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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小说，一味聚焦主要人物，难免忽略次要人物的作用。本文主要以沙威等人为例，探讨次要人物的种种作用，以期引起人们对次要人物的足够重视。
关键词：次要人物；作用；推动情节；反映现实；深化主题；角色映衬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19-02
文学作品释放主题，最倚重且最有力的手段无疑是塑造人物形象及叙述事件。次要人物作为作品反映主题的媒介之一，有其特定作用，只有通过情节梳理和体察人物与主题的关系，方能得出理性认识。大多数小说的主人公是正面人物，体现某种上进精神。次要人物则从正面或反面激发主人公的奋斗精神，使主人公的“奋斗史”烙印着被动色彩。换言之，次要人物于情节的发展、生活的再现和主题的揭示都是主动行为。本文通过文本解读，分析《悲惨世界》众多次要人物，尤其是肢解沙威的心理结构，分析他自戕的原因，指出其悲剧在讨伐资产阶级法律摧残人性的显著意义，以此探探究次要人物的作用。
一、推进情节发展，严密作品结构
一部长篇小说通常叙述多个事件，事件过渡处往往是遭遇叙述瓶颈，无法突破，即意味故事结束。为使事件过渡自然，往往于上一事件巧妙安排次要人物出场，令其制造矛盾，引出新事件，使作品波澜起伏，增强情节性和可读性。
《悲惨世界》共5部48卷，可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均有叙述瓶颈。
第一部分叙述冉阿让受法律与世俗迫害，由良民变野兽，又由野兽变良民的经历。冉阿让失业无钱，为七个外甥果腹而偷面包，被判5年劳役，又因愤而越狱被追加到19年。他斥责社会没对他尽到责任，法律对他量刑过重，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刑满后，因身负黄色身份证而处处受人歧视：就餐旅社被撵，入住酒店被逐，借宿民宅被轰。一连串的世俗迫害膨胀了冉阿让对社会的愤恨和报复欲望。正当冉阿让堕入“兽道”时，卞福汝主教不仅收留了他，还为他盗窃银器向警察开脱，劝之“成为一个老实人”。冉阿让动摇了报复社会的念头，尤其是抢了小瑞尔威的一枚硬币后，愤恨自己违背主教的殷切期望，彻底反躬自省，化名马德兰到滨海蒙特勒伊市开创事业，为穷人建造了一个人间天堂。
第一部分已具相当规模，故事情节及主题亦完整，可单独成一部小说。但就此结束，情节略嫌单薄。幸好沙威出现了，为情节发展提供新动力。
第二部分，叙述沙威追捕马德兰及其自戕。沙威是冉阿让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他像影子一样跟踪冉阿让，多次将他投入监狱［1］。市民一致敬重马德兰，只有沙威执意追究他的前科。沙威向阿拉斯警署举报马德兰的罪犯身份，带回商马第被当作冉阿让拘捕的消息，引出马德兰为救无辜而自暴身份的情节。被收监的冉阿让为履行对芳汀的承诺，越狱逃亡，肩负起养育珂塞特的重任。沿着沙威追捕冉阿让的路线，作品暴露了德纳第的贪婪，同情马白夫的年老无依和小比克布斯的悲苦童年，歌颂了巴黎公社革命。
被冉阿让救下性命后，沙威以自杀的形式终止使命，小说失去推动情节的主动力，再次遇到叙述瓶颈。第三部分，借助马吕斯和德纳第推动情节。马吕斯因憎恶岳父冉阿让的盗窃行为而疏远后者。德纳第为获取赏金向马吕斯诬告冉阿让杀人抢劫，反而帮助马吕斯解开救命恩人的谜题。由于马吕斯与德纳第动力不足，第三部分叙述冉阿让余生可谓篇幅短小、微澜不惊。
毋庸置疑，以沙威为代表的次要人物不仅推动情节发展，丰富故事内容，而且在上一事件中为下一事件作好铺垫，严密缝合小说结构，使文本浑然一体。
二、再现社会本源，鞭笞制度弊端
《悲惨世界》是一部写实色彩浓郁的巨著，从1828年构思，到1861年付梓，历时30余年完成，融汇了作者几十年的社会体察和思考。雨果称：“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贫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孱弱，还不能全部解决……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2］这几句话“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首句最为重要，道出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3］小说借助三大问题揭露社会不公的根源，抨击社会压迫和制度弊端。这三大问题均建立于事实基础。
男人因贫困而道德败坏落实到冉阿让身上。冉阿让的原型是穷苦农民彼埃尔·莫的。1801年，彼埃尔因饥饿偷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刑满后，持黄色身份证而到处碰壁。冉阿让不仅再现了埃尔的悲惨遭遇，而且鞭笞了法制不公：“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4］
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的载体是芳汀。芳汀被富家公子欺骗感情而未婚生子，世人不仅未同情，还加以鄙夷，剥夺其工作。为养家糊口，芳汀卖完头发、牙齿，唯一的资本就是身体了。芳汀集中体现了被玩弄和为生计而沦为娼妓的妇女形象，暴露上层社会对妇女的无情玩弄和世俗对人的残酷迫害，被沙威妄判刑罚则进一步暴露了上层社会欺压下层百姓的事实。
儿童因黑暗而身体孱弱的体现者是珂赛特。德纳第向芳汀收取高额寄养费，而且时常捏造各种理由骗取钱财，但珂赛特不仅没有因此得到良好照顾，还被德纳第一家以各种形式欺凌。珂赛特苦难的童年是千百万贫苦儿童遭际的写照。
以上人物是第一部分暴露社会弊端的媒介。随着故事的深入，第二、三部分德纳第及其女儿阿兹玛的诈骗行为，小比克布斯流浪街头，进一步暴露三大社会问题。此外，沙威的悲剧，亦是批判资产阶级体制的有力证据。
沙威对资产阶级法律尽忠职守，坚持剥夺任何罪犯的申辩权。就其性格成因，雨果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审视沙威的“外我”：“这个人是由两种感情构成的：尊敬官府，仇视反叛。这两种感情……可以说还相当的好，但是他执行过度便难免作恶。……凡是在政府有一官半职的人……他都有一种盲目的信仰。对曾经一度触犯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疾恨、和厌恶。”沙威把资产阶级法律内化到心理结构深层，积淀成后天的精神信仰，排斥和压抑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和冲动，放弃思索的权利，以至与之建立了坚固的契约：即使“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要告发”。缺失了“本我”的沙威俨然一具行尸走肉。由此考察，沙威执行警务，是出于对法律和上流社会的盲目信仰。坐罪芳汀，是确信上流人士是不会犯错误的上帝，仅凭芳汀的妓女身份，臆断“是这个婊子先跳上去打巴马达波先生的”，判芳汀六个月监禁，且不容许她申辩。追捕冉阿让，则体现其鄙视、疾恨、和厌恶犯有前科的人。马德兰荣任市长，沙威认定此人就是罪犯冉阿让，非要追查到底。至于误会马德兰非冉阿让后的道歉和辞职，正体现了他对上层的尊崇和对法律的盲从。 由于沙威的是非尺度偏向资产阶级，忽略了法律的公正性，一发现违法分子就情不自禁地逮捕和治罪。这种盲从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法律的行为，对下层民众造成的伤害，是过度执法造成的，决不能说是出于本意。他一但认清自己的错误行为，必定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在巴黎人民起义中，认识到冉阿让是“做好事的坏人”，失去逮捕理由。但在他的潜意识里，逮捕罪犯是其天职，不捕，就违背与法律定下的契约，是渎职。沙威在良知与维护法律尊严的两难境地，备受精神煎熬而选择自杀。作为资产阶级法制的维护者，沙威最终死于体制的拘囿，更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对人的戕害，鞭笞了体制的弊端。
纵观全书，冉阿让、芳汀、商马弟、珂赛特、小比克布斯、马白夫、沙威等人物经受的苦难，全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
三、深化作品主题，彰显作家意愿
1845年，雨果在搜集彼埃尔·莫的、米奥利斯主教和黑玻璃制造业等素材的基础上，创作《苦难》，一方面揭露社会迫使贫民走上犯罪道路的事实及严厉谴责司法制度对这种罪犯的过量刑罚，另一方面讴歌米奥利斯主教劝人为善的精神。1848年2月21日，书稿完成将近五分之四时，雨果被拿破仑二世流放，被迫中止创作。如果《苦难》得以顺利完成，文学史上会多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其篇幅短小，主题浅显，令世界文学宝库少一部主题深刻的鸿篇巨制。政府或曰政治迫害使雨果重新审视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文学主张，反思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在此基础上，他对《苦难》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大量丰富情节和深化主题，完成全书，定名《悲惨世界》。新书关注民生疾苦，体无完肤地暴露社会和法制的不公，表达了作者对公平世界的渴望。
《苦难》演变成《悲惨世界》，主题经历了颠覆性变化。实际上，《悲惨世界》第一部分基本是《苦难》原文，故一二部分主题的变化正是作品主题变迁的表现。第一部分通过卞汝福成功改造冉阿让表现劝善主题，第二部分通过描述各色人等的苦难抨击了法制弊端和社会不公。从两部作品看，沙威是《悲惨世界》新设置的人物。从单个文本看，沙威在第一部分结尾出场。从主题过渡看，情节发展到冉阿让荣任市长，“悲惨”主题欲显还隐，随着沙威调查和追捕冉阿让的深入，描述了更多人的苦难，淋漓尽致地把不公平的社会和欠公正的法律对人的严重迫害暴露无遗，加强了抨击力度。可以确定，沙威促成了作品主题由颂扬人道主义精神向批判资产阶级法律罪恶转折，为“悲惨”主题的深化和揭示提供强大的后劲和奠定厚实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沙威的自我毁灭，从反面深化了主题。
从阅读预期看，以沙威逮住冉阿让作结，违背“好人得好运”的良好愿望。从作者的主观意愿说，他所抨击的也就是其渴望消灭的。沙威之死，不仅意味着法律强加在冉阿让身上的迫害终止，更象征着不公法制消亡。可见，次要人物是作者某种意志间接或直接的体现。
四、结语
次要人物的作用还包含相互映衬，突出角色形象的作用。卞汝福的仁慈衬托沙威的执拗，德纳第贪婪无度衬托冉阿让从善如流，芳汀的勤劳衬托德纳第夫妇的懒惰。可以说，次要人物可以衬托主要人物，也可互相烘托，使人物特征更加明显，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技巧。但在《悲惨世界》中，这一作用不明显，不必详细论述。
综合上文所述，在众多次要人物中，沙威作为卞福汝的对立面，作为法律迫害冉阿让的执行者，显得尤为突出。但就推动情节、暴露现实、深化主题而言，沙威不能够凭一己之力承担，芳汀、商马弟、珂赛特、马吕斯、德纳第、小比克布斯、马白夫等人均有贡献。不只是《悲惨世界》，中外许多小说都存在次要人物挑大梁的现象。陆天明《大雪无痕》方雨珠的死和廖红宇的被刺，深刻揭发黑势力的罪恶。古华《芙蓉镇》的李国香借“文革”之风掀起惺风血雨，导演了胡玉音的悲剧，真实再现了那个噬血的时代。《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夫人粗俗的举止让男主人公达西表现出傲慢，军官威克汉姆对达西的污蔑加剧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男主人公的偏见。当然不是每一位次要人物都挑大梁。但是，只要是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人物有主次之分，作用亦有大小之别，但决不能因此忽略某个次要人物，其作用很可能比主要人物来得更重要。
参考文献：
［1］胡山林.心灵感悟——文学与人生［M］.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1）.
［2］译本序.柳鸣九.悲惨世界［M］.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
［3］贺雄飞.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
［4］（法）巴雷尔著，程曾厚译.雨果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关键词：次要人物；作用；推动情节；反映现实；深化主题；角色映衬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19-02
文学作品释放主题，最倚重且最有力的手段无疑是塑造人物形象及叙述事件。次要人物作为作品反映主题的媒介之一，有其特定作用，只有通过情节梳理和体察人物与主题的关系，方能得出理性认识。大多数小说的主人公是正面人物，体现某种上进精神。次要人物则从正面或反面激发主人公的奋斗精神，使主人公的“奋斗史”烙印着被动色彩。换言之，次要人物于情节的发展、生活的再现和主题的揭示都是主动行为。本文通过文本解读，分析《悲惨世界》众多次要人物，尤其是肢解沙威的心理结构，分析他自戕的原因，指出其悲剧在讨伐资产阶级法律摧残人性的显著意义，以此探探究次要人物的作用。
一、推进情节发展，严密作品结构
一部长篇小说通常叙述多个事件，事件过渡处往往是遭遇叙述瓶颈，无法突破，即意味故事结束。为使事件过渡自然，往往于上一事件巧妙安排次要人物出场，令其制造矛盾，引出新事件，使作品波澜起伏，增强情节性和可读性。
《悲惨世界》共5部48卷，可分为三部分，每部分均有叙述瓶颈。
第一部分叙述冉阿让受法律与世俗迫害，由良民变野兽，又由野兽变良民的经历。冉阿让失业无钱，为七个外甥果腹而偷面包，被判5年劳役，又因愤而越狱被追加到19年。他斥责社会没对他尽到责任，法律对他量刑过重，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刑满后，因身负黄色身份证而处处受人歧视：就餐旅社被撵，入住酒店被逐，借宿民宅被轰。一连串的世俗迫害膨胀了冉阿让对社会的愤恨和报复欲望。正当冉阿让堕入“兽道”时，卞福汝主教不仅收留了他，还为他盗窃银器向警察开脱，劝之“成为一个老实人”。冉阿让动摇了报复社会的念头，尤其是抢了小瑞尔威的一枚硬币后，愤恨自己违背主教的殷切期望，彻底反躬自省，化名马德兰到滨海蒙特勒伊市开创事业，为穷人建造了一个人间天堂。
第一部分已具相当规模，故事情节及主题亦完整，可单独成一部小说。但就此结束，情节略嫌单薄。幸好沙威出现了，为情节发展提供新动力。
第二部分，叙述沙威追捕马德兰及其自戕。沙威是冉阿让一生中最大的敌人，他像影子一样跟踪冉阿让，多次将他投入监狱［1］。市民一致敬重马德兰，只有沙威执意追究他的前科。沙威向阿拉斯警署举报马德兰的罪犯身份，带回商马第被当作冉阿让拘捕的消息，引出马德兰为救无辜而自暴身份的情节。被收监的冉阿让为履行对芳汀的承诺，越狱逃亡，肩负起养育珂塞特的重任。沿着沙威追捕冉阿让的路线，作品暴露了德纳第的贪婪，同情马白夫的年老无依和小比克布斯的悲苦童年，歌颂了巴黎公社革命。
被冉阿让救下性命后，沙威以自杀的形式终止使命，小说失去推动情节的主动力，再次遇到叙述瓶颈。第三部分，借助马吕斯和德纳第推动情节。马吕斯因憎恶岳父冉阿让的盗窃行为而疏远后者。德纳第为获取赏金向马吕斯诬告冉阿让杀人抢劫，反而帮助马吕斯解开救命恩人的谜题。由于马吕斯与德纳第动力不足，第三部分叙述冉阿让余生可谓篇幅短小、微澜不惊。
毋庸置疑，以沙威为代表的次要人物不仅推动情节发展，丰富故事内容，而且在上一事件中为下一事件作好铺垫，严密缝合小说结构，使文本浑然一体。
二、再现社会本源，鞭笞制度弊端
《悲惨世界》是一部写实色彩浓郁的巨著，从1828年构思，到1861年付梓，历时30余年完成，融汇了作者几十年的社会体察和思考。雨果称：“只要还存在社会压迫……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贫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孱弱，还不能全部解决……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2］这几句话“充分表达了雨果对当时社会的基本看法。首句最为重要，道出造成这个悲惨世界的根本原因”［3］小说借助三大问题揭露社会不公的根源，抨击社会压迫和制度弊端。这三大问题均建立于事实基础。
男人因贫困而道德败坏落实到冉阿让身上。冉阿让的原型是穷苦农民彼埃尔·莫的。1801年，彼埃尔因饥饿偷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刑满后，持黄色身份证而到处碰壁。冉阿让不仅再现了埃尔的悲惨遭遇，而且鞭笞了法制不公：“愿意工作，但缺少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面包，首先这能不能不算是件严重的事呢？后来，犯了过失，并且招认了，处罚又是否苛刻过分了呢？法律在处罚方面所犯的错误，是否比犯人在犯罪方面所犯的错误更严重呢？”［4］
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的载体是芳汀。芳汀被富家公子欺骗感情而未婚生子，世人不仅未同情，还加以鄙夷，剥夺其工作。为养家糊口，芳汀卖完头发、牙齿，唯一的资本就是身体了。芳汀集中体现了被玩弄和为生计而沦为娼妓的妇女形象，暴露上层社会对妇女的无情玩弄和世俗对人的残酷迫害，被沙威妄判刑罚则进一步暴露了上层社会欺压下层百姓的事实。
儿童因黑暗而身体孱弱的体现者是珂赛特。德纳第向芳汀收取高额寄养费，而且时常捏造各种理由骗取钱财，但珂赛特不仅没有因此得到良好照顾，还被德纳第一家以各种形式欺凌。珂赛特苦难的童年是千百万贫苦儿童遭际的写照。
以上人物是第一部分暴露社会弊端的媒介。随着故事的深入，第二、三部分德纳第及其女儿阿兹玛的诈骗行为，小比克布斯流浪街头，进一步暴露三大社会问题。此外，沙威的悲剧，亦是批判资产阶级体制的有力证据。
沙威对资产阶级法律尽忠职守，坚持剥夺任何罪犯的申辩权。就其性格成因，雨果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审视沙威的“外我”：“这个人是由两种感情构成的：尊敬官府，仇视反叛。这两种感情……可以说还相当的好，但是他执行过度便难免作恶。……凡是在政府有一官半职的人……他都有一种盲目的信仰。对曾经一度触犯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疾恨、和厌恶。”沙威把资产阶级法律内化到心理结构深层，积淀成后天的精神信仰，排斥和压抑最原始的本能、欲望和冲动，放弃思索的权利，以至与之建立了坚固的契约：即使“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要告发”。缺失了“本我”的沙威俨然一具行尸走肉。由此考察，沙威执行警务，是出于对法律和上流社会的盲目信仰。坐罪芳汀，是确信上流人士是不会犯错误的上帝，仅凭芳汀的妓女身份，臆断“是这个婊子先跳上去打巴马达波先生的”，判芳汀六个月监禁，且不容许她申辩。追捕冉阿让，则体现其鄙视、疾恨、和厌恶犯有前科的人。马德兰荣任市长，沙威认定此人就是罪犯冉阿让，非要追查到底。至于误会马德兰非冉阿让后的道歉和辞职，正体现了他对上层的尊崇和对法律的盲从。 由于沙威的是非尺度偏向资产阶级，忽略了法律的公正性，一发现违法分子就情不自禁地逮捕和治罪。这种盲从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法律的行为，对下层民众造成的伤害，是过度执法造成的，决不能说是出于本意。他一但认清自己的错误行为，必定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在巴黎人民起义中，认识到冉阿让是“做好事的坏人”，失去逮捕理由。但在他的潜意识里，逮捕罪犯是其天职，不捕，就违背与法律定下的契约，是渎职。沙威在良知与维护法律尊严的两难境地，备受精神煎熬而选择自杀。作为资产阶级法制的维护者，沙威最终死于体制的拘囿，更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法律对人的戕害，鞭笞了体制的弊端。
纵观全书，冉阿让、芳汀、商马弟、珂赛特、小比克布斯、马白夫、沙威等人物经受的苦难，全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
三、深化作品主题，彰显作家意愿
1845年，雨果在搜集彼埃尔·莫的、米奥利斯主教和黑玻璃制造业等素材的基础上，创作《苦难》，一方面揭露社会迫使贫民走上犯罪道路的事实及严厉谴责司法制度对这种罪犯的过量刑罚，另一方面讴歌米奥利斯主教劝人为善的精神。1848年2月21日，书稿完成将近五分之四时，雨果被拿破仑二世流放，被迫中止创作。如果《苦难》得以顺利完成，文学史上会多一部惩恶劝善的力作，其篇幅短小，主题浅显，令世界文学宝库少一部主题深刻的鸿篇巨制。政府或曰政治迫害使雨果重新审视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文学主张，反思虚假的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在此基础上，他对《苦难》做了重大修改和调整，大量丰富情节和深化主题，完成全书，定名《悲惨世界》。新书关注民生疾苦，体无完肤地暴露社会和法制的不公，表达了作者对公平世界的渴望。
《苦难》演变成《悲惨世界》，主题经历了颠覆性变化。实际上，《悲惨世界》第一部分基本是《苦难》原文，故一二部分主题的变化正是作品主题变迁的表现。第一部分通过卞汝福成功改造冉阿让表现劝善主题，第二部分通过描述各色人等的苦难抨击了法制弊端和社会不公。从两部作品看，沙威是《悲惨世界》新设置的人物。从单个文本看，沙威在第一部分结尾出场。从主题过渡看，情节发展到冉阿让荣任市长，“悲惨”主题欲显还隐，随着沙威调查和追捕冉阿让的深入，描述了更多人的苦难，淋漓尽致地把不公平的社会和欠公正的法律对人的严重迫害暴露无遗，加强了抨击力度。可以确定，沙威促成了作品主题由颂扬人道主义精神向批判资产阶级法律罪恶转折，为“悲惨”主题的深化和揭示提供强大的后劲和奠定厚实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沙威的自我毁灭，从反面深化了主题。
从阅读预期看，以沙威逮住冉阿让作结，违背“好人得好运”的良好愿望。从作者的主观意愿说，他所抨击的也就是其渴望消灭的。沙威之死，不仅意味着法律强加在冉阿让身上的迫害终止，更象征着不公法制消亡。可见，次要人物是作者某种意志间接或直接的体现。
四、结语
次要人物的作用还包含相互映衬，突出角色形象的作用。卞汝福的仁慈衬托沙威的执拗，德纳第贪婪无度衬托冉阿让从善如流，芳汀的勤劳衬托德纳第夫妇的懒惰。可以说，次要人物可以衬托主要人物，也可互相烘托，使人物特征更加明显，体现了高超的文学技巧。但在《悲惨世界》中，这一作用不明显，不必详细论述。
综合上文所述，在众多次要人物中，沙威作为卞福汝的对立面，作为法律迫害冉阿让的执行者，显得尤为突出。但就推动情节、暴露现实、深化主题而言，沙威不能够凭一己之力承担，芳汀、商马弟、珂赛特、马吕斯、德纳第、小比克布斯、马白夫等人均有贡献。不只是《悲惨世界》，中外许多小说都存在次要人物挑大梁的现象。陆天明《大雪无痕》方雨珠的死和廖红宇的被刺，深刻揭发黑势力的罪恶。古华《芙蓉镇》的李国香借“文革”之风掀起惺风血雨，导演了胡玉音的悲剧，真实再现了那个噬血的时代。《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夫人粗俗的举止让男主人公达西表现出傲慢，军官威克汉姆对达西的污蔑加剧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对男主人公的偏见。当然不是每一位次要人物都挑大梁。但是，只要是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人物有主次之分，作用亦有大小之别，但决不能因此忽略某个次要人物，其作用很可能比主要人物来得更重要。
参考文献：
［1］胡山林.心灵感悟——文学与人生［M］.羊城晚报出版社，2002，（1）.
［2］译本序.柳鸣九.悲惨世界［M］.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
［3］贺雄飞.文艺争鸣·获奖作品选［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1）.
［4］（法）巴雷尔著，程曾厚译.雨果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