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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游记》与《金瓶梅》是明中后期两部小说作品，成功塑造了孙悟空和潘金莲两个艺术形象。共同的文化背景，使两部作品在形象塑造方面都表现出了角色性情中放纵的一面；同时由于具体成书时间与成书方式的不同，又使他们在放纵与收敛之间有着不同的走向。
[关键词] 孙悟空 潘金莲 放纵 收敛
明代迎来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高峰期《西游记》_与《金瓶梅》便是明中后期的小说代表作品。这两部作品从题材，风格，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迥然不同。一是具有浪漫风格的神魔小说：一是极其写实甚至被称为暴露文学的世情小说。看上去差异很大的两部作品好象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比较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这两部作品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所以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必然有着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元素。
我们知道孙悟空和潘金莲是两部作品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作者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思想与情感。
先看孙悟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经历了由放纵到收敛的一个转变。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西游记》开篇写美猴王出世、求道、闯龙宫、搅冥府、闹天宫。他破石而生，“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希望“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获得“绝对自由”。孙悟空这种不甘拘束的个性和豪放气概。表达了人类对于一种理想的生命形态的向往：这是求放心的过程。但是在充分表现孙悟空的自由个性之后，作者安排他被压在五行山下，这段经历应该算是他形象转变的一个契机。是定心的过程。之后保护师傅唐僧去西天取经。并且佩带了紧箍咒，一路降妖伏魔，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完成修心过程。显然，孙悟空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思想的微妙变化：一方面积极追求个性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的束缚。孙悟空形象是作者在现实与理想的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再说潘金莲。《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塑造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恰恰相反。她经历了一个从收敛到放纵的过程。她开始是个柔顺女子。至少在武松出现在她面前之前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挑逗武松不成。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美貌，意识到自己不幸的婚姻。反叛思想开始潜滋暗长，而西门庆的出现是激发的她叛逆性格的爆发的致命一点，并且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放纵性欲，甚至不惜乱伦，这也就成就了她在文学史上淫妇第一的地位。“从潘金莲几次‘偷情’的情况看，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改变自我的命运，表现了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很显然。作者试图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传递一种自由的信息，一种反叛传统的力量。
那么，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同样反映觉醒的意识。两部作品在形象塑造上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成书具体年代的不同。
明中叶，王艮等创立的泰州学派，给明叶文艺思想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而李贽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李贽宣扬“童心说”在某种意义上正得益于“心学”之启迪。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洪流在冲击传统封建礼教、思想的潜滩下深深烙下了“心学”之印迹。……以致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便形成一股“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的“异端”势力，对封建纲常礼数禁欲主义和偶像崇拜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圣人之道”。何心隐证明“心不能以无欲也”，李贽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些富有个性解放意识的思想为明中叶新兴市民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之下，《西游记》、《牡丹亭》、《金瓶梅》、“三言二拍”应运而生并非偶然。众所周知。明代心学对文学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两部作品的时候，不能忽视心学的作用。下面我们罗列比较一下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对这两部作品可能产生影响的几位思想家的生卒时间：
王阳明，1472～1529；王艮，1483～1541：罗汝芳，1515～588；徐渭，1521～1593；李贽，1527～1602。
据考证，《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约生于1510年，卒于1582年。《西游记》成书于1542年。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很明显《西游记》更多的受到王阳明和王艮的影响。而此后的罗汝芳、徐渭、李贽、由于时间差异，在作品问世时他们年纪尚小，所以作者受他们的影响应该不大。
众所周知。陆王心学在明中叶前后十分风行。“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无复凡人矣。”《明史·儒林传》)曾几何时。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理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理学家朱熹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潜心研求，终于建立起系统的理学体系。由于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抹杀人的个性。遭到宋代陆象山等人的反对，陆象山倡“心学”，提出“心即是理”的命题。明代王阳明，批判了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即主观与客观、认识与修养的矛盾，强调“心即理”。合人性与天理为一，达到“物理”与“吾心”的统一。知行合一，用“知行本体”论证知不离行。强调“践履”“笃行”。力主“致良知”。说明“知善知恶是良知”，以善念支配道德行为。提出“格物致良知”的修养方式。从而建立起“心学”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在学术上与朱熹相颉颃，在思想上，曾启发他的后学反对封建礼教、抵制和否定封建道德，客观上对明中叶的摆脱封建束缚、发展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心学”以“心”反理这一点。在理学统治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却给了反对这种统治而主张“人”的解放的进步思想家以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
这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前期形象——美猴王对自由的向往，对个性的张扬的哲学基础。是这一形象放纵的思想根源。……固然，王阳明的本意是“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试图将已经松动的封建纲常礼教的精神绳索更好地勒紧，所以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美猴王向孙行者的转变。看到了如来的约束(五行山)，同时也感受到了“紧箍咒”的制约。五行山作为理性力量控制了孙悟空，而孙悟空只有保护唐僧，赎除前恶，归入佛门，方能求得永生，走向成功之路。其实这就否定了美猴王“大闹天宫”的为自由的战斗，否定了美猴王对绝对自由的争取。归根到底还是个性自由与社会规范的矛盾的反映。而这点正是阳明心学自身的矛盾。作为儒学发展的新的阶段，阳明心学归根到底是为 了更好的维护封建统治。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他的目的是不容置疑的。与此相对应。《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不管你前期是如何的张扬放纵，都必须回归到规范之内，所以作品中的孙悟空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了各种制约。走上了一条“正路”，这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以善为核心、以功用价值为指归、以圣人之言为依据的思想，仍然是明代后期小说思潮的重要特征。”所以说“《西游》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淫之事。上追洙泗之余风，下本程朱之正派，而笔墨实在《左传》《南华》之上。”“此书不妙在谈天说地，怪异惊人，正妙在循规蹈矩，不背朱注。将一部《大学》，全然借一字蜕化出来，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齐绝。”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孙悟空形象由放纵到收敛的转变。
而有关《金瓶梅》的作者众说纷纭。目前无有定论。故我们无法得知其生卒年代，但是其成书时间据考证约在万历前中期，1578～1590年间。比《西游记》田各晚些。从时间前后关系上来看，《金瓶梅》的成书不仅可以接受王阳明和王艮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完全可能接受罗汝芳、徐渭、李贽等人的思想的影响。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罗汝芳提倡“赤子之心即是良知”。把不学不虑的“赤子之心”说成是良知的本来面目，是人的真性情所在。认为人生下来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本体莹洁，未为外物所染，纯是天理：徐渭同样重良知。尚真情：而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这是潘金莲放纵情欲，一发不可收拾的哲学基础。她找不到其他的途径与方式来表现她对个体的认知，因为她的生活范围极小，她的人生内容主要是婚姻与家庭。所以情欲是她在追求主题意识过程中最活跃的催化剂。潘金莲情欲膨胀的过程是她逐渐发现自己的美，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自己婚姻的过程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她是个勇敢的女性，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她对性欲的极度追求反映出她有一颗强烈追求个体价值的心。但是她在追求个性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她过度放纵，过度膨胀的性欲让她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使她的人性被扭曲。
但是，我们还看到在作品中作者还是安排了潘金莲悲惨的结局。尽管在结构上，淫秽生涯占绝大比例，果报结局只是个小小的尾巴。但评论者却抓住小尾巴高高举起，做出副堂堂正正的样子。这一类表现。有人称之为“晚明士大夫本色”。其实。这本色绝不可能无端而来。一方面，这里有传统因袭的重压。对文人来讲，压力尤为沉重，时时想到纲常伦理、圣人之教。不管干什么。总得找到名正言顺的理由。对评论者如此，对作者何尝不也一样。在尽情放狂张扬之后，还得回到现实。在作品中添加几笔，以图作品多一些现实的意义。
清代有位叫张潮的评论家曾说过：“《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哀”在何处?主要就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一群生活在夫权社会里的女性的命运都是悲剧。小说中的潘金莲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但正是因为她未能把持好萌发的主体意识而导致了悲剧：……天理与人欲、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三大矛盾，过分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必会违背天理与社会，导致人的悲剧命运：社会过分压制人性也必会引起反抗与斗争。作者的女性观充满着矛盾。一面用“存天理”来批判这些女性的“恶”，一面又流露了“从人欲”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同情她们各自的遭遇。
其二、成书方式的差异
《西游记》是累积型作品，深受前代影响。传统思想较重。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是将历史真实不断神话、幻化的过程。唐代玄奘取经归国后。口述所见所闻，有徒弟辨机辑录成书，名为《大唐西域记》。此书在描绘自然现象或讲说传说故事时，虽有些神异色彩，但“皆存实录，匪敢雕华”：唐代末年出现的与之有关的《大唐新语》、《独异志》等，神奇色彩渐浓：成书与北宋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首次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这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雏形。在作品中提到猴行者神通广大。在取经路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极度放狂之举：元末明初杨景贤杂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进一步丰满。孙悟空的形象是在长期累积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丰满的。其过程中受到了古代神话、民间传说诸如“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的影响。同时一些已有形象如玄奘弟子石盘陀、淮涡水怪无支祈、印度神猴哈奴曼都是影响孙悟空形象的可能因素。总之，“其形其神，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融合了历代民间艺人的爱憎和想象后演化而成的”。
所以在孙悟空这个本来虚构的形象身上，我们更能够解读到每个时代的文人，艺人的思想。他们借助这一个非现实的形象去寄托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感情。我们在作品成书的链条中，把它放到具体的明代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作品。笔者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西游记》，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孙悟空。只有去联系作品产生的背景，才能够更全面，更正确的理解形象所代表，所要传达的意思。
但是作品在累积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同时也一定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孙悟空一方面个性不断张扬。另一方面，还是对传统。对正统思想有所顾及，作者在处理加工这一形象的时候还是不自觉地会顾及到传统。所以，在明代浪漫潮流的影响下，他一方面极力让想象放狂，同时又适时而止，拉回放飞的绳索。使孙悟空形象在张狂之后，又回归本位，收敛张扬的个性。这正符合了客观现实。
而《金瓶梅》是一部文人独创的作品，没有经历长期累积的过程。作者借用《水浒传》的一个情节开篇，所以整部作品作为明代产物更多的会带有明代的色彩。在人物塑造方面，它体现出明代特色。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思想领域内轰轰烈烈的浪漫思潮如滚滚洪流，唤醒了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激发了人对本性的认识，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萌动的状态。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的情感，性情一旦被激活。就如同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在《金瓶梅》中这种对人性的意识表现为对个性的极度张扬，对传统的毫不顾忌!王小波说过这样一段话：“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们不能说《金瓶梅》是纯粹的色情文学，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是里面确实有太多的色情描写。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环境极度严酷的明代社会里，有着极不正常的性心理。当然，我们承认这是在长期的性饥渴的情况下对假正经的反击，对个性对自我的认可。正是由于作品是文人独立创作，受传统格调的影响少一些，才会有了潘金莲的形象。她的放纵，她的张扬，她的不顾一切，实际上是文人用的一种夸张放大的方式去进一步膨胀当时的时代气息!只有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才能有更多的文人气质，才更能更充分体现文人的思想情感。这种独创作品比累积型作品少了些传统的因素，多了些个性化的色彩。
总之，《西游记》与《金瓶梅》两部作品虽然有着共同的生成背景。但由于成书的具体年代不同，成书的具体方式各异而有着很大的差异。形象塑造方面在放纵与收敛之间表现出了不同的趋向。这一点不容置疑!
[关键词] 孙悟空 潘金莲 放纵 收敛
明代迎来了长篇小说的创作高峰期《西游记》_与《金瓶梅》便是明中后期的小说代表作品。这两部作品从题材，风格，创作方法等各个方面迥然不同。一是具有浪漫风格的神魔小说：一是极其写实甚至被称为暴露文学的世情小说。看上去差异很大的两部作品好象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比较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一点我们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这两部作品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所以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必然有着值得我们去探究的元素。
我们知道孙悟空和潘金莲是两部作品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作者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也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思想与情感。
先看孙悟空《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经历了由放纵到收敛的一个转变。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西游记》开篇写美猴王出世、求道、闯龙宫、搅冥府、闹天宫。他破石而生，“不伏麒麟辖。不服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希望“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获得“绝对自由”。孙悟空这种不甘拘束的个性和豪放气概。表达了人类对于一种理想的生命形态的向往：这是求放心的过程。但是在充分表现孙悟空的自由个性之后，作者安排他被压在五行山下，这段经历应该算是他形象转变的一个契机。是定心的过程。之后保护师傅唐僧去西天取经。并且佩带了紧箍咒，一路降妖伏魔，到达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完成修心过程。显然，孙悟空的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思想的微妙变化：一方面积极追求个性的解放：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的束缚。孙悟空形象是作者在现实与理想的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再说潘金莲。《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塑造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恰恰相反。她经历了一个从收敛到放纵的过程。她开始是个柔顺女子。至少在武松出现在她面前之前是这样的。但是随着挑逗武松不成。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美貌，意识到自己不幸的婚姻。反叛思想开始潜滋暗长，而西门庆的出现是激发的她叛逆性格的爆发的致命一点，并且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放纵性欲，甚至不惜乱伦，这也就成就了她在文学史上淫妇第一的地位。“从潘金莲几次‘偷情’的情况看，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不排除在异性浪子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改变自我的命运，表现了一种个体意识的觉醒。”很显然。作者试图通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传递一种自由的信息，一种反叛传统的力量。
那么，大致相同的时代背景。同样反映觉醒的意识。两部作品在形象塑造上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成书具体年代的不同。
明中叶，王艮等创立的泰州学派，给明叶文艺思想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而李贽曾师事王艮之子王襞。李贽宣扬“童心说”在某种意义上正得益于“心学”之启迪。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洪流在冲击传统封建礼教、思想的潜滩下深深烙下了“心学”之印迹。……以致王艮、何心隐、李贽等人便形成一股“非名教之所能羁络”(《明儒学案》)的“异端”势力，对封建纲常礼数禁欲主义和偶像崇拜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是“圣人之道”。何心隐证明“心不能以无欲也”，李贽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些富有个性解放意识的思想为明中叶新兴市民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之下，《西游记》、《牡丹亭》、《金瓶梅》、“三言二拍”应运而生并非偶然。众所周知。明代心学对文学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现在比较两部作品的时候，不能忽视心学的作用。下面我们罗列比较一下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对这两部作品可能产生影响的几位思想家的生卒时间：
王阳明，1472～1529；王艮，1483～1541：罗汝芳，1515～588；徐渭，1521～1593；李贽，1527～1602。
据考证，《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约生于1510年，卒于1582年。《西游记》成书于1542年。所以从时间上来看，很明显《西游记》更多的受到王阳明和王艮的影响。而此后的罗汝芳、徐渭、李贽、由于时间差异，在作品问世时他们年纪尚小，所以作者受他们的影响应该不大。
众所周知。陆王心学在明中叶前后十分风行。“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无复凡人矣。”《明史·儒林传》)曾几何时。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为理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理学家朱熹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潜心研求，终于建立起系统的理学体系。由于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抹杀人的个性。遭到宋代陆象山等人的反对，陆象山倡“心学”，提出“心即是理”的命题。明代王阳明，批判了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即主观与客观、认识与修养的矛盾，强调“心即理”。合人性与天理为一，达到“物理”与“吾心”的统一。知行合一，用“知行本体”论证知不离行。强调“践履”“笃行”。力主“致良知”。说明“知善知恶是良知”，以善念支配道德行为。提出“格物致良知”的修养方式。从而建立起“心学”的系统的思想体系。在学术上与朱熹相颉颃，在思想上，曾启发他的后学反对封建礼教、抵制和否定封建道德，客观上对明中叶的摆脱封建束缚、发展个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心学”以“心”反理这一点。在理学统治十分严酷的情况下，却给了反对这种统治而主张“人”的解放的进步思想家以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
这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前期形象——美猴王对自由的向往，对个性的张扬的哲学基础。是这一形象放纵的思想根源。……固然，王阳明的本意是“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试图将已经松动的封建纲常礼教的精神绳索更好地勒紧，所以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美猴王向孙行者的转变。看到了如来的约束(五行山)，同时也感受到了“紧箍咒”的制约。五行山作为理性力量控制了孙悟空，而孙悟空只有保护唐僧，赎除前恶，归入佛门，方能求得永生，走向成功之路。其实这就否定了美猴王“大闹天宫”的为自由的战斗，否定了美猴王对绝对自由的争取。归根到底还是个性自由与社会规范的矛盾的反映。而这点正是阳明心学自身的矛盾。作为儒学发展的新的阶段，阳明心学归根到底是为 了更好的维护封建统治。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他的目的是不容置疑的。与此相对应。《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不管你前期是如何的张扬放纵，都必须回归到规范之内，所以作品中的孙悟空毫无选择的，不得不接受了各种制约。走上了一条“正路”，这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以善为核心、以功用价值为指归、以圣人之言为依据的思想，仍然是明代后期小说思潮的重要特征。”所以说“《西游》一书。自始至终，皆言诚意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学，并无半字涉于仙佛邪淫之事。上追洙泗之余风，下本程朱之正派，而笔墨实在《左传》《南华》之上。”“此书不妙在谈天说地，怪异惊人，正妙在循规蹈矩，不背朱注。将一部《大学》，全然借一字蜕化出来，再令人意想不到。真正齐绝。”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孙悟空形象由放纵到收敛的转变。
而有关《金瓶梅》的作者众说纷纭。目前无有定论。故我们无法得知其生卒年代，但是其成书时间据考证约在万历前中期，1578～1590年间。比《西游记》田各晚些。从时间前后关系上来看，《金瓶梅》的成书不仅可以接受王阳明和王艮思想的影响。而且也完全可能接受罗汝芳、徐渭、李贽等人的思想的影响。
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罗汝芳提倡“赤子之心即是良知”。把不学不虑的“赤子之心”说成是良知的本来面目，是人的真性情所在。认为人生下来是个赤子，“赤子之心”本体莹洁，未为外物所染，纯是天理：徐渭同样重良知。尚真情：而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真心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这是潘金莲放纵情欲，一发不可收拾的哲学基础。她找不到其他的途径与方式来表现她对个体的认知，因为她的生活范围极小，她的人生内容主要是婚姻与家庭。所以情欲是她在追求主题意识过程中最活跃的催化剂。潘金莲情欲膨胀的过程是她逐渐发现自己的美，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感受到自己婚姻的过程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她是个勇敢的女性，一个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她对性欲的极度追求反映出她有一颗强烈追求个体价值的心。但是她在追求个性过程中，走向了极端，她过度放纵，过度膨胀的性欲让她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使她的人性被扭曲。
但是，我们还看到在作品中作者还是安排了潘金莲悲惨的结局。尽管在结构上，淫秽生涯占绝大比例，果报结局只是个小小的尾巴。但评论者却抓住小尾巴高高举起，做出副堂堂正正的样子。这一类表现。有人称之为“晚明士大夫本色”。其实。这本色绝不可能无端而来。一方面，这里有传统因袭的重压。对文人来讲，压力尤为沉重，时时想到纲常伦理、圣人之教。不管干什么。总得找到名正言顺的理由。对评论者如此，对作者何尝不也一样。在尽情放狂张扬之后，还得回到现实。在作品中添加几笔，以图作品多一些现实的意义。
清代有位叫张潮的评论家曾说过：“《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哀”在何处?主要就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一群生活在夫权社会里的女性的命运都是悲剧。小说中的潘金莲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但正是因为她未能把持好萌发的主体意识而导致了悲剧：……天理与人欲、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三大矛盾，过分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必会违背天理与社会，导致人的悲剧命运：社会过分压制人性也必会引起反抗与斗争。作者的女性观充满着矛盾。一面用“存天理”来批判这些女性的“恶”，一面又流露了“从人欲”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同情她们各自的遭遇。
其二、成书方式的差异
《西游记》是累积型作品，深受前代影响。传统思想较重。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是将历史真实不断神话、幻化的过程。唐代玄奘取经归国后。口述所见所闻，有徒弟辨机辑录成书，名为《大唐西域记》。此书在描绘自然现象或讲说传说故事时，虽有些神异色彩，但“皆存实录，匪敢雕华”：唐代末年出现的与之有关的《大唐新语》、《独异志》等，神奇色彩渐浓：成书与北宋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首次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这是《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雏形。在作品中提到猴行者神通广大。在取经路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还没有极度放狂之举：元末明初杨景贤杂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进一步丰满。孙悟空的形象是在长期累积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丰满的。其过程中受到了古代神话、民间传说诸如“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的影响。同时一些已有形象如玄奘弟子石盘陀、淮涡水怪无支祈、印度神猴哈奴曼都是影响孙悟空形象的可能因素。总之，“其形其神，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融合了历代民间艺人的爱憎和想象后演化而成的”。
所以在孙悟空这个本来虚构的形象身上，我们更能够解读到每个时代的文人，艺人的思想。他们借助这一个非现实的形象去寄托自己的情怀。抒发自己的感情。我们在作品成书的链条中，把它放到具体的明代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作品。笔者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西游记》，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孙悟空。只有去联系作品产生的背景，才能够更全面，更正确的理解形象所代表，所要传达的意思。
但是作品在累积的过程中一方面会带有时代的印记，同时也一定会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孙悟空一方面个性不断张扬。另一方面，还是对传统。对正统思想有所顾及，作者在处理加工这一形象的时候还是不自觉地会顾及到传统。所以，在明代浪漫潮流的影响下，他一方面极力让想象放狂，同时又适时而止，拉回放飞的绳索。使孙悟空形象在张狂之后，又回归本位，收敛张扬的个性。这正符合了客观现实。
而《金瓶梅》是一部文人独创的作品，没有经历长期累积的过程。作者借用《水浒传》的一个情节开篇，所以整部作品作为明代产物更多的会带有明代的色彩。在人物塑造方面，它体现出明代特色。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荣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思想领域内轰轰烈烈的浪漫思潮如滚滚洪流，唤醒了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激发了人对本性的认识，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萌动的状态。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的情感，性情一旦被激活。就如同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在《金瓶梅》中这种对人性的意识表现为对个性的极度张扬，对传统的毫不顾忌!王小波说过这样一段话：“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们不能说《金瓶梅》是纯粹的色情文学，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是里面确实有太多的色情描写。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环境极度严酷的明代社会里，有着极不正常的性心理。当然，我们承认这是在长期的性饥渴的情况下对假正经的反击，对个性对自我的认可。正是由于作品是文人独立创作，受传统格调的影响少一些，才会有了潘金莲的形象。她的放纵，她的张扬，她的不顾一切，实际上是文人用的一种夸张放大的方式去进一步膨胀当时的时代气息!只有文人独立创作的作品，才能有更多的文人气质，才更能更充分体现文人的思想情感。这种独创作品比累积型作品少了些传统的因素，多了些个性化的色彩。
总之，《西游记》与《金瓶梅》两部作品虽然有着共同的生成背景。但由于成书的具体年代不同，成书的具体方式各异而有着很大的差异。形象塑造方面在放纵与收敛之间表现出了不同的趋向。这一点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