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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唐长安城兴化坊内，发现唐代窖藏一处。在两个高65厘米、腹径60厘米的巨瓮和一件高30厘米、腹径25厘米的大银罐中，贮藏了金银器、玉器、宝石、金石饰物、金银货币、银铤、银饼和药材等干余件。其中金银器物达265件，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
金银器中，饮食器有碗、盘、碟、杯、壶、羽觞等130件，药具有锅、盒、铛、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灯头、熏炉、熏球、锁钥等32件，装饰物有钗、钏、铃铛等40件。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记的，最迟是洊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年）庸调银饼。但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上限可早到7世纪中叶，下限可到8世纪中叶。
属于7世纪中叶的金银器，有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狮纹莲瓣银碗、海兽纹云瓣银碗、狩猎纹高足银杯、人物八棱金杯、乐伎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双狮纹单柄金铛等多件。这些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现，显然受到萨珊银器工艺的影响，反映了初唐金银器的时代特征。
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日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应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这批见证大唐辉煌历史的何家村出土金银器，全部存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时隔近五十年，本刊选取最精美的部分金银器予以刊登，供诸君赏析。
狩猎纹高足银杯
通高7.3厘米 杯高4.9厘米 口径6厘米 足径3.4厘米 壁厚0.9厘米 重100.8克 唐代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由杯体、托盘、高足三部分组成。杯体为敞口、圆唇，筒形腹。腹下由一托盘托住杯体。高足上部较细，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下部为喇叭形底座。杯身通体以鱼纹为地，上部一周突棱及下部一周条带将其纹饰分为三组：上部及下部均为波浪形缠枝纹；中部是器物的主题纹样狩猎图，描绘了两个狩猪场面：其一为一人骑马转身向后射箭，后面Z.骑马向前射箭，两者之间为一头野猪。其二为一人在马上转身将弓挟在怀中，注视着身后，而后面的骑马者箭刚离弦，射中马前方一头小鹿，箭头己穿透鹿身，此鹿上方还有一头惊恐万状的鹿，前方则为一只正在逃跑的狐狸。托盘立面为一周二方连续的缠枝纹，底部为一八瓣莲花。高足中部算盘珠式的节上錾刻一周联珠纹，下部的喇叭形底座表面布四朵桃形花结，器底刻有“马舍”二字。
这种高足杯形是来自西方的一种酒器，杯体用来盛装液体，器足用以执手和放置。“马舍”是工匠名。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高5.9厘米 口径6.8厘米 足径3.5厘米 内径3.1厘米 重230克 唐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杯口外侈，器壁有内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铆钉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与杯身固定。杯身制造成型后，进行了仔细的打磨处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離平行线。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两端相对的四对如意云头纹分割成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中装饰一朵团花。团花由锻打的扁金片构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体感极强的装饰。在团花及如意云头纹最外缘又焊接有细密排列的小金珠。下腹部用同样工艺焊接四个云头纹，外侧皆焊有金珠，其中一云纹内沿里残存着一小块白色镶嵌物。
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高5.5厘米 口径9.2厘米 足径4.2厘米 圈足高1.3厘米 重209克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
八瓣圆形，单柄，圈足，口侈，周边外出，口沿外缘一周联珠，饰锯齿纹。杯腹呈八瓣花状，弧形腹，下腹有仰莲八瓣凸出在杯身表面。杯腹的八个花瓣即八个纹饰区，每区錾刻一组人物，或仕女，或狩猎人物。仕女图为仕女戏婴、仕女梳妆、仕女乐舞和仕女游乐；狩猎图中有三幅为策马追鹿，一幅为弯弓射猛兽。杯腹下部莲瓣内填忍冬纹。整体上似一瓣莲花托杯。喇叭形圈足，足为八棱，足沿饰一周联珠纹。环状单柄，下有尾，柄上覆有如意云头状平錾，鏊合錾花角鹿，周圈刻花枝纹。外圈由大型联珠组成，上有七瓣组成的三角护手，护手中心有一圆圈，内饰一立鹿，地遍饰鱼子纹。柄内底部中心饰水波纹，水波上有游鱼三条。
杯之内底，在水波、莲荷、游鱼之间，探出一象头，象牙光而长，象鼻上卷喷水花，似是大象在荷塘洗澡时的情景，富有诗意。
伎乐纹八棱金杯
高6.4厘米 口径7.2厘米 重380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尖唇，八棱形杯体，束腰，器体厚重。主题纹饰为八位手执乐器的乐工，分布于八个棱面。这件八棱金杯上的乐工手执的乐器以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最为一目了然。竖箜篌是箜篌的三种形制之一，是隋唐时期西凉、龟兹、疏勒、高丽诸部乐中都有的乐器种类。乐伎的服饰和发式（吹排箫者除外）在其他乐舞图中不常见，而这种发式却与粟特宴饮图银盘中的乐伎发式很相似，这证明了它具有当时粟特特色。故此，金杯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有着浓郁的域外特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这是何家村窖藏最精美的杯子，八棱形，器身带主纹皆浇铸而成，地纹与主纹细部采用錾刻手法。杯身以联珠纹为界，每面有乐伎、胡奴各_人。乐伎分别执拍板、小铙、洞箫、曲颈琵琶，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空手作舞者。人物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或瓦楞帽的胡人。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高6.7厘米 口径6.9厘米 足径4.4厘米 重285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杯体呈八棱状，侈口，环底、器壁稍内弧为圜底，下部由横向内折棱处内收，下接喇叭形圈足。圆圜形把手环柄，柄上饰有两胡人头像。杯身每面以錾出的联珠为栏界，内有执排箫、笑小铙、洞箫、曲颈琵琶的乐伎，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舞者。人物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卷檐尖顶或瓦楞帽的胡人，背景装饰以忍冬卷草、山石、飞鸟、蝴蝶，鱼子纹地。杯底錾石榴状的忍冬花结八朵。折棱处饰联珠纹。喇叭形圈足錾云曲纹，似为一朵侧视的小花，带四片简略的叶片，足底边饰一周联珠。
银杯无论从人物形象、服饰还是乐器、舞蹈都表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格，充满着浓郁的西域色彩，杯身银地金花、装饰精细丰富，效果华贵之极。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的制作工艺与中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域商人千里迢迢从丝绸之路带来的，后来由于这种银杯在唐代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中盛行，一些外国工匠开始定居长安专门制作这些异域风情的金银器。而从这只银杯的形制来看，它决非当时胡人在酒肆中用的，而是西域进贡给唐王朝的贡品。它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最高水平，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繁荣，见证了开放的盛唐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强盛。
鸳鸯莲瓣纹金碗
高5.5厘米 口径13.5厘米 重391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碗锤击成型。侈口，圆唇，鼓腹，平底，喇叭形圈足。器身满饰珍珠地纹，腹部捶出双层仰莲瓣，上层莲瓣中分别錾鸳鸯、鹦鹉、鸿雁、鹳翎、鹿、狐、獐、兔、鸭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刻宝相花。圈足饰方胜纹一周，内刻鼓翼云端的飞鸟一只及流云数朵，底沿以小联珠缀成。碗内壁有墨书重量“九两三”（实际称重，为九两半）。制作精妙绝伦，富丽堂皇。
共出土两件。纹饰、造型均相同。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这对碗在装饰上，将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兴旺和谐的民族审美情趣融合其中，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写实与寓意的关系也处理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成熟，是罕见的艺术作品；而将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这样繁而有序、清晰准确地錾刻在小小的空间内，更是唐代金银细工高超技艺的杰出表现。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的数量很大，形制变化也颇多。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带盖碗。大多数为银质，金碗很少，最有名的当数这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在唐代，金碗有时还被用作酒器，如与鸳鸯莲瓣纹金碗同时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上，舞马口衔之酒杯，就与金碗的形状相同。文献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应把鸳鸯莲瓣纹金碗看作饮酒之器。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高3.6厘米 口径11.2厘米 足径5.3厘米 重152克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弧腹，喇叭形圈足。器壁锤出十四枚由口及底的曲线水波瓣，禽兽、花草、山石相间刻于水波瓣之中，鹿、羊、兔、戴胜鸟等动静有节，生动有趣。碗内底中心有鎏金海兽—双，旁有一对鸳鸯相伴戏水。圈足底面有八出团花一朵，由石榴形叶、莲叶、忍冬连结而成，圈足沿饰12朵流云。
鎏金双狮纹银碗
高3.7厘米 口径12.6厘米 壁厚0.2厘米 重201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碗口沿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云头，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模冲出两只相对的瑞狮，双口衔着枝，脚下亦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为一圈绳索纹，绳索纹外加饰一周向内翻卷的波浪纹，纹饰均鎏金。制作精巧，造型美观，是体现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狮子这种动物，可是上图的鎏金双狮纹银碗却清晰地刻着两只狮子，通过这一细节能发现中国唐代是多么开放，与外界的沟通已是必然之事。这件双狮纹银碗的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而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风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也并非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它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鎏金飞狮纹银盒
高5.6厘米 口径12.9厘米 壁厚0.13厘米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銀质鎏金，圆形，分盖，底以子母口衔接，盖、底面稍隆，中部趋平。锤击成型，平錾花纹，纹饰鎏金，珍珠纹底。盒盖两层主体纹饰，以双联珠纹夹棱带点的连续几何附属纹样相隔；中部主题纹饰为一带翼的飞狮，狮目圆睁，张口亮舌，双耳竖立，四肢健壮，三肢抓云，一肢翘起，身上饰满祥云纹，双羽飞起，绒毛上挑；四周主题纹饰以三组云勾瓣宝相花和三组团石榴花相间；盖边沿饰以绳索纹。盒底主题纹饰二层，中部主题纹饰是六朵缠枝花纹；四周主题纹饰为六组宝相花纹装饰，每组宝相花纹之间插以变形卷云花枝纹；底边沿同样装饰绳索纹。盒盖及底侧沿分别錾飞禽与莲叶卷草或走兽莲叶卷草组成的连续图案。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种类，它具有盛装各种物品的功能，如贵重药材、化妆品等，可以自由开启。这件鎏金飞狮纹银盒出土时内有金沙痕迹。
这件银盒的主体纹饰设计接受了波斯萨珊银器中“徽章式纹样”的艺术形式，带翼的狮纹造型飘逸，充满了幻想，具有浓郁的外来风格。而宝相花纹则是唐代独具特色的装饰纹样，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同中、西亚交流的实物见证。
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
高2.4厘米 直径5.6厘米 重62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盒盖中心錾刻一只口衔绥带的带翼平角牡鹿，环绕以一周连心结，周围饰八朵莲叶忍冬组成的石榴花结。盒底中心是一只衔绥的凤鸟，周围饰连心结合八朵忍冬花结，盒沿饰流云飞鸟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纹平錾，纹饰鎏金。
唐代银鎏金有多种方式，此盒鎏金的特点，是在纹饰鎏金全部完成后，盖面主纹又加鎏了一层，所以银盒盖面较盒底、盒沿鎏金更厚，更加突出，这应当是有意为之。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高1.4厘米 宽15.3厘米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盘为六曲葵花形，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心凸起并剔刻出一只鼓翼扬尾、偶蹄双足、牛首独角、鸟身凤尾的动物形象。
这件银盘的纹饰很独特。有学者曾把这件银盘上的神兽定名为翼牛，因其形为牛首鸟身，并双翼展翅。也有学者称其为异兽、飞廉。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飞廉风伯也”。实际上，飞廉在当时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牛首鸟身、鹿首鸟身和马首鸟身等。也有学者认为飞廉纹饰唐代汲取了外来器物的装饰动物的做法，又加入本土飞廉制作出来的。
总之，这件银盘的器形工整，纹饰精美，制作技术和工序复杂，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工匠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制作工艺，是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未完待续）（责编：辛友）
金银器中，饮食器有碗、盘、碟、杯、壶、羽觞等130件，药具有锅、盒、铛、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灯头、熏炉、熏球、锁钥等32件，装饰物有钗、钏、铃铛等40件。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记的，最迟是洊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年）庸调银饼。但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上限可早到7世纪中叶，下限可到8世纪中叶。
属于7世纪中叶的金银器，有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狮纹莲瓣银碗、海兽纹云瓣银碗、狩猎纹高足银杯、人物八棱金杯、乐伎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双狮纹单柄金铛等多件。这些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现，显然受到萨珊银器工艺的影响，反映了初唐金银器的时代特征。
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日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应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这批见证大唐辉煌历史的何家村出土金银器，全部存放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时隔近五十年，本刊选取最精美的部分金银器予以刊登，供诸君赏析。
狩猎纹高足银杯
通高7.3厘米 杯高4.9厘米 口径6厘米 足径3.4厘米 壁厚0.9厘米 重100.8克 唐代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由杯体、托盘、高足三部分组成。杯体为敞口、圆唇，筒形腹。腹下由一托盘托住杯体。高足上部较细，中间有算盘珠式的节，下部为喇叭形底座。杯身通体以鱼纹为地，上部一周突棱及下部一周条带将其纹饰分为三组：上部及下部均为波浪形缠枝纹；中部是器物的主题纹样狩猎图，描绘了两个狩猪场面：其一为一人骑马转身向后射箭，后面Z.骑马向前射箭，两者之间为一头野猪。其二为一人在马上转身将弓挟在怀中，注视着身后，而后面的骑马者箭刚离弦，射中马前方一头小鹿，箭头己穿透鹿身，此鹿上方还有一头惊恐万状的鹿，前方则为一只正在逃跑的狐狸。托盘立面为一周二方连续的缠枝纹，底部为一八瓣莲花。高足中部算盘珠式的节上錾刻一周联珠纹，下部的喇叭形底座表面布四朵桃形花结，器底刻有“马舍”二字。
这种高足杯形是来自西方的一种酒器，杯体用来盛装液体，器足用以执手和放置。“马舍”是工匠名。
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
高5.9厘米 口径6.8厘米 足径3.5厘米 内径3.1厘米 重230克 唐代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0年西安市何家村出土
杯口外侈，器壁有内向的弧度，“6”字形的把手铆钉在一片“十”字形金片上，与杯身固定。杯身制造成型后，进行了仔细的打磨处理，因此腹身有密集的等距離平行线。在光滑的器腹表面上，由上下两端相对的四对如意云头纹分割成四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中装饰一朵团花。团花由锻打的扁金片构成，焊接在杯腹表面，形成立体感极强的装饰。在团花及如意云头纹最外缘又焊接有细密排列的小金珠。下腹部用同样工艺焊接四个云头纹，外侧皆焊有金珠，其中一云纹内沿里残存着一小块白色镶嵌物。
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
高5.5厘米 口径9.2厘米 足径4.2厘米 圈足高1.3厘米 重209克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
八瓣圆形，单柄，圈足，口侈，周边外出，口沿外缘一周联珠，饰锯齿纹。杯腹呈八瓣花状，弧形腹，下腹有仰莲八瓣凸出在杯身表面。杯腹的八个花瓣即八个纹饰区，每区錾刻一组人物，或仕女，或狩猎人物。仕女图为仕女戏婴、仕女梳妆、仕女乐舞和仕女游乐；狩猎图中有三幅为策马追鹿，一幅为弯弓射猛兽。杯腹下部莲瓣内填忍冬纹。整体上似一瓣莲花托杯。喇叭形圈足，足为八棱，足沿饰一周联珠纹。环状单柄，下有尾，柄上覆有如意云头状平錾，鏊合錾花角鹿，周圈刻花枝纹。外圈由大型联珠组成，上有七瓣组成的三角护手，护手中心有一圆圈，内饰一立鹿，地遍饰鱼子纹。柄内底部中心饰水波纹，水波上有游鱼三条。
杯之内底，在水波、莲荷、游鱼之间，探出一象头，象牙光而长，象鼻上卷喷水花，似是大象在荷塘洗澡时的情景，富有诗意。
伎乐纹八棱金杯
高6.4厘米 口径7.2厘米 重380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尖唇，八棱形杯体，束腰，器体厚重。主题纹饰为八位手执乐器的乐工，分布于八个棱面。这件八棱金杯上的乐工手执的乐器以竖箜篌、曲项琵琶、排箫最为一目了然。竖箜篌是箜篌的三种形制之一，是隋唐时期西凉、龟兹、疏勒、高丽诸部乐中都有的乐器种类。乐伎的服饰和发式（吹排箫者除外）在其他乐舞图中不常见，而这种发式却与粟特宴饮图银盘中的乐伎发式很相似，这证明了它具有当时粟特特色。故此，金杯无论造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有着浓郁的域外特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这是何家村窖藏最精美的杯子，八棱形，器身带主纹皆浇铸而成，地纹与主纹细部采用錾刻手法。杯身以联珠纹为界，每面有乐伎、胡奴各_人。乐伎分别执拍板、小铙、洞箫、曲颈琵琶，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空手作舞者。人物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尖帽或瓦楞帽的胡人。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高6.7厘米 口径6.9厘米 足径4.4厘米 重285克 唐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杯体呈八棱状，侈口，环底、器壁稍内弧为圜底，下部由横向内折棱处内收，下接喇叭形圈足。圆圜形把手环柄，柄上饰有两胡人头像。杯身每面以錾出的联珠为栏界，内有执排箫、笑小铙、洞箫、曲颈琵琶的乐伎，另有抱壶、执杯及两名舞者。人物均为深目高鼻、头戴卷檐尖顶或瓦楞帽的胡人，背景装饰以忍冬卷草、山石、飞鸟、蝴蝶，鱼子纹地。杯底錾石榴状的忍冬花结八朵。折棱处饰联珠纹。喇叭形圈足錾云曲纹，似为一朵侧视的小花，带四片简略的叶片，足底边饰一周联珠。
银杯无论从人物形象、服饰还是乐器、舞蹈都表现出浓郁的西域风格，充满着浓郁的西域色彩，杯身银地金花、装饰精细丰富，效果华贵之极。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的制作工艺与中原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域商人千里迢迢从丝绸之路带来的，后来由于这种银杯在唐代王族贵戚和达官显要中盛行，一些外国工匠开始定居长安专门制作这些异域风情的金银器。而从这只银杯的形制来看，它决非当时胡人在酒肆中用的，而是西域进贡给唐王朝的贡品。它代表了唐代工艺制作最高水平，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繁荣，见证了开放的盛唐对外交往的频繁和强盛。
鸳鸯莲瓣纹金碗
高5.5厘米 口径13.5厘米 重391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碗锤击成型。侈口，圆唇，鼓腹，平底，喇叭形圈足。器身满饰珍珠地纹，腹部捶出双层仰莲瓣，上层莲瓣中分别錾鸳鸯、鹦鹉、鸿雁、鹳翎、鹿、狐、獐、兔、鸭等珍禽异兽；下层莲瓣内刻忍冬花草。碗内底刻宝相花。圈足饰方胜纹一周，内刻鼓翼云端的飞鸟一只及流云数朵，底沿以小联珠缀成。碗内壁有墨书重量“九两三”（实际称重，为九两半）。制作精妙绝伦，富丽堂皇。
共出土两件。纹饰、造型均相同。这两件金碗流畅的莲瓣、稳重的双重结构和华丽的纹饰，是典型的唐代艺术风格。当然，其对西方金银器造型的借鉴和改造也体现了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唐人的创新精神。这对碗在装饰上，将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和兴旺和谐的民族审美情趣融合其中，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写实与寓意的关系也处理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唐代金银器装饰艺术的成熟，是罕见的艺术作品；而将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这样繁而有序、清晰准确地錾刻在小小的空间内，更是唐代金银细工高超技艺的杰出表现。
碗在唐代金银器中的数量很大，形制变化也颇多。主要有折腹碗、弧腹碗、多曲碗、带盖碗。大多数为银质，金碗很少，最有名的当数这两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在唐代，金碗有时还被用作酒器，如与鸳鸯莲瓣纹金碗同时出土的舞马衔杯纹皮囊式银壶上，舞马口衔之酒杯，就与金碗的形状相同。文献中也有唐代用金碗盛酒的记载。有学者认为应把鸳鸯莲瓣纹金碗看作饮酒之器。
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
高3.6厘米 口径11.2厘米 足径5.3厘米 重152克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侈口，弧腹，喇叭形圈足。器壁锤出十四枚由口及底的曲线水波瓣，禽兽、花草、山石相间刻于水波瓣之中，鹿、羊、兔、戴胜鸟等动静有节，生动有趣。碗内底中心有鎏金海兽—双，旁有一对鸳鸯相伴戏水。圈足底面有八出团花一朵，由石榴形叶、莲叶、忍冬连结而成，圈足沿饰12朵流云。
鎏金双狮纹银碗
高3.7厘米 口径12.6厘米 壁厚0.2厘米 重201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碗口沿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圜底，外腹壁捶出十朵如意云头，器底焊接附加鎏金圆饰片。圆片内以鱼子纹为底，中心模冲出两只相对的瑞狮，双口衔着枝，脚下亦装饰一株折枝花，边缘为一圈绳索纹，绳索纹外加饰一周向内翻卷的波浪纹，纹饰均鎏金。制作精巧，造型美观，是体现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狮子这种动物，可是上图的鎏金双狮纹银碗却清晰地刻着两只狮子，通过这一细节能发现中国唐代是多么开放，与外界的沟通已是必然之事。这件双狮纹银碗的碗体上捶揲出一周如意云头，使整个银碗的外形饱满厚重，极富立体感。而这种在碗壁上以捶揲技术制作出凹凸纹样的手法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都十分流行，它是西方器皿特有的风格，更是西方古老的文化传统。而银碗碗底的主纹饰外围环绕着绳索纹圆框的装饰手法，也并非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装饰手法，它应是波斯萨珊银器影响的产物，其形式大都为中间是狮、鹿和瑞兽，周围绕以绳索式圆框或花瓣。这种手法在萨珊银器中被称为“徽章式纹样”。银碗中双狮的对称布局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均衡对称的要求，而双狮口中的折枝花和碗体装饰的如意云头纹为典型的中国传统纹样。可以看出，唐代工匠们并不是单一地借用外来文化，而是将其有机地与本国的文化统一起来。所以这件双狮纹银碗可说是融合了中西方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
鎏金飞狮纹银盒
高5.6厘米 口径12.9厘米 壁厚0.13厘米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銀质鎏金，圆形，分盖，底以子母口衔接，盖、底面稍隆，中部趋平。锤击成型，平錾花纹，纹饰鎏金，珍珠纹底。盒盖两层主体纹饰，以双联珠纹夹棱带点的连续几何附属纹样相隔；中部主题纹饰为一带翼的飞狮，狮目圆睁，张口亮舌，双耳竖立，四肢健壮，三肢抓云，一肢翘起，身上饰满祥云纹，双羽飞起，绒毛上挑；四周主题纹饰以三组云勾瓣宝相花和三组团石榴花相间；盖边沿饰以绳索纹。盒底主题纹饰二层，中部主题纹饰是六朵缠枝花纹；四周主题纹饰为六组宝相花纹装饰，每组宝相花纹之间插以变形卷云花枝纹；底边沿同样装饰绳索纹。盒盖及底侧沿分别錾飞禽与莲叶卷草或走兽莲叶卷草组成的连续图案。
银盒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种类，它具有盛装各种物品的功能，如贵重药材、化妆品等，可以自由开启。这件鎏金飞狮纹银盒出土时内有金沙痕迹。
这件银盒的主体纹饰设计接受了波斯萨珊银器中“徽章式纹样”的艺术形式，带翼的狮纹造型飘逸，充满了幻想，具有浓郁的外来风格。而宝相花纹则是唐代独具特色的装饰纹样，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同中、西亚交流的实物见证。
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
高2.4厘米 直径5.6厘米 重62克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盒盖中心錾刻一只口衔绥带的带翼平角牡鹿，环绕以一周连心结，周围饰八朵莲叶忍冬组成的石榴花结。盒底中心是一只衔绥的凤鸟，周围饰连心结合八朵忍冬花结，盒沿饰流云飞鸟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纹平錾，纹饰鎏金。
唐代银鎏金有多种方式，此盒鎏金的特点，是在纹饰鎏金全部完成后，盖面主纹又加鎏了一层，所以银盒盖面较盒底、盒沿鎏金更厚，更加突出，这应当是有意为之。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
高1.4厘米 宽15.3厘米 唐代 西安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银盘为六曲葵花形，窄平折沿，浅腹平底，盘心凸起并剔刻出一只鼓翼扬尾、偶蹄双足、牛首独角、鸟身凤尾的动物形象。
这件银盘的纹饰很独特。有学者曾把这件银盘上的神兽定名为翼牛，因其形为牛首鸟身，并双翼展翅。也有学者称其为异兽、飞廉。飞廉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风神，“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飞廉风伯也”。实际上，飞廉在当时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有牛首鸟身、鹿首鸟身和马首鸟身等。也有学者认为飞廉纹饰唐代汲取了外来器物的装饰动物的做法，又加入本土飞廉制作出来的。
总之，这件银盘的器形工整，纹饰精美，制作技术和工序复杂，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工匠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制作工艺，是唐代金银器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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