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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段历史中，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境遇感受，各有欢乐或苦痛悲哀，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泪，因此不能武断地评价任何一个群体在一段历史中的是非功过，也不必要求文学或艺术作品要站在哪一个群体的立场和角度来叙述描述这一段历史。但作家在结合历史背景创作文学作品时，所选取的叙述主体的角度和立场对“文学呈现历史”的方式和角度有重要影响。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也应该理清楚作家所在的写作立场，对作品所述有自己客观的判断与思考。
作家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展现某段时期的历史时，难免有意识地站在某个历史叙述主体的角度或立场上去创作，这也是读者阅读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本文没有从艺术手法、主题等角度来评《蛙》，而是关注作者从哪一个历史叙述主体的角度来描写计划生育这段历史的。
《蛙》以姑姑作为一名接生医生到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一生为线索，讲述了一段关于计划生育的历史。在计划生育这一段特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中，其群体是多样的，有计划生育工作者，有为计划生育而流产的妇女、未享受到人权却被剥夺生命的胎儿，甚至还有为妇女取环、秘密开设代孕公司的人。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群体，共同构成了这一段让人深感沉重的、却又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是通过写给衫谷义人先生的信来呈现的，作者在此中不仅是作为第一主体“我”、作为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小孩、作为万足、作为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王仁美的丈夫、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的角度来叙述的，还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者的角度来叙述的。
首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者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这一段历史，正如作者在写给衫谷义人先生的第四封信中所说“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向读者呈现了计划生育那段历史中许多悲惨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偷生的过程以及超生孕妇以跳河逃跑的方式拒绝流产最终一尸两命的惨剧，看到不得不做流产手术而死在手术台上的妇女，看到一出生就没有了母亲的婴儿，看到为妇女取环和代孕公司这些“上不了台面”的职业的诞生，也看到了计划生育工作者强硬冷血的一面之外的痛苦与挣扎，看到他们所经受的因果报应和梦回午夜的不安与愧疚。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而言，作者用《蛙》这一部文学作品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对文学和历史而言都是一件功绩。
但这部作品仍然带有一定的倾向，作者更多地是站在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者的角度来叙述的。妻子王仁美的死亡，“我”不抱怨姑姑，而是更多地把罪責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在给衫谷义人先生的第五封信中，作者说“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得到妻子的死讯后，在岳母拿剪刀插进姑姑的大腿，在岳父“双腿一软，跪在地上”之时，“我”竟然能保持一种冷静与理智，“我”没有做出任何在失去妻儿的情况下的冲动的行为，没有一丝对姑姑的抱怨，竟然还能把罪责归结为自身对“前途”的追求而让妻子做流产手术的自私。难道没有这种为追求前途的“自私”，就不会有妻子流产的惨剧了么？在叙述故事情节时，描述一幕幕惨剧时，时常会插入姑姑的叙述话语和内心独白，这让读者在看到这些惨剧之后，为那些流产的妇女、被剥夺生命的胎儿而悲痛的时候，能及时“被作者拉回来”，及时站在一个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角度，了解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辛酸，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和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悲痛、压抑、沉重的情绪被构筑也同时被消解了。书中所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一名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口吻叙述的。相对应地，那些计划生育的牺牲者的话语空间和内心独白、苦痛挣扎被大量减少甚至不被提及。且不说死在手术台上的王仁美，死在河里的耿秀莲这些超生妇女，且看这个出生于因追捕而丧生的母亲的腹中的婴儿陈眉，她在偷生和抓捕激烈斗争中降生，她的出生本不被计划生育所允许，后来竟然又成为因“受到报应”不能生育的小狮子的代孕工具，成为代孕公司——计划生育时代的后遗症的工具和牺牲品。这个时代不仅剥夺了她享受母爱的机会，还剥夺了她成为一名母亲的权利！这种种不公与悲痛，该向何人诉说！这一切，在这里没有得到充分诉说和揭露。
但不论如何，《蛙》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这段历史，让年轻后代能够从不同历史叙述主体来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并对其加以同情和理解，这是《蛙》的意义所在。通过《蛙》，读者或许可以对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有较全面的认识。那些坚决与计划生育对抗的人，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凄惨，但他们又是多么勇敢。在他们眼里，不是要与国家政策对抗或与计划生育对抗，他们只是不愿把肚子里的骨肉拿掉！而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只是秉着对人口暴涨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大问题的洞察与理解，秉着一名共产党员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的心，他们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忍辱负重”，他们又有什么错？难怪作者要把王仁美的死归结于自身追求前途这一原因，要通过写作这一赎罪的方式不仅帮自己赎罪也帮姑姑赎罪！由此，读者应完全可以理解作者立场选择和叙述方式的用心良苦。
文学创作不等同于历史纪实，有较高的文学色彩和较大的想象、虚构等空间，但文学作品所选取的叙述角度和立场对历史呈现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如何通过驾驭运用文学的各种表现技巧，选取合适的叙述角度，从而通过文学作品更好地呈现历史，是值得探讨的。进言之，通过文学呈现历史的过程中，作家所担负的使命是什么，如何书写人性，如何表述历史，这更是值得深思的。
作家通过小说等文学作品展现某段时期的历史时，难免有意识地站在某个历史叙述主体的角度或立场上去创作，这也是读者阅读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本文没有从艺术手法、主题等角度来评《蛙》，而是关注作者从哪一个历史叙述主体的角度来描写计划生育这段历史的。
《蛙》以姑姑作为一名接生医生到计划生育工作者的一生为线索，讲述了一段关于计划生育的历史。在计划生育这一段特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中，其群体是多样的，有计划生育工作者，有为计划生育而流产的妇女、未享受到人权却被剥夺生命的胎儿，甚至还有为妇女取环、秘密开设代孕公司的人。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群体，共同构成了这一段让人深感沉重的、却又具有必然性的历史。这一段历史是通过写给衫谷义人先生的信来呈现的，作者在此中不仅是作为第一主体“我”、作为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小孩、作为万足、作为因计划生育而死去的王仁美的丈夫、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的角度来叙述的，还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者的角度来叙述的。
首先，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作者比较全面地描述了这一段历史，正如作者在写给衫谷义人先生的第四封信中所说“写作时要触及心中最痛的地方，要写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记忆。现在，我觉得还应该写人生中最尴尬的事，写人生中最狼狈的境地，要把自己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向读者呈现了计划生育那段历史中许多悲惨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惊心动魄的偷生的过程以及超生孕妇以跳河逃跑的方式拒绝流产最终一尸两命的惨剧，看到不得不做流产手术而死在手术台上的妇女，看到一出生就没有了母亲的婴儿，看到为妇女取环和代孕公司这些“上不了台面”的职业的诞生，也看到了计划生育工作者强硬冷血的一面之外的痛苦与挣扎，看到他们所经受的因果报应和梦回午夜的不安与愧疚。作为历史的亲历者而言，作者用《蛙》这一部文学作品记录了这一段历史，对文学和历史而言都是一件功绩。
但这部作品仍然带有一定的倾向，作者更多地是站在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解者的角度来叙述的。妻子王仁美的死亡，“我”不抱怨姑姑，而是更多地把罪責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在给衫谷义人先生的第五封信中，作者说“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得到妻子的死讯后，在岳母拿剪刀插进姑姑的大腿，在岳父“双腿一软，跪在地上”之时，“我”竟然能保持一种冷静与理智，“我”没有做出任何在失去妻儿的情况下的冲动的行为，没有一丝对姑姑的抱怨，竟然还能把罪责归结为自身对“前途”的追求而让妻子做流产手术的自私。难道没有这种为追求前途的“自私”，就不会有妻子流产的惨剧了么？在叙述故事情节时，描述一幕幕惨剧时，时常会插入姑姑的叙述话语和内心独白，这让读者在看到这些惨剧之后，为那些流产的妇女、被剥夺生命的胎儿而悲痛的时候，能及时“被作者拉回来”，及时站在一个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角度，了解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辛酸，计划生育工作的艰难和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悲痛、压抑、沉重的情绪被构筑也同时被消解了。书中所展现的这一段历史，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一名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口吻叙述的。相对应地，那些计划生育的牺牲者的话语空间和内心独白、苦痛挣扎被大量减少甚至不被提及。且不说死在手术台上的王仁美，死在河里的耿秀莲这些超生妇女，且看这个出生于因追捕而丧生的母亲的腹中的婴儿陈眉，她在偷生和抓捕激烈斗争中降生，她的出生本不被计划生育所允许，后来竟然又成为因“受到报应”不能生育的小狮子的代孕工具，成为代孕公司——计划生育时代的后遗症的工具和牺牲品。这个时代不仅剥夺了她享受母爱的机会，还剥夺了她成为一名母亲的权利！这种种不公与悲痛，该向何人诉说！这一切，在这里没有得到充分诉说和揭露。
但不论如何，《蛙》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这段历史，让年轻后代能够从不同历史叙述主体来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这段历史，并对其加以同情和理解，这是《蛙》的意义所在。通过《蛙》，读者或许可以对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有较全面的认识。那些坚决与计划生育对抗的人，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凄惨，但他们又是多么勇敢。在他们眼里，不是要与国家政策对抗或与计划生育对抗，他们只是不愿把肚子里的骨肉拿掉！而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只是秉着对人口暴涨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大问题的洞察与理解，秉着一名共产党员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的心，他们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忍辱负重”，他们又有什么错？难怪作者要把王仁美的死归结于自身追求前途这一原因，要通过写作这一赎罪的方式不仅帮自己赎罪也帮姑姑赎罪！由此，读者应完全可以理解作者立场选择和叙述方式的用心良苦。
文学创作不等同于历史纪实，有较高的文学色彩和较大的想象、虚构等空间，但文学作品所选取的叙述角度和立场对历史呈现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如何通过驾驭运用文学的各种表现技巧，选取合适的叙述角度，从而通过文学作品更好地呈现历史，是值得探讨的。进言之，通过文学呈现历史的过程中，作家所担负的使命是什么，如何书写人性，如何表述历史，这更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