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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没有止境的。为了到更高的地方，吴天一身上数得清的骨折就有14处，最严重的一次，车从山上翻下去，他左边4根肋骨、肩胛骨都摔断了，髌骨粉碎性骨折，腓骨胫骨也断了。但是106天后，他又骑着马出发了。
对于这位研究高原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来说，这些山路是他做研究的必经之路。他所在的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在西宁，他不熟悉西宁的街道，却知道青海很多县、乡的确切海拔。同事们都知道吴天一有个“毛病”——“到了州上问哪个县海拔最高，到了縣上问哪个乡最高，到了乡里问哪个村最高”，几乎没有例外。
爬阿尼玛卿山时，吴天一56岁。他和同事们将腰间的绳索连接在红色登山绳上，贴着陡峭岩壁向前走。他排在队伍的最前端。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联合医学学术考察队在阿尼玛卿山开展考察。日本队员在海拔5000米做了10天实验后，大多发生明显的高原反应。日方队长酒井秋男告诉吴天一，自己的队伍将集体下撤，而作为中方队长的吴天一决定，带领中方队员向更高海拔攀登。
更高的海拔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如今，全世界都按吴天一和团队提出来的“青海标准”诊断慢性高山病。这是医学领域第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命名的诊断标准。
他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不够高，但他们长年在缺氧环境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让很多踏上青藏高原的人受益。吴天一主编的3本高原病科普书籍，成了青藏铁路列车上的常见读物。
可吴天一还想到更高的地方去。今年84岁的他计划再去趟珠峰，他一直惦念着在那里建个“特高海拔高山医学实验站”。上一次去时，他81岁。
除爬山外，吴天一还经常钻进西宁研究所里的高低压氧舱做实验。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低压氧舱将他“送达”海拔四五千米的缺氧环境进行实验，高压氧舱能救治危重病人。
这个高低压氧舱是吴天一参与设计的，他也是第一个进舱实验的人。他的耳鼓膜在压力变化中多次被击穿。最近一次是2011年，76岁的吴天一在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坚持和国外同行一起早上7时30分进舱，晚上10时30分出舱，一次模拟海拔快速下降中，他的耳鼓膜又被击穿。现在，他的耳鼓膜因为疤痕变厚，来访者说话响亮点儿他才能听清。
“我们一辈子跟天打交道的人，应该是要有付出的，才能做出成绩来，这一点没有什么后悔的。”吴天一说。
1958年，他和妻子响应号召，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青海建设。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开垦，出现了心慌、胸闷、头疼等反应。当时人们对高原病缺乏认识，诊断和治疗手段也相对落后，得了高原病的年轻人要么被迫离开青海，要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吴天一看到这些，决定开始研究高原医学领域。
1963年和1965年，吴天一在我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报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专家。
上个世纪80年代起，研究所开始组织“高原医学远征军”，科研队前往高海拔、以藏族为主要群体的县域，进行以高原心、肺功能为中心的现场研究。
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吴天一担任青藏铁路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保证了这条线路上的14万余名筑路工人无一人因为高原病死亡。
这里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尔走快一点儿就头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气。有人回忆，当时连施工用的卡车都需要“吸氧”——司机每天要用氧气瓶对着卡车的空气滤清器喷氧。
“我当时提出来，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时那样，用卡车把那个氧气罐拉上去又拉下来，那个不够用的，必须要建制氧站。”吴天一说。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共建起23个制氧站、25个高压舱站、若干高压袋。在高压氧舱里，“人就相当于到了海平面”。除此之外，吴天一提出了“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时建立三级医疗机构，平均每10千米一个医院。
他甚至想到了员工起夜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别小看晚上去厕所，很多人就可能倒在这‘一泡尿’上。”吴天一解释，“人夜里跑出去上厕所，很可能懒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气温在零下30-40摄氏度，一旦感冒发生高原肺水肿就可能致死。”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使用了带有取暖设备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在冬天保障工人夜间去厕所不感冒，夏天防止环境污染。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阿尼玛卿山考察，吴天一带领的中国科研队在登山的同时，也拿自己做实验。海拔5000米以上，他们每上升50米，就对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对氧气的利用率等进行记录，检测应激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海拔5620米处，他们建立了特高海拔高山实验室，获得大量高山生理资料。
加上前期准备，吴天一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双眼因雪地反射和强紫外线患上了白内障，不得不植入晶体治疗。
即便如此，吴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称为“人间科学的天堂”。他和队员们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
对于这位研究高原病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来说，这些山路是他做研究的必经之路。他所在的青海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在西宁，他不熟悉西宁的街道，却知道青海很多县、乡的确切海拔。同事们都知道吴天一有个“毛病”——“到了州上问哪个县海拔最高，到了縣上问哪个乡最高，到了乡里问哪个村最高”，几乎没有例外。
爬阿尼玛卿山时，吴天一56岁。他和同事们将腰间的绳索连接在红色登山绳上，贴着陡峭岩壁向前走。他排在队伍的最前端。
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日联合医学学术考察队在阿尼玛卿山开展考察。日本队员在海拔5000米做了10天实验后，大多发生明显的高原反应。日方队长酒井秋男告诉吴天一，自己的队伍将集体下撤，而作为中方队长的吴天一决定，带领中方队员向更高海拔攀登。
更高的海拔带来更多的研究成果。如今，全世界都按吴天一和团队提出来的“青海标准”诊断慢性高山病。这是医学领域第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并命名的诊断标准。
他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不够高，但他们长年在缺氧环境中取得的科研成果让很多踏上青藏高原的人受益。吴天一主编的3本高原病科普书籍，成了青藏铁路列车上的常见读物。
可吴天一还想到更高的地方去。今年84岁的他计划再去趟珠峰，他一直惦念着在那里建个“特高海拔高山医学实验站”。上一次去时，他81岁。
除爬山外，吴天一还经常钻进西宁研究所里的高低压氧舱做实验。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低压氧舱将他“送达”海拔四五千米的缺氧环境进行实验，高压氧舱能救治危重病人。
这个高低压氧舱是吴天一参与设计的，他也是第一个进舱实验的人。他的耳鼓膜在压力变化中多次被击穿。最近一次是2011年，76岁的吴天一在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坚持和国外同行一起早上7时30分进舱，晚上10时30分出舱，一次模拟海拔快速下降中，他的耳鼓膜又被击穿。现在，他的耳鼓膜因为疤痕变厚，来访者说话响亮点儿他才能听清。
“我们一辈子跟天打交道的人，应该是要有付出的，才能做出成绩来，这一点没有什么后悔的。”吴天一说。
1958年，他和妻子响应号召，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的大批青年共同支援青海建设。身体强壮的年轻人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地区开垦，出现了心慌、胸闷、头疼等反应。当时人们对高原病缺乏认识，诊断和治疗手段也相对落后，得了高原病的年轻人要么被迫离开青海，要么忍受着疾病的折磨。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吴天一看到这些，决定开始研究高原医学领域。
1963年和1965年，吴天一在我国首次综述报告了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报告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专家。
上个世纪80年代起，研究所开始组织“高原医学远征军”，科研队前往高海拔、以藏族为主要群体的县域，进行以高原心、肺功能为中心的现场研究。
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吴天一担任青藏铁路二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保证了这条线路上的14万余名筑路工人无一人因为高原病死亡。
这里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摄氏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人走在工地上，偶尔走快一点儿就头痛欲裂，需要大口大口喘气。有人回忆，当时连施工用的卡车都需要“吸氧”——司机每天要用氧气瓶对着卡车的空气滤清器喷氧。
“我当时提出来，不能像建青藏公路时那样，用卡车把那个氧气罐拉上去又拉下来，那个不够用的，必须要建制氧站。”吴天一说。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施工沿线，共建起23个制氧站、25个高压舱站、若干高压袋。在高压氧舱里，“人就相当于到了海平面”。除此之外，吴天一提出了“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和方案，同时建立三级医疗机构，平均每10千米一个医院。
他甚至想到了员工起夜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别小看晚上去厕所，很多人就可能倒在这‘一泡尿’上。”吴天一解释，“人夜里跑出去上厕所，很可能懒得穿好外套，但外面气温在零下30-40摄氏度，一旦感冒发生高原肺水肿就可能致死。”在他的建议下，青藏铁路使用了带有取暖设备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在冬天保障工人夜间去厕所不感冒，夏天防止环境污染。
上世纪90年代初那次阿尼玛卿山考察，吴天一带领的中国科研队在登山的同时，也拿自己做实验。海拔5000米以上，他们每上升50米，就对自己的心肺功能和对氧气的利用率等进行记录，检测应激状态下人的生理反应。海拔5620米处，他们建立了特高海拔高山实验室，获得大量高山生理资料。
加上前期准备，吴天一在阿尼玛卿山海拔4660米到5620米做了5年高山生理研究。他的双眼因雪地反射和强紫外线患上了白内障，不得不植入晶体治疗。
即便如此，吴天一仍把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称为“人间科学的天堂”。他和队员们开拓了“藏族适应生理学”研究，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为人类低氧适应建立起一个理想的生物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