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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是我国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与传承的重要场所。其起源于唐代，初兴于宋元，繁盛于明清，消亡于清末。在千余年的歷史进程中，书院为封建王朝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官方学术也多萌生于此，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唐：萌芽与肇始
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据袁枚《随园随笔》所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唐代的书院，已有官立和私立之分。皇家设立图书典籍管理机构，将藏书、校勘、出版书籍与讲学论道结合为一体，并用以储备人才，担当皇帝的顾问。书院一词逐渐演变成这一官方学术服务机构的代称。而在民间，私人读书治学的书斋也逐渐向公众开放。在“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的诗歌里，便有着“学就晨昏外，欢生礼乐中”的记载，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相聚一堂，不仅品诗著文、谈经论道，还收徒讲学、教学相授，书斋向书院开始转变，并具有学校的功能与性质。书院逐渐成为学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也成为中华文化传递与传承的集中展示窗口。
宋：初兴与确立
与动荡纷争的唐末五代相比，北宋的统一为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升级，两宋时代的文教事业重新兴起乃至繁荣。在这一时期，书院数量达到七百余所，超唐代书院总数十倍有余。
北宋初年，在长期的战乱过后，中央官学尚未完全恢复，地方教育体系也百废待兴。在这一背景下，“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民间书院应运而生，代替了官学的角色，满足着民众对教育的渴求。对此，北宋政府也因利乘便，不仅御赐书籍、田亩、匾额，还对书院山长进行封赏，以扶持书院的发展。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在官府的资金支持下，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立了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赵恒召见岳麓山长周式，“拜国子监主簿”，并御笔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岳麓书院自此扬名天下。五代时期创办的睢阳书院由宋真宗赐额，定名为“应天府书院”，此后应天府书院又升为“南京国子监”，最终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宋真宗在位期间虽无杰出政绩，但他鼓励士人读书科考，视书院为养士之所，为宋朝广纳贤人，其《励学篇》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论述，也成了脍炙人口的谚语流传至今。南宋的书院建造者们用“天下四大书院”代指这一阶段出现的一大批颇有声望、影响广泛可称闻于天下的书院，虽说法不一，但多不离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茅山、徂徕等书院。
自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始，朝廷多次兴办官学，以掌握教育主导权。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本已颇具规模的地方书院都受到了冲击，或被征收，或被停办，也有部分被纳入了官学的阵营，譬如岳麓和湘西两书院就与潭州州学一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特殊教育格局，即“潭州三学”。即便如此，相对于北宋初期，书院数量仍然是有增无减。这得益于士人群体的支持和推动。书院也满足着他们的文化需求，给了他们实践学术理想的平台。
北宋书院主要代替官学的功用，满足了教学、教育的需求，并始终围绕科举取士而展开。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则以讲学为指归，体现了学术的昌盛繁荣，开创了书院与学术结合的传统。
南宋时期，理学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士人学者为弘扬其学术观点，纷纷设立书院，吸纳学者讲学并招纳学生。理学家与书院的紧密联系，实际上从北宋时期就已开始，从周敦颐的濂溪书院，再到二程（程颢和程颐）讲学的嵩阳书院、明道书院，而后又有杨时所主办的东林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张栻的城南书院等。其中，使理学与书院真正合流的最大贡献者，当属朱熹。
据史料所载，朱熹一生大多时间都在书院、精舍之中度过，或聚众讲学，或广收门徒，或著书立说，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各地书院都可寻到他曾驻足停留而写下的诗词文章，浙江杭州紫阳书院、江西上饶鹅湖书院都因朱熹讲学而兴盛。随着仕途的迁徙，在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之余，朱熹自发主持兴办了大同书院、燕南书院、考亭书院等，朱门弟子所建的书院数量则更多。在朱熹的著述中，有相当数量的内容与书院相关，内容涉及藏书、祭祀、学田等，并推崇理学在书院的传播。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他不仅重新建造院宇、筹措院田，还广征图书，并多次邀请陆九渊、刘清之等学者前来讲学。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高度总结了前人办学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教育的意义，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书院教育理论体系，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揭示》不仅在民间书院中普遍流传，对官学也有一定影响，时至今日仍具有参考价值。可以说，这是书院发展史上的纲领性学规，也是书院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
南宋时期，书院制度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书院数量的多寡，还体现在其教学职能的明确。理学家纷纷借助书院这一平台讲学传道，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学子士人汲汲于此，学术队伍逐渐庞大。从此，理学成为书院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的传授内容，书院则成了理学传播的大本营，二者互为依托。除此之外，南宋书院的建筑规制和职能划分也都趋于完善，内部的管理结构也较为完备，注重学派宗师的祭祀，并普遍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
元：推广与拓展
早在蒙古国时期，元朝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武力征服需要与文化政策并行，才能化解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所以，于燕京创设太极书院，招揽江南大儒赵复主持讲学，并供奉了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以二程、张载、杨时等人配祀。宋元战争时，忽必烈也多次颁布诏令称“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对书院等文化教育设施加以保护。
元朝建立后，宋朝遗民多拒绝入仕元政府，而是选择隐居山林，创建书院，著书立学，如汪惟岳深居友陶书院、金履祥建仁山书院等。对此，元朝统治者仍然采取了支持引导的文化政策：第一，对于宋朝遗民创建、讲学的书院，政府一律予以承认，将书院视作地方官学，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由。第二，给予书院一定的财政拨款，并将山长列为学官，纳入了元朝廷的官僚体系。第三，地方官员纷纷参与主持重建书院的工作，如知州汪元奎建紫阳书院，并且蒙古官吏也参与其中，在全国建设书院二十余所。 在这一背景下，元代修复、重建、新建书院近三百所，可以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虽然元朝廷通过任免山長、财政拨款等方式介入了书院的管理，使得书院具有官学化的倾向。但也正因为如此，书院数量才会不断增长，书院的运转才能如此高效，书院的学生才能与官学学生拥有相同的权益，成功地化解了蒙汉矛盾，推动书院制度化的持续向前。此外，直隶、河南、山西等五省新建书院八十所，书院成了理学的载体，促进了元代理学的北传。
明：兴盛与辉煌
在书院发展的历程中，明代占据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明初，书院曾有过百年的沉寂。从朱元璋起，到英宗天顺年间，创建和修复前朝因战火损毁的书院仅一百四十三所。以最具代表意义的岳麓书院为例：曾经辉煌的岳麓书院，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兵毁之后便一直荒废，直到一百余年后长沙府通判陈钢重修院舍，“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岳麓书院才逐渐恢复讲学。除此之外，明初大兴官学，也是书院呈颓势的原因之一。当时只允许官学学生报考科举考试，明朝廷将读书与入仕紧密结合起来，故而书院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这一困境，在成化、弘治年间开始有所缓解。官学弊病丛生，纯粹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在士人的呼吁下，明朝廷放宽了对书院的管制，并责令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建复书院，包括屋舍的创建、学田的归属、藏书的规模和讲学的师资。譬如荒废了八十七年的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巡抚、布政使、提学使等各级地方长官的努力下，才逐渐恢复到宋元时期的鼎盛状态。正是这些曾经声名烜赫的书院开始恢复讲学，才带动了各地书院的建设。
阳明心学的崛起，是明代中后期书院得到突飞猛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守仁（王阳明）先后建造了龙冈书院，修复了濂溪书院、稽山书院，并广收门徒，其门人弟子亦大兴书院。甘泉先生湛若水，凡足迹所至之处必建书院、必讲学，与他相关的书院超过四十所，可与朱熹相媲美。王、湛二人还致力于复兴宋元会讲的传统，召集门人后学讲学论道，将书院与学术的结合再一次推向了一个高峰。明代后期，新创建的书院即有一千六百余所，总数约两千所，数量上迅速超过历代书院总和。分布的版图也急速由中部向边远落后地区扩张，遍布十九个省区。西北部有甘肃的酒泉书院、银川的朔方书院，西南部则绵延到了云南，共计六十九所，最南部已到中缅边境。可以说，书院在明代时期出现了宋元两朝所不能及的鼎盛状况。
明代书院还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明代书院向平民开放，不论是僧侣道士，还是村农百姓，都有受学甚至讲学的权利，满足了平民教育的需求。而一些村社、家族的书院，招收学生时也不再局限于本家子弟，开始向村民、族人敞开。第二，自明代开始，书院开始走出国门，最早在朝鲜半岛进行复制，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途径。朝鲜书院以程朱理学作为研究重点，为朝鲜半岛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新平台。
清：普及与改制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大量书院因战争的侵袭而毁于一旦。清军入关后，清朝廷对书院的政策主要是抑制与防患。顺治帝曾下诏，明令禁止新设书院：“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对于社会上已有的书院，则制定《训士卧碑文》进行限制。然而，书院制度沿袭至此，已颇具社会影响，各地书院在朝廷的高压政策下，仍然在逐渐恢复之中。
从康熙年间起，朝廷的书院政策逐渐开始从禁止转为支持。康熙曾多次向书院赐书、赐额。如杭州规模最大的万松书院，著名学者王守仁等人都曾在此处讲学，康熙帝题“浙水敷文”之匾额，万松书院遂改名为敷文书院。雍正时期，则确立了全面支持书院发展的政策，拨千两白银作为经费，集中人力、人才资源，命各省于省会设立书院。乾隆帝则下诏称“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将书院的地位提升到官方的教育体系之中，并设立了一系列规范的标准制度，如书院山长的聘请、生源的把控和经费的来源。自此，官办书院与民办书院再次共同推动书院进入了一个更高速发展的阶段，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况。即使是到道光、咸丰两朝，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书院仍有较大发展。各级官办书院、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创建、兴复书院五千八百余所。
清代书院的发展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于明代，书院数量有显著增长，且分布的范围再一次扩大。除西藏外，包括新疆、港澳在内，如今中国版图的各省份都已有书院的存在。在东北地区，也设立了龙城书院等三十余所专授八旗子弟的书院，满族贵族子弟纷纷进入汉人的传统文化组织求学。再者，中国书院再一次走向海外，为他国提供办学样式的参考与借鉴。顺治初年，日本长崎、滋贺等地便开始创建书院。海外传教士将书院带到了意大利，华侨则将书院带至印度尼西亚、美国、新加坡等地。光绪年间在吉隆坡建成的陈氏书院至今仍在坚持。而中国本土也随着西方国家的侵入，接收到了西方的新文化，出现了许多教会书院，理论上传播了许多科学、天文学、数学等新知识。
清末，随着西方教育体制的引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行新政，改学制，废除书院，并一律改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就此终结。
书院，历经一千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与官学共同发展，但又相对独立;吸收了私人讲学的传统，又借鉴了官学的管理模式;教育职能与学术研究并行，既培养学术能力，也培养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师承关系，又通过讲会制度促进着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互通。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着不可比拟的地位，对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承、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贾望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
唐：萌芽与肇始
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据袁枚《随园随笔》所载：“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唐代的书院，已有官立和私立之分。皇家设立图书典籍管理机构，将藏书、校勘、出版书籍与讲学论道结合为一体，并用以储备人才，担当皇帝的顾问。书院一词逐渐演变成这一官方学术服务机构的代称。而在民间，私人读书治学的书斋也逐渐向公众开放。在“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的诗歌里，便有着“学就晨昏外，欢生礼乐中”的记载，志趣相投的文人学者相聚一堂，不仅品诗著文、谈经论道，还收徒讲学、教学相授，书斋向书院开始转变，并具有学校的功能与性质。书院逐渐成为学术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场所，也成为中华文化传递与传承的集中展示窗口。
宋：初兴与确立
与动荡纷争的唐末五代相比，北宋的统一为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升级，两宋时代的文教事业重新兴起乃至繁荣。在这一时期，书院数量达到七百余所，超唐代书院总数十倍有余。
北宋初年，在长期的战乱过后，中央官学尚未完全恢复，地方教育体系也百废待兴。在这一背景下，“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民间书院应运而生，代替了官学的角色，满足着民众对教育的渴求。对此，北宋政府也因利乘便，不仅御赐书籍、田亩、匾额，还对书院山长进行封赏，以扶持书院的发展。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在官府的资金支持下，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立了岳麓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赵恒召见岳麓山长周式，“拜国子监主簿”，并御笔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岳麓书院自此扬名天下。五代时期创办的睢阳书院由宋真宗赐额，定名为“应天府书院”，此后应天府书院又升为“南京国子监”，最终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宋真宗在位期间虽无杰出政绩，但他鼓励士人读书科考，视书院为养士之所，为宋朝广纳贤人，其《励学篇》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论述，也成了脍炙人口的谚语流传至今。南宋的书院建造者们用“天下四大书院”代指这一阶段出现的一大批颇有声望、影响广泛可称闻于天下的书院，虽说法不一，但多不离岳麓、石鼓、白鹿洞、嵩阳、应天府、茅山、徂徕等书院。
自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始，朝廷多次兴办官学，以掌握教育主导权。在这一背景下，许多本已颇具规模的地方书院都受到了冲击，或被征收，或被停办，也有部分被纳入了官学的阵营，譬如岳麓和湘西两书院就与潭州州学一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特殊教育格局，即“潭州三学”。即便如此，相对于北宋初期，书院数量仍然是有增无减。这得益于士人群体的支持和推动。书院也满足着他们的文化需求，给了他们实践学术理想的平台。
北宋书院主要代替官学的功用，满足了教学、教育的需求，并始终围绕科举取士而展开。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则以讲学为指归，体现了学术的昌盛繁荣，开创了书院与学术结合的传统。
南宋时期，理学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士人学者为弘扬其学术观点，纷纷设立书院，吸纳学者讲学并招纳学生。理学家与书院的紧密联系，实际上从北宋时期就已开始，从周敦颐的濂溪书院，再到二程（程颢和程颐）讲学的嵩阳书院、明道书院，而后又有杨时所主办的东林书院、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张栻的城南书院等。其中，使理学与书院真正合流的最大贡献者，当属朱熹。
据史料所载，朱熹一生大多时间都在书院、精舍之中度过，或聚众讲学，或广收门徒，或著书立说，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各地书院都可寻到他曾驻足停留而写下的诗词文章，浙江杭州紫阳书院、江西上饶鹅湖书院都因朱熹讲学而兴盛。随着仕途的迁徙，在管理地方行政事务之余，朱熹自发主持兴办了大同书院、燕南书院、考亭书院等，朱门弟子所建的书院数量则更多。在朱熹的著述中，有相当数量的内容与书院相关，内容涉及藏书、祭祀、学田等，并推崇理学在书院的传播。
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主持修复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他不仅重新建造院宇、筹措院田，还广征图书，并多次邀请陆九渊、刘清之等学者前来讲学。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以下简称《揭示》），高度总结了前人办学的经验教训，明确了教育的意义，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书院教育理论体系，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揭示》不仅在民间书院中普遍流传，对官学也有一定影响，时至今日仍具有参考价值。可以说，这是书院发展史上的纲领性学规，也是书院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
南宋时期，书院制度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书院数量的多寡，还体现在其教学职能的明确。理学家纷纷借助书院这一平台讲学传道，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学子士人汲汲于此，学术队伍逐渐庞大。从此，理学成为书院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的传授内容，书院则成了理学传播的大本营，二者互为依托。除此之外，南宋书院的建筑规制和职能划分也都趋于完善，内部的管理结构也较为完备，注重学派宗师的祭祀，并普遍拥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
元：推广与拓展
早在蒙古国时期，元朝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武力征服需要与文化政策并行，才能化解蒙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所以，于燕京创设太极书院，招揽江南大儒赵复主持讲学，并供奉了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以二程、张载、杨时等人配祀。宋元战争时，忽必烈也多次颁布诏令称“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对书院等文化教育设施加以保护。
元朝建立后，宋朝遗民多拒绝入仕元政府，而是选择隐居山林，创建书院，著书立学，如汪惟岳深居友陶书院、金履祥建仁山书院等。对此，元朝统治者仍然采取了支持引导的文化政策：第一，对于宋朝遗民创建、讲学的书院，政府一律予以承认，将书院视作地方官学，给予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自由。第二，给予书院一定的财政拨款，并将山长列为学官，纳入了元朝廷的官僚体系。第三，地方官员纷纷参与主持重建书院的工作，如知州汪元奎建紫阳书院，并且蒙古官吏也参与其中，在全国建设书院二十余所。 在这一背景下，元代修复、重建、新建书院近三百所，可以说“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虽然元朝廷通过任免山長、财政拨款等方式介入了书院的管理，使得书院具有官学化的倾向。但也正因为如此，书院数量才会不断增长，书院的运转才能如此高效，书院的学生才能与官学学生拥有相同的权益，成功地化解了蒙汉矛盾，推动书院制度化的持续向前。此外，直隶、河南、山西等五省新建书院八十所，书院成了理学的载体，促进了元代理学的北传。
明：兴盛与辉煌
在书院发展的历程中，明代占据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
明初，书院曾有过百年的沉寂。从朱元璋起，到英宗天顺年间，创建和修复前朝因战火损毁的书院仅一百四十三所。以最具代表意义的岳麓书院为例：曾经辉煌的岳麓书院，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兵毁之后便一直荒废，直到一百余年后长沙府通判陈钢重修院舍，“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岳麓书院才逐渐恢复讲学。除此之外，明初大兴官学，也是书院呈颓势的原因之一。当时只允许官学学生报考科举考试，明朝廷将读书与入仕紧密结合起来，故而书院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这一困境，在成化、弘治年间开始有所缓解。官学弊病丛生，纯粹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在士人的呼吁下，明朝廷放宽了对书院的管制，并责令地方行政长官主持建复书院，包括屋舍的创建、学田的归属、藏书的规模和讲学的师资。譬如荒废了八十七年的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巡抚、布政使、提学使等各级地方长官的努力下，才逐渐恢复到宋元时期的鼎盛状态。正是这些曾经声名烜赫的书院开始恢复讲学，才带动了各地书院的建设。
阳明心学的崛起，是明代中后期书院得到突飞猛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守仁（王阳明）先后建造了龙冈书院，修复了濂溪书院、稽山书院，并广收门徒，其门人弟子亦大兴书院。甘泉先生湛若水，凡足迹所至之处必建书院、必讲学，与他相关的书院超过四十所，可与朱熹相媲美。王、湛二人还致力于复兴宋元会讲的传统，召集门人后学讲学论道，将书院与学术的结合再一次推向了一个高峰。明代后期，新创建的书院即有一千六百余所，总数约两千所，数量上迅速超过历代书院总和。分布的版图也急速由中部向边远落后地区扩张，遍布十九个省区。西北部有甘肃的酒泉书院、银川的朔方书院，西南部则绵延到了云南，共计六十九所，最南部已到中缅边境。可以说，书院在明代时期出现了宋元两朝所不能及的鼎盛状况。
明代书院还有两个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明代书院向平民开放，不论是僧侣道士，还是村农百姓，都有受学甚至讲学的权利，满足了平民教育的需求。而一些村社、家族的书院，招收学生时也不再局限于本家子弟，开始向村民、族人敞开。第二，自明代开始，书院开始走出国门，最早在朝鲜半岛进行复制，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途径。朝鲜书院以程朱理学作为研究重点，为朝鲜半岛的学术发展提供了新平台。
清：普及与改制
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大量书院因战争的侵袭而毁于一旦。清军入关后，清朝廷对书院的政策主要是抑制与防患。顺治帝曾下诏，明令禁止新设书院：“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对于社会上已有的书院，则制定《训士卧碑文》进行限制。然而，书院制度沿袭至此，已颇具社会影响，各地书院在朝廷的高压政策下，仍然在逐渐恢复之中。
从康熙年间起，朝廷的书院政策逐渐开始从禁止转为支持。康熙曾多次向书院赐书、赐额。如杭州规模最大的万松书院，著名学者王守仁等人都曾在此处讲学，康熙帝题“浙水敷文”之匾额，万松书院遂改名为敷文书院。雍正时期，则确立了全面支持书院发展的政策，拨千两白银作为经费，集中人力、人才资源，命各省于省会设立书院。乾隆帝则下诏称“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将书院的地位提升到官方的教育体系之中，并设立了一系列规范的标准制度，如书院山长的聘请、生源的把控和经费的来源。自此，官办书院与民办书院再次共同推动书院进入了一个更高速发展的阶段，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况。即使是到道光、咸丰两朝，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书院仍有较大发展。各级官办书院、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全国，创建、兴复书院五千八百余所。
清代书院的发展是多方面的：首先，相对于明代，书院数量有显著增长，且分布的范围再一次扩大。除西藏外，包括新疆、港澳在内，如今中国版图的各省份都已有书院的存在。在东北地区，也设立了龙城书院等三十余所专授八旗子弟的书院，满族贵族子弟纷纷进入汉人的传统文化组织求学。再者，中国书院再一次走向海外，为他国提供办学样式的参考与借鉴。顺治初年，日本长崎、滋贺等地便开始创建书院。海外传教士将书院带到了意大利，华侨则将书院带至印度尼西亚、美国、新加坡等地。光绪年间在吉隆坡建成的陈氏书院至今仍在坚持。而中国本土也随着西方国家的侵入，接收到了西方的新文化，出现了许多教会书院，理论上传播了许多科学、天文学、数学等新知识。
清末，随着西方教育体制的引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行新政，改学制，废除书院，并一律改为新式学堂，书院制度就此终结。
书院，历经一千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与官学共同发展，但又相对独立;吸收了私人讲学的传统，又借鉴了官学的管理模式;教育职能与学术研究并行，既培养学术能力，也培养学生个人的道德修养;注重师承关系，又通过讲会制度促进着不同学派之间的交流互通。其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着不可比拟的地位，对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承、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贾望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中国史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