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上世纪40年代创作于上海的风俗喜剧，64年后在上海舞台上重新焕发光彩。这对于上海观众和耄耋之年的杨绛老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事。
　　《弄真成假》是杨绛先生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喜剧，这部被柯灵先生誉为“中国话剧库存中的有数的好作品”在1943年首演时便引起巨大轰动。64年后，这部本不该被人们遗忘的作品终于被重新搬上了上海的舞台。
　　
　　己是个书呆子，不会家务琐事，耽误了杨绛先生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使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在另一首诗中，钱先生的内疚之情则更为强烈：“世情搬演栩如生，空际传神着墨轻。自笑争名文士习，厌闻清照与明诚。”不仅赞扬了杨绛的剧作生动传神，更自悔当年不该像赵明诚嫉妒李清照那样文士争名，要与自己的贤妻一比高低。
　　《弄真成假》成功之后，杨绛先生又接着写了一部三幕闹剧《游戏人间》。1944年夏由上海苦干剧团在巴黎大戏院上演，剧作家姚克导演，他极力保持了喜剧的纯洁性，对人物的塑造和环境的安排也很成功。1945年夏天，杨绛写了四幕悲剧《风絮》，上海苦干剧团决定搬上舞台，并由黄佐临先生的夫人、著名演员丹尼担任女主角，未及上演，抗战就取得了胜利，演员们各奔前程，首演就此遥遥无期。此后杨绛先生没有再创作剧本。
　　话剧百年，重现舞台
　　对于《弄真成假》再次搬上话剧舞台，96岁的杨绛先生起先很犹豫，她觉得近年来重排重拍的老戏很多，但能在艺术上超过旧作的极为少见。而一些为迎合当下社会趣味而做的改编，又往往使原来的作品失其本真。最终，在导演杨昕巍多番解释后，杨先生同意在不修改原著的前提下，免费授予该剧版权。
　　
　　究竟是什么理由最终打动了杨绛呢？
　　
　　“为中国话剧百年再做贡献。”杨昕巍笑着说道。“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绝不该遗忘杨绛先生的这两部旷世之作。”为了让这颗剧坛明珠重放光彩，杨昕巍力图在作品中加重历史感、人文观和当代质感。“旗袍、弄堂和留声机并不仅仅是老上海文化和历史的唯一代言。我们需要表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孤岛时期独特的生活环境与社会状态。”杨导特别指出了长时期以来“孤岛文学”留给人们的错误印象：“1943年的上海，正是日伪统治，孤岛沦陷的时期，政治环境严酷紧张，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文艺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限制和打压。这个时候，最为著名的作家莫过于张爱玲，她在孤岛时期写的很多小说，如《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至今为读者津津乐道，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很多年轻的读者更错误地理解了4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沉溺于华丽文字下的小布尔乔亚情调中，甚至认为那时候的上海是浪漫的，奢华的，醉生梦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误读历史。”
　　实际上，在严厉的政治压迫下，当时很多作家都无法直抒胸臆地创作反日抗日表现民族忧患的作品。但不管如何，在上海孤岛沦陷区的文学创作上，除了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张爱玲外，还有太多作家和学者有待人们重新发现和认识，杨绛先生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位。“尽管杨先生在原作中并没有对当时环境的过多描写，但我希望通过剧组的努力，尽量在最大尺度上展现孤岛时期的众生相。希望《弄真成假》能夠成为观众窥视和认识孤岛文化的一扇新窗口。”
　　杨绛先生特意撰写了《杨绛与杨季康》一文，祝贺《弄真成假》的上演。对于64年后自己的作品重登舞台，杨先生感慨良多：“杨季康曾当过‘四害’里的‘苍蝇、蚊子’之类，拍死后也没有了。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六十四年前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十一月间，上海又将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们抬举，还让我出头露面，说几句话。可是我这件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其中的喜悦之情自不待说，而文字背后的超然物外，真值得玩味。
　　“明年《弄真成假》来北京首演，我一定会亲自来剧场观看。”杨绛先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