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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大学主办，云南大学服务云南行动计划“生态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项目组、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承办的云南大学首届“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模式”学术论坛于2016年8月16日-20日在云南大学召开。來自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云南大学等三十多所国内外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论坛以“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研究、云南省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区域模式建设、区外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研究”为主要议题，采取环境史领域资深研究专家与青年学者对话的形式。论坛全面深入反思了环境史自身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拟拓展环境史研究范围使其关注当下实践，为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与历史鉴戒。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及二者关系探究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八大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践案例举要。白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其先人就形成了对人与自然间关系原始的朴素生态观念。陈鑫对白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物保护思想进行研究后指出，白族的礼仪制度、传统习俗中內含着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生态价值。冯亚端重点考察傣族谚语中的生态思想，认为其包含有对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并为之添砖加瓦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关爱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有益的生态思想。深层发掘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精髓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紧迫与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张富国认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应结合现代环保思想，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建立适宜当前情境的生态保护制度，同时进行生态安全与传统文化教育，此外，还应进行环保国际合作。
二、云南省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区域建设关系探索
云南省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生态保护屏障，其生态环境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云南省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二者关系是本次论坛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一）云南省少数民族环境史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考察
其一是具体民族与地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吴兆录对滇西北藏族地区的神山信仰与轮牧系统、彝族地区的森林崇敬与保护、哀牢山地区哈尼族的森林—梯田生态文化、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地区朴素生态观与传统文化景观的历史与生态价值及其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之处进行了相关研究。赵颖考察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月湖村的水环境，认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遵循着物质能量守恒定律，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土地的无序开发与广种烤烟等对当地农业、渔业等传统产业进行排挤，使当地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亟待保护。石晴通过对昆明市富民县永定镇东北的小水井苗族村环境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应坚持建设与保护并重，从建立健全基础组织、处理土地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影响等方面入手。
其二是具体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水是生命之源。徐淳通过对元明时期大理、鹤庆地区对水神信仰的考察后指出，为更好地研究与建设生态文明，需对水的利用概念进行深层的解析。
森林作为地球之肺其生态功能与作用不可小觑，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在与森林的长期共处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森林文化。何梦竹认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森林文化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人与动植物间无所不包的联系与关照、人对自然的利用与回馈的生态意识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重要启示为尊重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粮食问题一直是引发世界环境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耿金考察了清中后期滇东北矿区米价波动及其成因，认为米价波动是导致粮食种植结构与种植面积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其波动也对当地环境恶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秦文丽基于博物馆建设视角，认为云南应该结合生态文明思想与民族地区特色建立生态博物馆，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建立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可最大化的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优势资源。
其三是环境史研究的文献方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从古至今人类如何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研究，需要依托一定的文献资料与科学方法。就云南地区而言，白玉军考察云南地区中小流域时指出，对云南地区山地生态环境史研究应坚持多学科、多源数据与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云南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包括：历史文献解析、田野调查、科学技术手段、学科交叉、科学理论运用等几方面，并强调环境史研究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实地研究为主，以历史叙事为核心，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序列转化为叙事的研究模式。此外，他还着重强调云南地区环境史研究应以中小河流聚落为空间尺度进行田野调查。王利华与青年学者就环境史研究的依托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经验交流，认为环境史研究除利用传世历史资料外，还应结合田野调查、传世实物资料等进行。
（二）云南省内诸区域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探查
云南省整体的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林超民认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应因地制宜，立足于云南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气候，纷繁的文化等自然与社会条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黄小军认为，云南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肩负着维护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以科技创新提升建设水平，以脱贫攻坚夯实建设基础，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全面推行环境综合治理。刘荣昆通过对云南省境内澜沧江彝族聚居区生态考察后得出传统文化的淡化易引起生态环境滑坡的结论，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应以传统文化为内涵来培育环保意识，依托山地环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唯如此，才能探索出一条把传统文化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李儒童等通过对《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公报》、《中国物价年鉴》等统计数据分析，得出云南省近14年内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缺陷：生态用地不断减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都需要引起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张保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构建云南省城市发展背景下的生态形象就成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这种城市生态形象细言之便是实现人与城市、人与自然、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关联。
云南省各区域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云南省各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应结合当地的具体生态环境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尹绍亭通过对昆明“翠湖人鸥情”的生动故事描述，意在阐述新中国成立后大肆围湖造田使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对红嘴鸥的生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也在客观上使人鸥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基于此，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应重塑“人鸥生态文化系统”的建议。徐俊六对大理洋人街旅游区考察后认为，洋人街旅游区在开发过程中造成了当地环境的严重破坏，若想使洋人街旅游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在引入生态文化，打造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形态方面积极努力。李洋认为，虽然自1949年以来，滇池围湖造田在短时期内获得粮食的丰产与土地的增加，但其付出的环境代价却是巨大的，今后在云南高原湖泊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汲取此方面的经验教训。霍仁龙以掌鸠河流域为调查对象，就西南山地近三百年来的人口发展、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得出了明清以来流域内的移民增加，致使山区土地大量开垦，山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结论，认为唯有有效控制山区耕地的继续扩张，在当地开展减灾与防灾工作才能卓有成效。方晓以中缅边境地区森林火灾的预防与扑救为例，对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维护进行了探索，得出了中缅边境地区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调动三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跨区域管理的结论。 （三）云南省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追查
古籍史料中动植物资源保护利用经验之借鉴。张冠凯基于《云南志》、《新唐书》、《通典》等古籍史料中对唐代南诏地区动植物的相关记载，对历史上云南地区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详尽考察，意在展示云南地区自古即为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地区，此外还就此地区丰富生物资源与人类间关系进行描述，意在展示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和谐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之一。生物多样性存在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重大意义。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在物种持续生存与发展方面的重要举措。吴兆录基于植物学与生态学视角，指出云南地区的生物具有多样性特征，认为本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反对在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对自然毫无节制的利用、征服、改造等单向度行为，坚持人与自然应协调发展之理念。吴良早等对昆明城区22处大学校园和公园绿地植物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记录在案的716种植物中，草本植物占46.51%、乔木植物占27.79%、灌木植物占22.49%、藤本植物占3.21%，其中多为外来物种，这组数据意在表明：在人为构建而非自然生成的生态系统中，各种负面效应均一览无遗，鉴于此，对本地区优良传统植物文化的保護已提上日程。魏晓欣认为，民族地区的生物具有多样性特征，民族地区的居民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包括民间法、宗教、地方传承人三种形式，若想使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存续，需要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机制。
生态文明语境下具体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生物资源纷繁复杂、种类繁多，若按功能角度可将其分成可食用和兼具使用与食用的生物资源两类。王宇丰通过对历史时期云南地区糯稻的种植史研究得出糯稻种植在云南具有品种多样性、历史悠久性等特点，糯稻种植是维护云南生态安全重要生存模式的结论，但时下云南糯稻栽培却逐渐萎缩或日渐消失，鉴于此，他呼吁，在糯稻种植方面需深思地方品种的保护、外来品种的推广、老品种保护与新品种推广之间协调等问题。
竹子资源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重要生态价值，同时也形成当地独具特色的竹林对、竹子对、竹文化景观生态学。云南省BL大寨遍植竹子，当地居民在与竹子的长期相处中，形成了独特的拉枯族“人竹”生态体系。张辉以BL大寨拉枯族对竹的利用为对象深入田野调查，得出竹子在拉枯族日常饮食、生活生产、节日娱乐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结论，基于此，他倡议本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需对当地人竹系统加以保护。
三、国内外其他地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探讨
云南省的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这也是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
（一）国内外典型区域环境史探讨
平原山区水域及水资源开发研究。“关中—天水”地区是我国最早出现城市群雏形的地区，目前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城市的密集区。王挺通过对明代以来“关中—天水”地区的城市湖泊和池沼考察，深入剖析了这些城市湖池的实际功能与演变，通过调查发现，明代以降这一地区至少有24个城市拥有湖泊、池沼等，如今这些湖池多以湮塞，失去了湖池调节城市生态平衡、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亟待对其保护。再如大别山，是长江、淮河水系的天然分水岭。沈志富以历史时期大别山水利开发为视角，历数各朝对当地水利的开发及利弊得失加以叙述。认为，水利开发虽然可以取得暂时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其环境代价是巨大的。因此，通过对当地环境变迁的研究可知，应立足于整个流域，兼顾上下游平衡，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
草原生态区域人地之间关系研究。北方草原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生态区。崔思朋通过对以内蒙古草原为代表的草原民族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查，对游牧民族中游而牧之的生产方式、游而居之的生活方式、游而存之的生存方式的生态维度解析，认为游牧民族恰如其分的认识到了其与土地之间相依存的关系，实现了游牧民族与土地之间的和谐相处。并通过对比农耕民族的土地利用方式、观念、投入、媒介、技术等方面的不同，彰显游牧民族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性。
国外环境史生态破坏典型案例研究。王俊勇指出，灰熊是整个黄石公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是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指示器，其管理也需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在人与自然的接触过程中，过度的人为干涉是破坏生态平衡的关键，因而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如美国西部地区，颜蕾对鲍威尔的西部开发设想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鲍威尔的西部开发思想超越了当时的现实环境而无法完全推行，但鲍威尔的西部开发设想却是重要的生态思想遗产，为进步主义时代的资源保护政策提供了参照。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时代，需要对历史时期较有价值的生态思想批判的接受。再如英国，赵思安以城市结构分析为视角，对工业革命后伦敦的烟雾问题与今日伦敦成为宜居城市的比较，指出伦敦城市环境问题治理经验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再如亚洲，印度洋地区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重要移民区，朱明通过解读《穿越孟加拉湾》一书，对印度洋地区的移民及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扼要评述，指出，孟加拉湾地区历史上的移民与反移民体现了跨国流动到民族国家封闭边境的转变、再到新的迁移问题出现的长时段变迁，这也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
（二）区外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探索
贫困、乡村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规避的现实即为贫困问题，梅雪芹在前文中就“富困”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解释。陈茜则专门就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贫困问题与减贫对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剖析，指出生态文明与减贫是全球所面临的挑战。指出，探寻生态环境贫困的减贫路径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需要借助相际经营原理和族际关系论来解决生态文化贫困问题；生态权益贫困的减贫路径需要从内、外部两部分完善；生态能力贫困的减贫需要通过提高孳生能力和改善生境能力入手。乡村是人与环境结合的重要地区，而近些年来乡村无原则、无底线的开发，使乡村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刘青以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视角，认为乡村旅游虽然在繁荣农村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民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贡献，但也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乡土文化被侵蚀等。作者认为低碳经济理念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关键，需要利用政府、现代技术、制度保障等手段实现乡村旅游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態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昉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2015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要努力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区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这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背景。本次论坛的突出之处，一方面体现在双重对话。其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对话。生态文明是谋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存、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环境历史的环境发展变迁的掌握，以及对环境历史发展和出现环境问题的辩证思考。其二，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对话，论坛邀请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专家、环保及生态文明建设部门的相关领导；青年学者包括国内的大部分科研机构、高校的青年教师、博士后及研究生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多学科的碰撞与交叉。包括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民族学、生态学、生物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经过为期三天的研讨，对于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环境史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云南地区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较大提升。
[作者简介：崔思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朱凯）
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基础及二者关系探究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宗旨皆以全面反思与试图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持续永恒发展为终极目标，然而其各自的理论基础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有待深入挖掘与日益完善，这也是当下环境史学界与此次论坛所面临的基本而重要的议题之一。
（一）不同视域情境下环境史基础理论解读
环境史研究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渐凸显而逐渐推进的，国内环境史研究专家王利华、梅雪芹、韩茂莉分别基于不同视角对环境史理论加以解读。王利华以“生命中心论”为出发点，以中国古代的“农业史”和“家庭史”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人对土地与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论述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基本范畴和价值功效等，廓清了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梅雪芹以世界近代史为切入点，通过回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的生态反弹和环境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论述了其对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影响及可资借鉴之处。此外，她还对当前国外环境史界的多部重要研究论著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实现对包括环境史研究的起源（“富困”问题）、历史研究的视角（上下左右的历史）、研究的方法（跨界别与实践）、评介标准（以自然为镜）、考评、分析与功能（回溯性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基本理论的“生态史学”（家园史学）的构建。韩茂莉以历史时期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为切入点，对“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与“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证思考，通过对历史时期气候的冷暖、干湿变化对人类生活、历史时期植被地理分布、农业活动与气候变动之间关系分析，厘清了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发展历程、基本特征。
（二）不同学科维度下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解析
学者们立足于各自学科视野与基于不同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展开了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积累并提供了诸多学术文献与研究平台，本次论坛就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生态文明实践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关于生态文明理论之界定。贾卫列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适应、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方式，内涉三层含义：其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时代；其二是社会进步新的发展观——生态文明观；其三是一场席卷全球的以生态公正为目标、生态安全为基础、以新能源革命为基石的全球性生态现代化运动——生态文明建设。尹绍亭基于人类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是不同时代人类认知自然、适应和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维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知识、技术、教育、伦理、道德、信仰、法制的综合文化生态体系。吴兆录基于生态学视角认为生态文明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文明意识，利用人类的生态智慧促进“环境—生物—人类”的整体协调演进。刘少航立足于生态危机与文明发展关联之视角，认为深生态学提出生态危机源于文化危机，需要生态智慧去解决。李静基于参与者角度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参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关键作用，社会的合力影响。田挺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采用新思维，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生态文明走向中国政治生活和谐领域的前提是政府、社会、民众之间必要的思维转换。汪庆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认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天人合一”等值得借鉴的生态思想并加以诠释。
其次是生态文明与当下中国之建设目标。张修玉指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与建设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大指导理念；“两山理论”的两树实践模型；生态优势区、经济优势区、均衡发展区等三种分区管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四大目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条路径；构建与发展科学合理的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等六大体系；组织、制度、机制、资金、技术、人才、舆论等七大系统保障；区域、行业、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台港澳等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数据管理、工程实践、政策战略等八大任务；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等六大建设体系、科学发展、新常态、中国梦、人类福祉、一带一路、传统哲学、后现代主义之间等十大关系。
最后是生态文明建设及研究的相关事项。生态文明研究成为当下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出现了对生态文明滥用、随意使用的情况。鉴于此，周琼对生态文明研究中存在的“泛化”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在当下生态文明学术研究、具体实践与建设中都存有对生态文明“泛化”使用现象，着重警予在生态文明学术研究中，应注意树立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高度警惕生态文明不同形式的泛化现象，注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跟踪调查研究，避免生态文明泛化使其成为无所不包的杂容所。
（三）当下情景环境史与生态文明之深层关联解说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关系阐释。韩茂莉认为，环境历史研究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其所经历过的且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尤其是对当下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的人类生存危机进行原因追溯与全面反省，她以全球变暖导致绿洲农业发展水源短缺、冻土层解冻等对已修建青藏铁路的破坏性影响为例，深层剖析了环境史研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王利华以中国环境史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互动为阐述基点，认为环境史是一种强烈表达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质，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面梳理环境发展变迁史与系统反思各历史时期的环境问题史。梅雪芹指出，环境史研究有助于全面提升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意识自觉，有助于理解生态文明理论理念，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实践建设，是人类探索新文明形态有效途径之一。 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践案例举要。白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其先人就形成了对人与自然间关系原始的朴素生态观念。陈鑫对白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物保护思想进行研究后指出，白族的礼仪制度、传统习俗中內含着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生态价值。冯亚端重点考察傣族谚语中的生态思想，认为其包含有对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并为之添砖加瓦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关爱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有益的生态思想。深层发掘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精髓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紧迫与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张富国认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应结合现代环保思想，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建立适宜当前情境的生态保护制度，同时进行生态安全与传统文化教育，此外，还应进行环保国际合作。
二、云南省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区域建设关系探索
云南省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生态保护屏障，其生态环境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云南省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二者关系是本次论坛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一）云南省少数民族环境史与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考察
其一是具体民族与地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吴兆录对滇西北藏族地区的神山信仰与轮牧系统、彝族地区的森林崇敬与保护、哀牢山地区哈尼族的森林—梯田生态文化、西双版纳傣族布朗族地区朴素生态观与传统文化景观的历史与生态价值及其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之处进行了相关研究。赵颖考察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月湖村的水环境，认为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遵循着物质能量守恒定律，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土地的无序开发与广种烤烟等对当地农业、渔业等传统产业进行排挤，使当地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目前亟待保护。石晴通过对昆明市富民县永定镇东北的小水井苗族村环境进行实地考察，认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应坚持建设与保护并重，从建立健全基础组织、处理土地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影响等方面入手。
其二是具体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水是生命之源。徐淳通过对元明时期大理、鹤庆地区对水神信仰的考察后指出，为更好地研究与建设生态文明，需对水的利用概念进行深层的解析。
森林作为地球之肺其生态功能与作用不可小觑，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在与森林的长期共处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森林文化。何梦竹认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森林文化突出表现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人与动植物间无所不包的联系与关照、人对自然的利用与回馈的生态意识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重要启示为尊重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粮食问题一直是引发世界环境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耿金考察了清中后期滇东北矿区米价波动及其成因，认为米价波动是导致粮食种植结构与种植面积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其波动也对当地环境恶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秦文丽基于博物馆建设视角，认为云南应该结合生态文明思想与民族地区特色建立生态博物馆，少数民族生态博物馆建立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可最大化的保护和利用少数民族优势资源。
其三是环境史研究的文献方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从古至今人类如何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研究，需要依托一定的文献资料与科学方法。就云南地区而言，白玉军考察云南地区中小流域时指出，对云南地区山地生态环境史研究应坚持多学科、多源数据与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而言，云南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包括：历史文献解析、田野调查、科学技术手段、学科交叉、科学理论运用等几方面，并强调环境史研究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性实地研究为主，以历史叙事为核心，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序列转化为叙事的研究模式。此外，他还着重强调云南地区环境史研究应以中小河流聚落为空间尺度进行田野调查。王利华与青年学者就环境史研究的依托文献资料与研究方法进行了广泛经验交流，认为环境史研究除利用传世历史资料外，还应结合田野调查、传世实物资料等进行。
（二）云南省内诸区域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探查
云南省整体的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林超民认为，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应因地制宜，立足于云南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气候，纷繁的文化等自然与社会条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黄小军认为，云南省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也肩负着维护祖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任，云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以科技创新提升建设水平，以脱贫攻坚夯实建设基础，加快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全面推行环境综合治理。刘荣昆通过对云南省境内澜沧江彝族聚居区生态考察后得出传统文化的淡化易引起生态环境滑坡的结论，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应以传统文化为内涵来培育环保意识，依托山地环境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生态农业建设，唯如此，才能探索出一条把传统文化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径。李儒童等通过对《云南统计年鉴》、《云南统计公报》、《中国物价年鉴》等统计数据分析，得出云南省近14年内土地利用方面存在的缺陷：生态用地不断减少，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些都需要引起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张保立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构建云南省城市发展背景下的生态形象就成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这种城市生态形象细言之便是实现人与城市、人与自然、自然与城市之间的和谐关联。
云南省各区域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云南省各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应结合当地的具体生态环境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尹绍亭通过对昆明“翠湖人鸥情”的生动故事描述，意在阐述新中国成立后大肆围湖造田使环境遭到破坏从而对红嘴鸥的生存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也在客观上使人鸥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基于此，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应重塑“人鸥生态文化系统”的建议。徐俊六对大理洋人街旅游区考察后认为，洋人街旅游区在开发过程中造成了当地环境的严重破坏，若想使洋人街旅游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在引入生态文化，打造多元文化融合的文化形态方面积极努力。李洋认为，虽然自1949年以来，滇池围湖造田在短时期内获得粮食的丰产与土地的增加，但其付出的环境代价却是巨大的，今后在云南高原湖泊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汲取此方面的经验教训。霍仁龙以掌鸠河流域为调查对象，就西南山地近三百年来的人口发展、土地开发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得出了明清以来流域内的移民增加，致使山区土地大量开垦，山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结论，认为唯有有效控制山区耕地的继续扩张，在当地开展减灾与防灾工作才能卓有成效。方晓以中缅边境地区森林火灾的预防与扑救为例，对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安全维护进行了探索，得出了中缅边境地区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调动三方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才能实现生态环境的跨区域管理的结论。 （三）云南省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追查
古籍史料中动植物资源保护利用经验之借鉴。张冠凯基于《云南志》、《新唐书》、《通典》等古籍史料中对唐代南诏地区动植物的相关记载，对历史上云南地区的动植物资源进行了详尽考察，意在展示云南地区自古即为生物多样性的分布地区，此外还就此地区丰富生物资源与人类间关系进行描述，意在展示人与自然间的生态和谐性。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之一。生物多样性存在对于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与重大意义。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在物种持续生存与发展方面的重要举措。吴兆录基于植物学与生态学视角，指出云南地区的生物具有多样性特征，认为本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坚持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反对在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对自然毫无节制的利用、征服、改造等单向度行为，坚持人与自然应协调发展之理念。吴良早等对昆明城区22处大学校园和公园绿地植物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记录在案的716种植物中，草本植物占46.51%、乔木植物占27.79%、灌木植物占22.49%、藤本植物占3.21%，其中多为外来物种，这组数据意在表明：在人为构建而非自然生成的生态系统中，各种负面效应均一览无遗，鉴于此，对本地区优良传统植物文化的保護已提上日程。魏晓欣认为，民族地区的生物具有多样性特征，民族地区的居民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生物多样性保护途径包括民间法、宗教、地方传承人三种形式，若想使本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存续，需要探索适合民族地区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渗透的生物多样性多元保护机制。
生态文明语境下具体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生物资源纷繁复杂、种类繁多，若按功能角度可将其分成可食用和兼具使用与食用的生物资源两类。王宇丰通过对历史时期云南地区糯稻的种植史研究得出糯稻种植在云南具有品种多样性、历史悠久性等特点，糯稻种植是维护云南生态安全重要生存模式的结论，但时下云南糯稻栽培却逐渐萎缩或日渐消失，鉴于此，他呼吁，在糯稻种植方面需深思地方品种的保护、外来品种的推广、老品种保护与新品种推广之间协调等问题。
竹子资源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重要生态价值，同时也形成当地独具特色的竹林对、竹子对、竹文化景观生态学。云南省BL大寨遍植竹子，当地居民在与竹子的长期相处中，形成了独特的拉枯族“人竹”生态体系。张辉以BL大寨拉枯族对竹的利用为对象深入田野调查，得出竹子在拉枯族日常饮食、生活生产、节日娱乐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作用的结论，基于此，他倡议本区域生态文明建设需对当地人竹系统加以保护。
三、国内外其他地区环境史与生态文明建设探讨
云南省的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借鉴国内外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这也是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
（一）国内外典型区域环境史探讨
平原山区水域及水资源开发研究。“关中—天水”地区是我国最早出现城市群雏形的地区，目前也是我国西北地区城市的密集区。王挺通过对明代以来“关中—天水”地区的城市湖泊和池沼考察，深入剖析了这些城市湖池的实际功能与演变，通过调查发现，明代以降这一地区至少有24个城市拥有湖泊、池沼等，如今这些湖池多以湮塞，失去了湖池调节城市生态平衡、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功能，亟待对其保护。再如大别山，是长江、淮河水系的天然分水岭。沈志富以历史时期大别山水利开发为视角，历数各朝对当地水利的开发及利弊得失加以叙述。认为，水利开发虽然可以取得暂时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其环境代价是巨大的。因此，通过对当地环境变迁的研究可知，应立足于整个流域，兼顾上下游平衡，达到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最大化。
草原生态区域人地之间关系研究。北方草原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屏障与生态区。崔思朋通过对以内蒙古草原为代表的草原民族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查，对游牧民族中游而牧之的生产方式、游而居之的生活方式、游而存之的生存方式的生态维度解析，认为游牧民族恰如其分的认识到了其与土地之间相依存的关系，实现了游牧民族与土地之间的和谐相处。并通过对比农耕民族的土地利用方式、观念、投入、媒介、技术等方面的不同，彰显游牧民族土地利用方式的生态性。
国外环境史生态破坏典型案例研究。王俊勇指出，灰熊是整个黄石公园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也是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指示器，其管理也需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在人与自然的接触过程中，过度的人为干涉是破坏生态平衡的关键，因而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如美国西部地区，颜蕾对鲍威尔的西部开发设想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鲍威尔的西部开发思想超越了当时的现实环境而无法完全推行，但鲍威尔的西部开发设想却是重要的生态思想遗产，为进步主义时代的资源保护政策提供了参照。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时代，需要对历史时期较有价值的生态思想批判的接受。再如英国，赵思安以城市结构分析为视角，对工业革命后伦敦的烟雾问题与今日伦敦成为宜居城市的比较，指出伦敦城市环境问题治理经验对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再如亚洲，印度洋地区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重要移民区，朱明通过解读《穿越孟加拉湾》一书，对印度洋地区的移民及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扼要评述，指出，孟加拉湾地区历史上的移民与反移民体现了跨国流动到民族国家封闭边境的转变、再到新的迁移问题出现的长时段变迁，这也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
（二）区外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探索
贫困、乡村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规避的现实即为贫困问题，梅雪芹在前文中就“富困”问题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解释。陈茜则专门就生态文明视域下的贫困问题与减贫对生态文明建设做了剖析，指出生态文明与减贫是全球所面临的挑战。指出，探寻生态环境贫困的减贫路径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需要借助相际经营原理和族际关系论来解决生态文化贫困问题；生态权益贫困的减贫路径需要从内、外部两部分完善；生态能力贫困的减贫需要通过提高孳生能力和改善生境能力入手。乡村是人与环境结合的重要地区，而近些年来乡村无原则、无底线的开发，使乡村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刘青以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视角，认为乡村旅游虽然在繁荣农村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农民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贡献，但也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乡土文化被侵蚀等。作者认为低碳经济理念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关键，需要利用政府、现代技术、制度保障等手段实现乡村旅游开发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相关尝试。崔新婷比较了北京市的两种绿化标准，一种是以频繁拔天然草、浇水、修剪、清除落叶等精细管理为主；一种是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乡土植物不少于70%且落叶覆盖土壤的粗放管理。认为这两种标准存在相互矛盾。并以单一植物马唐草和天然植物群落为例，指出杂草具有浇水少、消减雾霾、吸收金属污染、修复土壤等生態价值。建议城市绿化应转变观念，回归传统生态文化自信。刘凯运用综合指数计算2014年中国的289个地级以上城市绿色化水平。指出，地级以上城市绿化整体呈现出从东南向西部递减的趋势。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对城市空间的绿色化予以关注，提升城市生态功能。曾昉等通过对贵阳市花溪大学城建设中产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论述。指出，协调这一冲突应建立冲突协调、公众参与、生态补偿与法律保障等机制。如唐山，王瓒玮指出，大地震后的唐山成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及凸显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指出，人类面临无法规避的自然灾害，只能用向自然俯拾身躯的姿态来重新整肃社会系统的发展形式。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保障相关问题。从生态文明建设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而言，罗艺指出，创建生态城市，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各地虽然掀起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热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从国内外实践来看，生态城市建设亟须法制保障。从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进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专门化的环境执法机构、执法严格、培养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等开展。王璐以地方民事诉讼案件为视角，对光绪初年吐鲁番地区的多起民事案件加清代地方府州、吐鲁番同知，以及乡约、阿訇、台吉、伯克等在案件处理中的作用、影响等做了分析，这对于民族地区的云南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四、结语
2015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强调，云南要努力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的示范区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这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背景。本次论坛的突出之处，一方面体现在双重对话。其一，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的对话。生态文明是谋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存、人类社会永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对环境历史的环境发展变迁的掌握，以及对环境历史发展和出现环境问题的辩证思考。其二，资深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对话，论坛邀请了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研究领域的专家、环保及生态文明建设部门的相关领导；青年学者包括国内的大部分科研机构、高校的青年教师、博士后及研究生等。另一方面体现在多学科的碰撞与交叉。包括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民族学、生态学、生物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多个学科。经过为期三天的研讨，对于环境史与生态文明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环境史研究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云南地区环境史研究与生态文明建设等都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较大提升。
[作者简介：崔思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