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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十几年把破败的小厂发展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集团，1995年2月，一封举报信终结了他“一代烟王”的神话，最终因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锒铛入狱
1979年，褚时健入主玉溪卷烟厂。“当时组织部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塔甸煤矿当厂长，一个就是玉溪卷烟厂。”而褚时健选择玉溪卷烟厂的理由只是因为，“嫂子（马静芬）想去城市住，她闹着哥哥去玉溪。当时的烟厂是谁也不去的地方，工艺水平特别差，整个厂子都是灰蒙蒙的，工资又只有其他厂的一半左右，当时所有人最想进的是化肥厂”，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说。
从1979年担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开始，褚时健用十几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年创利税200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把“红塔山”打造成中国烟草第一品牌，当时有小学生考試答题，在“中国五大名山”中填上了——“红塔山”。
并不愉快的开始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由新平戛洒搬往玉溪。玉溪卷烟厂派了3个人和一台大卡车到戛洒，帮褚时健搬家。
到了玉溪卷烟厂，出现在褚时健和马静芬眼前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地面污水横流，无论厂房还是职工宿舍，一看就是年久失修，房子与房子之间搭着各种鸡窝、煤棚，一派脏乱的景象。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厂区路上摇晃到一排50年代修建的“干打垒”（土木平房）前，司机指了指其中一个门说：“厂长，就是这里了。”
房子只有20多平方米，包括一个房间一个厨房，房间里一张上下床就占去了大部分面积。“这咋个住？”马静芬问褚时健。褚时健也不好说什么，只打着哈哈：“先搬先搬。”最后，一家人在一堆木板、木条和木箱的包围中住了一夜。
烟厂管生活的党委副书记例行工作过来看望，褚时健问：“你们是不是和我住一样大的房子？”副书记看了看房子，有些不好意思：“要宽点儿。”褚时健有点儿挂不住脸色了：“那怎么给我住这么小的？”副书记坐不住了：“我去问房管组的人。”第二天就通知说有一套48平方米的空房子，是前任厂长搬走后空出来的。于是褚时健又搬了一次家。
当时他还不知道，在玉溪卷烟厂，一个空降而来的厂长必然会受到如此“待遇”。卷烟厂历来都有内部提拔干部的传统，当时烟厂的领导班子不包括褚时健共有12个人，在这些人中除了有两位是老革命干部外，其余的全部是内部提拔的。他们对于上级安排的外来“空降兵”有着本能的排斥。
褚时健进烟厂第二天，就到附近职工的宿舍了解生活情况。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的情况依然让他十分震惊。
有一名在工厂工作多年的老职工，祖孙三代挤在28平方米的房子里。这还算条件好的，还有两家人共住一个28平方米房子的情况。为了避免尴尬，房子中间就用草席隔开。住在里面的一家人要出门必须经过另外一家才能走出去。那时候厂里的经济条件差，男职工很难找到厂外的女朋友，厂里的女职工也很难嫁出去。褚时健还听说过好几起男女恋爱分手的事件，都是嫌弃本厂的职工生活条件太困难。
厂房里的情况更是让褚时健难以接受，在车间的生产线，很多时候都只有一名工人在干活儿，其他工人要么在围观，要么在闲聊、打盹儿。极少一些干活儿卖力的工人也被议论为“憨傻”，很多职工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样。况且当时烟厂干活儿越卖力，产量越多，积压的产品越多，这无异于自找麻烦。
1978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是27.5万箱。1979年总产量是30万箱，但是有6万多箱积压在仓库里，还有很多退货。红梅香烟是厂里的拳头产品，退货率也最高。一翻财务报表，有时某一天的退货量比销售量还要大。大多数退货都是因为质量问题，一包烟本应该有20根，很多却只有十八九根;一条烟是10盒，有的居然只装9盒。香烟的外包装箱质量也很差，经过长途运输，很多纸箱还没到客户手中就已经破烂不堪了。因此，很多香烟销售单位拒绝销售红梅香烟。
后来褚时健用一句话总结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员工是软、散、懒，车间是跑、冒（气）、滴（水）、漏（原料）。
最为糟糕的场景出现在1980年初，云南省召开的一次大规模香烟评吸会上。褚时健非常重视这次评吸会，他从红梅烟中精挑细选了一部分参加这次评吸会。现场的十多名专家在评吸红梅烟时，只吸了一口就给出了评语：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的成熟度不够，缺乏烟草固有的香气。卷烟用的纸张很劣质，薄、脆，轻轻一按就裂开，包装箱也是又薄又差。
当评委当众念出“辣、苦、呛”的评语时，褚时健坐不住了，打了个手势让评委停下来。他站起身说：“谢谢大家，情况确实令人恼火。下次来我们一定争取让各位专家满意。”
这次评吸会对好强的褚时健来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对红梅烟的评价深深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他很愤怒，很沉重，但他一点儿也不沮丧，相反有一丝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比想象中要多得多，有挑战和忙碌的日子是他喜欢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活可以过得有点儿意思了”。
马静芬形容此后的褚时健：“整天只知道埋头工作，有人拿榔头敲他一下，他才抬起头来：‘谁刚才打我？’”
“一个搞糖厂的老头，要来搞卷烟？他行吗？”
褚时健到厂里听到的第一句质疑就是：“一个搞糖厂的老头，要来搞卷烟？他行吗？”
初到卷烟厂，褚时健这个从小镇来的、不懂香烟的新厂长便受到了排挤。褚时健能感觉到职工们对他明显的敌意。这敌意，来自于几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的国企里，在职工们的惯性思维里，褚时健是领导，也就是“当官的”，这样的人就是来指挥职工们的，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的。“厂长不就是喝喝茶，看看报，背着手走走？”职工们平日里大多都这样评价领导。
第二，褚时健是一个烟草外行。在这些职工们的眼里，即使你官位再高，但作为一个新来的，从对烟的了解上来说，还不如一个老职工，这样的外行，凭什么来领导内行？甚至在一次车间检查过程中，一名职工扛着一箱烟丝，故意用胳膊肘碰撞褚时健，边走边喊：“让一让，让开让开！别挡着干活了！” 褚时健心里清楚，要想赢得这些职工的尊重，只有从内心深处替工人们着想，为职工们谋福利，快速积累烟草行业的专业知识，为烟厂的发展出谋划策、指明方向，才能在职工们心目中树立权威。在褚时健看来，权威不是发号施令、不是端着架子，是真正地与员工们融为一体。
褚时健曾经一再说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工厂领导，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特点，那么即使能力再强也只会盲目指挥。“业务一定要好。”他说。
锅炉事件是褚时健年老后最津津乐道的一件。褚时健到烟厂工作不久，技术难题就来了。两台锅炉中的一台出现故障，需要大修。当时正是烟叶复烤的季节，如果锅炉跟不上，烟叶就面临霉变，损失就大了，而且还极有可能连带造成工厂停产。褚时健立即找来了维修部门的负责人，询问维修工期。
“以前革委会张主任带着我们修一般都要四十八九天，褚厂长我看你还比较懂行，要不我们让你8天，40天修好吧。”车间维修工貌似开玩笑，但实际上是挑衅。
褚时健也不生气：“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时间？4天！是我让步还是你们让步你看着办。我如果让步，对国家不好交代，你要让步，大家都好说。”
维修工们不出声，褚时健强调了一句：“4天必须修好。”“那我们就不敢修了。”维修负责人准备撂挑子。
褚时健已经预料到他要这么说，卷了卷袖子：“你不是说以前的主任是亲自指挥吗，这次我也来和你们一起修。”
最终，原计划4天修好的锅炉，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就开始正常运转了。褚时健转头问工人：“小杂种，你们不是说以前主任带都要四十八九天吗？你看这次几天就修好了？！”褚时健很少骂人，每次骂人，“杂种”是必备词。
工人回答得直接：“以前让我们苦战15个昼夜也不给我们喝一碗稀饭。不像现在，晚上还有加餐，那么大碗肉酱米线。”
褚时健来到玉溪卷烟厂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盖房子，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最终，褚时健在烟厂站稳了脚跟，赢得了职工的信任。
在褚时健掌管玉溪卷烟厂的第二个年头，有身边的亲友提醒他：“为国企做事，小心是第一位，为什么太多人明哲保身，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是因为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不是简单的事，稍有差错或大意，极有可能为自己惹来大祸。”也有人劝褚时健加紧在工厂安置一些自己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拍巴掌叫声好的人都没有，实在势单力薄”。这些话，褚时健听了不止一次。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生性简单，不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在犹豫不前和义无反顾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后者。他说：“一个50多岁的人了，没有很多机会了，谈什么后路？不管了，动手干。”
“中国烟草大王”最大的特点：“很敢”
“哥哥很敢”，在褚时佐看来，这是一手缔造红塔集团，被称为“中国烟草大王”的褚时健最大的特点。
刚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就发现生产设备早已过时。他决定，更新设备，提高效率。正好云南省輕工业厅有两台英国制造的MK9-5烟支卷接机的引进名额。
1983年，烟厂由原来的轻工业部下放到各省管理后，企业融资体制由拨款改为贷款，并且在还贷后可以退税，不过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不能偿还贷款的话，负责人就要被抓去坐牢，所以其他厂子的人全都不敢动了，只有褚时健敢。褚时健四处找贷款，他对褚时佐说：“要是贷款还不了，我被抓了，嫂子和侄儿侄女就交给你了。”
最终，玉溪卷烟厂几乎揽下云南全部的外汇，购买了英国和美国的设备。从1984年到1986年，所有的进口设备陆陆续续调试完成，开始投产使用。这是当时国内所有烟厂里最豪华的设备阵容，马静芬对褚时健开玩笑：“这下厂里要飞上天了吧？”
机器迎进了门，也迎来新的难题：怎么才能让这套设备发挥出最好的作用？摆在褚时健面前的，首先就是原料问题。怎么才能实现这原料的进口？褚时健选择了和广东人做串换。褚时健将成品香烟用出厂价与广东商人串换低于国家调拨价的各种高级辅料。
有了这些辅料，在MK9-5卷接机开机短短两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赚回了包括机器引进、原料采购等项的全部投资4875.7万元。
第二年，玉溪纪委因为褚时健串换辅料，视之为“投机倒把”，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沉默了几天，没做任何申辩：“想想我们赚的钱，这个罪名我扛了。”
MK9-5安装好了、辅料问题也得以解决，大家抱着很大希望，不料日产量只有设计产量的50%。技术人员一头雾水，当初反对引进的人看起了笑话。英国专家说：“机器没问题，你们的烟叶有问题，需要高质量的烟叶。”
褚时健决定直接进入烟叶种植环节，建立自己的烟叶供应系统。当时烟草是计划的，能买多少烟叶，卖多少烟都是国家直接批的。这必然触犯既有利益格局，被看作是“把烟厂的桶伸进烟草公司的井来舀水”。但褚时健不为所动，他绕过烟草公司直接找附近的通海县委和县科委，建了第一块“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具体做法是，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化肥，帮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但所有烟叶都必须卖给玉溪卷烟厂。这就是著名的“把第一车间建在农田上”。1985年，他去美国考察，吸取经验，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大大提高了烟叶的质量。
为了突破“统配（烟草）包销（卷烟）”体制，褚时健向云南省烟草公司提出把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三合一”。这是破天荒的改革想法，被省长办公会议批准，褚时健又兼任了烟草分公司经理和专卖局长。
“第一车间”不仅为玉溪卷烟的腾飞创造了条件，而且也让当地的农民富裕了起来，农民的收入比原来提高了二三十倍。
“第一车间”刚开始的时候，全国的同行们都在观察褚时健到底想做什么;仅仅两三年之后，当“红梅”“红塔山”等品牌香烟开始畅销全国的时候，同行们这才醒悟过来，但是为时已晚。到了1987年，玉溪卷烟厂已经超越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卷烟厂，坐上了全国烟草行业头把交椅。 全国的同行都惊讶于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是如何把一个效益极差、在全国都排不上号的卷烟厂做到全国第一的。一时之间，贵州、河南、四川等种烟大省，都在当地政府的带队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云南向玉溪卷烟厂取经。
到了1988年，“红梅”“阿诗玛”“红塔山”已经成为畅销全国的名烟。特别是价位较高的“红塔山”，被人认为，它让中国人抽烟的姿势也优雅起来。
玉溪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
如果说在1988年之前，褚时健成就了一个企业，那么1988年之后，他开始成就一个品牌：红塔山。实际上，“红塔山”师出有名。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玉溪卷烟厂就推出了“红塔山”品牌的香烟，并且在上面印有“送给毛主席”几个字，托人专门送到了中南海。这是一款带着浓厚时代色彩的卷烟。
红塔山品牌给玉溪卷烟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利润年年递增，知名度日益提升。在90年代中期，玉溪小城因为烟厂变得热闹非凡，据说当时玉溪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当然，实质是为“红塔山”香烟而来。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学习取经。在烟厂附近的宾馆里，住着各种各样希望与玉溪卷烟厂达成业务合作的大小商家。甚至有人愿意拿出10万元人民币，只为与褚时健吃一顿饭。
找褚时健最多的，是希望拿到签着“褚时健”三个字的批条，也就是批准从玉溪卷烟厂批发香烟的纸条，很多人也称之为“烟条”。
按照国家香烟生产销售政策，香烟的价格分为调拨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指导价格三种：调拨价是烟草工业企业也就是烟厂卖给烟草公司或者烟草局的价格，相当于一级批发价。批发价指的是烟草公司卖给有香烟经营资格证的商户的价格，然后就是零售价。以“红塔山”为例，调拨价为每条30元左右，批发价为60元，零售价就到80元。中间的差价很大，因此就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以调拨价格购买。
除了正常渠道销售的香烟之外，国家规定每个烟厂可以留出10%的香烟自主销售。这个10%的销售空间意味着两方面：一是意味着拿到批条的人拿到了一笔财富;二是意味着褚时健的权力的确很大很管用，他的一张批条就意味着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财富。褚时健的经济权力无疑是众多人垂涎的“商机”。
这是一项让人如履薄冰的权力。有能力揣着准运证和准购证出现在褚时健面前的人，按当时的标准，都不“简单”。他们要么手中握有许多进口优质原料，是准备和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商人，他们是“富”;要么背后有当权人物撑腰，他们是“贵”。这些非富即贵的人整天围绕在褚时健身边，别人看着风光，褚时健内心却苦不堪言。批还是不批，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还是难解的问题。来的人手里基本都有合格的两证，但毕竟烟厂的烟有限，批给谁不批给谁？
“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20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褚时健停下来了，挽起裤管赤著脚走进田里，这些干部们站在路旁，远远地眺望。”这是褚时佐描述的1992年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当时哥哥一刻钟都脱不出身，时不时有人想和他说悄悄话，从村里、镇里、市里到国家，不同的领导人都会突然造访。我记得那时候，天天有人从四面八方包车要来见褚时健，但是他谁也不见。有一次我妻子车祸住院了，刚一住进去，就引来了各地商人守在旁边，因为他们知道，哥哥一定会来看望的。我赶他们走，他们急了就对我说，‘大哥帮帮忙，我都找了他3年也等了他3年了’。”
褚时健有时只好躲起来。尤其到北京开会时，这里聚集了太多有权有钱的人。如果他们得知褚时健来到北京，必然会是挤破门的架势。褚时健碰到过被堵在宾馆房间里出不了门的情形，所以后来到北京，他都悄悄地住在总参谋部下属的一家不起眼的四星级宾馆。吃饭他也尽量选择小餐馆，主要是人少，其次也因为自在。后来成为褚时健辩护律师的马军，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与褚时健的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这个人很守时，我们约的是4点，还不到4点就下大雨，结果4点差2分，他的车停在宾馆大堂门口，他下了车用一只手捂着头跑进来;我们吃饭，他拿个大碗，把菜都装到碗里，端着碗就吃，吃完以后放下碗，端起茶来含在嘴里咕咚咕咚漱一漱，然后喝下去了。”
有朋友带他到北京著名的琉璃厂去逛，回头发现褚时健不见了，折回去找他，却看到他正和卖烟的小贩聊得热火朝天。褚时健敢做大事，但并不爱和所谓的大人物交往，和所有基层的、贴近生活的、干活儿的人打交道，是褚时健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
朱镕基说：“老褚你别吹牛”
在经过漫长的磨砺和等待之后，各种名誉也纷至沓来。1988年，褚时健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同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这年5月1日，褚时健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身份，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也登上了他人生的高峰。
已经60岁的褚时健一点儿也不显老，在一群获奖者中，他率先登上了城楼。旁边另一个获奖者问他：“老褚，还打算干几年？”褚时健哈哈一笑，随口回答道：“人生六十才开始嘛！”
这一年，全国工业企业约10家税利大户中，一直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名列第五位，而一直在卷烟行业位居榜首的上海卷烟厂，却屈居第八位。
1988年，对于褚时健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他还有另外一件人生大事——退休。中国的退休体制规定，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60岁退休。
结果，上级部门挽留了他。据说，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视察玉溪卷烟厂之后大喜过望，对褚时健说：“领导干部不能搞终身制，但是企业家不同。”
此时的褚时健，沉醉在人生的事业中。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褚时健说：“古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我认为争得夕阳无限好，哪怕已是近黄昏，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思想境界。”
也正是这一次“暂不退休”的决定，让褚时健日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变化。这恐怕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1989年和1990年，褚时健又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被授予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1年，云南省宣布褚时健无限期延迟退休。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褚时健永不止步。
玉溪卷烟厂当时已经做到全国第一了，褚时健准备向世界一流的烟草企业进军。经过分析后，他认为现在的厂区已经不适合未来的发展需要，玉溪卷烟厂急需修建一个新厂区，这个新厂区的准确名称是：玉烟车间危房移地重建项目。
新的厂区选址在不远处的关索坝。关索坝是一个小山沟，褚时健决定把这个地方填平，作为玉溪卷烟厂的新厂区。当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人说，关索坝的风水不好。风水先生说：“‘关索坝’这个名字不吉利：关者，关押，关卡;索，就是绳索加身;坝，则和罢谐音，含罢官的意思，恐对褚老板不利。”对于这些说法，褚时健一笑置之。
1994年5月26日，关索坝打下了第一根桩。这项工程占地近999亩，总造价为70多亿元，全部由玉溪卷烟厂自筹资金解决。无论是规模还是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仅次于排名世界第一的烟草企业菲利普·莫林斯公司。
关索坝厂区落成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前来视察。朱镕基问褚时健：“这个投资完成，你的税利能增加多少？”此时，玉溪卷烟厂已是全国排名第二的纳税大户。
褚时健笑着说：“这个改造工程完成后，中央财政一年最少能增加130个亿。”朱镕基听后有些吃惊地看着褚时健说：“老褚你别吹牛。”
褚时健说：“我对同行都不吹牛，何况跟您？等改造完成以后，您可以问问财政部是否拿到这笔钱了。”
褚时健没有吹牛。事实上，在随后的几年里，玉溪卷烟厂都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承诺。1994年，税利157亿元;到了1996年，玉溪卷烟厂的税利一举超过排名第一的大庆油田，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1997年达到193亿，每天就是5200万元。
当年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在参观红塔集团后说：“老褚，你开的不是烟厂是中国的印钞厂啊！”有人戏称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应该叫超级印钞机，真正的印钞机是100元100元地印，而玉溪卷烟厂的“印钞机”是200元200元地印，因为赚钱太快，利润太高。
至此，当年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卷烟厂，已成长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企业。“红塔山”的无形资产已经高达332亿元人民币，褚时健当之无愧成为了“烟草大王”。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级媒体也开始大篇幅报道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事迹，褚时健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红塔山奇迹”“红塔山现象”……一时之间，各种名誉纷至沓来，褚时健凭借自己的敢想敢做，走上了人生巅峰。
1994年，褚时健在《云南人事》上撰文，里面有几句评价自己的话：“人家说我治厂有方，其实，我只不过注重自己这个人的修炼罢了。我的最大兴奋点是干事，表揚并不重要，荣誉也不重要，无论是连阴雨还是艳阳天，只要能干事，生命就有意义。”
1995年9月19日，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个集团在同一天成立。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身份变为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有人统计过，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16年，玉溪红塔的董事长1年，17年间，玉溪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共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年份达到222%。从1988年开始，“红塔山”的税利一直保持在全国前10强的位置。在褚时健治下，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一公斤烟叶最高时为国家贡献225元利税，而即便是最接近玉溪卷烟厂利税高度的同行，最高时也不超过40元。
1996年7月，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等机构联合组织了大批学者专家来到玉溪，在这里召开了“红塔山现象”研讨会，称玉溪卷烟厂的发展与壮大是“一个奇迹、一个谜”。
“我不怕，我是说得清楚的”
1995年2月，一封递给中纪委的举报信，开始终结褚时健“烟草大王”的神话。检举信爆出了河南三门峡市一起投机倒把案，主案人是一个叫林正志的河南人。5月，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因为牵涉林正志案，被河南警方从昆明带走。8月，褚映群也从珠海的家中被带走。9月，河南警方将马静芬从家中带走。
据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
马静芬被带走时，褚时健正好从美国出差回来途经香港，按计划要停留几天。玉溪的同事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褚时健。褚时健听到马静芬被带走的消息，大脑一片空白。褚映群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他固然震惊、难受、着急，但他总觉得“仅仅是个调查，很快就会没事的”。
香港的朋友都劝褚时健不要回去了，他们预感褚时健回到内地将会面临危局。褚时健摇摇头：“我肯定要回去，我老伴儿还在那边，不回去不行。我不怕，我是说得清楚的。”他当天就回到了云南。
1995年的春节，褚时健过得异常沉闷。妻子和女儿都进了监狱，儿子又远在日本，除了两个照顾他生活的工作人员，家里冷冷清清的。他常常一回到家，就闷声不响地上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1995年12月3日夜，褚时健在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的家中，两人正在沙发上聊天，突然令狐安家里的电话响了，令狐安起身接电话，神情凝重。挂上电话，令狐安看着褚时健，沉重地说了一句：“老褚，映群在狱中自杀了。”褚时健当时就崩溃了，痛哭失声。这是褚时健第一次在人前失控。
随后，褚时健离开了令狐安的家，朝玉溪卷烟厂赶去。途中，他给玉溪卷烟厂的法律顾问马军打了电话。褚时健见到马军后，把褚映群自杀的事告诉了他：“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马军回忆说：“厂长的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一直很爱穿灰色西装的褚时健，在1996年的正式场合上，很少再穿灰色，更换成了黑色。褚时健的工作一切照旧，只是工人们觉得“厂长和以前的确不一样了，以前爱在裤兜里揣把花生，走路时看见路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就一脚踢飞它，现在厂长似乎不爱说话了，走路也缓慢了很多”。
一代“烟王”就此落幕
1996年12月，褚时健打算到新平去散散心，那个他呆了将近20年的地方，总给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感觉。但得知新平领导人准备隆重接待他，一心想安静的褚时健决定临时改道去红河州的河口走走，同行的都是他身边的人：司机、助理、朋友。
河口是云南省红河州的一个边境小县城，和越南的老街隔红河相望，一条中越大桥连接两地。其实中纪委已经对褚时健下了限制令，不允许他离开云南，特别是到境外和港澳。但大家都对河口没有想太多，云南本身就是边境省份，去境外且当天来回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赶一次集，来来去去早就习惯了。几个人几乎是空着手走向边境检查站要求办理短期过境手续的，有了这个手续，他们就可以去河口老街逛一逛，然后回来。
边境检查站的人的触角显然比任何人都要灵敏，中纪委的名单其实早就下达到了各边检站。当褚时健出现在边检站的门口，几乎在同一时间，消息就传递到了云南省纪委，紧接着便到了北京。
當褚时健发现情况不对时，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明白了，我不适合办，那我们就不去了。”他转身正准备往回走，边检站的工作人员伸手拦住了他：“褚老板，先别走了，我们领导想和您坐坐。”
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出现在边境，这个嫌疑显然太大了。褚时健就此失去了自由。他们一行人被转移到河口宾馆，每个人都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手机被没收，整整5天一直处于被幽禁状态。
1997年1月3日，元旦放假后上班的第一天，褚时健从河口宾馆被带走，住在安宁温泉。一个多月后，回到玉溪监视居住，褚时健住在厂里小区新修的小楼里。厂里的职工经常到小楼的院墙外看看厂长，因为不能说话，只能放下送给褚时健的东西就走。他们看到散步时的褚时健，似乎没有太多异样，只是走得更慢了。
1997年6月，专案组人员在昆明连云宾馆开会，中纪委决定，将褚时健移送司法机关。这次会议后，褚时健从玉溪被转移至云南省看守所。两个月后，褚时健又从云南被转移到南京。
1997年8月6日，褚时健被正式起诉。云南省检察院对褚时健提起诉讼的罪名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万美元，还对罗以军（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一起打拼的兄弟们。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时健案”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据当时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最后，中纪委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经济案定了调。
但是，在经过长达4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代“烟王”，就此落幕。
1979年，褚时健入主玉溪卷烟厂。“当时组织部给了他两个选择，一个是到塔甸煤矿当厂长，一个就是玉溪卷烟厂。”而褚时健选择玉溪卷烟厂的理由只是因为，“嫂子（马静芬）想去城市住，她闹着哥哥去玉溪。当时的烟厂是谁也不去的地方，工艺水平特别差，整个厂子都是灰蒙蒙的，工资又只有其他厂的一半左右，当时所有人最想进的是化肥厂”，褚时健的弟弟褚时佐说。
从1979年担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开始，褚时健用十几年把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年创利税200亿元的亚洲第一烟草企业，把“红塔山”打造成中国烟草第一品牌，当时有小学生考試答题，在“中国五大名山”中填上了——“红塔山”。
并不愉快的开始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由新平戛洒搬往玉溪。玉溪卷烟厂派了3个人和一台大卡车到戛洒，帮褚时健搬家。
到了玉溪卷烟厂，出现在褚时健和马静芬眼前的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地面污水横流，无论厂房还是职工宿舍，一看就是年久失修，房子与房子之间搭着各种鸡窝、煤棚，一派脏乱的景象。
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厂区路上摇晃到一排50年代修建的“干打垒”（土木平房）前，司机指了指其中一个门说：“厂长，就是这里了。”
房子只有20多平方米，包括一个房间一个厨房，房间里一张上下床就占去了大部分面积。“这咋个住？”马静芬问褚时健。褚时健也不好说什么，只打着哈哈：“先搬先搬。”最后，一家人在一堆木板、木条和木箱的包围中住了一夜。
烟厂管生活的党委副书记例行工作过来看望，褚时健问：“你们是不是和我住一样大的房子？”副书记看了看房子，有些不好意思：“要宽点儿。”褚时健有点儿挂不住脸色了：“那怎么给我住这么小的？”副书记坐不住了：“我去问房管组的人。”第二天就通知说有一套48平方米的空房子，是前任厂长搬走后空出来的。于是褚时健又搬了一次家。
当时他还不知道，在玉溪卷烟厂，一个空降而来的厂长必然会受到如此“待遇”。卷烟厂历来都有内部提拔干部的传统，当时烟厂的领导班子不包括褚时健共有12个人，在这些人中除了有两位是老革命干部外，其余的全部是内部提拔的。他们对于上级安排的外来“空降兵”有着本能的排斥。
褚时健进烟厂第二天，就到附近职工的宿舍了解生活情况。尽管有了心理准备，但看到的情况依然让他十分震惊。
有一名在工厂工作多年的老职工，祖孙三代挤在28平方米的房子里。这还算条件好的，还有两家人共住一个28平方米房子的情况。为了避免尴尬，房子中间就用草席隔开。住在里面的一家人要出门必须经过另外一家才能走出去。那时候厂里的经济条件差，男职工很难找到厂外的女朋友，厂里的女职工也很难嫁出去。褚时健还听说过好几起男女恋爱分手的事件，都是嫌弃本厂的职工生活条件太困难。
厂房里的情况更是让褚时健难以接受，在车间的生产线，很多时候都只有一名工人在干活儿，其他工人要么在围观，要么在闲聊、打盹儿。极少一些干活儿卖力的工人也被议论为“憨傻”，很多职工认为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样。况且当时烟厂干活儿越卖力，产量越多，积压的产品越多，这无异于自找麻烦。
1978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是27.5万箱。1979年总产量是30万箱，但是有6万多箱积压在仓库里，还有很多退货。红梅香烟是厂里的拳头产品，退货率也最高。一翻财务报表，有时某一天的退货量比销售量还要大。大多数退货都是因为质量问题，一包烟本应该有20根，很多却只有十八九根;一条烟是10盒，有的居然只装9盒。香烟的外包装箱质量也很差，经过长途运输，很多纸箱还没到客户手中就已经破烂不堪了。因此，很多香烟销售单位拒绝销售红梅香烟。
后来褚时健用一句话总结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员工是软、散、懒，车间是跑、冒（气）、滴（水）、漏（原料）。
最为糟糕的场景出现在1980年初，云南省召开的一次大规模香烟评吸会上。褚时健非常重视这次评吸会，他从红梅烟中精挑细选了一部分参加这次评吸会。现场的十多名专家在评吸红梅烟时，只吸了一口就给出了评语：烟丝质量差，长短不一，烟梗较多，烟叶的成熟度不够，缺乏烟草固有的香气。卷烟用的纸张很劣质，薄、脆，轻轻一按就裂开，包装箱也是又薄又差。
当评委当众念出“辣、苦、呛”的评语时，褚时健坐不住了，打了个手势让评委停下来。他站起身说：“谢谢大家，情况确实令人恼火。下次来我们一定争取让各位专家满意。”
这次评吸会对好强的褚时健来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对红梅烟的评价深深地刺激了他的自尊心。他很愤怒，很沉重，但他一点儿也不沮丧，相反有一丝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比想象中要多得多，有挑战和忙碌的日子是他喜欢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生活可以过得有点儿意思了”。
马静芬形容此后的褚时健：“整天只知道埋头工作，有人拿榔头敲他一下，他才抬起头来：‘谁刚才打我？’”
“一个搞糖厂的老头，要来搞卷烟？他行吗？”
褚时健到厂里听到的第一句质疑就是：“一个搞糖厂的老头，要来搞卷烟？他行吗？”
初到卷烟厂，褚时健这个从小镇来的、不懂香烟的新厂长便受到了排挤。褚时健能感觉到职工们对他明显的敌意。这敌意，来自于几个方面。
第一，在传统的国企里，在职工们的惯性思维里，褚时健是领导，也就是“当官的”，这样的人就是来指挥职工们的，成天什么事儿也不干的。“厂长不就是喝喝茶，看看报，背着手走走？”职工们平日里大多都这样评价领导。
第二，褚时健是一个烟草外行。在这些职工们的眼里，即使你官位再高，但作为一个新来的，从对烟的了解上来说，还不如一个老职工，这样的外行，凭什么来领导内行？甚至在一次车间检查过程中，一名职工扛着一箱烟丝，故意用胳膊肘碰撞褚时健，边走边喊：“让一让，让开让开！别挡着干活了！” 褚时健心里清楚，要想赢得这些职工的尊重，只有从内心深处替工人们着想，为职工们谋福利，快速积累烟草行业的专业知识，为烟厂的发展出谋划策、指明方向，才能在职工们心目中树立权威。在褚时健看来，权威不是发号施令、不是端着架子，是真正地与员工们融为一体。
褚时健曾经一再说自己的一个观点：一个工厂领导，如果不懂技术，不了解工艺特点，那么即使能力再强也只会盲目指挥。“业务一定要好。”他说。
锅炉事件是褚时健年老后最津津乐道的一件。褚时健到烟厂工作不久，技术难题就来了。两台锅炉中的一台出现故障，需要大修。当时正是烟叶复烤的季节，如果锅炉跟不上，烟叶就面临霉变，损失就大了，而且还极有可能连带造成工厂停产。褚时健立即找来了维修部门的负责人，询问维修工期。
“以前革委会张主任带着我们修一般都要四十八九天，褚厂长我看你还比较懂行，要不我们让你8天，40天修好吧。”车间维修工貌似开玩笑，但实际上是挑衅。
褚时健也不生气：“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时间？4天！是我让步还是你们让步你看着办。我如果让步，对国家不好交代，你要让步，大家都好说。”
维修工们不出声，褚时健强调了一句：“4天必须修好。”“那我们就不敢修了。”维修负责人准备撂挑子。
褚时健已经预料到他要这么说，卷了卷袖子：“你不是说以前的主任是亲自指挥吗，这次我也来和你们一起修。”
最终，原计划4天修好的锅炉，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就开始正常运转了。褚时健转头问工人：“小杂种，你们不是说以前主任带都要四十八九天吗？你看这次几天就修好了？！”褚时健很少骂人，每次骂人，“杂种”是必备词。
工人回答得直接：“以前让我们苦战15个昼夜也不给我们喝一碗稀饭。不像现在，晚上还有加餐，那么大碗肉酱米线。”
褚时健来到玉溪卷烟厂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盖房子，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最终，褚时健在烟厂站稳了脚跟，赢得了职工的信任。
在褚时健掌管玉溪卷烟厂的第二个年头，有身边的亲友提醒他：“为国企做事，小心是第一位，为什么太多人明哲保身，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是因为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不是简单的事，稍有差错或大意，极有可能为自己惹来大祸。”也有人劝褚时健加紧在工厂安置一些自己的人，“没有自己的人，拍巴掌叫声好的人都没有，实在势单力薄”。这些话，褚时健听了不止一次。不过，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生性简单，不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在犹豫不前和义无反顾之间，他更愿意选择后者。他说：“一个50多岁的人了，没有很多机会了，谈什么后路？不管了，动手干。”
“中国烟草大王”最大的特点：“很敢”
“哥哥很敢”，在褚时佐看来，这是一手缔造红塔集团，被称为“中国烟草大王”的褚时健最大的特点。
刚到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就发现生产设备早已过时。他决定，更新设备，提高效率。正好云南省輕工业厅有两台英国制造的MK9-5烟支卷接机的引进名额。
1983年，烟厂由原来的轻工业部下放到各省管理后，企业融资体制由拨款改为贷款，并且在还贷后可以退税，不过当时的政策规定，如果不能偿还贷款的话，负责人就要被抓去坐牢，所以其他厂子的人全都不敢动了，只有褚时健敢。褚时健四处找贷款，他对褚时佐说：“要是贷款还不了，我被抓了，嫂子和侄儿侄女就交给你了。”
最终，玉溪卷烟厂几乎揽下云南全部的外汇，购买了英国和美国的设备。从1984年到1986年，所有的进口设备陆陆续续调试完成，开始投产使用。这是当时国内所有烟厂里最豪华的设备阵容，马静芬对褚时健开玩笑：“这下厂里要飞上天了吧？”
机器迎进了门，也迎来新的难题：怎么才能让这套设备发挥出最好的作用？摆在褚时健面前的，首先就是原料问题。怎么才能实现这原料的进口？褚时健选择了和广东人做串换。褚时健将成品香烟用出厂价与广东商人串换低于国家调拨价的各种高级辅料。
有了这些辅料，在MK9-5卷接机开机短短两个月后，玉溪卷烟厂便赚回了包括机器引进、原料采购等项的全部投资4875.7万元。
第二年，玉溪纪委因为褚时健串换辅料，视之为“投机倒把”，给了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褚时健沉默了几天，没做任何申辩：“想想我们赚的钱，这个罪名我扛了。”
MK9-5安装好了、辅料问题也得以解决，大家抱着很大希望，不料日产量只有设计产量的50%。技术人员一头雾水，当初反对引进的人看起了笑话。英国专家说：“机器没问题，你们的烟叶有问题，需要高质量的烟叶。”
褚时健决定直接进入烟叶种植环节，建立自己的烟叶供应系统。当时烟草是计划的，能买多少烟叶，卖多少烟都是国家直接批的。这必然触犯既有利益格局，被看作是“把烟厂的桶伸进烟草公司的井来舀水”。但褚时健不为所动，他绕过烟草公司直接找附近的通海县委和县科委，建了第一块“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具体做法是，玉溪卷烟厂提供资金、化肥，帮农民修建水库和水管，彻底改造烟田，但所有烟叶都必须卖给玉溪卷烟厂。这就是著名的“把第一车间建在农田上”。1985年，他去美国考察，吸取经验，指导农民科学种植，大大提高了烟叶的质量。
为了突破“统配（烟草）包销（卷烟）”体制，褚时健向云南省烟草公司提出把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分公司、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三合一”。这是破天荒的改革想法，被省长办公会议批准，褚时健又兼任了烟草分公司经理和专卖局长。
“第一车间”不仅为玉溪卷烟的腾飞创造了条件，而且也让当地的农民富裕了起来，农民的收入比原来提高了二三十倍。
“第一车间”刚开始的时候，全国的同行们都在观察褚时健到底想做什么;仅仅两三年之后，当“红梅”“红塔山”等品牌香烟开始畅销全国的时候，同行们这才醒悟过来，但是为时已晚。到了1987年，玉溪卷烟厂已经超越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卷烟厂，坐上了全国烟草行业头把交椅。 全国的同行都惊讶于这个60岁左右的老人，是如何把一个效益极差、在全国都排不上号的卷烟厂做到全国第一的。一时之间，贵州、河南、四川等种烟大省，都在当地政府的带队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云南向玉溪卷烟厂取经。
到了1988年，“红梅”“阿诗玛”“红塔山”已经成为畅销全国的名烟。特别是价位较高的“红塔山”，被人认为，它让中国人抽烟的姿势也优雅起来。
玉溪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
如果说在1988年之前，褚时健成就了一个企业，那么1988年之后，他开始成就一个品牌：红塔山。实际上，“红塔山”师出有名。1959年，国庆10周年之际，玉溪卷烟厂就推出了“红塔山”品牌的香烟，并且在上面印有“送给毛主席”几个字，托人专门送到了中南海。这是一款带着浓厚时代色彩的卷烟。
红塔山品牌给玉溪卷烟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利润年年递增，知名度日益提升。在90年代中期，玉溪小城因为烟厂变得热闹非凡，据说当时玉溪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当然，实质是为“红塔山”香烟而来。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人到玉溪卷烟厂参观、学习取经。在烟厂附近的宾馆里，住着各种各样希望与玉溪卷烟厂达成业务合作的大小商家。甚至有人愿意拿出10万元人民币，只为与褚时健吃一顿饭。
找褚时健最多的，是希望拿到签着“褚时健”三个字的批条，也就是批准从玉溪卷烟厂批发香烟的纸条，很多人也称之为“烟条”。
按照国家香烟生产销售政策，香烟的价格分为调拨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指导价格三种：调拨价是烟草工业企业也就是烟厂卖给烟草公司或者烟草局的价格，相当于一级批发价。批发价指的是烟草公司卖给有香烟经营资格证的商户的价格，然后就是零售价。以“红塔山”为例，调拨价为每条30元左右，批发价为60元，零售价就到80元。中间的差价很大，因此就有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希望以调拨价格购买。
除了正常渠道销售的香烟之外，国家规定每个烟厂可以留出10%的香烟自主销售。这个10%的销售空间意味着两方面：一是意味着拿到批条的人拿到了一笔财富;二是意味着褚时健的权力的确很大很管用，他的一张批条就意味着少则百万、多则千万的财富。褚时健的经济权力无疑是众多人垂涎的“商机”。
这是一项让人如履薄冰的权力。有能力揣着准运证和准购证出现在褚时健面前的人，按当时的标准，都不“简单”。他们要么手中握有许多进口优质原料，是准备和玉溪卷烟厂进行串换的商人，他们是“富”;要么背后有当权人物撑腰，他们是“贵”。这些非富即贵的人整天围绕在褚时健身边，别人看着风光，褚时健内心却苦不堪言。批还是不批，这是个问题，很多时候还是难解的问题。来的人手里基本都有合格的两证，但毕竟烟厂的烟有限，批给谁不批给谁？
“开在前头是褚时健的车，后面接着的是镇政府、市政府、省政府20多辆以‘O’开头的政府车，褚时健停下来了，挽起裤管赤著脚走进田里，这些干部们站在路旁，远远地眺望。”这是褚时佐描述的1992年褚时健出行的盛况，“当时哥哥一刻钟都脱不出身，时不时有人想和他说悄悄话，从村里、镇里、市里到国家，不同的领导人都会突然造访。我记得那时候，天天有人从四面八方包车要来见褚时健，但是他谁也不见。有一次我妻子车祸住院了，刚一住进去，就引来了各地商人守在旁边，因为他们知道，哥哥一定会来看望的。我赶他们走，他们急了就对我说，‘大哥帮帮忙，我都找了他3年也等了他3年了’。”
褚时健有时只好躲起来。尤其到北京开会时，这里聚集了太多有权有钱的人。如果他们得知褚时健来到北京，必然会是挤破门的架势。褚时健碰到过被堵在宾馆房间里出不了门的情形，所以后来到北京，他都悄悄地住在总参谋部下属的一家不起眼的四星级宾馆。吃饭他也尽量选择小餐馆，主要是人少，其次也因为自在。后来成为褚时健辩护律师的马军，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与褚时健的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这个人很守时，我们约的是4点，还不到4点就下大雨，结果4点差2分，他的车停在宾馆大堂门口，他下了车用一只手捂着头跑进来;我们吃饭，他拿个大碗，把菜都装到碗里，端着碗就吃，吃完以后放下碗，端起茶来含在嘴里咕咚咕咚漱一漱，然后喝下去了。”
有朋友带他到北京著名的琉璃厂去逛，回头发现褚时健不见了，折回去找他，却看到他正和卖烟的小贩聊得热火朝天。褚时健敢做大事，但并不爱和所谓的大人物交往，和所有基层的、贴近生活的、干活儿的人打交道，是褚时健最擅长也最喜欢的事情。
朱镕基说：“老褚你别吹牛”
在经过漫长的磨砺和等待之后，各种名誉也纷至沓来。1988年，褚时健被评为云南省劳动模范，同年被授予“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称号。这年5月1日，褚时健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身份，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也登上了他人生的高峰。
已经60岁的褚时健一点儿也不显老，在一群获奖者中，他率先登上了城楼。旁边另一个获奖者问他：“老褚，还打算干几年？”褚时健哈哈一笑，随口回答道：“人生六十才开始嘛！”
这一年，全国工业企业约10家税利大户中，一直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名列第五位，而一直在卷烟行业位居榜首的上海卷烟厂，却屈居第八位。
1988年，对于褚时健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他还有另外一件人生大事——退休。中国的退休体制规定，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60岁退休。
结果，上级部门挽留了他。据说，当时一位中央领导人视察玉溪卷烟厂之后大喜过望，对褚时健说：“领导干部不能搞终身制，但是企业家不同。”
此时的褚时健，沉醉在人生的事业中。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褚时健说：“古人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我认为争得夕阳无限好，哪怕已是近黄昏，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思想境界。”
也正是这一次“暂不退休”的决定，让褚时健日后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更为戏剧性的变化。这恐怕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1989年和1990年，褚时健又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企业家”称号，被授予终身荣誉奖“金球奖”。
1991年，云南省宣布褚时健无限期延迟退休。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褚时健永不止步。
玉溪卷烟厂当时已经做到全国第一了，褚时健准备向世界一流的烟草企业进军。经过分析后，他认为现在的厂区已经不适合未来的发展需要，玉溪卷烟厂急需修建一个新厂区，这个新厂区的准确名称是：玉烟车间危房移地重建项目。
新的厂区选址在不远处的关索坝。关索坝是一个小山沟，褚时健决定把这个地方填平，作为玉溪卷烟厂的新厂区。当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有人说，关索坝的风水不好。风水先生说：“‘关索坝’这个名字不吉利：关者，关押，关卡;索，就是绳索加身;坝，则和罢谐音，含罢官的意思，恐对褚老板不利。”对于这些说法，褚时健一笑置之。
1994年5月26日，关索坝打下了第一根桩。这项工程占地近999亩，总造价为70多亿元，全部由玉溪卷烟厂自筹资金解决。无论是规模还是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仅次于排名世界第一的烟草企业菲利普·莫林斯公司。
关索坝厂区落成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前来视察。朱镕基问褚时健：“这个投资完成，你的税利能增加多少？”此时，玉溪卷烟厂已是全国排名第二的纳税大户。
褚时健笑着说：“这个改造工程完成后，中央财政一年最少能增加130个亿。”朱镕基听后有些吃惊地看着褚时健说：“老褚你别吹牛。”
褚时健说：“我对同行都不吹牛，何况跟您？等改造完成以后，您可以问问财政部是否拿到这笔钱了。”
褚时健没有吹牛。事实上，在随后的几年里，玉溪卷烟厂都远远超过了当初的承诺。1994年，税利157亿元;到了1996年，玉溪卷烟厂的税利一举超过排名第一的大庆油田，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1997年达到193亿，每天就是5200万元。
当年一位来自北京的官员在参观红塔集团后说：“老褚，你开的不是烟厂是中国的印钞厂啊！”有人戏称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应该叫超级印钞机，真正的印钞机是100元100元地印，而玉溪卷烟厂的“印钞机”是200元200元地印，因为赚钱太快，利润太高。
至此，当年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卷烟厂，已成长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烟草企业。“红塔山”的无形资产已经高达332亿元人民币，褚时健当之无愧成为了“烟草大王”。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级媒体也开始大篇幅报道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事迹，褚时健在更大范围内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红塔山奇迹”“红塔山现象”……一时之间，各种名誉纷至沓来，褚时健凭借自己的敢想敢做，走上了人生巅峰。
1994年，褚时健在《云南人事》上撰文，里面有几句评价自己的话：“人家说我治厂有方，其实，我只不过注重自己这个人的修炼罢了。我的最大兴奋点是干事，表揚并不重要，荣誉也不重要，无论是连阴雨还是艳阳天，只要能干事，生命就有意义。”
1995年9月19日，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两个集团在同一天成立。褚时健不再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身份变为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有人统计过，褚时健作为玉溪卷烟厂的厂长16年，玉溪红塔的董事长1年，17年间，玉溪卷烟厂的卷烟产量从27.5万箱增长到225万箱，共实现利税991亿元，平均每年递增43.93%，最高年份达到222%。从1988年开始，“红塔山”的税利一直保持在全国前10强的位置。在褚时健治下，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一公斤烟叶最高时为国家贡献225元利税，而即便是最接近玉溪卷烟厂利税高度的同行，最高时也不超过40元。
1996年7月，国家体改委、国家经贸委等机构联合组织了大批学者专家来到玉溪，在这里召开了“红塔山现象”研讨会，称玉溪卷烟厂的发展与壮大是“一个奇迹、一个谜”。
“我不怕，我是说得清楚的”
1995年2月，一封递给中纪委的举报信，开始终结褚时健“烟草大王”的神话。检举信爆出了河南三门峡市一起投机倒把案，主案人是一个叫林正志的河南人。5月，马静芬的妹妹和弟弟因为牵涉林正志案，被河南警方从昆明带走。8月，褚映群也从珠海的家中被带走。9月，河南警方将马静芬从家中带走。
据报道，褚时健的“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
马静芬被带走时，褚时健正好从美国出差回来途经香港，按计划要停留几天。玉溪的同事很快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褚时健。褚时健听到马静芬被带走的消息，大脑一片空白。褚映群被带走的消息传来时，他固然震惊、难受、着急，但他总觉得“仅仅是个调查，很快就会没事的”。
香港的朋友都劝褚时健不要回去了，他们预感褚时健回到内地将会面临危局。褚时健摇摇头：“我肯定要回去，我老伴儿还在那边，不回去不行。我不怕，我是说得清楚的。”他当天就回到了云南。
1995年的春节，褚时健过得异常沉闷。妻子和女儿都进了监狱，儿子又远在日本，除了两个照顾他生活的工作人员，家里冷冷清清的。他常常一回到家，就闷声不响地上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1995年12月3日夜，褚时健在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的家中，两人正在沙发上聊天，突然令狐安家里的电话响了，令狐安起身接电话，神情凝重。挂上电话，令狐安看着褚时健，沉重地说了一句：“老褚，映群在狱中自杀了。”褚时健当时就崩溃了，痛哭失声。这是褚时健第一次在人前失控。
随后，褚时健离开了令狐安的家，朝玉溪卷烟厂赶去。途中，他给玉溪卷烟厂的法律顾问马军打了电话。褚时健见到马军后，把褚映群自杀的事告诉了他：“姑娘死了，死在河南，自杀了！是我害的我姑娘。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马军回忆说：“厂长的眼泪大滴大滴地往下掉。” 一直很爱穿灰色西装的褚时健，在1996年的正式场合上，很少再穿灰色，更换成了黑色。褚时健的工作一切照旧，只是工人们觉得“厂长和以前的确不一样了，以前爱在裤兜里揣把花生，走路时看见路上有一块突出的石头，就一脚踢飞它，现在厂长似乎不爱说话了，走路也缓慢了很多”。
一代“烟王”就此落幕
1996年12月，褚时健打算到新平去散散心，那个他呆了将近20年的地方，总给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的感觉。但得知新平领导人准备隆重接待他，一心想安静的褚时健决定临时改道去红河州的河口走走，同行的都是他身边的人：司机、助理、朋友。
河口是云南省红河州的一个边境小县城，和越南的老街隔红河相望，一条中越大桥连接两地。其实中纪委已经对褚时健下了限制令，不允许他离开云南，特别是到境外和港澳。但大家都对河口没有想太多，云南本身就是边境省份，去境外且当天来回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赶一次集，来来去去早就习惯了。几个人几乎是空着手走向边境检查站要求办理短期过境手续的，有了这个手续，他们就可以去河口老街逛一逛，然后回来。
边境检查站的人的触角显然比任何人都要灵敏，中纪委的名单其实早就下达到了各边检站。当褚时健出现在边检站的门口，几乎在同一时间，消息就传递到了云南省纪委，紧接着便到了北京。
當褚时健发现情况不对时，简单地说了一句：“我明白了，我不适合办，那我们就不去了。”他转身正准备往回走，边检站的工作人员伸手拦住了他：“褚老板，先别走了，我们领导想和您坐坐。”
一个正在被调查的人出现在边境，这个嫌疑显然太大了。褚时健就此失去了自由。他们一行人被转移到河口宾馆，每个人都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手机被没收，整整5天一直处于被幽禁状态。
1997年1月3日，元旦放假后上班的第一天，褚时健从河口宾馆被带走，住在安宁温泉。一个多月后，回到玉溪监视居住，褚时健住在厂里小区新修的小楼里。厂里的职工经常到小楼的院墙外看看厂长，因为不能说话，只能放下送给褚时健的东西就走。他们看到散步时的褚时健，似乎没有太多异样，只是走得更慢了。
1997年6月，专案组人员在昆明连云宾馆开会，中纪委决定，将褚时健移送司法机关。这次会议后，褚时健从玉溪被转移至云南省看守所。两个月后，褚时健又从云南被转移到南京。
1997年8月6日，褚时健被正式起诉。云南省检察院对褚时健提起诉讼的罪名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主要的情节是，他把巨额公款直接划到自己的名下。
褚时健后来有如此供述：“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万美元，还对罗以军（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而且，还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一起打拼的兄弟们。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褚时健案”在全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据当时的报道，要“法办”褚时健，“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最后，中纪委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功不抵过”，为这个经济案定了调。
但是，在经过长达4年多的调查以后，对褚时健的量刑却颇费周章，当时强调的，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判决一定要经得住历史考验”。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份据说是十易其稿的、被称为“现代法律文书的典范”的长达8000字的判决书，宣布褚时健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代“烟王”，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