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取向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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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红楼梦研究历史悠久,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众多译本中,由中国知名学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即《红楼梦》和David Hawkes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s即《石头记》是影响深远的两部完整的译本。这两种译本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本文就《红楼梦》的两个不同翻译版本的比较,浅谈文化取向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
  关键词异化 归化 文化取向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翻译中最难译的不是文本的语言,而是文本中蕴含的文化因素。其根源在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一种文化中属不言而喻的一些词语,到了另一种语言文化中却常常令人难以理解。例如当我们翻译“班门弄斧”和“东施效颦”时,或者是翻译“柔肠寸断”或“肝胆相照”这类成语时,由于这些成语富含文化底蕴或为中国所熟知的意象,如果照字面翻译,将无法解决其间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困难,所以常常只能向译入语读者进行解释性翻译。另一方面,在把“I’m as poor as Job” “What a door of an Aladdin’s cave it seemed to be”这类习语译成汉语时,如果不加以说明,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中国读者将很难理解。因此文化差异是译者在翻译中遇到的最大难题。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正因为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转换,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尤其是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较大的文本。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归化与异化
  
  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一般可分为两种方法:主要以源文化为归宿和主要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前者即所谓“异化”(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原语的文化及作者的遣词用字习惯;后者则为“归化”(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应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因素,则认为“异化”和“归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3《红楼梦》两种翻译版本比较
  
  《红楼梦》是一部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经典著作。它所受到的关注和推崇可谓是史无前列的。由知名学者杨宪益及其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即《红楼梦》和David Hawkes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s即《石头记》,这两种译本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本文就以上讨论的“异化”与“归化”问题对这两个译本的第三回加以比较。
  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的手段来处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本中尽可能地保留源语文化,使读者读完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多少有点了解。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的手法,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中英两种不同文化的冲撞,使读者能更好的理解译文。下面我们从细节方面来看一看。
  首先从比喻方面看:在黛玉刚刚进门见到贾母“方欲拜见时,早被她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哭起来”。这里“心肝儿肉”是中国人很常见的一种叫法,通常是长辈叫自己宠爱的晚辈。杨译做“Dear heart! Flesh of my child”显然是一种直译,把中国传统文化译了出来。霍译为“My pet! ”and “My poor lamb”则符合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因为在他们印象中,羊是一种温顺、惹人喜爱的动物,所以把自己的小辈这样叫是表达了喜爱之情,他们容易理解。另外,贾宝玉见到林黛玉时说道“如今来了这么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这里把林黛玉比作神仙。我们看两位翻译家分别是如何译的。杨译为a fairy,因为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有“美若天仙”这个四字成语,大家已经不用想就明白林黛玉的在贾宝玉眼中的形象。Fairy在英语中就是神仙的意思,所以杨先生做了“异化”处理。霍则译为an angel,天使在西方人心目中是可爱美丽的,但其带有宗教色彩。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译对于英美读者来说当然更为自然,更容易接受。
  其次让我们从语言文化上看看有哪些不同:宝玉会叫贾母“好祖宗……”其中“祖宗”这个称呼是中国语言文字中特有的,虽然英语中有ancestor 等词表示祖宗,但他们都是用于已故的人。而这里显然是宝玉用来叫自己的祖母的。杨译为“Dear Ancestress”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没什么不妥。霍译为“Dearest Grannie”则更符合英美人的思维,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生活用语的不同之处。可能我们习以为常的称呼,在他们看来就很难以理解。所以霍教授采用了“归化”法来避免这种文化冲突。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人名的翻译。人物别名翻译对艺术形象塑造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人物别名翻译依赖于译者对文化背景的认知和理解以及译者对别名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处理。人物别名是勾勒人物形象的速成方式,因而人物别名的翻译要到位,人物形象才能独立起来,不会削减韵味。比如《红楼梦》第三回中王熙凤一出场,贾母便向林黛玉介绍说叫她“凤辣子”这样王熙凤的形象便跃然纸上,除了外貌描写,这一别名让读者认识到王熙凤的性格特点,(下转第173页)(上接第162页)所以杨译的Fiery Phoenix告诉了我们王熙凤的性格,因为fiery 在英语中形容人是就表示此人容易发脾气,很火爆。而phoenix是一种可以重生的神奇的鸟。对于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来说是很难理解其意的。霍译的Peppercorn Feng 的pepper是辣椒粉的意思,也可以说明人的性格比较火爆,后者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似乎更易接受。可以看出两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选择的词是截然不同的。
  
  4 讨论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译者在处理源语言文化信息的基本倾向:杨基本遵循以源文化为归宿,霍基本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当然,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采用一种方法。比如在翻译贾家四姐妹,元春、迎春、探春和惜春,杨和霍都采用了音译法,所以两种译法并不是互相矛盾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异化”和“归化”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两种译本对读者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其所完成的翻译目的不一样,所适应的读者群也不一样。首先,作为译者,杨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归宿的方法,即“异化”的方法;霍的翻译目的则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于译文读者,是为了一般的英美读者翻译的,所以采用了“归化”。可见由于翻译的目的不同,读者对象不同,翻译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
  5 结语
  翻译中“异化”“归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但这里必须之处两点:一是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这是因为评论家和出版商往往更注重译作的可读性,一般读者也喜欢通俗易懂的译文。二是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以源语言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将越来越有可能广泛地被运用,最终可能会占上风。但无论怎么发展,“异化”和“归化”将永远同时并存,缺一就不成其为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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