的信心是超越陕甘宁边区、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征的，具有非常的公开性。《新民主主义论》首次发表则是在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载于1940年2月2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而且，《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作为延安文化界权威的学习材料，其影响之广，可以想象。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多具有公开性，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宣言的特征。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公开场合含蓄地对鲁迅的杂文提出不同意见，其他场合都是非常私人化的（见列表）。
第二，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都是以不推翻对鲁迅的肯定评价为前提。毛泽东在否定鲁迅的表态当中都会强调这种否定的前提，使否定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不与其对鲁迅总体的肯定产生冲突。譬如，当他在对徐懋庸谈话时指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的不一定恰当”，马上又来进行一次转折：“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31〕毛泽东这次对鲁迅的否定中进行了两次界定，第一，鲁迅的误会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具有普遍性）；第二，鲁迅出现这样的问题存在客观原因：“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这使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就呈现出特殊性和暂时性的特点，不具有普遍意义。再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鲁迅杂文的否定，毛泽东首先承认了鲁迅在他所处时代进行杂文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而后具体分析指出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这样讲隐含的意思是：鲁迅杂文的精神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灵活变通进行学习。虽然在本质上的确要求作家放弃鲁迅杂文的“暴露”传统，但在表达上，他又将放弃“暴露”的杂文创作包含在鲁迅精神当中。这是一种语言策略，也是毛泽东叙事策略的一种表现。
第三，毛泽东肯定鲁迅是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具有模糊性，不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具体针对性；毛泽东否定鲁迅则是清晰的，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具体针对性。我这里所说“文化意义上的具体针对性”以对延安文学发展是否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而判定。前文已述，毛泽东肯定鲁迅的战略意义，是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的绝对领导权，但此时鲁迅的公众形象是模糊的，我们虽然知道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我们无从知晓如何从鲁迅本身获得现实的指导作用，也无法从鲁迅自身获得自我提高的资源——因为毛泽东所阐发的“鲁迅精神”代表了多种理解的可能。而毛泽东否定鲁迅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毛泽东否定鲁迅多在私下场合，但却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直接指导延安文化、文学的走向。譬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委婉、也很局部地否定了鲁迅杂文的当下意义，但却明确提出了对延安作家创作的要求——要“歌颂”而不是“暴露”〔32〕，直接影响了此后延安文学的走向。再譬如，毛泽东和萧三谈到《聊斋志异》是“社会小说”，而不是鲁迅所说的“怪异小说”的时候，这次私人的谈话也代表了毛泽东对延安文学当下创作的一种看法。毛泽东在肯定《聊斋志异》是“社会小说”时还说出了原因：“蒲松龄很注重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33〕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就比较熟悉了，这是他一贯对延安小说创作者提出的要求：深入群众、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1938年在鲁艺讲话时就提出创作“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提到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35〕，可见毛泽东私下的谈话也不是随便说说，代表了他一贯坚持的文化方向。可以说，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都具体影响到了延安文化、文学发展的方向。
从毛泽东肯定鲁迅与否定鲁迅之间存在的三种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在毛泽东对鲁迅的总体论述中，鲁迅在现代中国“圣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二、尽管鲁迅的“圣人”地位不可动摇，但鲁迅精神的阐释权不是来自鲁迅文化与文学实践本身，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或者说毛泽东本人的文化和文学思想。从根本上说，确立鲁迅的“圣人”地位是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导上的权威性，而把握鲁迅精神的阐释权又直接使边区文化发展沿着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文化方向而不会偏离到别的轨道。这样，毛泽东论鲁迅的叙事策略也彰显了出来：在确立鲁迅崇高地位的模糊性中，鲁迅阐释成为一个开放的结构，它使鲁迅的文化资源可以不断开发和利用，鲁迅的形象也在不断开发中被不断塑造和改写。
毛泽东论鲁迅模糊性的叙事艺术就如同中国国画艺术中的“留白”，它利用广阔的空间，使画的接受者对画面产生多重的想象——这些想象有时已经超越了画本身所能涵盖的意义。毛泽东论鲁迅的模糊性就是“留白”，他使鲁迅成为一个可以不断阐释的文化载体，让“圣人”的鲁迅成为其文艺思想的代言人，而其自己又在“空白”中代言了真实的鲁迅。而这个“鲁迅”正是我们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所接受、所了解的那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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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 富）
〔关键词〕 延安时期；鲁迅文化；毛泽东；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1）01－0186－06
建国后相当长时间内，鲁迅思想的传播和接受都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鲁迅评价的影响。毛泽东对鲁迅革命史价值的阐释使鲁迅思想传播和接受进入一个新的空间，同时也将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政治地位提高到空前的高度，但随着新时期“解放思想”大旗的出现和学界对鲁迅思想认识的加深，毛泽东的鲁迅评价也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学界质疑的焦点在于：毛泽东政治化的鲁迅评价致使了鲁迅思想传播和接受的庸俗化和空洞化，在提高鲁迅政治、文化地位的同时，扼杀了鲁迅思想的现实生命力，即造成鲁迅的“神化”或“圣化”。不能不提到的是，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鲁迅评价产生质疑的总体背景是在“文革”之后，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独立性有着强烈的向往，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精神的象征，纯粹政治化的公众形象必然为知识分子所不满。但是，随着当前左翼文化精神的复苏，知识分子的政治革命价值不再被当作诟病的先天不足，毛泽东对鲁迅评价的意义和不足也就可以更理性地考察和反思。
一、所指的困惑——毛泽东论鲁迅的模糊性
毛泽东的鲁迅评价对鲁迅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鲁迅精神的阐发，再是对鲁迅革命史及文化史地位的确立。就两者的关系来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基于毛泽东所阐发的鲁迅精神，鲁迅空前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便水到渠成地被确定起来。所以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发是其鲁迅评价的核心部分。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其1937年10月19日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①和《新民主主义论》中。在《论鲁迅》中，毛泽东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总结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作出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1〕的著名评价，从而确立了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2〕、“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3〕的崇高文化地位。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鲁迅精神概括的全面性和合理性，但作为一次学术史和文化史的回溯，我们不仅要了解字面的“鲁迅精神”，还要洞悉这些精神特质的具体所指，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毛泽东的鲁迅评价有更加理性的认知。考察毛泽东论鲁迅的具体所指，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从论点回到论据——正是在这个层面，毛泽东论鲁迅的模糊性特点便显露了出来。首先看毛泽东在《论鲁迅》中的论据情况。作为一篇演讲辞，《论鲁迅》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论述，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三方面内涵的阐发没有引用太多例证：论述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时引用了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作为证明；论述鲁迅的“斗争精神”时用鲁迅“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妥协投降”〔4〕的实际行为作根据；论述鲁迅的“牺牲精神”，又运用了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打落水狗”来作为例证。总体而言，毛泽东引用的例证都能够反映出鲁迅为人、做事的一贯立场，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些例证中所体现出的精神指归与毛泽东的概括并不完全吻合。譬如，毛泽东称赞鲁迅的“政治远见”，在一定程度上是指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5〕；指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肯定了“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6〕然而事情的原委我们都知道，是因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公开了鲁迅与周扬之间的矛盾，“托派”分子陈仲明乘机拉拢，鲁迅从抗日大义出发表明自己坚持抗日的立场。〔7〕鲁迅的这种表态并不意味着向周扬等人妥协，也不能说明鲁迅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痛斥“托派”。鲁迅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良知，并不能充分说明毛泽东意义上的“政治远见”。所以，毛泽东在论述鲁迅中将两者联系起来，就存在脱离鲁迅精神主体的“误读”现象，使其论述的具体所指显得暧昧不明。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又用形象化的语言概括鲁迅精神：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8〕
从学理的角度，毛泽东的这段文字更准确地说是“论断”而非“论述”，因为其没有采用任何论据，其观点的权威性直接来自毛泽东个人的政治地位。正是如此，从接受的角度，我们无从知道鲁迅如何体现出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我们也无从知道如何做才能像鲁迅一样“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进而成为“骨头最硬”的“民族英雄”。当然，我们应该在怎样的程度和立场上理解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就显得模糊不清。
其实，就根本原因而言，毛泽东论述鲁迅的模糊性源于“左翼”精神的多元构成。毛泽东所阐发的鲁迅精神，最核心的部分是鲁迅在“左翼”道路上坚决的斗争精神，但左翼精神的构成却是多元的。著名学者王富仁曾经将左翼文学概括为四个层次：“第一个是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所体现的”；“第二个更接近鲁迅的一个层次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为自己的话语形式但实际追求的是像鲁迅那样的独立精神的（指以胡风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引者注）”；“第三个部分是像李初梨包括郭沫若成仿吾等人，这些人所从事的活动是文学活动，但他们是依照革命和不革命，依照对待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来评价人的价值”；“第四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周扬，周扬可以说到后来成了毛泽东的政治话语的文学阐释者，是完全政治化了，是依照一种政治的领导来决定自己的理论取向。”〔9〕王富仁对左翼文学内部层次的区分，依据了左翼知识分子精神本质的内在区别。其实，即使我们不作如此细致的区分，左翼知识分子也至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知识分子站在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从追求个体独立、自由的角度进入左翼阵营当中；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则是站在政治集团的立场上，为了政治集团的需要而进行左翼活动。两类知识分子在当时同处弱势的地位，他们的身上都体现出了坚韧不拔，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都可以说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都是“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优秀分子，但他们所坚持的立场、追求的目标却大不相同。在这两类知识分子当中，鲁迅显然属于前者，而毛泽东所要阐发的“鲁迅精神”却是后者。因此，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阐发对于对鲁迅有不同了解的人来说意义是不同的，也难免存在着模糊性。
在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鲁迅的论述也存在着前后不符的情况。前文已提到毛泽东对鲁迅的定位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在另外的场合，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又显得与这种定位不相符合。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对鲁迅杂文的看法：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10〕
这段话在字面意义上是指导延安作家不应该简单地学习鲁迅，应该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采取不同的写作形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也隐含着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意思。此外，在1938年徐懋庸到延安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时，毛泽东做了这样的表态：“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的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11〕这也就是说，鲁迅在进行文学创作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存在着脱离群众的情况。另外，毛泽东还写信给周扬说鲁迅创作的小说过于黑暗，表现光明不足等等〔12〕。这就让人困惑了，这样的一个作家有什么资格成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并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的论述具体的所指到底是什么，我们无从知晓。
在知道了毛泽东论述鲁迅的模糊性后，现在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论述鲁迅的过程中存在模糊性？是他对鲁迅把握不足，还是有意而为之的策略？毛泽东论述鲁迅有没有明确的所指，如果有，他又为什么制造这种模糊呢？
二、“第一个是团结”——毛泽东论鲁迅的政治策略
如果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阐发的模糊性源于左翼精神内在的差异性，那么毛泽东对于这种差异应该明了。“左联”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左联重要人物周扬就宣称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13〕），对于左联内部的矛盾冲突，毛泽东不可能没有耳闻；即使毛泽东不知道此前“左联”内部的矛盾，那么“两个口号”论争使“左联”内部矛盾公开化，毛泽东不可能完全不知。有材料显示，在左联内部出现“两个口号”论争的时候，延安也就此问题展开过讨论。毛泽东在会见徐懋庸时就说：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这样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14〕
这个材料说明，毛泽东对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不仅了解，而且还有深入分析，对于造成双方分歧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判断。另有材料也说明这一点：在1937年5月，文协召开两次会员座谈会，讨论由上海左翼文艺运动引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根据负责这次座谈会的一位同志回忆，当时他曾就“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问过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笑着回答：“两个口号都是对的。不过，一个有立场，一个没有立场。”〔15〕可见，在毛泽东《论鲁迅》发表以前，毛泽东对于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非常清楚，不可能不知道鲁迅的立场与延安立场之间的差异。这就可以判断，毛泽东对鲁迅精神阐发的模糊性不是他不了解鲁迅而致，而是刻意而为之：有意利用表述的模糊性来消解鲁迅精神与延安文化精神之间的差异性。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觉得答案有两个：一、利用对鲁迅形象的塑造完成对中国共产党自身文化形象的塑造，从而在抗日统一战线中获得文化领导权和舆论主导权；二、针对延安文化界复杂的构成，利用鲁迅的权威确立中国共产党对边区文化领导的权威性。
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鲁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无人可以媲美，特别是他对于中国青年“左翼”知识分子的号召力，更是无人可以代替。因此，在鲁迅生前和死后，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注意到鲁迅的价值，希望能获得鲁迅的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鲁迅的价值，对鲁迅的争取可以追溯到“左联”建立之时，但中国共产党公开对鲁迅资源的争取则是在鲁迅逝世时的通电上。
在鲁迅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共发出三份通电，分别电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鲁迅遗孀许广平女士和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国国民党。三份通电给予了鲁迅高度的评价，把鲁迅定位为“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最伟大的文学家，热情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被认为“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16〕，从而将鲁迅提高到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位置。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能在国民党尽量淡化鲁迅意义的时候提出鲁迅的价值也充满了正义感，因此这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众多鲁迅拥护者、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不过，评价也是一种塑造，当中国共产党对鲁迅进行评价的时候，也是对鲁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行了一次塑造；而在公共传播领域对鲁迅进行一次塑造也是对塑造者自身——中国共产党大众形象的一次塑造。当鲁迅被塑造成中华民族“忠实儿女”，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追求光明的“导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向广大知识分子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文化立场。而且，通电将鲁迅定位为“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这显然在高度评价鲁迅的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先进性。同时，中国共产党分别通电全国、鲁迅遗孀和国民党政府的做法，也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正义、充满温情的一面，无疑也为其获得广大知识分子支持，提高其文化、舆论领域的号召力打下基础。
但通电仅仅达到的是使鲁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鲁迅还只是“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它虽然能够提高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的号召力，但还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完全取得文化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所以鲁迅必须成为中国共产党中的一员，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可能完全拥有统一战线中文化和舆论的绝对领导权。这就构成了毛泽东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政治背景。
在《论鲁迅》中，鲁迅形象与“通电”中鲁迅形象的唯一变化在于：鲁迅已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说是没有党籍的中国共产党员。〔17〕虽然毛泽东知道鲁迅与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翼知识分子存在着分歧，而且是本质的分歧，但双方也并不是没有共同点，鲁迅能与中国共产党内知识分子组成左翼联盟也确证了这种共同性的存在——双方都不满意国民党专制统治。因此，毛泽东就围绕着斗争精神，提出了鲁迅精神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虽然，这三个方面在本质上存在差别，但在字面上却是统一的。毛泽东利用了语言的模糊性消解了中国共产党与鲁迅之间的现实差距，从而使鲁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提高鲁迅地位的时候也确立了自己对于统一战线中文化和舆论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鲁迅论述的模糊性还存在更为现实的边区内部原因。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进行《论鲁迅》演讲的时候，陕北公学和陕甘宁边区已经充斥着大量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陕甘宁边区正处于外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内迁高峰的前期。资料显示：1937年8月至10月，仅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就将700余人送往延安。〔18〕1938年初，经由西安到延安的青年学生就有2288人，年底单从武汉一地就去了6000人。〔19〕1938年是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达延安的高峰期，在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延安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问题自然已经显露了出来。而就陕北公学的学生构成来说，“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统区来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这样的学校，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0〕。那么可不可以推论毛泽东关于鲁迅的演讲有针对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大量介入延安这种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
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自然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主张持肯定的态度，但在来延安的动机上又存在着复杂的因素。朱鸿召在《延安文人》一书中，将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分成叛逆者、追求者和流亡者，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那些不远万里、历经辛苦的延安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选择延安的动机上的确存在着复杂性。〔21〕萧军到达延安最初动因就是“到五台山前线打鬼子”〔22〕；何其芳到延安则更有复杂的思绪：
我那时是那样狂妄，当我坐着川陕公路上的汽车向这个年轻人的圣城进发，我竟想到了倍纳特•萧离开苏维埃联邦时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持批判的自由。”〔23〕
这些材料虽然显示在毛泽东《论鲁迅》讲话之后，但却具有充分的代表性，能够说明当时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复杂心态。外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复杂性，必然使延安当局充分“消化”他们感到困难，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千丝万缕：首先，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多参与或了解“左联”解体前内部的斗争，这使他们之间存在着融合的芥蒂；其次，外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在秉性上与延安本土知识分子、官兵之间也存在差距并出现分歧。毛泽东1938年曾就这个问题做过专门讲话：
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24〕
这里的“亭子间”和“山顶上”的人分别影射出外来和本土两类知识分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说明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我相信这种矛盾不仅仅在1938年之后才出现，它要求作为领袖的毛泽东采取措施，将这些充满矛盾和斗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对党的领导产生信服。
要团结这些知识分子，必须为他们确立一个文坛领袖。这个领袖就是鲁迅——对于各类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鲁迅都充满感情和敬意。各类知识分子之所以发生争执，原因在于他们都想充分体现自我的价值，而他们所要体现的价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了理想和追求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付出；尽管他们作出努力和付出的动机是不一致的，但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肯定他们的努力。因此，毛泽东从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来阐发鲁迅精神，对于各类知识分子都是一种安慰。当然，这种安慰模糊了他们之间的深层分歧，这种分歧最终表现了出来，但在当时这种论述的现实作用却不能抹煞。①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精神阐发的模糊性源于政治需要的策略性，而最根本的宗旨则是他谈到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团结和改造。〔25〕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正面阐发便印证了第一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
三 “留白”的艺术——毛泽东论鲁迅的叙事策略
如果说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正面阐发体现出毛泽东“第一个是团结”的统一战线原则，那么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则反映出统一战线政策的第二个原则：“第二个是批评、团结和改造。”要理解毛泽东在论述鲁迅当中前后不一致状况的原因，我们必须了解这两类阐述之间的结构关系，从而把握住毛泽东论述鲁迅的叙事特征。
有学者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精神上肯定了鲁迅，而在文学上又实际否定了鲁迅〔26〕，我觉得这种表述并不完全确切和周详。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和否定体现出下列三种关系特征。
第一，在场合上，毛泽东肯定鲁迅的言论多发表在公开场合，表达很直接；而否定鲁迅的言论则多在私下场合，表达也很含蓄。前文提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主要表现在《论鲁迅》和《新民主主义论》中。《论鲁迅》首次发表的场合是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属于非常公开的场合；而《论鲁迅》首次纸面发表于1938年上海出版的《文献》杂志第2期，可见毛泽东对《论鲁迅》内容的信心是超越陕甘宁边区、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征的，具有非常的公开性。《新民主主义论》首次发表则是在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载于1940年2月2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而且，《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作为延安文化界权威的学习材料，其影响之广，可以想象。可见，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多具有公开性，某种程度上还具有宣言的特征。相比较而言，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公开场合含蓄地对鲁迅的杂文提出不同意见，其他场合都是非常私人化的（见列表）。
第二，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都是以不推翻对鲁迅的肯定评价为前提。毛泽东在否定鲁迅的表态当中都会强调这种否定的前提，使否定只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不与其对鲁迅总体的肯定产生冲突。譬如，当他在对徐懋庸谈话时指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的不一定恰当”，马上又来进行一次转折：“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31〕毛泽东这次对鲁迅的否定中进行了两次界定，第一，鲁迅的误会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具有普遍性）；第二，鲁迅出现这样的问题存在客观原因：“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这使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就呈现出特殊性和暂时性的特点，不具有普遍意义。再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鲁迅杂文的否定，毛泽东首先承认了鲁迅在他所处时代进行杂文创作的价值和意义，而后具体分析指出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这样讲隐含的意思是：鲁迅杂文的精神是正确的，但我们应该灵活变通进行学习。虽然在本质上的确要求作家放弃鲁迅杂文的“暴露”传统，但在表达上，他又将放弃“暴露”的杂文创作包含在鲁迅精神当中。这是一种语言策略，也是毛泽东叙事策略的一种表现。
第三，毛泽东肯定鲁迅是战略意义上的考虑，具有模糊性，不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具体针对性；毛泽东否定鲁迅则是清晰的，有着文化意义上的具体针对性。我这里所说“文化意义上的具体针对性”以对延安文学发展是否具有直接指导意义而判定。前文已述，毛泽东肯定鲁迅的战略意义，是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文化上的绝对领导权，但此时鲁迅的公众形象是模糊的，我们虽然知道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我们无从知晓如何从鲁迅本身获得现实的指导作用，也无法从鲁迅自身获得自我提高的资源——因为毛泽东所阐发的“鲁迅精神”代表了多种理解的可能。而毛泽东否定鲁迅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毛泽东否定鲁迅多在私下场合，但却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直接指导延安文化、文学的走向。譬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很委婉、也很局部地否定了鲁迅杂文的当下意义，但却明确提出了对延安作家创作的要求——要“歌颂”而不是“暴露”〔32〕，直接影响了此后延安文学的走向。再譬如，毛泽东和萧三谈到《聊斋志异》是“社会小说”，而不是鲁迅所说的“怪异小说”的时候，这次私人的谈话也代表了毛泽东对延安文学当下创作的一种看法。毛泽东在肯定《聊斋志异》是“社会小说”时还说出了原因：“蒲松龄很注重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与狐狸精来呢？”〔33〕毛泽东这样说我们就比较熟悉了，这是他一贯对延安小说创作者提出的要求：深入群众、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1938年在鲁艺讲话时就提出创作“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3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提到作家“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35〕，可见毛泽东私下的谈话也不是随便说说，代表了他一贯坚持的文化方向。可以说，毛泽东对鲁迅的否定都具体影响到了延安文化、文学发展的方向。
从毛泽东肯定鲁迅与否定鲁迅之间存在的三种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一、在毛泽东对鲁迅的总体论述中，鲁迅在现代中国“圣人”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二、尽管鲁迅的“圣人”地位不可动摇，但鲁迅精神的阐释权不是来自鲁迅文化与文学实践本身，而是来自中国共产党、或者说毛泽东本人的文化和文学思想。从根本上说，确立鲁迅的“圣人”地位是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导上的权威性，而把握鲁迅精神的阐释权又直接使边区文化发展沿着中国共产党既定的文化方向而不会偏离到别的轨道。这样，毛泽东论鲁迅的叙事策略也彰显了出来：在确立鲁迅崇高地位的模糊性中，鲁迅阐释成为一个开放的结构，它使鲁迅的文化资源可以不断开发和利用，鲁迅的形象也在不断开发中被不断塑造和改写。
毛泽东论鲁迅模糊性的叙事艺术就如同中国国画艺术中的“留白”，它利用广阔的空间，使画的接受者对画面产生多重的想象——这些想象有时已经超越了画本身所能涵盖的意义。毛泽东论鲁迅的模糊性就是“留白”，他使鲁迅成为一个可以不断阐释的文化载体，让“圣人”的鲁迅成为其文艺思想的代言人，而其自己又在“空白”中代言了真实的鲁迅。而这个“鲁迅”正是我们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所接受、所了解的那个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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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