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道台研究是中国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道起源于先秦，历经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诸朝，迄于民国，或实设或虚置，无论是作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还是政区或临时监察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但检阅既往，尽管相关研究不少，涉及川东道的却近乎阙如。苟德仪博士拾遗补缺，经数年笔耕，完成《川东道台与地方政治》书稿，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普遍以为社会史、文化史才是学术研究最近趋势的今日，由年轻学者推出以某一特定区域政治现象管窥宏观政制建构的研究成果，无疑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
　　对于任何带有开拓性质的研究来说，事实重建都应该是第一位的。在事实重建过程中，历史逻辑的梳理有如为物化的存在注入灵魂，此实道与道台研究之要“道”，历史研究“段位”的高下亦不难从中窥见。为此，德仪博士倾了大量心力。在其笔下，读者可以看到线条清晰的对于历史发展脉络的完整表述：
　　川东道之设始于元代。元分全境为十一行省，又以疆域辽阔，行省分布甚广，鞭长莫及，故于边陲偏僻之地，斟酌需要，分置诸道。其中分蜀为四道，即以成都等路为四川西道，广元等路为四川北道，重庆等路为四川南道，顺庆等路为四川东道，各立宣慰司。此乃将四川分为东、西、南、北进行治理之始，亦即川东道设置之肇基。明袭元制而略事损益，使“川东”成为更加明确的地理及行政概念。由于地域宽广，政务殷繁，明朝对上、下川东分“道”而治，形成上川东和下川东的行政区划。①此时的“川东道”乃泛指驻扎于巴县、达州、涪州的道台。这种地区性政制建构被清代继承。
　　 清代乃道台制度发展的成熟期。在道台制度发展史上，康熙朝最为关键，康熙帝即位第六年（公元1667）就裁撤各省守巡道一百零八人。经过多次归并与裁撤，清代的道趋于整齐划一，奠定了后代道台制度的基础和四川各道政区的大致格局。此时，四川政局基本稳定，清政府不仅将省府治所迁往成都，并对已有各守巡道进行调整。如康熙八年（公元1669）裁去各道，新设四分巡道即松茂道、川东道、永宁道、建昌道，驻地分别为茂州、重庆府、叙永厅和宁远府。清初至清中后期，“川东道”乃专指驻扎于重庆府巴县的川东分巡兵备道。清末重庆开埠通商后，川东道又称“重庆海关道”。川东道的设置，表明“川东”已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政区域。
　　有清一代不仅道台类型多样，其角色和职能亦颇为复杂。道台最初只是清代地方中层官员，在既有制度架构中，主要职责为协助督抚及藩、臬二司处理地方政务并监督府州县行政。近代以还，西力东渐，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传统政制发生变化，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政治机能的发挥也越显灵活，以适应地方社会近代转型之需。此时，作为对西方势力的因应，道台不仅参与管理新设的海关，办理对外交涉事宜，还管理辖区内诸多的“近代化”事业。
　　通过准确勾勒道与道台制度的历史演变，德仪博士为川东道作用与功能的研究作了厚重的学术铺垫。以此为基础，德仪博士用大量史料证明，近代之初，尽管重庆尚未开埠，川东道已在办理重庆的“夷务”了。如当时辖区内频繁发生的教案以及由外商和外国冒险家引起的中外交涉就主要由川东道台处理。这正是川东道民事、行政和司法职能的体现。重庆辟为商埠后，道员监督海关，各国领事亦驻此，交涉事件尤繁，又兼统防军数营，总管重庆旧厘局，成为清季重要官缺，并以清朝地方大员的身份，将其权力的触角渗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省与府州县的连接点和中介，其为地方行政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上下联系；作为通商口岸的官员，其在两个或更多的分隔世界和价值系统之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沟通，并经常作为冲突的调节者行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川东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其对道属政治有整饬之责。尤其在晚清，道台有取代重庆知府成为巴县直接上司的趋势，道衙因此成为地方政治的重要中心。
　　德仪博士是有探寻道与道台研究之“道”抱负的年轻学子，在研究中，他力图突破个案研究的局限。他注意到，川东道台是清代众多民事行政道台之一，有着一般道台的共性，也表现出自身的个性。研究它不仅是对历史独特性的追求，而且可以加深对清代道台制度的理解。以川东道台为个案进行考察，可以借窥清代道台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分析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运作，加深对清代政治机制的理解。他认为川东道辖区与职能的变迁，至少证明在中国部分地区，道台制度经历了由藩、臬二司派出的临时性机构，逐渐成为固定辖区和治所的府以上省以下独立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的转变。川东道台兼任重庆海关监督，不仅为海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史资源，也为传统意义的中国区域政治制度史，增添了富有国际色彩的现代内涵。
　　然而，无论在官方的制度性规定中，还是在清代官员的表述中，道台均是作为“监司”而存在的。受此官方表达的影响，在既往的研究论著中，道台同样是当作“监司”而被描述的。事实上，川东道台在地方政治中的作用并非仅是监察和观察，而是常常卷入地方各类实际政务中，尤其是司法、教育、税收、社会治安、地方祭祀、对外事务等。道台不仅有亲自审理案件的权力，也有派委厘金及保甲委员的权力，甚至还主导东川书院各项事务。由此，德仪博士得出制度的官方表达与实践不尽一致的结论。
　　我历来不太习惯为学术性著作作“价值性评价”，如果硬要作一番评判的话，苟著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以实证的手法表达与前人不同的历史思辨。作者不赞成“道”只是藩、臬二司“派出”的临时性机构的传统观点，认为至迟到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道已经是省、府（县）之间相对独立的地方行政区划和机构，其作用与功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为证明这一重要见解，作者搜集了大量档案资料（如清代《巴县档案》和《南部县档案》），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川东道作了长时段的动态考察。既观照了川东道台产生的制度背景，又观照它的历史沿革、职能变迁、组织构成及官饷薪俸，并对历任道台的任职背景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分析了川东道台在地方政务中的角色和作用，以令人信服的材料证明，作为清朝地方大员，川东道台的作用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像“监司”一词透露出的字面信息那样简明单一。任何对清代中央及地方行政机关有所了解的学者都不难看出，这应当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贡献。此前，包括蒋慎吾、李国祁、梁元生在内的诸多有影响的学者，尽管对清代道台作了富有创建的学术研究，却都或多或少忽略了这一重要问题的存在。作为一个年轻学子，德仪博士不仅孜孜以求，致力于川东道台的历史事实重建，而且能发现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洵属难能可贵。
　　 不过通读德仪博士大著，我感到拿捏不准的仍是个案与共案研究关系的处理。我的感觉是，川东的情况能否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知全国，或许还有待在更为宽广的行政空间内作切实的比较研究，方可作出最后判断。然而，即便德仪博士基于川东道的研究仅仅提示了道台制度因中国地域辽阔及区域政治复杂而表现出的特殊性，其“价值”亦不可低估，因为它至少可以修正过去基于中东部地区得出的旨在概括全国的研究结论。
　　 通常学生会说，有机会亲灸某师是人生一大幸事。我倒愿意说，能够与德仪博士这样的年轻学子结成师生之谊是我最感欣慰的事。在我们相互切磋学问的几年里，我感觉苟博士最大的优点是虚心和细心。“虚心”表明心是空的，也就是没有成见。器皿惟中空方能盛物，人能保持“虚心”，学习才有潜力，才能获取新知。“细心”乃思维细密，做事一丝不苟，这对从事现代学术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素质。从学术史立场观察，无论“科学”的还是“人文”的历史研究，在经历早期相对粗疏的“宏大叙事”发展阶段之后，已呈现朝着精密化发展方向转化的趋势。事实上，以前被认为做得好的学术研究也大多以精细见长，或至少同时具备胡适所提倡的“辟山斧”和“绣花针”两手工夫。一旦多数学者都视此为研究取向，则学界对于德仪博士这样以“虚心”和“细心”为品质特点的年轻学子，将有理由寄予更多、更大的贡献学术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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