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洪平凡?：经济学博士，受聘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相继担任副经济专员、经济专员，高级经济事务专员，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曾兼任“非洲经济政策分析模型纲络项目”指导委员会主任，联合国经济官员考试委员会主任，和联合国任命与晋升委员会委员等职。
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下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
法国和希腊在5月份的大选结果，特别是希腊因为各党派无法组成联合政府不得不在6月中旬重新选举，动摇了欧盟应对债务危机既定方针的基础，甚至威胁着欧元区的完整性。
希腊是否会离开欧元区似乎是目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大风险因素。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希腊应该也必须离开欧元区，这对希腊和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都有好处。我个人认为未必如此。
首先，希腊的极左党派以及大多数选民并不希望离开欧元区，只是想与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所谓的“三驾马车”）重新谈判他们援助希腊的附加条件。
其次，希腊离开欧元区并不会像有些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能够通过违约和大幅度货币贬值很快恢复经济增长。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留在欧元区是长痛，离开欧元区是短痛，并以阿根廷在2002年年初债务违约为例：阿根廷经历了大幅度货币贬值之后，2004年开始高速增长。但是，希腊与阿根廷在经济结构上有本质区别，后者是资源国，依靠当时国际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正处于开始大幅度上升的阶段得以恢复GDP增长。此外，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报告指出，债务违约给阿根廷经济带来的深层次长期负面影响，包括对资本积累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远远大于GDP增长所反映出的，其中，资本-产出比到目前仍然没有恢复到2002违约时的水平。对希腊而言，离开欧元区，它仍然需要深层的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可能恢复增长，而且只会比现在在“三驾马车”援助下调整经济结构更为困难 。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分析人士只注重分析希腊离开欧元区可能给欧元区带来的经济损失，包括欧元区其他成员国所持希腊债务的直接损失和可能由此引发其他国家债务成本上升的间接损失：一般估计在几千欧元至1万欧元之间。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希腊离开欧元区对欧元区，以及更广泛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政治损失。欧元区首先是一个政治工程。在欧元区成立之初，之所以没有制定成员国的退出机制是有道理的：它反映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政治决心，不同与其它“俱乐部”形式的经济联盟。没有退出机制正是欧元价值的重要支柱之一。 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开除），支撑欧元价值的这根重要支柱将没有了。这不仅仅是希腊去留的问题，而是欧元机制的系统问题和前途问题。因此，尽管一些欧洲领导人也开始公开讨论希腊退出的可能性，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对希腊施压，希望希腊不要推翻既定的协议。目前，欧元区的成员国们仍然有足够政治意愿捍卫欧元区完整。
事实上，欧元区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三个国家的债务危机。西班牙和意大利目前也已经陷入了第二次经济衰退。两国债权债务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承受的水平，接近债务危机的边缘。西班牙已经向欧盟提出1000亿欧元的援助要求，以缓解其银行面临的资金压力。西班牙能否避免陷入债务危机对欧州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的总和。
当然，即使欧元区各国能够重振捍卫欧元区完整的政治意愿，即使能够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解决那些面临债务压力成员国所需的资金，即使各成员国也愿意继续推行必要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欧洲仍然没有灵丹妙药能够使经济迅速恢复增长。
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去控制，甚至导致欧元区解体，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冲击将会远远大于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震动，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难以估计。
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着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严峻问题。
就业恢复缓慢是发达国家的共同弱点。这一问题不仅仅是金融危机造成的，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福利体制、以及劳动力市场机制在过去20-3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展的结果。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有所改善，但在第二季度迅速逆转。劳动力的参与率下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长期失业者的比例很高。失业六个月以上人数占失业总人数40％以上，而这一指标在二战之后其它经济衰退中的峰值是25％。工人失业时间越长，越难找到工作。长期失业不但不利失业的工人，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生产率。
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很多国家的失业率不断上升。其中，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接近25%，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50%。
政策挑战
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选择空间越来越窄。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会将低利率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欧洲的债务危机继续恶化，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可能会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这些“量化宽松”只是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向后推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对刺激实体经济和就业的效果将会有限。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2012-2013年的财政政策都将呈紧缩状态，政府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都将是负的。
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围绕财政政策的政治分歧尤为突出。反对财政紧缩，要求用财政政策继续支持经济增长的政治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的报告鼓励一些目前融资成本仍然很低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应该继续采取财政刺激措施。但是，在这些国家公共债务已经达到历史高位，又拿不出如何改革福利制度以保证政府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决策者实际上真正可以选择的政策余地非常有限。再则，美国和德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不高，正是因为投资者预料这些国家政府不可能再采取财政刺激；反之，如果这些国家开始采取财政刺激，资本市场很可能马上会提高这些国家的融资利率。
欧元区财政政策急需协调，但目前仍然仅仅局限在强化各国财政约束的协议，并没有朝着形成财政联盟的方向努力。发行统一欧元债券的提议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新兴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正在从控制通货膨胀转移到稳定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逐步放松银根，但还没有开始采取明显的财政刺激手段。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总体上比发达国家宽松一些，但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不尽相同。
例如，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于有较大对外逆差，近来货币贬值较大，国内通货膨胀率仍然较高，他们能够采取货币和财政来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相比较而言，中国比这些国家有更大的政策空间。中国目前的政策比较谨慎。可能是考虑到2009年4万亿大规模财政刺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如，加重了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信贷膨胀，以及银行风险等问题，中国目前似乎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和信贷刺激措施，只是在加快落实“十二五”计划之内的一些投资项目和鼓励民营投资。但是，一旦世界经济形势加速恶化，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加大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方面的投资，增加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以刺激增长。
联合国的报告进一步重申了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目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无论是20国集团还是其它国际政策协调平台，达成具体可行而有力的政策协调措施很困难。比较务实的目标是通过协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避免以邻为壑的政策。
当然，除了经济形势的复杂之外，国际政策协调的困难还在于：原来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领袖”地位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其影响力正在逐步减弱，而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领袖”的角色。
此外，2012年是世界“大选年”, 全球有50多个国家在今年举行大选或领导人换届，包括美国、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这些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各国政治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不但给各国制定经济政策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给各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也同时给国际政策协调带来困难。例如，不久前法国和希腊的大选已经给欧洲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震动；美国在年底前的大选将可能会造成2013年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大幅度变动，严重困扰着企业在目前的投资决策；而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恐怕也要等到“十八大”之后才能更为明朗。
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下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
法国和希腊在5月份的大选结果，特别是希腊因为各党派无法组成联合政府不得不在6月中旬重新选举，动摇了欧盟应对债务危机既定方针的基础，甚至威胁着欧元区的完整性。
希腊是否会离开欧元区似乎是目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大风险因素。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希腊应该也必须离开欧元区，这对希腊和欧元区的其他成员国都有好处。我个人认为未必如此。
首先，希腊的极左党派以及大多数选民并不希望离开欧元区，只是想与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所谓的“三驾马车”）重新谈判他们援助希腊的附加条件。
其次，希腊离开欧元区并不会像有些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那样能够通过违约和大幅度货币贬值很快恢复经济增长。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留在欧元区是长痛，离开欧元区是短痛，并以阿根廷在2002年年初债务违约为例：阿根廷经历了大幅度货币贬值之后，2004年开始高速增长。但是，希腊与阿根廷在经济结构上有本质区别，后者是资源国，依靠当时国际初级产品需求和价格正处于开始大幅度上升的阶段得以恢复GDP增长。此外，一些更为深入的分析报告指出，债务违约给阿根廷经济带来的深层次长期负面影响，包括对资本积累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远远大于GDP增长所反映出的，其中，资本-产出比到目前仍然没有恢复到2002违约时的水平。对希腊而言，离开欧元区，它仍然需要深层的经济结构调整才有可能恢复增长，而且只会比现在在“三驾马车”援助下调整经济结构更为困难 。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分析人士只注重分析希腊离开欧元区可能给欧元区带来的经济损失，包括欧元区其他成员国所持希腊债务的直接损失和可能由此引发其他国家债务成本上升的间接损失：一般估计在几千欧元至1万欧元之间。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希腊离开欧元区对欧元区，以及更广泛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政治损失。欧元区首先是一个政治工程。在欧元区成立之初，之所以没有制定成员国的退出机制是有道理的：它反映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政治决心，不同与其它“俱乐部”形式的经济联盟。没有退出机制正是欧元价值的重要支柱之一。 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开除），支撑欧元价值的这根重要支柱将没有了。这不仅仅是希腊去留的问题，而是欧元机制的系统问题和前途问题。因此，尽管一些欧洲领导人也开始公开讨论希腊退出的可能性，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对希腊施压，希望希腊不要推翻既定的协议。目前，欧元区的成员国们仍然有足够政治意愿捍卫欧元区完整。
事实上，欧元区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三个国家的债务危机。西班牙和意大利目前也已经陷入了第二次经济衰退。两国债权债务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承受的水平，接近债务危机的边缘。西班牙已经向欧盟提出1000亿欧元的援助要求，以缓解其银行面临的资金压力。西班牙能否避免陷入债务危机对欧州和世界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的总和。
当然，即使欧元区各国能够重振捍卫欧元区完整的政治意愿，即使能够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解决那些面临债务压力成员国所需的资金，即使各成员国也愿意继续推行必要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欧洲仍然没有灵丹妙药能够使经济迅速恢复增长。
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去控制，甚至导致欧元区解体，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冲击将会远远大于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震动，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难以估计。
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着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严峻问题。
就业恢复缓慢是发达国家的共同弱点。这一问题不仅仅是金融危机造成的，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福利体制、以及劳动力市场机制在过去20-3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展的结果。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有所改善，但在第二季度迅速逆转。劳动力的参与率下降到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长期失业者的比例很高。失业六个月以上人数占失业总人数40％以上，而这一指标在二战之后其它经济衰退中的峰值是25％。工人失业时间越长，越难找到工作。长期失业不但不利失业的工人，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生产率。
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很多国家的失业率不断上升。其中，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接近25%，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接近50%。
政策挑战
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选择空间越来越窄。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会将低利率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欧洲的债务危机继续恶化，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可能会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这些“量化宽松”只是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向后推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对刺激实体经济和就业的效果将会有限。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2012-2013年的财政政策都将呈紧缩状态，政府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都将是负的。
在这些发达国家中，围绕财政政策的政治分歧尤为突出。反对财政紧缩，要求用财政政策继续支持经济增长的政治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的报告鼓励一些目前融资成本仍然很低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应该继续采取财政刺激措施。但是，在这些国家公共债务已经达到历史高位，又拿不出如何改革福利制度以保证政府财政长期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决策者实际上真正可以选择的政策余地非常有限。再则，美国和德国等一些国家之所以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不高，正是因为投资者预料这些国家政府不可能再采取财政刺激；反之，如果这些国家开始采取财政刺激，资本市场很可能马上会提高这些国家的融资利率。
欧元区财政政策急需协调，但目前仍然仅仅局限在强化各国财政约束的协议，并没有朝着形成财政联盟的方向努力。发行统一欧元债券的提议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新兴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正在从控制通货膨胀转移到稳定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逐步放松银根，但还没有开始采取明显的财政刺激手段。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空间总体上比发达国家宽松一些，但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不尽相同。
例如，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于有较大对外逆差，近来货币贬值较大，国内通货膨胀率仍然较高，他们能够采取货币和财政来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相比较而言，中国比这些国家有更大的政策空间。中国目前的政策比较谨慎。可能是考虑到2009年4万亿大规模财政刺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如，加重了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信贷膨胀，以及银行风险等问题，中国目前似乎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和信贷刺激措施，只是在加快落实“十二五”计划之内的一些投资项目和鼓励民营投资。但是，一旦世界经济形势加速恶化，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加大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方面的投资，增加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以刺激增长。
联合国的报告进一步重申了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目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无论是20国集团还是其它国际政策协调平台，达成具体可行而有力的政策协调措施很困难。比较务实的目标是通过协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避免以邻为壑的政策。
当然，除了经济形势的复杂之外，国际政策协调的困难还在于：原来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领袖”地位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其影响力正在逐步减弱，而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领袖”的角色。
此外，2012年是世界“大选年”, 全球有50多个国家在今年举行大选或领导人换届，包括美国、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这些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各国政治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不但给各国制定经济政策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给各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也同时给国际政策协调带来困难。例如，不久前法国和希腊的大选已经给欧洲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震动；美国在年底前的大选将可能会造成2013年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大幅度变动，严重困扰着企业在目前的投资决策；而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恐怕也要等到“十八大”之后才能更为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