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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包含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税、降低通货膨胀、注重市场的作用等思想易使人们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的供给学派。但是，二者的核心却相差甚远。明确认识二者差异，才能更好的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供给学派
产生背景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有效拉动了需求，刺激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在70年代后，却呈现出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状况。这种“滞胀”的局面是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也为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面对这种情形，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我国的供给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因此，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势在必行。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供给学派认为当时美国的滞涨问题是由于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大幅增加支出，以及高税率的政策造成的。市场可以自发的通过供求关系来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政府干预反而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所要做的是减少干预，即减税，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撤销限制价格、最低工资等法令，放宽环境保护、产品检验的有关标准等。
我国仍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即要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应注重政府的调节作用。我国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拥有增长和挤出效应，还具有特有的保障与结构效应。保障效应是政府投资于未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产品，促进与保障长期的经济发展。结构效应是通过结构性减税，改善收入分配等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适度的宏观调控，解决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认为供给决定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供给学派认为，需求决定于收入，收入决定于就业，就业又依赖于企业的生产活动，企业的生产活动是受劳动力、资本等一系列供给方面的因素的影响的。要促进供给的增加，就需要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資与储蓄，这又要求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改变其相对价格。
我国通常也是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但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不只是需求不足的问题。需求不足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一些行业确实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是消费者对于高质量的产品的需求仍是日益增加的。产能过剩是由于商品的重复生产，假冒伪劣，外国对本国产品的冲击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这些问题需要从供给方面提高产品质量，规范生产，激励创新来解决。
减税政策的比较
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注重的是削减边际税率，尤其是高收入者的税率。他们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方式是增加供给。而为了刺激供给，就要提高投资与储蓄以及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这需要通过提高消费与闲暇的机会成本来实现，而这种机会成本可以用边际税率来表示。因此供给学派认为，降低边际税率，能够从根本上刺激经济增长，也能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供给。根据“拉弗曲线”，虽然税率下降，但是在“禁区”内，税收收入与税率是成负相关的，通过减税可以增加税收面与总税收。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强调要减税，但与供给学派的削减边际税率不同，我国的减税注重的是整体税率的降低，而且减税也是具有结构性的有增有减，更多的是要发挥税收对生产与消费的引导作用。
公平与效率的比较
基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规律，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为了增加总需求就需要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高的居民的收入，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但是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相当于把高收入者的钱拿给低收入者，这是一种财富转移，而这种转移不会对总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而会抑制高收入者的生产积极性。政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减少社会福利支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我们更注重的是公平。对公平的注重使得我们不能像供给学派那样，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另外，在现阶段即使要减少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不现实的。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我国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还会继续增加。其次，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面临国企改革的问题，这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这也需要国家增加福利补贴度过过渡期。
结语
供给学派的一些思想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类似的，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转轨经济，经济滞胀与经济新常态，这些不同决定着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与供给学派是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决定着我国政策的制定是更加注重公平而不是效率效率；完善的市场经济与转轨经济的不同，决定着在目前我国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还是需要政府干预的；滞胀与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同以及凯恩斯主义的不同政策效果，决定着现阶段的改革不能抛弃需求只注重供给而是应该供给与需求兼顾但要侧重供给。因此，不能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我国新常态中的具体国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然。改革不免会涉及到国企问题、税制问题等，我们要对可能出现的阻碍势力，失业问题有思想准备，要坚定转变的决心，不破不立，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积蓄能量。
[1]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02：12-17.
[2] 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6：12-21.
[3] 钟祥财.供给学派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11，01：123-132.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供给学派
产生背景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有效拉动了需求，刺激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在70年代后，却呈现出了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的状况。这种“滞胀”的局面是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的，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也为政府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面对这种情形，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万尼斯基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
我国的供给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背景是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因此，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由要素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势在必行。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供给学派认为当时美国的滞涨问题是由于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大幅增加支出，以及高税率的政策造成的。市场可以自发的通过供求关系来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政府干预反而会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政府所要做的是减少干预，即减税，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撤销限制价格、最低工资等法令，放宽环境保护、产品检验的有关标准等。
我国仍是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即要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应注重政府的调节作用。我国的财政政策不仅仅拥有增长和挤出效应，还具有特有的保障与结构效应。保障效应是政府投资于未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公共产品，促进与保障长期的经济发展。结构效应是通过结构性减税，改善收入分配等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通过适度的宏观调控，解决市场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
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认为供给决定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供给学派认为，需求决定于收入，收入决定于就业，就业又依赖于企业的生产活动，企业的生产活动是受劳动力、资本等一系列供给方面的因素的影响的。要促进供给的增加，就需要增加劳动力，增加投資与储蓄，这又要求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改变其相对价格。
我国通常也是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但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不只是需求不足的问题。需求不足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一些行业确实出现了产能过剩，但是消费者对于高质量的产品的需求仍是日益增加的。产能过剩是由于商品的重复生产，假冒伪劣，外国对本国产品的冲击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这些问题需要从供给方面提高产品质量，规范生产，激励创新来解决。
减税政策的比较
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注重的是削减边际税率，尤其是高收入者的税率。他们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方式是增加供给。而为了刺激供给，就要提高投资与储蓄以及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这需要通过提高消费与闲暇的机会成本来实现，而这种机会成本可以用边际税率来表示。因此供给学派认为，降低边际税率，能够从根本上刺激经济增长，也能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供给。根据“拉弗曲线”，虽然税率下降，但是在“禁区”内，税收收入与税率是成负相关的，通过减税可以增加税收面与总税收。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也强调要减税，但与供给学派的削减边际税率不同，我国的减税注重的是整体税率的降低，而且减税也是具有结构性的有增有减，更多的是要发挥税收对生产与消费的引导作用。
公平与效率的比较
基于有效需求不足的规律，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为了增加总需求就需要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高的居民的收入，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但是供给学派认为，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相当于把高收入者的钱拿给低收入者，这是一种财富转移，而这种转移不会对总需求产生很大的影响，反而会抑制高收入者的生产积极性。政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减少社会福利支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我们更注重的是公平。对公平的注重使得我们不能像供给学派那样，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来降低财政赤字。另外，在现阶段即使要减少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不现实的。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我国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还会继续增加。其次，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面临国企改革的问题，这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劳动力失业。这也需要国家增加福利补贴度过过渡期。
结语
供给学派的一些思想与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类似的，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转轨经济，经济滞胀与经济新常态，这些不同决定着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与供给学派是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决定着我国政策的制定是更加注重公平而不是效率效率；完善的市场经济与转轨经济的不同，决定着在目前我国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还是需要政府干预的；滞胀与新常态的宏观经济形势的不同以及凯恩斯主义的不同政策效果，决定着现阶段的改革不能抛弃需求只注重供给而是应该供给与需求兼顾但要侧重供给。因此，不能将其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必须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与我国新常态中的具体国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必然。改革不免会涉及到国企问题、税制问题等，我们要对可能出现的阻碍势力，失业问题有思想准备，要坚定转变的决心，不破不立，为中长期的经济发展积蓄能量。
[1] 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02：12-17.
[2] 贾康.“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6：12-21.
[3] 钟祥财.供给学派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J].上海经济研究，2011，01：12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