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去25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能量，但是专家普遍认为，时至今日，各种改革已近尾声，体制转型虽然仍有潜力可挖，但要以此支撑下一个十年的超常增长，似乎勉为其难。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必须对未来的经济增模式进行抉择，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可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在这个背景下，“重化工业化”成为近年来政府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吴先生的这本书是对“重化工业化”理论的一个回应和批判。他回顾了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以及前苏联和我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利弊得失，认为重化工业化道路对中国而言是“扬短避长”，造成整体经济效益的下降。他进一步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认为中国必经放弃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并转变到以提高效率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来，而完成这个转变的核心“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各级政府偏离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成为经济结构的主要调节者，是过度投资、产业结构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对经济资源的行政支配不但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还会造成政治上的破坏。各级官员掌握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所造成的“寻租”和“设租”环境，造成现在层出不穷的贪污受贿和盗窃公共财产的腐败案件。
　　针对这种情况，吴先生认为，当前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程中，关键中的关键，乃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下的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转变增长方式，一方面，必须限制各级政府配置资源和直接干预企业与个人微观决策的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履行应有职能，建设有效政府。首先政府要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法治环境；其次，政府有责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社会需求总量进行调控，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三，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有选择地运用政府力量弥补市场的不足。
　　吴老总结认为，目前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建立健全内涵增长的制度基础”，这样的分析和论断可谓一针见血。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但是，“只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迫切任务能否完成，将最终决定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