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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卡罗莱州小镇梅登的一片田里，十多只绵羊躲在太阳能板的阴影下安静地吃草，见人试图靠近它们，便飞奔而去，在远处停下来回过头看着这群闯入者。这里是苹果公司的太阳能田，平日鲜有人来，绵羊被用来控制地里青草的长势。
到了上午11时，太阳升到了正中，11万块太阳能板自行变更了方向。与宽广的太阳能田一条路之隔的是苹果的数据中心，与四周原始自然风光形成对比的是，这里处理着全球很大一部分最新鲜的社交信息。
像大多数技术公司一样，苹果在北卡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中心。这片靠近纽约的土地不仅地价低廉，附近像杜克能源这样的电力巨头还能够提供稳定且价格便宜的电力，吸引了Facebook、Google，以及苹果这样的公司前来。
欣欣向荣也意味着能耗巨大。
用iPhone拍一张照片，照片存储到云端，这个过程在苹果的数据中心是要消耗能源的。苹果每天要处理包括照片、iMessage以及Facetime这样几十亿条数据，在使用技术产品时或许要考虑碳足迹问题了。
2011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曾发布过名为《你的数据有多脏》的报告，称各大公司数据中心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了全球总耗电量的1.5%至2%，而苹果公司的数据中心是调查所涉及的公司中最不环保的一个，火力发电来源的电力占总用电量的54.5%。
实际上，彼时变化已经在发生。“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苹果的高管决定在这建太阳能板，但是到2013年才宣布所有的数据中心都是百分之百实现可再生能源供电。”苹果环境事务副总裁丽莎·杰克森（Lisa P. Jackson）说。正是在2013年，苹果实现了所有数据中心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这期间经历了一番转变。
目前的11万块太阳能板每年能够提供1.6亿千瓦时的电力，除此之外，苹果还向附近的社区购买沼气用于发电，这两部分每天向数据中心提供60%至100%的电量。在电力不够时，苹果会向当地电力供应商购买清洁能源。
与工业时代的传统巨头石油公司相比，被称为“新贵”的技术公司对环境友好多了，但它们距离“好公司”还有很长的路。
因此，苹果的野心不止于此，它还试图去改变当地的能源结构。“我们要确保购买的可再生能源是额外的、新增的，这样能够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当地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杰克森说，在当地的能源消耗里，52%是核能，35%是火电，剩下的部分是可再生能源。
“他们为这个州的数据中心设立了黄金标准。”绿色和平组织资深工作人员David Pomerantz向媒体表示，毫无疑问苹果是向可再生能源转移最激进的公司。
“在美国，环保上有很多标准，要达到这些标准都要经过一番努力，苹果这样的创新公司，是远远走在这些标准前面的。”杰克森乐观地谈及苹果在环保工作上取得的进步时。
杰克森于2013年6月加入苹果公司，在此之前，她是奥巴马的内阁成员，担任环保署署长。“我父亲是个邮差，是为公众服务的，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很容易树立起为公众服务的梦想，”杰克森说，“确保我们有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很大的荣誉。”她从事环保工作达26年，因2009年推动美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被外界所注意，美国《新闻周刊》将其列入“2010年最重要的人物”名单，《时代》杂志连续两年将其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当时，她的加入让外界对这家公司的环保表现有所期待。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2013年5月的D11大会上宣布了这则消息。
随即，Greenpeace高级IT分析师Gary Cook在一次公开声明中表示，苹果聘请杰克森是一项“非常大胆的举动”。通常情况下，IT巨头不会聘请杰克森这样有政府背景的人士出任公司高管。
除了高层人事变动，在2013年一年间，苹果在环保方面的进展还包括宣布所有数据中心都使用可再生能源，开办供应商“环境、健康和安全学院”，在中国地区的所有产品中不再使用含聚氯乙烯（PVC）的线缆等。一年内，让多个部门参与环保工作，这对规模较大的公司首先意味着管理上的挑战。
相比在环保署带领1700多人的队伍，现在杰克森管理的是21人的团队。这21个人直接向杰克森汇报，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有的在欧洲，有的在亚洲……“很多公司把很多人放在一个组里，让他们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做环保工作。”杰克森说，她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除了那支小团队，绝大部分为她工作的人分布在各个部门，在从事产品经理或建筑设计等工作的同时从事环保工作。他们并不向杰克森汇报，而是向相关产品负责人汇报。
杰克森认为这样的组织架构能够更有影响力地解决环保问题。“他们在做环保工作的同时，也要负责本部门的产品设计等工作，比如与建筑设计的专家探讨节能的可能性，探讨完毕后，他回到建筑团队从事他的设计工作，”杰克森说，“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经常碰面，为我们的工作设立目标，然后他们再回到他们的团队里面，去为这些目标而工作。”
这种管理模式下的环保团队，在人员构成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比如材料组来的专家探讨去除材料里的有毒物质，环境科学家研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学家以及财务人员在财务上做决策之前，需要考虑环保这个角度。
在杰克森的日程表里，和分在不同部门的从事环保工作的人每两个星期要开一次会，和21个人，每个星期都要碰头。
“和聪明有创意的人一起工作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杰克森说，乔布斯在世时总是说“Focus and Simplfy”，而她现在和团队做的就是聚焦—聚焦环保这一件事情上，找到更为创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在美国，还要为供应商的所作所为负责，以及但凡我们有商店的地方，我们都要对此负责。”杰克森说。
即便如此，这群聪明人并不能顺利解决所有市场的环保问题，比如中国。
就在2014年7月底，苹果在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开设了它在中国内地的第11家专卖店，即便是在当地40度的高温下，场外也排满了等待开店的顾客，一些执着的果粉从广州、北京等地专门赶来支持新店开张—这并不稀奇，一些对苹果品牌痴迷的用户会一家不落地参加全国各地的新店开张活动。
没有哪个智能设备厂商会忽略这一市场，苹果也不例外。根据苹果公司7月22日发布的2014年第三财季报告显示，苹果在该季度于大中华区的收入是59.35亿美元，占据其该季度整体收入374.32亿美元的15.8%。
当大多数IT公司在这一市场销售价格低廉的产品以求生存时，苹果这种售价5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手机却大受欢迎，它在这一市场的点滴消息都极容易引起争议，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大家对一家热门公司的期待并不止于“提供一款产品”。
环保等问题成为外界向它施压的途径。2011年，包括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5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苹果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曝光了苹果在中国多地的供应商所造成的废水、有害重金属等污染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在当时引起较大波澜的报告并未涉及对同类型企业的调查，实际上，苹果的代理商和这些企业一样是在中国法律法规框架下生产产品。
苹果并未推脱这些批评。在公司2011年、2012年发布的年度供应商责任报告中，一方面承认其在华供应商存在雇佣童工、使用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等“关键违规行为”，一方面以对这些供应商的督察证明自己正履行最高社会责任标准。
于是，苹果开始介入供应商的生产过程。“苹果有专门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但如果你只告诉它们规则，然后放任不管，供应商的表现肯定不会完全符合要求，你必须培训和审核。”杰克森说。
比如在一项“清洁水项目”中，2013年，苹果挑出了13家高耗水厂作为试点，首先针对工厂的危险化学品使用和废物处理绘制了完整的流程图，评估整个废水处理流程，全程采集水样，“然后，”杰克森说，“根据改进需要，为供应商提供具体的补救措施，并让供应商与我们的团队以及第三方技术顾问合作执行。”
相比为了争取订单愿意服从要求的供应商，这个市场的环保体系却让苹果感到无力。
苹果一直在推行回收旧产品计划，相比前些年的“以旧换新”，今年4月将这项政策变更为“免费”。他们承诺回收的旧设备会被拆解，可重复使用的重要组件会被取出，而玻璃和金属经过再加工可用于生产新产品。在美国等国家，苹果将这些产品都交给第三方回收公司处理，并支付处理费用，这些大公司往往技术可靠，对环境的影响也通过了严格审核。
“我们每年的目标是回收7年前生产的产品的重量的70%，其实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目标，有的时候可以达到90%的回收率。”杰克森说，这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回收成果。
但这一计划在中国却难以推行，“我们在中国回收的产品比例的确比较低。”杰克森也向《第一财经周刊》承认。
与苹果时尚、现代的直营零售店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庞大的电子产品自由市场—在低矮不透风的地下商场里挤满了传统的玻璃柜台，柜台里摆满各式各样当下时兴的手机，自然包括苹果，没有任何一家市场调研机构能够计算出这种市场的交易量。
这些自由市场不承诺任何社会责任，只遵循最原始的市场规则。在许多柜台上，都立着“高价回收iPhone”的纸牌。将一部用过两三年iPhone 4s交给他们，能够拿回700至800元人民币。
“这种形式的回收经济是非常强劲的，我们需要尊重这样的文化，也要意识到—有这样的存在。”杰克森说。
一些机器被他们翻新用于二次出售，但让杰克森这些环保人士更为忧心的是，那些无法翻新的产品进入了另外一条隐秘复杂的产业链，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废旧手机被拆解，一些零配件经过药水的几遍炮制，就能够提炼出黄金等贵金属—工艺简单粗暴，在深圳偏远郊区满是这样的作坊。
“我知道他们非常赚钱，但站在仓库外面都能够闻到刺鼻的化学品味道，我去找他们，从来不敢进去。”在深圳华强北市场里收购旧手机的黄强说，据他了解的情况，这些人除了从他们手里收购零配件，还会大量从海外进口。
越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越是松散。这种肮脏生意数年来从未停止，从2013年开始，他们明显感觉到电子垃圾报关难度加大，大部分无法入境。于是，一些华南地区的商人会在泰国等国家做初步加工，将零配件提取成杂质较高的金属，再回到中国做最后的提纯，“这样不是电子垃圾了，报关也比较容易，最污染的环节在国外就做完了。”黄强说。
“如果你想从回收生意中赚钱，在美国可能需要和政府一起合作，不像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杰克森说，这种差异让她感到无奈。
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社会责任，对控制产业链多个环节的大公司来说，回收生意与经济利益相关。
在2013年10月，彭博社在上海一家酒店里举办了“能源财经论坛”，参会者包括诸多跨国能源公司的研究人员。彭博社的记者在台上讲述了江浙一带的电子垃圾生意，在他们展示的照片里，电子芯片露天堆放在户外，孩子们就在附近玩耍，台下坐的人时时表现出惊 讶。
在会场上，陶氏化学的一名研究人员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如果大公司介入这种生意，在各个环节上都会严格把控，提炼技术对环境的污染也会大大降低。
而苹果这样的大公司能够扮演的角色，或许是促使政府更快建立相关的回收体系。
“我们还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中，但是等待这种情况得到解决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杰克森在上任一年的时间里多次来中国，其中一次是以国合会委员的身份与中国政府环保高官碰面。国合会是一个由中外环保领域高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国家背景的咨询机构，“苹果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让各国政府联系起来，比如向政府建议，让它们推动供应商也使用清洁能源。”杰克森说。
比起乔布斯时代苹果退出EPEAT（绿色电子产品标准认证）这样的举措，库克时代的苹果更顾及公司在环保上的形象，也在杰克森的铁腕领导下取得多方面进展。
按之前的时间表，这家变得温和的公司将在9月发布新品。在品牌形象有所改善之后，苹果需要的还是那些让人“哇”一声的产品。
到了上午11时，太阳升到了正中，11万块太阳能板自行变更了方向。与宽广的太阳能田一条路之隔的是苹果的数据中心，与四周原始自然风光形成对比的是，这里处理着全球很大一部分最新鲜的社交信息。
像大多数技术公司一样，苹果在北卡建立了自己的数据中心。这片靠近纽约的土地不仅地价低廉，附近像杜克能源这样的电力巨头还能够提供稳定且价格便宜的电力，吸引了Facebook、Google，以及苹果这样的公司前来。
欣欣向荣也意味着能耗巨大。
用iPhone拍一张照片，照片存储到云端，这个过程在苹果的数据中心是要消耗能源的。苹果每天要处理包括照片、iMessage以及Facetime这样几十亿条数据，在使用技术产品时或许要考虑碳足迹问题了。
2011年，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曾发布过名为《你的数据有多脏》的报告，称各大公司数据中心消耗的能源已经占到了全球总耗电量的1.5%至2%，而苹果公司的数据中心是调查所涉及的公司中最不环保的一个，火力发电来源的电力占总用电量的54.5%。
实际上，彼时变化已经在发生。“大概是在2010年的时候，苹果的高管决定在这建太阳能板，但是到2013年才宣布所有的数据中心都是百分之百实现可再生能源供电。”苹果环境事务副总裁丽莎·杰克森（Lisa P. Jackson）说。正是在2013年，苹果实现了所有数据中心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这期间经历了一番转变。
目前的11万块太阳能板每年能够提供1.6亿千瓦时的电力，除此之外，苹果还向附近的社区购买沼气用于发电，这两部分每天向数据中心提供60%至100%的电量。在电力不够时，苹果会向当地电力供应商购买清洁能源。
与工业时代的传统巨头石油公司相比，被称为“新贵”的技术公司对环境友好多了，但它们距离“好公司”还有很长的路。
因此，苹果的野心不止于此，它还试图去改变当地的能源结构。“我们要确保购买的可再生能源是额外的、新增的，这样能够提升可再生能源在当地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杰克森说，在当地的能源消耗里，52%是核能，35%是火电，剩下的部分是可再生能源。
“他们为这个州的数据中心设立了黄金标准。”绿色和平组织资深工作人员David Pomerantz向媒体表示，毫无疑问苹果是向可再生能源转移最激进的公司。
“在美国，环保上有很多标准，要达到这些标准都要经过一番努力，苹果这样的创新公司，是远远走在这些标准前面的。”杰克森乐观地谈及苹果在环保工作上取得的进步时。
杰克森于2013年6月加入苹果公司，在此之前，她是奥巴马的内阁成员，担任环保署署长。“我父亲是个邮差，是为公众服务的，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很容易树立起为公众服务的梦想，”杰克森说，“确保我们有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很大的荣誉。”她从事环保工作达26年，因2009年推动美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被外界所注意，美国《新闻周刊》将其列入“2010年最重要的人物”名单，《时代》杂志连续两年将其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
当时，她的加入让外界对这家公司的环保表现有所期待。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2013年5月的D11大会上宣布了这则消息。
随即，Greenpeace高级IT分析师Gary Cook在一次公开声明中表示，苹果聘请杰克森是一项“非常大胆的举动”。通常情况下，IT巨头不会聘请杰克森这样有政府背景的人士出任公司高管。
除了高层人事变动，在2013年一年间，苹果在环保方面的进展还包括宣布所有数据中心都使用可再生能源，开办供应商“环境、健康和安全学院”，在中国地区的所有产品中不再使用含聚氯乙烯（PVC）的线缆等。一年内，让多个部门参与环保工作，这对规模较大的公司首先意味着管理上的挑战。
相比在环保署带领1700多人的队伍，现在杰克森管理的是21人的团队。这21个人直接向杰克森汇报，他们分布在全球各地，有的在欧洲，有的在亚洲……“很多公司把很多人放在一个组里，让他们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做环保工作。”杰克森说，她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除了那支小团队，绝大部分为她工作的人分布在各个部门，在从事产品经理或建筑设计等工作的同时从事环保工作。他们并不向杰克森汇报，而是向相关产品负责人汇报。
杰克森认为这样的组织架构能够更有影响力地解决环保问题。“他们在做环保工作的同时，也要负责本部门的产品设计等工作，比如与建筑设计的专家探讨节能的可能性，探讨完毕后，他回到建筑团队从事他的设计工作，”杰克森说，“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组成一个团队，经常碰面，为我们的工作设立目标，然后他们再回到他们的团队里面，去为这些目标而工作。”
这种管理模式下的环保团队，在人员构成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比如材料组来的专家探讨去除材料里的有毒物质，环境科学家研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学家以及财务人员在财务上做决策之前，需要考虑环保这个角度。
在杰克森的日程表里，和分在不同部门的从事环保工作的人每两个星期要开一次会，和21个人，每个星期都要碰头。
“和聪明有创意的人一起工作是非常让人兴奋的，”杰克森说，乔布斯在世时总是说“Focus and Simplfy”，而她现在和团队做的就是聚焦—聚焦环保这一件事情上，找到更为创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在美国，还要为供应商的所作所为负责，以及但凡我们有商店的地方，我们都要对此负责。”杰克森说。
即便如此，这群聪明人并不能顺利解决所有市场的环保问题，比如中国。
就在2014年7月底，苹果在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开设了它在中国内地的第11家专卖店，即便是在当地40度的高温下，场外也排满了等待开店的顾客，一些执着的果粉从广州、北京等地专门赶来支持新店开张—这并不稀奇，一些对苹果品牌痴迷的用户会一家不落地参加全国各地的新店开张活动。
没有哪个智能设备厂商会忽略这一市场，苹果也不例外。根据苹果公司7月22日发布的2014年第三财季报告显示，苹果在该季度于大中华区的收入是59.35亿美元，占据其该季度整体收入374.32亿美元的15.8%。
当大多数IT公司在这一市场销售价格低廉的产品以求生存时，苹果这种售价5000元人民币左右的手机却大受欢迎，它在这一市场的点滴消息都极容易引起争议，当然，你也可以认为，大家对一家热门公司的期待并不止于“提供一款产品”。
环保等问题成为外界向它施压的途径。2011年，包括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5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一份苹果中国供应链的污染地图，曝光了苹果在中国多地的供应商所造成的废水、有害重金属等污染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在当时引起较大波澜的报告并未涉及对同类型企业的调查，实际上，苹果的代理商和这些企业一样是在中国法律法规框架下生产产品。
苹果并未推脱这些批评。在公司2011年、2012年发布的年度供应商责任报告中，一方面承认其在华供应商存在雇佣童工、使用危险化学品、污染环境等“关键违规行为”，一方面以对这些供应商的督察证明自己正履行最高社会责任标准。
于是，苹果开始介入供应商的生产过程。“苹果有专门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但如果你只告诉它们规则，然后放任不管，供应商的表现肯定不会完全符合要求，你必须培训和审核。”杰克森说。
比如在一项“清洁水项目”中，2013年，苹果挑出了13家高耗水厂作为试点，首先针对工厂的危险化学品使用和废物处理绘制了完整的流程图，评估整个废水处理流程，全程采集水样，“然后，”杰克森说，“根据改进需要，为供应商提供具体的补救措施，并让供应商与我们的团队以及第三方技术顾问合作执行。”
相比为了争取订单愿意服从要求的供应商，这个市场的环保体系却让苹果感到无力。
苹果一直在推行回收旧产品计划，相比前些年的“以旧换新”，今年4月将这项政策变更为“免费”。他们承诺回收的旧设备会被拆解，可重复使用的重要组件会被取出，而玻璃和金属经过再加工可用于生产新产品。在美国等国家，苹果将这些产品都交给第三方回收公司处理，并支付处理费用，这些大公司往往技术可靠，对环境的影响也通过了严格审核。
“我们每年的目标是回收7年前生产的产品的重量的70%，其实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目标，有的时候可以达到90%的回收率。”杰克森说，这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回收成果。
但这一计划在中国却难以推行，“我们在中国回收的产品比例的确比较低。”杰克森也向《第一财经周刊》承认。
与苹果时尚、现代的直营零售店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庞大的电子产品自由市场—在低矮不透风的地下商场里挤满了传统的玻璃柜台，柜台里摆满各式各样当下时兴的手机，自然包括苹果，没有任何一家市场调研机构能够计算出这种市场的交易量。
这些自由市场不承诺任何社会责任，只遵循最原始的市场规则。在许多柜台上，都立着“高价回收iPhone”的纸牌。将一部用过两三年iPhone 4s交给他们，能够拿回700至800元人民币。
“这种形式的回收经济是非常强劲的，我们需要尊重这样的文化，也要意识到—有这样的存在。”杰克森说。
一些机器被他们翻新用于二次出售，但让杰克森这些环保人士更为忧心的是，那些无法翻新的产品进入了另外一条隐秘复杂的产业链，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废旧手机被拆解，一些零配件经过药水的几遍炮制，就能够提炼出黄金等贵金属—工艺简单粗暴，在深圳偏远郊区满是这样的作坊。
“我知道他们非常赚钱，但站在仓库外面都能够闻到刺鼻的化学品味道，我去找他们，从来不敢进去。”在深圳华强北市场里收购旧手机的黄强说，据他了解的情况，这些人除了从他们手里收购零配件，还会大量从海外进口。
越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对环境保护越是松散。这种肮脏生意数年来从未停止，从2013年开始，他们明显感觉到电子垃圾报关难度加大，大部分无法入境。于是，一些华南地区的商人会在泰国等国家做初步加工，将零配件提取成杂质较高的金属，再回到中国做最后的提纯，“这样不是电子垃圾了，报关也比较容易，最污染的环节在国外就做完了。”黄强说。
“如果你想从回收生意中赚钱，在美国可能需要和政府一起合作，不像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做这件事情。”杰克森说，这种差异让她感到无奈。
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社会责任，对控制产业链多个环节的大公司来说，回收生意与经济利益相关。
在2013年10月，彭博社在上海一家酒店里举办了“能源财经论坛”，参会者包括诸多跨国能源公司的研究人员。彭博社的记者在台上讲述了江浙一带的电子垃圾生意，在他们展示的照片里，电子芯片露天堆放在户外，孩子们就在附近玩耍，台下坐的人时时表现出惊 讶。
在会场上，陶氏化学的一名研究人员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如果大公司介入这种生意，在各个环节上都会严格把控，提炼技术对环境的污染也会大大降低。
而苹果这样的大公司能够扮演的角色，或许是促使政府更快建立相关的回收体系。
“我们还在和政府合作的过程中，但是等待这种情况得到解决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杰克森在上任一年的时间里多次来中国，其中一次是以国合会委员的身份与中国政府环保高官碰面。国合会是一个由中外环保领域高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国家背景的咨询机构，“苹果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让各国政府联系起来，比如向政府建议，让它们推动供应商也使用清洁能源。”杰克森说。
比起乔布斯时代苹果退出EPEAT（绿色电子产品标准认证）这样的举措，库克时代的苹果更顾及公司在环保上的形象，也在杰克森的铁腕领导下取得多方面进展。
按之前的时间表，这家变得温和的公司将在9月发布新品。在品牌形象有所改善之后，苹果需要的还是那些让人“哇”一声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