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船与具体的场景和情感形成了固定的文学记忆，不断叠加和生发，影响着今天不同形式的文艺创作，或浪漫，或感伤。
　　文化泛舟：历史记忆的起点
　　“泛舟”在中国历史中是一种怎样的原始意象？考古学家许宏在其著作《何以中国》中记载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陶寺“阴宅”里的船形木棺。联系本书中的另一处记载，他认为距今4200—4000年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且一般认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两大洪水传说—中国的大禹治水和西方的诺亚方舟与此相关。我们可以在这一考古的印证中，认为舟船在早期中国的文化记忆中承担着拯救和摆渡生命的重要功能。古人视死如视生，将今身寄托于这艘船形棺椁之中。也许从那时起，人们已经从内心深处将生命和心灵寄托于一叶扁舟，认为赤条条来去的自我是漂泊无依的，需要舟这样的载体来给予安全感和来去自如的勇气。
　　《左传·僖公三年》里有“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的记载，它是一次泛舟游玩的记录，承担的则是世俗的生活娱情功能。而像《荀子·哀公》里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语句，也能间接表现出舟船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古人会在说理性言辞中将之作为喻体。《论语》中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则是士人重要的精神来源和标杆，从此，中国古代士人就踏上了孔子所道出的这种天涯流落与理想散场的“水路”，以自我理想为舟，寄身于茫茫人生之海，一边失落，一边寻找。
　　詩域初泛：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
　　在古人心灵艺术的结晶—诗歌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与泛舟有关的细节，一探诗歌背后的心灵理路。早在先秦时期，泛舟即已经进入诗歌的国度：《越人歌》的“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表达的是两颗心之间靠近的情愫，舟承载了一种美好的心愿和想象;《诗经·小雅·菁菁者莪》中的“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同样表达的是一种心生荡漾的情愫;《诗经·鄘风·柏舟》中的“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则以泛舟起兴，表达一种突破规则、追寻情感的张扬情绪。
　　《诗经·邶风·柏舟》可以看作中国文学史中第一首正式的泛舟诗，中有“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敖以游”诗句。在这首诗里，起兴句成为一种原始情绪的出口，泛舟夹杂着隐忧与解脱两种情感。可以猜想，孔子的“乘桴浮于海”是在《诗经》的浸润中获得的人生哲理启迪，将泛舟所承载的原始情感加以人格化，而孔子所处的齐鲁大地又兼具陆地和海洋两种气质，所以他将《诗经》中的泛河之舟扩大为泛海之舟，从而在自然格局和人生格局两种意义上重塑了“泛舟”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以后，泛舟主题的诗歌渐多。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诗经·卫风·河广》中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传递着一种不畏自然障碍的气魄。北魏时期，有中国佛教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长江流域用一根芦苇渡江以传大乘禅法的故事，也就是后来“一苇以航”的佛教典故。神奇的一点是，在先秦与北魏两个时间段的两种维度的文化记载中，出现了相同的“一苇以航”的情况，且皆出自长江流域。排除夸张的“轻功”想象，从务实的角度看，笔者认为这是长江流域先民在生活中发动智慧，用芦苇秆编成船以方便渡江，变不可能为可能。而这样的巧思在古人心中产生深深的内在自信感，因而留存在了《诗经》和对达摩故事的讲述中，成为一种不断追忆与叠加的文学标识。
　　江湖游泛：唐代初盛到苏轼人生泛舟
　　综观《全唐诗》，涉及泛舟之事的诗歌有500余首，以“泛舟”为题的有195首。在唐代诗歌艺术的国度中，泛舟诗已经十分普遍，几乎所有重要诗人都有涉及，杜甫有17首，属最多，其次是李白和白居易，再次是岑参和孟浩然。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谓将泛舟与豁达人生观高调关联，但真正完整且富有成熟哲思的泛舟诗精品，当出自苏轼。
　　宋人的山水宦游，将山水审美中向往精神超越之“游”包容于世务行役之“游”中，苏轼的人生轨迹则突出而完整地体现了这一点。宋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从离开眉山外出任职时起，他便开启了在宦海的浮沉和作为诗人的“行吟”书写。
　　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自请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泛舟西湖，是苏轼在这里的重要诗意活动。他对夜泛西湖有着别样的体验和感悟，如《夜泛西湖》云：“孤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寄寓之寺的局促与泛舟湖面的开阔，无边孤蒲与风送荷香，暗夜深处与月下湖光，这些泛舟的独特体验令苏轼沉醉。又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躺在舟中仰看群山，随风而行，携月而泛，山、月、风皆成其友。
　　如果说杭州是苏轼纵横才情、诗海泛舟的“意气风发”时代，黄州则是他泛舟现实、解读人生的“找寻意义”时期。《临江仙·送钱穆父》中“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目送友人乘舟离开杭州时的情感迸发，却也似乎成为苏轼泛舟西湖时期的思想节点，甚至成为人生故事的另一番预言。经历乌台诗案不久，苏轼即被贬黄州，这里成为他泛舟的另一处重要所在。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苏轼一如既往地热爱夜泛和饮酒泛舟。“长恨此身非我有”化用《庄子·知北游》“汝身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化用《庄子·庚桑楚》中“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政治上的受挫，使苏轼在道家思想中寻找解脱之法，与泛舟杭州时期的纯美享受相比，诗境中有了更多对人生的哲思。“夜阑风静縠纹平”，宁静夜晚里，平静的水面，心也跟着静了下来。此番情境中，苏轼的心达到真正平复的状态，从而有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慨叹。由宁静的平复转为宁静的洒脱，跟李白散发弄扁舟的张狂不同，他是冷静从容的，将有限的自我融化在无限的自然中。
　　同作于黄州时的《赤壁赋》，则是苏轼此番泛舟人生感想的进一步完整阐发。“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又是一次夜泛，与明月相伴。“举酒属客”，“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依然是饮酒泛舟，诗酒相互浸润。“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苏轼在泛舟中，想必总是这样或歌咏古老的诗歌，或追溯已有的知识储备，以寻找创作的灵感。“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则是苏轼将《诗经》和达摩禅师融会于自我生命体验中，设计于自我诗境的布局中，经过豁达心灵的过滤，使之成为富有新的生命力的文学情感体现。
　　虽然在泛舟的结果上都达到了精神解脱的达观，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作是由眼前情景所达成的自悟，这篇赋则是在与客的问答交谈、怀古的反思中，寻找到的精神出路。但也足以证明，苏轼的豁达人生观，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泛舟体验中，结合各种各样的境遇和瞬时体验，以及潜藏的文化记忆与现场“偶遇”，所寻觅和反思出的完整逻辑和情感归宿。
　　如果说“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在泛舟人生、经历多次晴雨体验后，所达成的心灵与自然的和谐宁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则是在面对人生辽阔、茫然不可捉摸时，探索出的人生出口。而“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则是泛舟人生的精神制高点，在直面人生风雨、道路茫然中，在面对何去何从的诸多困惑中，依然要保持“一苇以航”的淡定从容、“凌万顷”波涛的大气勇敢，这是大彻大悟后的积极达观，是洒脱自如中的坚定有力。如果说人生是一叶扁舟，生活是汹涌大海，苏轼的心中却装着万顷波涛。
　　而《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则可以看作苏轼人生泛舟的结语。这时苏轼结束了流放经历，从海南岛返回，其泛舟人生之感慨更为成熟，“空余鲁叟乘桴意”是半生寻觅后的真实想法及对孔子“乘桴浮于海”精神的接续。更为令人钦佩的是，在“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至境之后，还有“苦雨终风也解晴”的升华，逆风雨生长，苏轼当之无愧，“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才是终章，也是“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最好诠释。
　　舟船，可以是离开，也可以是抵达，可以是娱乐的游泛，也可以是江湖的流落，一苇轻舟之于宽阔的水面，何去何从，总带给人有限与无限、可控与不可控的两重思考。它给泛舟茫茫人生的人们一个暂且寄身之所，一个去往何方的探索余地。像苏轼那样泛舟人生的人不胜枚举，如巴金笔下觉慧的乘船离开，如钱鍾书笔下的方鸿渐留洋归来，如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周而复始地摆渡……文学的泛舟永远继续，人生的泛舟也常谈常新。
　　孙祎曼，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