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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西作家陈忠实的“枕棺之作”——《白鹿原》自1993年出版以来受到了旷日持久的关注。本文意在通过《白鹿原》中具有特色的关中意象——祠堂，以静态的形式展现关中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祠堂这一十分具有地标性的意象，以它潜在的文化符号和象征意义，为人们认识关中、了解关中提供了一种可能，将浓郁的关中地域文化特征于无形中融入读者的阅读体验之中。
关键词：祠堂；白鹿原；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39-02
祠堂在中国历史悠久，在关中地区大的村落中更是十分普及。一般而言，一个村子聚居繁衍着一个姓氏或相连相关的家族，他们多供奉一个祖先，拜祭一个祠堂。祠堂作为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体现了中国浓重的家族观念。祠堂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的祠堂后面都建有墓室，祠堂与墓室前后相连；到了南宋以后，家庙也逐渐被称为祠堂，祠堂与墓室渐渐分开。祠堂除了具有崇宗祭祖的功能外，还是执行家法族规的场所。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许多祠堂还附设学堂，为族中子弟传道授业解惑。
祠堂在小说中多处提到，在此不仅仅镌刻着一个家族的历史，更铭记着一个村庄的历史。小说中写道：“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却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由于祠堂的历史悠久，大家都搞不清祠堂建于何时，由何人建造而成。经过了洪水、流火等天灾，村庄和祠堂一次次被摧毁，又一次次得到了重建。后来，一位十分有思想的族长提议将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为了得到神鹿的庇护，同时决定换姓。商定族长老大一支的人统归白姓，老二一支的人统归鹿姓；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同祖同宗。在白嘉轩继任族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翻修祠堂。五间正厅里供奉着先人，整整占满了北面的一面墙壁。后来，由于白鹿两家周济李家寡妇，帮助寡妇度过难关。滋水县令感念其功德，命人凿刻“仁义白鹿村”石碑一块，并栽于祠堂前。这恰恰成为了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
作为族长，白嘉轩一生都在经营着祠堂。祠堂既是祭拜祖宗的神圣之地，也是公开裁决村中事件的重要场所，白鹿村但凡有重大事情，必将年满十六岁的成年男女集合于祠堂之中，围绕祠堂所描绘的关中地域文化和风俗也最为集中。祠堂就像一部历史的教科书，阅览祠堂，如同阅览一卷绵长的历史画轴。而其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既蕴涵着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着深厚的人文根基。它为读者打开了观察关中地域文化的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对关中地区封建宗法制家族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一、崇宗祀祖，举行祭祀活动
源于祖宗崇拜，祠堂本为追思祭祖所设，所以祭祀是祠堂最根本的活动。作为族长，白嘉轩理所当然地主持祠堂里的祭祀活动，但是由于六娶六丧，没有子嗣，所以他的内心深处感到极为不安，以至于在主祭祀时，“心里发慌尻子发松”，但是，当他拥有了儿子后，他的身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变得底气十足了。祭祀还在清明节时进行，族人们先到自己的先人墓地去烧纸，之后都要聚集在祠堂里祭祀祖先。在白鹿村，新媳妇过门时，进祠堂祭拜祖宗也是婚礼中一项庄严而隆重的仪式。新媳妇进门只有先到祠堂祭祖才算被承认。由于黑娃引回了被族人们公认为“婊子”的田小娥，所以黑娃和田小娥进不得祠堂，拜不了祖宗；鹿兆鹏的婚礼则是鹿子霖的耳光把他煽到祠堂里去的；而白孝文的婚礼却举行的隆重热烈，首先要求白鹿两姓的已婚男女都要参加，由族长白嘉轩主持祭拜仪式，其次新婚夫妻叩拜列祖列宗和在场的诸位族人，需要活着的族人们接受并认可一对新人。同样是成婚祭拜祖先，但黑娃、鹿兆鹏、白孝文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大事，鹿三在对照了白鹿两家人为儿子办婚礼的过程之后，感慨道：白嘉轩教子有方，不愧为族人之楷模。而且得出“勺勺客毕竟祖德太浅太薄”的结论。在小说的结尾处，黑娃和白孝文都浪子回头，以回乡祭祖的方式完成了他们人生的轮回和精神的皈依。黑娃儿时在祠堂读书，婚姻不被族人认可，不能进祠堂，“风搅雪”时亲手砸碎了祠堂，表达了他内心对宗法制度的反抗和愤恨，但是最后他还是跪倒在了祠堂里。祠堂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起到了凝聚族人人心的作用，并且成为浪子精神回归之所。在黑娃完成认祖归宗的仪式，离开白鹿村后，白嘉轩感慨道：凡是白鹿村出生的人，迟早都要跪在祠堂里头。除了举行婚礼和祭祖，鹿兆海的葬礼也是在祠堂里举行的。还有大灾之后敬填族谱，以示告慰祖先和刚刚过世的人们等等。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农村天灾人祸不断，祠堂中的各种祭拜仪式，恰恰起到了对族人的心灵安抚作用，使他们能够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大体保持身心平衡，顺利度过那段苦难历程。
二、履行《乡约》，执行家法族规
祠堂是维护家族秩序的圣地。在白鹿村，《乡约》不仅仅被镶嵌在了石碑里，同时也作为族人的行为准则，被严格履行着，不容侵犯一丝一毫，否则必然遭到以族长为首的族人的惩罚，轻则遭受刺刷，重则逐出祠堂，乃至整个村子。遵照《乡约》，在祠堂中实行过三次家法。一次是惩罚赌徒。由于闹“交农”事件，族长白嘉轩对于村庄疏于管理，致使《乡约》成为了摆设，村中不但出现了赌窝，抽吸鸦片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两个烟鬼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女人被迫带着孩子四处乞讨。鉴于此等严重事件的发生，白嘉轩敲响了大锣，召集村中所有男人集中到祠堂，先让徐先生领读了《乡约》，然后当众把八个赌徒绑在槐树上，用干枣刺抽打并把他们血淋淋的手插进滚水里。从此，白鹿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和宁静，再也没有人干冒天下之大不韪聚众赌博了，祠堂起到了真正惩戒的作用。
第二次执行家法是惩处一对“狗男女”狗蛋儿和田小娥。由于鹿子霖和田小娥在破窑洞偷欢被狗蛋儿发现，鹿子霖设计诬陷狗蛋儿，结果小娥与狗蛋儿被作为一对“狗男女”抓到祠堂接受惩罚，而真正的淫乱者鹿子霖却道貌岸然地成为了实施惩罚的人。他“接过刺刷轮圆胳膊，结结实实抽到小娥穿着夹裤的尻蛋上……抽到狗蛋的胸脯上，无数条鲜血的小溪从胸脯上流泄下来注进裤腰。”刺刷无情地抽打着这对狗男女，根本不问受刑者的颜面，也不问事件的真相。狗蛋儿面目全非地被拖回家，这个流浪汉最终在以“仁义”著称的白鹿村里含冤死去。宗法的无情和冷酷把人变得僵硬教条，失去了人性的本真和善良。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行刑过程中，狗蛋儿揭发了鹿子霖与田小娥的勾当，而白嘉轩却替鹿子霖开脱，致使狗蛋儿又被加打了四十“刺刷”。对于鹿子霖的勾当，白嘉轩不可能没有耳闻。虽然心知肚明，但是为了维护鹿乡约的面子，他将事实的真相掩盖了下来，这充分体现出宗法社会中，上层统治者为了利益的平衡而牺牲小人物的无奈之举。 第三次执行家法也是惩罚一对“狗男女”，但是“刺刷”却戏剧般落到了曾经的执刑者白孝文身上。白孝文是族长继承人，被白嘉轩寄予了厚望。但是，白孝文终因抵不过女色的诱惑，走出了《乡约》的规范，触犯了强大的族规，被小娥拉下了水。当白嘉轩亲眼证实了谣言后，他并没有反思造成儿子走入迷途的真正原因，他的第一反应是必须采取最果断的措施，以洗刷白孝文给家族带来的耻辱。这时的白嘉轩为了维护族长的面子和祖宗的尊严，不顾家人反对和族人劝谏，决定对触犯戒律的儿子施刑。作为亲情的“人”消失了，作为审判者的“人”站了出来，白孝文被不可挽回地推进祠堂捆到槐树上接受刺刷。
三、聚众议事，商讨族中大事
族人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乡约》作为白鹿村人的精神食粮，白嘉轩无比重视，为了实施《乡约》方案，白嘉轩约请了鹿子霖和徐先生一起到祠堂议事，并召集所有年满十六岁以上的男族人在祠堂咏读背诵并践行。田小娥死后，瘟疫流行，民不聊生，人们想起了冤死的小娥，并认为这是小娥的冤魂在作祟，于是动议白嘉轩为其修庙，修庙是一种敬神的行为，白嘉轩将这等大事放在祠堂里来议，说明这已经关系到了全体族人的利益，需要大家认真商讨，最后，他决定为小娥造塔而非修庙，表明了白嘉轩对于小娥的态度。乌鸦兵到村里来的征粮，要求白嘉轩敲锣，召集人到祠堂门口，征粮仪式和射击表演都在祠堂门外进行。田福贤整农协分子也是在祠堂的戏楼里进行的。以管豹而窥一斑，祠堂作为家族的重要社交场所，发挥着凝神聚力的作用。
四、附设学堂，传道授业解惑
祠堂也是家族子孙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地方，所以，祠堂里又附设学堂。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将祠堂翻修一新后，就把学堂设在祠堂里。为了让子孙得到良好的教育，白嘉轩和鹿子霖还特意找到了朱先生，让他推荐一位经纶满腹之人，教授子孙学业。朱先生听闻此事后，大为感动，称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此后，白孝文、白孝武、鹿兆鹏、鹿兆海、黑娃成了学堂里的第一批学生，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并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走向。
静观《白鹿原》，可以发现祠堂这一意象具有特定的地域文化符号意义，打上了深深的关中文化烙印。祠堂意象散发着相当丰富的地域文化韵味，颇具历史厚重之感。对于地域文化的自觉吸收和灵活运用，使得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中国当代地域小说提供了成功的写作范例。
参考文献：
［1］王仲一，洪济龙.民俗文化幽探［M］.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
［2］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94.
［3］郑万鹏.《白鹿原》与家族文化［J］.东疆学刊，1997，（1）.
关键词：祠堂；白鹿原；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1-0339-02
祠堂在中国历史悠久，在关中地区大的村落中更是十分普及。一般而言，一个村子聚居繁衍着一个姓氏或相连相关的家族，他们多供奉一个祖先，拜祭一个祠堂。祠堂作为族人祭祀祖先的场所，体现了中国浓重的家族观念。祠堂最早出现在汉代，当时的祠堂后面都建有墓室，祠堂与墓室前后相连；到了南宋以后，家庙也逐渐被称为祠堂，祠堂与墓室渐渐分开。祠堂除了具有崇宗祭祖的功能外，还是执行家法族规的场所。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许多祠堂还附设学堂，为族中子弟传道授业解惑。
祠堂在小说中多处提到，在此不仅仅镌刻着一个家族的历史，更铭记着一个村庄的历史。小说中写道：“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却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由于祠堂的历史悠久，大家都搞不清祠堂建于何时，由何人建造而成。经过了洪水、流火等天灾，村庄和祠堂一次次被摧毁，又一次次得到了重建。后来，一位十分有思想的族长提议将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为了得到神鹿的庇护，同时决定换姓。商定族长老大一支的人统归白姓，老二一支的人统归鹿姓；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同祖同宗。在白嘉轩继任族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翻修祠堂。五间正厅里供奉着先人，整整占满了北面的一面墙壁。后来，由于白鹿两家周济李家寡妇，帮助寡妇度过难关。滋水县令感念其功德，命人凿刻“仁义白鹿村”石碑一块，并栽于祠堂前。这恰恰成为了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
作为族长，白嘉轩一生都在经营着祠堂。祠堂既是祭拜祖宗的神圣之地，也是公开裁决村中事件的重要场所，白鹿村但凡有重大事情，必将年满十六岁的成年男女集合于祠堂之中，围绕祠堂所描绘的关中地域文化和风俗也最为集中。祠堂就像一部历史的教科书，阅览祠堂，如同阅览一卷绵长的历史画轴。而其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既蕴涵着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着深厚的人文根基。它为读者打开了观察关中地域文化的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对关中地区封建宗法制家族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一、崇宗祀祖，举行祭祀活动
源于祖宗崇拜，祠堂本为追思祭祖所设，所以祭祀是祠堂最根本的活动。作为族长，白嘉轩理所当然地主持祠堂里的祭祀活动，但是由于六娶六丧，没有子嗣，所以他的内心深处感到极为不安，以至于在主祭祀时，“心里发慌尻子发松”，但是，当他拥有了儿子后，他的身上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变得底气十足了。祭祀还在清明节时进行，族人们先到自己的先人墓地去烧纸，之后都要聚集在祠堂里祭祀祖先。在白鹿村，新媳妇过门时，进祠堂祭拜祖宗也是婚礼中一项庄严而隆重的仪式。新媳妇进门只有先到祠堂祭祖才算被承认。由于黑娃引回了被族人们公认为“婊子”的田小娥，所以黑娃和田小娥进不得祠堂，拜不了祖宗；鹿兆鹏的婚礼则是鹿子霖的耳光把他煽到祠堂里去的；而白孝文的婚礼却举行的隆重热烈，首先要求白鹿两姓的已婚男女都要参加，由族长白嘉轩主持祭拜仪式，其次新婚夫妻叩拜列祖列宗和在场的诸位族人，需要活着的族人们接受并认可一对新人。同样是成婚祭拜祖先，但黑娃、鹿兆鹏、白孝文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大事，鹿三在对照了白鹿两家人为儿子办婚礼的过程之后，感慨道：白嘉轩教子有方，不愧为族人之楷模。而且得出“勺勺客毕竟祖德太浅太薄”的结论。在小说的结尾处，黑娃和白孝文都浪子回头，以回乡祭祖的方式完成了他们人生的轮回和精神的皈依。黑娃儿时在祠堂读书，婚姻不被族人认可，不能进祠堂，“风搅雪”时亲手砸碎了祠堂，表达了他内心对宗法制度的反抗和愤恨，但是最后他还是跪倒在了祠堂里。祠堂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起到了凝聚族人人心的作用，并且成为浪子精神回归之所。在黑娃完成认祖归宗的仪式，离开白鹿村后，白嘉轩感慨道：凡是白鹿村出生的人，迟早都要跪在祠堂里头。除了举行婚礼和祭祖，鹿兆海的葬礼也是在祠堂里举行的。还有大灾之后敬填族谱，以示告慰祖先和刚刚过世的人们等等。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50年中国农村天灾人祸不断，祠堂中的各种祭拜仪式，恰恰起到了对族人的心灵安抚作用，使他们能够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大体保持身心平衡，顺利度过那段苦难历程。
二、履行《乡约》，执行家法族规
祠堂是维护家族秩序的圣地。在白鹿村，《乡约》不仅仅被镶嵌在了石碑里，同时也作为族人的行为准则，被严格履行着，不容侵犯一丝一毫，否则必然遭到以族长为首的族人的惩罚，轻则遭受刺刷，重则逐出祠堂，乃至整个村子。遵照《乡约》，在祠堂中实行过三次家法。一次是惩罚赌徒。由于闹“交农”事件，族长白嘉轩对于村庄疏于管理，致使《乡约》成为了摆设，村中不但出现了赌窝，抽吸鸦片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两个烟鬼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的女人被迫带着孩子四处乞讨。鉴于此等严重事件的发生，白嘉轩敲响了大锣，召集村中所有男人集中到祠堂，先让徐先生领读了《乡约》，然后当众把八个赌徒绑在槐树上，用干枣刺抽打并把他们血淋淋的手插进滚水里。从此，白鹿村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和宁静，再也没有人干冒天下之大不韪聚众赌博了，祠堂起到了真正惩戒的作用。
第二次执行家法是惩处一对“狗男女”狗蛋儿和田小娥。由于鹿子霖和田小娥在破窑洞偷欢被狗蛋儿发现，鹿子霖设计诬陷狗蛋儿，结果小娥与狗蛋儿被作为一对“狗男女”抓到祠堂接受惩罚，而真正的淫乱者鹿子霖却道貌岸然地成为了实施惩罚的人。他“接过刺刷轮圆胳膊，结结实实抽到小娥穿着夹裤的尻蛋上……抽到狗蛋的胸脯上，无数条鲜血的小溪从胸脯上流泄下来注进裤腰。”刺刷无情地抽打着这对狗男女，根本不问受刑者的颜面，也不问事件的真相。狗蛋儿面目全非地被拖回家，这个流浪汉最终在以“仁义”著称的白鹿村里含冤死去。宗法的无情和冷酷把人变得僵硬教条，失去了人性的本真和善良。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行刑过程中，狗蛋儿揭发了鹿子霖与田小娥的勾当，而白嘉轩却替鹿子霖开脱，致使狗蛋儿又被加打了四十“刺刷”。对于鹿子霖的勾当，白嘉轩不可能没有耳闻。虽然心知肚明，但是为了维护鹿乡约的面子，他将事实的真相掩盖了下来，这充分体现出宗法社会中，上层统治者为了利益的平衡而牺牲小人物的无奈之举。 第三次执行家法也是惩罚一对“狗男女”，但是“刺刷”却戏剧般落到了曾经的执刑者白孝文身上。白孝文是族长继承人，被白嘉轩寄予了厚望。但是，白孝文终因抵不过女色的诱惑，走出了《乡约》的规范，触犯了强大的族规，被小娥拉下了水。当白嘉轩亲眼证实了谣言后，他并没有反思造成儿子走入迷途的真正原因，他的第一反应是必须采取最果断的措施，以洗刷白孝文给家族带来的耻辱。这时的白嘉轩为了维护族长的面子和祖宗的尊严，不顾家人反对和族人劝谏，决定对触犯戒律的儿子施刑。作为亲情的“人”消失了，作为审判者的“人”站了出来，白孝文被不可挽回地推进祠堂捆到槐树上接受刺刷。
三、聚众议事，商讨族中大事
族人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乡约》作为白鹿村人的精神食粮，白嘉轩无比重视，为了实施《乡约》方案，白嘉轩约请了鹿子霖和徐先生一起到祠堂议事，并召集所有年满十六岁以上的男族人在祠堂咏读背诵并践行。田小娥死后，瘟疫流行，民不聊生，人们想起了冤死的小娥，并认为这是小娥的冤魂在作祟，于是动议白嘉轩为其修庙，修庙是一种敬神的行为，白嘉轩将这等大事放在祠堂里来议，说明这已经关系到了全体族人的利益，需要大家认真商讨，最后，他决定为小娥造塔而非修庙，表明了白嘉轩对于小娥的态度。乌鸦兵到村里来的征粮，要求白嘉轩敲锣，召集人到祠堂门口，征粮仪式和射击表演都在祠堂门外进行。田福贤整农协分子也是在祠堂的戏楼里进行的。以管豹而窥一斑，祠堂作为家族的重要社交场所，发挥着凝神聚力的作用。
四、附设学堂，传道授业解惑
祠堂也是家族子孙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地方，所以，祠堂里又附设学堂。白鹿村族长白嘉轩将祠堂翻修一新后，就把学堂设在祠堂里。为了让子孙得到良好的教育，白嘉轩和鹿子霖还特意找到了朱先生，让他推荐一位经纶满腹之人，教授子孙学业。朱先生听闻此事后，大为感动，称他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此后，白孝文、白孝武、鹿兆鹏、鹿兆海、黑娃成了学堂里的第一批学生，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洗礼，并从这里开始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走向。
静观《白鹿原》，可以发现祠堂这一意象具有特定的地域文化符号意义，打上了深深的关中文化烙印。祠堂意象散发着相当丰富的地域文化韵味，颇具历史厚重之感。对于地域文化的自觉吸收和灵活运用，使得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中国当代地域小说提供了成功的写作范例。
参考文献：
［1］王仲一，洪济龙.民俗文化幽探［M］.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
［2］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294.
［3］郑万鹏.《白鹿原》与家族文化［J］.东疆学刊，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