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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社会正义运动一样，当代动物解放运动的重点是消除制度和系统的统治与压迫。笔者认为，那些致力于社会正义——减少暴力、剥削、统治、客观化和压迫的人，同样有义务考虑所有有感知生物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
一、正义、统治和压迫
公平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动物伦理学家本质上所做的就是建议人们不要不公正地行事。然而，当人们认识到正义，特别是社会正义被大多数政治哲学家解释为不仅仅是公正，更侧重于其分配意义时，将非人类动物包含在正义的主体之内就会引起紧张。正如米勒所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当代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社会正义被认为是分配正义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概念往往是可互换使用的”。主要在资源分配方面构建正义，似乎没给非人类动物纳入正义的合法接受者留下什么余地，除了他们作为财产或商品发挥作用，分配给人类社会成员。
仅在分配正义模式下考虑，动物很难是公平的。然而，正如加纳所说，一旦人们将社会正义与经济商品的分配分开，人们就为包含着其他事物的分配和转让的正义留有余地，以这种方式，社会正义就可以包括非人类动物，因为有合理的理由支持非人类动物具有道德上重要的利益或权利，他们有道德权利。
按照加纳的建议，现在可以转而谈谈爱尔兰马里恩·杨的作品，杨提出了所谓的社会正义的观念，其中正义不仅指的是分配，而且涉及发展和行使个人能力和集体交流与合作所必需的体制条件。因此，对动物的社会公正的美好图景，将包括对分配模式及其原因的批判性考察。在这种正义观念下，杨提出，社会正义的目的应该是打击定义不公正的两个社会条件：统治（对自我决定的制度约束）和压迫。
接下来，笔者简要解释了杨对统治和压迫的观念，并清楚地表明，在杨或任何人的定义中，非人动物作为一个阶级，遭受着系统和制度所能想见的最恶劣形式的统治和压迫。
二、动物统治和动物压迫的五面
除了极少数例外，关于正义理论的所有篇幅都排除了动物。这种排除使动物作为看不见的群体，被社会正义所亏欠，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保护伞。这些作品的概念框架采取了人类例外主义，而这些作品的文本则充斥着物种主义的言语。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杨的作品将社会正义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以外的动物的课题中，毫无意义或没有建树。相反，杨提出的框架对将社会正义扩大到包含非人类动物范畴，非常有帮助。
据笔者所知，只有格伦已经彻底地发展和应用了杨对于非人类动物的观点。虽然“杨”无意间通过物种主义镜头发展出统治、压迫和不公正的观念，但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适应并稍稍重新制定这些观念，使它们更具有包容性，保留更少的物种主义，同时保留杨观点中预期的精神。
为此，非物种主义者对“不公正”标准的修改可能如下所示。
统治是一种结构性，体制性或系统性的现象，可以抑制或阻止有感知的个体参与决定他们的行为或行为的条件。当人类可以直接地，或借由非人类动物行为的结构性后果，决定它们行为的条件时，非人类动物就被认为生活在统治结构中。
壓迫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的过程，通过“压迫的五面”来固定或削弱特定物种，这五面包括剥削、边缘化、无能为力、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
剥削，出现于通过稳定的程序，将动物的劳动消耗或能源消耗转移到人类的利益中，也就产生了他们之间的统治关系。边缘化涉及剥夺在尊重、承认和互动方面行使能力所需的条件。
无能为力，阻碍了动物自主权和能力的发展，并因为动物所占有的从属地位，而使其遭受不被尊重的待遇。
文化帝国主义，涉及优势物种经验和文化的普遍化，将其建立为规范，并依此衡量和贬低与该规范相关的其他物种，将优势物种的观点标记为无形，同时将非优势物种标记为他者。
暴力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公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成为可能的，甚至可以被接受，作为一种指向某物种成员的社会实践而存在，仅仅因为它们是非人类的。
鉴于这种重新概念化和统治与压迫在非正义中的作用，通过杨的“五面”，笔者现在希望强调一些非人类动物，遭受系统和制度统治与压迫的一些方式。
三、非人类动物遭受统治和压迫的一些方式
总的来说，人类被认为可以以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方式对待动物，即使是最受侮辱的人也渗透了这样的思想。人们经常吃动物，只是因为它满足了自己的口味。人们为了运动狩猎它们，穿着它们的皮肤，在它们身上进行痛苦的实验，将它们关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的笼子中，视它们为宠物，在文化、系统和制度层面都有着这样的编纂。格伦颇具说服力地声称非人类动物是常规的并系统性地受到杨派观点的统治和压迫。将传统上针对人类劳动者的剥削概念扩大到非人类动物范畴并不困难。动物被以无数的方式利用，面临商品化和客观化。它们和它们的身体被用于劳动，被当作食品、服装、研究对象和娱乐来源。
边缘化和无能力发生在许多涉及使用非人类动物的行业，因为它们经常被迫在无法表达必需的物种典型行为的条件下生活（或死亡），在这情况下它们缺乏自主也不被尊重，却无力改变这种情况。将非人类动物描绘为遭受了人类手中的文化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一些人类的做法涉及将优势物种经验和文化普遍化，并将其建立为规范，依此衡量和贬低与该规范相关的其他物种，将优势物种的观点或优势种的某些亚文化标记为无形，同时将非优势物种标记为他者。
四、动物以人类文化的名义被杀害
例如，一些非人类动物以人类文化的名义被杀害和追捕。当代美国牧场主和运动猎人认为，他们的做法在维护牧场主或猎人的生活方式上具有重要文化意义。想想在尼泊尔南部巴里雅普尔的Gadhimai寺，每五年举行一个月的印度加德烈节。在节日的两天内，超过25万只动物，包括水牛、猪、山羊、鸡、老鼠和鸽子，都被宰杀，献祭给伽代迈，它是掌管力量的神明。作为对尼泊尔动物权利者抗议的回应，圣殿的大祭司认为献祭应该继续下去，并且世界需要尊重传统文化（随后于2015年7月，动物献祭在节日上被禁止）。即使人类的伙伴动物，也被迫遵守他们的收养者家中存在的人类仪式和习俗。在这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一些非人类动物遭受的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它们被衡量，被贬低，并被标记为与某些人类规范相关的动物“他者”。 经常对动物实施暴力的事件数量、种类和程度是相当震撼并难以言喻的。例如，美国国防部（DOD）经营“活体组织训练”计划，其中成千上万的动物被用于所谓的战斗创伤演习，医疗训练计划旨在模拟战斗伤害。而这种训练对动物来说是惨无人道的。
笔者已经明确了一些非人类动物遭受系统和制度上的统治、压迫和不公正的方式，还有动物权利如何以及为什么是社会正义问题。然而物种主义，隐藏在一些更引人注目的方式之下，表现为统治和压迫的一种工具。笔者想简要地谈谈物种主义与其他不太显眼的压迫相交互的方式。
五、物种主义：基础压迫
种族、性别、性、阶级和残疾的相互压迫，正在扩大到囊括了由物种主义带来的统治和压迫。虽然一些作家已经在作品中体现了连锁压迫和物种主义、包含非人类动物在内的制度压迫的交集。人们明确将杨的著作与动物伦理和社会正义联系起来。然而，一些思想家已经将物种主义的不可见性和突出性作为压迫的核心组成部分。
例如，坎托有说服力地指出，父权制的铁拳，从未像在动物压迫中一样赤裸裸，这是所有其他形式压迫的典范和训练场。琼斯将物种主义称为压迫的“基础”形式，提醒人们“动物在人类活动形成的环境中生活，受苦，死亡……人类活动始终存在于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过程中，不仅是物种主义的模板，更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因子”。
沃尔夫指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种族主义，（异性）性别歧视，阶级主义以及所有其他主义之间善意批评的争论，就像文化研究中的股票交易，几乎总是保持在一个未经考察的物种主义框架内。”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五大压迫面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互相压迫？下面笔者简单地讨论一下，仅举几个例子。
（一）种族主义
物种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看，有色人种和非人类动物都经历了类似的统治和暴戾。斯皮格尔明确了奴隶制贸易与非人类动物被系统性虐待间的相似之处。而种族主义是科学的这条原则，则建立在有色人种是人类的亚种，更接近“野兽”而不是“文明人”之上。
琼斯注意到：动物奴隶制为种族主义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人类奴役的实践开始于管理“牲畜”（将生命被视为物）。人们之间“种族”的观念，源于被饲养的非人类“家畜”的“血统”观念。他们对繁殖的强烈关注和控制，有助于解释种族主义的过渡性本质的刻板印象和实践。
当代与之相似的是，在美国的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有色人和穷人被关在笼子里，其中有色人约占人口的30%，占被关押者的60%。
（二）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者指出，基于性和性别的压迫合法化意识形态，与压迫动物的意识形态何其相似。琼斯指出：“动物、土地与儿童一起被视为男户主的财产。父权制和牧养主义都是以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习俗為理由而持之以恒的。妇女和非人类动物都被客观化为被拥有的东西。关于肉类，屠杀和狩猎奖杯的语言，往往在动物、妇女甚至武器的性化中，将物种主义与性别歧视相联系。”
（三）物种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环境正义
现代动物农业工业化，为物种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环境正义提供了明确的交叉案例。例如，当人们认识到肉类消费和穿着动物皮毛（如貂皮）是阶级标志时，物种主义和阶级主义的交集会变得显而易见。
培根描述了美国移民和经济政策如何与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联合起来，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附近的佩波特山谷造成了生态灾难，并让工人流离失所。那里有大量的猪排泄湖，污染了当地的水源，将当地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出来。此外，动物农业是全球水污染的首要原因，并且比所有其他人类活动使用的水还多。显然，涉及物种主义的统治，压迫和不公正的交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哲学研究所）
注释：本文译者为张学嵘，现工作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哲学研究所，其节选自Robert C Jones的“Animal Rights Is a Social Justice Issue”一文，节选部分着重探讨对动物的压迫。
一、正义、统治和压迫
公平地说，在很大程度上，动物伦理学家本质上所做的就是建议人们不要不公正地行事。然而，当人们认识到正义，特别是社会正义被大多数政治哲学家解释为不仅仅是公正，更侧重于其分配意义时，将非人类动物包含在正义的主体之内就会引起紧张。正如米勒所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当代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社会正义被认为是分配正义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概念往往是可互换使用的”。主要在资源分配方面构建正义，似乎没给非人类动物纳入正义的合法接受者留下什么余地，除了他们作为财产或商品发挥作用，分配给人类社会成员。
仅在分配正义模式下考虑，动物很难是公平的。然而，正如加纳所说，一旦人们将社会正义与经济商品的分配分开，人们就为包含着其他事物的分配和转让的正义留有余地，以这种方式，社会正义就可以包括非人类动物，因为有合理的理由支持非人类动物具有道德上重要的利益或权利，他们有道德权利。
按照加纳的建议，现在可以转而谈谈爱尔兰马里恩·杨的作品，杨提出了所谓的社会正义的观念，其中正义不仅指的是分配，而且涉及发展和行使个人能力和集体交流与合作所必需的体制条件。因此，对动物的社会公正的美好图景，将包括对分配模式及其原因的批判性考察。在这种正义观念下，杨提出，社会正义的目的应该是打击定义不公正的两个社会条件：统治（对自我决定的制度约束）和压迫。
接下来，笔者简要解释了杨对统治和压迫的观念，并清楚地表明，在杨或任何人的定义中，非人动物作为一个阶级，遭受着系统和制度所能想见的最恶劣形式的统治和压迫。
二、动物统治和动物压迫的五面
除了极少数例外，关于正义理论的所有篇幅都排除了动物。这种排除使动物作为看不见的群体，被社会正义所亏欠，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保护伞。这些作品的概念框架采取了人类例外主义，而这些作品的文本则充斥着物种主义的言语。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使杨的作品将社会正义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以外的动物的课题中，毫无意义或没有建树。相反，杨提出的框架对将社会正义扩大到包含非人类动物范畴，非常有帮助。
据笔者所知，只有格伦已经彻底地发展和应用了杨对于非人类动物的观点。虽然“杨”无意间通过物种主义镜头发展出统治、压迫和不公正的观念，但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适应并稍稍重新制定这些观念，使它们更具有包容性，保留更少的物种主义，同时保留杨观点中预期的精神。
为此，非物种主义者对“不公正”标准的修改可能如下所示。
统治是一种结构性，体制性或系统性的现象，可以抑制或阻止有感知的个体参与决定他们的行为或行为的条件。当人类可以直接地，或借由非人类动物行为的结构性后果，决定它们行为的条件时，非人类动物就被认为生活在统治结构中。
壓迫是一个系统性制度化的过程，通过“压迫的五面”来固定或削弱特定物种，这五面包括剥削、边缘化、无能为力、文化帝国主义和暴力。
剥削，出现于通过稳定的程序，将动物的劳动消耗或能源消耗转移到人类的利益中，也就产生了他们之间的统治关系。边缘化涉及剥夺在尊重、承认和互动方面行使能力所需的条件。
无能为力，阻碍了动物自主权和能力的发展，并因为动物所占有的从属地位，而使其遭受不被尊重的待遇。
文化帝国主义，涉及优势物种经验和文化的普遍化，将其建立为规范，并依此衡量和贬低与该规范相关的其他物种，将优势物种的观点标记为无形，同时将非优势物种标记为他者。
暴力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公正，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成为可能的，甚至可以被接受，作为一种指向某物种成员的社会实践而存在，仅仅因为它们是非人类的。
鉴于这种重新概念化和统治与压迫在非正义中的作用，通过杨的“五面”，笔者现在希望强调一些非人类动物，遭受系统和制度统治与压迫的一些方式。
三、非人类动物遭受统治和压迫的一些方式
总的来说，人类被认为可以以不公正和不道德的方式对待动物，即使是最受侮辱的人也渗透了这样的思想。人们经常吃动物，只是因为它满足了自己的口味。人们为了运动狩猎它们，穿着它们的皮肤，在它们身上进行痛苦的实验，将它们关在动物园和马戏团的笼子中，视它们为宠物，在文化、系统和制度层面都有着这样的编纂。格伦颇具说服力地声称非人类动物是常规的并系统性地受到杨派观点的统治和压迫。将传统上针对人类劳动者的剥削概念扩大到非人类动物范畴并不困难。动物被以无数的方式利用，面临商品化和客观化。它们和它们的身体被用于劳动，被当作食品、服装、研究对象和娱乐来源。
边缘化和无能力发生在许多涉及使用非人类动物的行业，因为它们经常被迫在无法表达必需的物种典型行为的条件下生活（或死亡），在这情况下它们缺乏自主也不被尊重，却无力改变这种情况。将非人类动物描绘为遭受了人类手中的文化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一些人类的做法涉及将优势物种经验和文化普遍化，并将其建立为规范，依此衡量和贬低与该规范相关的其他物种，将优势物种的观点或优势种的某些亚文化标记为无形，同时将非优势物种标记为他者。
四、动物以人类文化的名义被杀害
例如，一些非人类动物以人类文化的名义被杀害和追捕。当代美国牧场主和运动猎人认为，他们的做法在维护牧场主或猎人的生活方式上具有重要文化意义。想想在尼泊尔南部巴里雅普尔的Gadhimai寺，每五年举行一个月的印度加德烈节。在节日的两天内，超过25万只动物，包括水牛、猪、山羊、鸡、老鼠和鸽子，都被宰杀，献祭给伽代迈，它是掌管力量的神明。作为对尼泊尔动物权利者抗议的回应，圣殿的大祭司认为献祭应该继续下去，并且世界需要尊重传统文化（随后于2015年7月，动物献祭在节日上被禁止）。即使人类的伙伴动物，也被迫遵守他们的收养者家中存在的人类仪式和习俗。在这方面，人们可以看到一些非人类动物遭受的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它们被衡量，被贬低，并被标记为与某些人类规范相关的动物“他者”。 经常对动物实施暴力的事件数量、种类和程度是相当震撼并难以言喻的。例如，美国国防部（DOD）经营“活体组织训练”计划，其中成千上万的动物被用于所谓的战斗创伤演习，医疗训练计划旨在模拟战斗伤害。而这种训练对动物来说是惨无人道的。
笔者已经明确了一些非人类动物遭受系统和制度上的统治、压迫和不公正的方式，还有动物权利如何以及为什么是社会正义问题。然而物种主义，隐藏在一些更引人注目的方式之下，表现为统治和压迫的一种工具。笔者想简要地谈谈物种主义与其他不太显眼的压迫相交互的方式。
五、物种主义：基础压迫
种族、性别、性、阶级和残疾的相互压迫，正在扩大到囊括了由物种主义带来的统治和压迫。虽然一些作家已经在作品中体现了连锁压迫和物种主义、包含非人类动物在内的制度压迫的交集。人们明确将杨的著作与动物伦理和社会正义联系起来。然而，一些思想家已经将物种主义的不可见性和突出性作为压迫的核心组成部分。
例如，坎托有说服力地指出，父权制的铁拳，从未像在动物压迫中一样赤裸裸，这是所有其他形式压迫的典范和训练场。琼斯将物种主义称为压迫的“基础”形式，提醒人们“动物在人类活动形成的环境中生活，受苦，死亡……人类活动始终存在于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过程中，不仅是物种主义的模板，更是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因子”。
沃尔夫指出：“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种族主义，（异性）性别歧视，阶级主义以及所有其他主义之间善意批评的争论，就像文化研究中的股票交易，几乎总是保持在一个未经考察的物种主义框架内。”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五大压迫面在何种程度上表现为互相压迫？下面笔者简单地讨论一下，仅举几个例子。
（一）种族主义
物种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各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看，有色人种和非人类动物都经历了类似的统治和暴戾。斯皮格尔明确了奴隶制贸易与非人类动物被系统性虐待间的相似之处。而种族主义是科学的这条原则，则建立在有色人种是人类的亚种，更接近“野兽”而不是“文明人”之上。
琼斯注意到：动物奴隶制为种族主义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人类奴役的实践开始于管理“牲畜”（将生命被视为物）。人们之间“种族”的观念，源于被饲养的非人类“家畜”的“血统”观念。他们对繁殖的强烈关注和控制，有助于解释种族主义的过渡性本质的刻板印象和实践。
当代与之相似的是，在美国的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有色人和穷人被关在笼子里，其中有色人约占人口的30%，占被关押者的60%。
（二）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者指出，基于性和性别的压迫合法化意识形态，与压迫动物的意识形态何其相似。琼斯指出：“动物、土地与儿童一起被视为男户主的财产。父权制和牧养主义都是以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习俗為理由而持之以恒的。妇女和非人类动物都被客观化为被拥有的东西。关于肉类，屠杀和狩猎奖杯的语言，往往在动物、妇女甚至武器的性化中，将物种主义与性别歧视相联系。”
（三）物种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环境正义
现代动物农业工业化，为物种主义、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环境正义提供了明确的交叉案例。例如，当人们认识到肉类消费和穿着动物皮毛（如貂皮）是阶级标志时，物种主义和阶级主义的交集会变得显而易见。
培根描述了美国移民和经济政策如何与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联合起来，在墨西哥维拉克鲁斯附近的佩波特山谷造成了生态灾难，并让工人流离失所。那里有大量的猪排泄湖，污染了当地的水源，将当地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驱赶出来。此外，动物农业是全球水污染的首要原因，并且比所有其他人类活动使用的水还多。显然，涉及物种主义的统治，压迫和不公正的交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哲学研究所）
注释：本文译者为张学嵘，现工作于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哲学研究所，其节选自Robert C Jones的“Animal Rights Is a Social Justice Issue”一文，节选部分着重探讨对动物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