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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90了，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这也是自然现象。但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2019年3月5日13时36分，“中国烟草大王”、“褚橙”创始人褚时健离世，享年91岁。
褚时健患病多年，最近几年身体状况下滑，曾屡次传出离世谣言。早在2017年，关于褚时健去世的事情就闹过一场“乌龙”。
当年9月13日上午，认证为“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的博主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褚时健今日去世，享年89岁”，这则消息一下子引爆网络。
传闻出来后，褚时健之子褚一斌在网上发布了两条短视频驳斥谣言，视频中褚时健正在看当天出版的《云南日报》。褚时健后来笑称媒体发布信息时自己在家里做饭，他还对“去世”传闻作了回应，“我好好的嘛，精神比往年还好”。
褚时健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是2018年10月，当时身体已经显得消瘦不已。2019年2月19日是马静芬的86岁生日，在一张大合影中，坐在最中间的马静芬身旁，并没有褚时健的身影。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去世的消息甫一出来，记者就致电马静芬，她说：“这次是真的了”，褚时健的离世“并非毫无征兆”，“他有糖尿病好多年了”。褚时健在住院第三天时，就说“不想住院，医院不舒服”，并提出“要回家”，但后来因为病情太重，最后还是没能回家。他“3月4日中午就没办法说话了”，没有交代过自己的后事要如何办理。
褚时健的传奇人生就此落幕。
妻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老是有人问我，工作和家庭哪个更重要？其实这么比很没有意义，工作和家庭各自承担的作用不一样。干工作，必须对社会负责任，不搞不行。回到家，家庭是个避风港，放松最重要。
于我来讲，可能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照顾好家里人的情绪。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每天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把工作搞好，怎么提高利润，家里的事基本不操心。可能也是因为觉得家里有妻子在，我不用管什么了。但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些粗心。而且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心里对家庭是怎么想的，也不爱拿出来和家里人沟通。所以，他们可能都觉得我比较冷漠。
但我其实心里一直有这个家。“文革”时期物资少，大家都缺吃的，营养跟不上，我就总想着去河里拿鱼给他们增加点营养。1963年到1966年，我老伴儿带着两个孩子在曼蚌小学住，我一个人在糖厂，本来说好是一个星期回一趟小学那边的家，但我经常下乡，到甘蔗地去看种植，一看就是几天回不来。所以我经常几个星期才去一次，每次去进了门，把包放下就赶紧往河里跑，想着给他们拿点鱼回家吃。但那时我没想到，这样做其实他们不高兴，几个星期不见，他们更希望我坐下来说说话，扯几句闲天，但我当时就没理解到这一点。
到了戛洒这边，一家人住在一起了。我晚上又经常加班，因为在糖厂搞技术改造，我在车间里要跟着工人到很晚。妻子担心我，在家里不肯睡，要等着我回去。我回去后她就忍不住会埋怨我，觉得我该下班就下班，怎么总是在厂里要耗那么久。她这么一说我就很焦躁，有时口气就不太注意，我说你不用等我，我也是为这个家。
这些生硬的话，妻子肯定听不进去。所以当时的局面就是她有怨气，我自己也觉得不被理解。两人又缺乏应有的沟通，就导致有时候越说越生气，其实回头想想，那些抱怨、计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患过难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被消化掉。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我也不责怪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分身。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大量的时间是在陪家人，当然也是他们在陪我。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的归宿，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褚时健传》中，褚时健讲述了自己对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和态度，也极为含蓄表达了对家人的爱。
对于褚时健的家庭，为他作传的周桦有这样一个论断：“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家里几乎每个人内心都有过巨大的伤痛，而且在很多年里，一家人没有生活在一起。回看这个家庭的经历，许多过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显然，要求褚家能够像寻常百姓人家一样有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实在是太苛求了。”
从名利场解脱出来后，褚时健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思考和陪伴亲人上。在褚时健去世前一年，人们更多地在玉溪大营街附近的菜市场看到他。每天早晨，他都慢悠悠地在菜市场里晃。一会儿拿块牛肉，不要太柴，要有点儿筋骨，买回去烤肉;一会儿挤进人堆里抢一斤饵块，回家做烧饵块吃;看到水果摊摆了橙子，也让儿子褚一斌拿两个，凑上去闻一闻。
回归家庭，坚硬褪去，柔软露出。褚时健用克制而笨拙的方式，想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在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共享际创始人兼董事长毛大庆眼中，晚年的褚时健“粗放刚强而又内心柔软”。在和褚时健夫妇接触中，毛大庆很自然地能听到这对老夫妻很多恋爱和结婚后的细节，以及褚时健对妻子马静芬的宠爱。“褚时健是一个好丈夫。”他说。
1954年，褚时健在呈贡县当教改工作队队长时，认识了此后陪他走过60多年风雨的妻子——马静芬。他们的相识没有一点儿浪漫色彩。在第一次听取县文教局的汇报时，“马静芬”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县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在汇报中被当成了不听话、不服从管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典型。果真，工作組进校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所有教职员工悉数到场，这个“马静芬”缺席了。她请假到昆明看病，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归队，理由很简单：玩去了。
褚时健见到马静芬时，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根本没把黑不溜秋的工作队队长放在眼里。马静芬是从边防局下到地方的，她身上有着明显的洋学生味道，当时称为“小布尔乔亚”，现在叫“小资”。
马静芬出身于富裕人家，父亲是银行的高管，原先在武汉，后来回到家乡，在昆明兴文银行当襄理。马静芬中专毕业后参了军，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县里当了小学老师。这样的背景造就了她率真、调皮、敢说敢做的个性，当然还有工农干部身上没有的自视清高和骄、娇二气。 褚时健决定找马静芬谈话，起先马静芬心中十分抵触，她觉得队长一定认定她是落后分子，想教训她。可从褚时健的眼里，她看到的是真诚的关怀。从与褚时健谈完话那天起，马静芬就改变了态度，很快成了教改的积极分子。那天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双方都不曾透露。马静芬后来回忆道：“第一次看他，我就有一个想法，想的就是这一辈子就在他那过了。”
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一次，马静芬把褚时健的一张小证件照带回了昆明家中，让家人看看。没想到姐妹们的反应是：“好黑！”“看着好凶！”“好老啊！”马静芬急了：“人家才26岁！”
1955年10月20日，褚时健和马静芬结为夫妻。他们一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花了10元钱买了点儿糖，请两边的同事到褚时健单位会议室坐坐，领导也表示了祝贺，两人的婚就算结完了。本来马静芬还准备请朋友们吃饭，结果褚时健说太麻烦。当时，结婚证还是马静芬一个人领的，褚时健在外地出差。
出身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在婚姻初期，经历过不少矛盾和波折。婚后第三天，褚时健没有回家，这让新婚的马静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很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谁知道，褚时健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只说了五个字：“到峨山出差。”
家庭的事情，褚时健是能不管则不管，他的工作很多，也没有养成对家庭依恋的习惯。多年后，马静芬依然有些不原谅当时褚时健的粗心：“我让他去帮我买条鱼，他竟叫我去食堂吃！”
马静芬曾经提笔给褚时健写过一封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如果方便请你起草一个离婚协议，我会在上面签字。”
和大多数平凡夫妻一样，马静芬对褚时健的抱怨几乎是贯穿一生的，但仅限于生活的细枝末节。在褚时健最艰难的时光里，马静芬从未离开。
结婚两年后，褚时健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元江红光农场。马静芬则因家属身份受到牵连，丢了工作，她带着三岁的女儿一起到农场，变成了一个“猪倌”。马静芬的坚强给了低谷中的褚时健莫大勇气和信心。多年后，他在自传中描述：“我被打成‘右派’算是我们这个家庭第一个大的打击，她那个时候要是离开我，我也说不出什么，很多‘右派’的妻子都是这么熬不住苦，没办法就离，我老伴儿没有离开我，她是一个城里长大的小姐，抱着娃娃就过来了，什么叫患难夫妻我是体会到了。”
在褚时健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马静芬始终形影相随，影响了褚时健一辈子。
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决定要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此前，褚时健做烟，大家说烟对健康危害大，那么水果呢？马静芬说，褚时健还“在里头”的时候，有一次，褚时佐去看他，给他带了点儿自己种的冰糖橙。后来褚时健对她说：“等我出去，我们就种这个橙吧，健康。”
2002年，褚时健和马静芬砸上所有的积蓄和借来的钱，真的动手了。马静芬就这样陪着褚时健，一头钻进荒山里，守着春华秋实的岁月更迭，修整山地、浇水、打药、施肥、种植，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一点儿都不马虎。从2003年开始，从来没做过生意的马静芬带着只有两三个人的销售团队，走南闯北跑了5年，寻找销售渠道。
褚时健曾回忆与马静芬一起开始种橙的岁月：
我和我老伴儿都经历过“右派”时期农场的生活，所以到山上种橙的问题并没有多难克服。我们最开始种橙那几年，管理人员不好招，大学生来我们这里都嫌条件艰苦，干几个月就走了。我能理解他们，从小生活环境无忧无虑，哪里能受山上种地、收入也不高的苦？但我和我老伴儿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觉得可以过。
种橙这件事我2002年正式开始搞时借了很多钱，后来全部还清了。前几年的销售全靠朋友帮忙，你几十吨他几百吨地团购，慢慢就消化掉了。我老伴儿那个时候管销售，带着橙子到处去参加展销会，也是受了不少苦。
马静芬80岁时，“褚橙”已经一鸣天下，人们以为她该歇一歇了，可她不仅仍掌管着“褚橙”的一线销售，而且开始了新的尝试。从没有接触过设计的马静芬，亲自负责褚橙庄园的设计和建设。此后，马静芬还成立了自己的果业有限公司种植沃柑。
60余年里，马静芬和褚时健几度沉浮。用马静芬的话来说，两人性格迥异，几十年里，吵闹不休。“过去，他想改变我，我想改变他，但都没做到。”在耄耋之年，他们开始彼此妥协。“都在‘偷偷’改变自己，适应对方。客观地说，他没有我，就没有今天;我没有他，也没有今天。”马静芬举例，“比如，在过去，我去了哪里，他一个电话都没有;但现在，我出去不久，他的电话就来了。他变体贴了。”
在褚时健90岁的生日宴上，马静芬回忆了自己和老伴的老年创业生涯。令人感动的是，马静芬在现场提及有人曾经问她的一个问题——下一生怎么过？她说：“如果褚时健还要我的话，我还嫁给他。”说完还看了看身边有些走神的褚时健，小小地抱怨说“褚时健没有听见”。
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如果我这辈子不是嫁他的话，我就没有今天。虽然有很多磨难，但就是因为这些磨难，才有我的今天。”
2019年3月9日，在褚时健追思会上，87岁的马静芬表示：“会带领全家世代认真、勤劳地做好我老伴褚时健留下的事业。最后我对褚时健说一句话：‘下辈子还嫁给你。’”
儿子：从对抗、和解到子承父业
2018年1月17日，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省玉溪市的褚橙莊园宣布成立，褚一斌出任公司总经理，褚时健任董事长。
也是在这次仪式上，马静芬做出了被外界普遍理解为“褚橙由褚一斌接班”的发言——“现在儿子管得最多，考查以后呢，今天可以算是传承下去了”。这一天距离褚时健90岁的生日还有6天。
做这个抉择，褚时健花了近两年时间。多年的合作伙伴喻华峰理解他——他不是按照企业的手段，而是按照情感化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事。“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褚老个人的经历，导致了对这个事犹豫不决。他想对得起外孙女，也想对得起儿子，毕竟是中国人，对儿子也要有交代。都希望能照顾到。这就是一种纠结。”这是褚时健的软肋。 2018年10月，云南哀牢山上褚橙庄园一个简单的会议室里，2018年“褚橙”销售启动仪式举行。这是褚一斌第一次正式站到台前，接受市场的考验。
尽管身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疾病，行走也需要扶着身边人的肩膀，但90岁的褚时健还是出现在了仪式现场，并且从头坐到尾。
褚一斌是标准的“企二代”。外界提到他时，都会自然地加上“褚时健儿子”的头衔。
“我今年五十几岁了，走到哪里还都是‘褚老的儿子’。”褚一斌在采访中这样说。他曾在独立的渴望下从父亲身边逃离，也曾经历家人出事时远隔重洋、有家不能回的痛苦和孤独，亦曾在返乡与否的抉择中面临两难，最终选择了回归，作为褚时健的儿子，也作为褚一斌自己。
在褚时健生命中最后这些年头里，曾被时间和空间隔阂开近40年的父子，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和解了，即使仍然免不了分歧。
褚一斌出生于1963年。儿子一般都显得淘气，褚家也如此。那时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没有那么多教育理论指导，父母对子女一般都比较粗暴，抡起棍子就揍一顿的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温情少有显露。褚一斌说自己第一次感受父亲的爱和温情还是因为挨了一顿揍。有一段时间，他跟小伙伴们喜欢玩一个危险的游戏，就是守在公路边，看到汽车开过来，就一起从车前面冲过去，看谁跑得快，看谁能一下闪过汽车。有一次被褚时健逮了个正着，气得他二话不说，抡起棒子就把褚一斌狠揍了一顿。褚一斌说自己当时还真没觉得父亲可怕或可恨，他反倒觉得父亲还是关心自己的，这一点让他觉得很幸福。
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更多是在忙工作，完全忽略了家庭生活。而且褚时健回家连话都很少说，让她很生气。对于儿子的成长，她认为父亲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可是褚时健并没有。有一件事情让她一直耿耿于怀——大热天的时候，父亲们都会带着儿子到河边洗澡，褚时健自己也经常去，但很少叫上褚一斌。褚一斌稍微大点儿自己能跟了，常吵着要跟父亲一起去洗澡，褚时健也带着他，但带的方式很让马静芬不满：“从家里拿了一块毛巾、一块肥皂，毛巾往肩上一搭：‘小弟，走！’儿子赶紧光着脚就跟去了，褚时健也不看儿子，自顾自大步流星地往河边走，褚一斌就在后面跑。我看儿子掉沟里冲走了他都不知道！”
“父亲是长兄，祖父早逝，从十几岁起，他就在弟妹前扮演半个父亲的角色。生活对他的要求很苛刻，一件事干不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褚一斌说，父亲的生活起伏大，过的都是苦日子，“把父亲的性格磨砺得像钢铁。其实父亲非常爱我们，只是他爱的方式不同。钢铁的爱和棉花的爱，给人的感受自然不同。”
褚一斌从昆明理工学院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已是炙手可热的玉溪卷烟厂工作，但他年轻气盛，觉得人人都认为自己以后会靠着能干的父亲，所以做了人生中第一次“逃离”家庭的尝试。他没有顺理成章地进入父亲主持下的卷烟厂，而是自作主张去了另一家濒临破产的机械厂工作，有意识地想反抗“人人都认为自己以后会靠着能干的父亲”的看法。而在机械厂工作几个月后，自觉无事可做的褚一斌还是去了玉溪卷烟厂。
父亲褚时健的身影，对于褚一斌来说似乎已经变得太高大了，甚至完全盖住了他。据《褚时健传》的作者周桦描述，“父子俩长得非常相像，（在玉溪卷烟厂时）褚一斌一说话一投足，不用介绍大家就知道这是褚厂长的儿子”。而彼时褚时健已经为20岁出头的褚一斌规划好了直到退休的晋升路径——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小组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然后到副厂级。
于是褚一斌再次逃离，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按褚时健的要求先结婚后，褚一斌出走去了日本东京自费留学。他没有向家庭求援，而是自己每天去餐馆打工，洗碗刷盘子，在往返学校、餐馆和家的地铁上常常累得睡过去。褚时健80年代末期赴日考察烟草公司时去了儿子租住的地方，讶于环境的简陋，对褚一斌感慨“日本经济那么强，没想到生活环境那么差”。
90年代初完成学业归来后，褚一斌和妻子没有回云南，而是选择定居深圳，直到日后再次出国。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3年最终回乡前，褚一斌流离异国，从美国到加拿大再到新加坡。不同于一辈子做实业的褚时健，褚一斌选择靠股票投资解决财务问题，这或许是某种意义上的“第二次反抗”。
在《商界》杂志2016年的采访中，褚一斌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股票，“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养家糊口”。
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倾向于价值投资。最经典的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褚一斌判断“要么跟着世界一起完蛋，要么大赚一笔”，直接拿出70%的资产精准抄底花旗银行。2009年3月10日，花旗银行对外公布1至2月实现盈利190亿美元，当日花旗股票大涨47%，刺激美国三大股指大涨6%，褚一斌由此斩获高额利润。
作为投资者的褚一斌是成功的。据媒体报道，新加坡银行业人士至今记得做投资的褚一斌，形容他是“冷静的鲨鱼”，投资风格理性而克制。
一辈子从事实业的褚时健不理解儿子靠股票这种“虚拟”的方式赚钱。“我做的很多事情他要么不知道，要么反对。”褚一斌曾向媒体直言。
褚一斌日后几次向媒体提起他对父亲的印象，都会提到类似尼采笔下“超人”的形象：“生活中的强者，不被软弱的情感控制，总以强硬姿态面对挑战。”
這个生活的强者和他的家庭，在1994年后陷入了最大的一次劫数，褚时健被举报贪污受贿，他的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因分别涉串换、倒卖香烟已先于他被关入洛阳监狱。1995年12月，褚映群在狱中自杀;一年后的1996年12月，褚时健开始被隔离审查。
剧变发生时，褚一斌远在国外。据周桦的描述，他几次买好机票想要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将他捆起来才拦下了他。周桦猜测，褚时健当时也不会同意儿子回来，害怕灾难波及家人。
时间软化了这对父子之间的隔阂。2005年，褚一斌带着自己的孩子回云南探望父母，褚时健第一次向儿子问出：”你要不要回来？”褚一斌没有回答。 褚一斌在2016年接受专访时解释，当时他因为投资美股作息昼夜颠倒，状态不好;此外，“我个人的特点、经历，我见过的东西跑过的地方比父亲多，活动半径比父亲大。我要选择的话，我并不最想做农业”。
直到2012年。这一年由电商打造的“褚橙进京”营销方案将褚时健种出的橙子卖到了北京，被赋予“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品牌精神的“褚橙”迅速成为“励志橙”，大卖。
这年底，褚时健再次给褚一斌打来电话。“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即将85岁的他在电话里对自己唯一的儿子说，话语间是难得的认老服输。
褚一斌明白。他安置完自己的生意，在2013年7月回到了云南。褚一斌将自己的回归当作尽孝，“父亲是精神的巨人，但在时间面前，他也是个弱者”。
回家后的褚一斌，很快完成了从投资熟手到田间农人的身份转换。对水果种植完全陌生的他在哀牢山上呆了一年，从果树种植、修剪、施肥、浇灌等等工序一点点学起，从头研究起他曾经“并不是最想做”的农业。
“父子俩从扭着到缓和，褚一斌做了不少让步，与其说是对自己父亲的让步，不如说是对时间的让步。”一名接近褚氏父子的人士说。
褚时健和马静芬都在采访中透露过，褚橙是家族企业。褚时健甚至在2014年底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将来董事长肯定由我儿子褚一斌来继承”。
但正如曾经不愿接受父亲对自己的人生安排而出走，褚一斌所希望的继承方式显然也不是简单地接过手来——“我们尝试一下，边缘往外伸一点，我想这才叫真正的传承”。
即使忽略接班人问题，褚一斌亦完成了对家庭、对父亲褚时健、对褚橙的一次漫长回归与和解。他也已經对走到哪都被说是“褚时健的儿子”释然了;褚氏新选的店铺背景，是拼贴在一起的褚一斌和褚时健的人像，岁月雕琢下这对父子逐渐显露出相似的轮廓与表情。
接班之后，挑战仍然存在。以褚时健姓氏命名的“褚橙”即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褚一斌曾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不希望父亲一手打造的品牌毁在自己手上，“不希望看到市场说闲话，说前一任干得那么漂亮，到我手里就完了。”
当褚时健的光环消散后，褚橙是否还可以卖得那么好？
褚时健管不了那么多了，那是下一代的事情。早在4年前，他就说过：“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
安排好儿孙们，不吃家族“大锅饭”
宣布继承人的决定后，所有人都觉察到了褚时健身上的轻松感。他终于撂下了人世间塞给他的最后一个难题。
2018年初，老朋友王石造访哀牢山。席间褚时健悠悠地说道：“现在（我）90了，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这也是自然现象。但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更早一些时，合作伙伴喻华峰到玉溪，褚时健同样告诉他：“我快90岁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可以轻轻松松过百岁。”
人都有软肋，褚时健也不例外。
如果你见过褚家的家庭照，很难不感叹，褚时健的外孙女圆圆（任书逸）和女儿褚映群长得实在太像了。圆圆那张脸对褚时健来说，就像一个永恒的提醒，关于亏欠、遗憾与思念。褚时健把对女儿全部的爱，都投射到了圆圆身上。
女儿褚映群不易。她从出生到长大，褚家经历“反右”“文革”，十几年身如飘蓬，迁徙不定。1995年，褚映群卷入省部级领导在云南以烟谋私的案子，被关押。入狱后不久，她在河南监狱自杀。褚映群的死，一直是褚家人心里过不去的坎。
外孙女圆圆同样不易。褚映群死后，褚时健和马静芬受审。因为父母早已离婚，也无法投奔父亲，圆圆成为孤女，寄养在别人家中。
家庭变故塑造了她的性格底色。圆圆沉默、内向，背负巨大阴影度过了她的青春期。当时她到任新民家借住时，窘迫到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2000年左右，圆圆高中毕业，去加拿大读书，学费是任新民负担的，她不敢要太多，自己拼命打工、拿奖学金。就算有急需，也不好意思找任家开口。在加拿大求学期间，她与李亚鑫相恋。现在她已成为一儿一女的母亲，家庭幸福，她依然不爱说话、不爱见人。在公司她负责财务，一下班就回家，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还有一件事，褚时健无法忽略——在他做“褚橙”最艰难的2008年，是圆圆和李亚鑫放弃了加拿大的工作、签证以及可能的绿卡，回来帮他。
圆圆过生日时，褚时健会给她写信。年纪大了，他写不了太多东西，但会反复说的是做人的道理，希望她实实在在地把事情做好。褚时健对圆圆的孩子十分用心，男孩儿的小名是他取的，叫小胖;女孩儿直接跟他姓褚。有一次，小胖想吃西瓜，但那时候西瓜没上市，褚时健叫驾驶员开车跑了40公里，从通海县买了西瓜回来。
他们都住在一个小区里，走路两分钟就到。李亚鑫夫妇忙，要是有两天他们没回家吃饭，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褚时健准在他们家门口坐着。
褚时健也思念褚一斌远在新加坡的三个孩子。平常，他不管和谁都是讲云南话。唯一能逼他讲普通话的，就是新加坡的孙子们。有时候他们会故意使坏，说：“爷爷，听不懂！”褚时健一着急，就憋出蹩脚的普通话。
除了安排儿子褚一斌接班外，外孙女任书逸、外孙女婿李亚鑫、孙女褚楚及其他孙辈们均各自有自己的公司和基地。这也是遵从褚时健的安排，他曾说：
我们这么一个小果园小公司，从1万吨的产量，以后要发展到五六万吨，我也在考虑，将来如何持续发展下去？中国传统的家族企业弊病很多，我们总说富不过三代。自己家人一直亲自经营是个冒险，请别人经营同样也是冒险。
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发展到五六万吨的时候，让我们家的这些主要家族成员，一人一部分，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分开管理。到时有个集团公司或者总公司，统一执行一些产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经营原则，做董事长的就把这件事管起来。至于各自公司独立经营的事情，董事长就不要管了，让他们互相竞争，也各自发展。
按照中国目前的体制状况，家族企业会有很多天生的问题，我也不想把这个企业搞太大了，搞大了太复杂，扯皮的事也多。所以现在橙子这件事我把它划成了六块，儿孙们一人领一块，自己分别管理去，不要吃家族的“大锅饭”。我非常反感一个家庭里还有人出于私心，想在经济上为自己捞一把，这么做我是不允许的。如果这么自私，家和企业就都散了。
90岁的日子，热闹消失了，时代、历史、命运这些大词也都消失了。褚时健每天早起买菜，逗逗家里的两只大狗，看看书。他每天去子孙家里串门，和两个重孙玩玩。他脸上已经有了那样一种淡定自若的神态，似乎一切已尘埃落定。这世上任何事，都将不再和他产生关系。
对于褚时健来说，多年的风雨已经让他看淡了人生得失。“活到一百岁”，可能是褚时健这辈子，唯一说到但没做到的事情了。
褚时健带着他未竟的事业，永远地走了，人们在回忆这位商场巨匠起伏跌宕的人生的同时，悲戚之中，也有着对于那个洋溢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时代的憧憬和回忆。无论如何，人间已经再也没有了褚时健，一些东西被时代永远画上了句号。然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句号之外，不会是精神的终结。
2019年3月5日13时36分，“中国烟草大王”、“褚橙”创始人褚时健离世，享年91岁。
褚时健患病多年，最近几年身体状况下滑，曾屡次传出离世谣言。早在2017年，关于褚时健去世的事情就闹过一场“乌龙”。
当年9月13日上午，认证为“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王巍”的博主在微博上发布消息称，“褚时健今日去世，享年89岁”，这则消息一下子引爆网络。
传闻出来后，褚时健之子褚一斌在网上发布了两条短视频驳斥谣言，视频中褚时健正在看当天出版的《云南日报》。褚时健后来笑称媒体发布信息时自己在家里做饭，他还对“去世”传闻作了回应，“我好好的嘛，精神比往年还好”。
褚时健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是2018年10月，当时身体已经显得消瘦不已。2019年2月19日是马静芬的86岁生日，在一张大合影中，坐在最中间的马静芬身旁，并没有褚时健的身影。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去世的消息甫一出来，记者就致电马静芬，她说：“这次是真的了”，褚时健的离世“并非毫无征兆”，“他有糖尿病好多年了”。褚时健在住院第三天时，就说“不想住院，医院不舒服”，并提出“要回家”，但后来因为病情太重，最后还是没能回家。他“3月4日中午就没办法说话了”，没有交代过自己的后事要如何办理。
褚时健的传奇人生就此落幕。
妻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
老是有人问我，工作和家庭哪个更重要？其实这么比很没有意义，工作和家庭各自承担的作用不一样。干工作，必须对社会负责任，不搞不行。回到家，家庭是个避风港，放松最重要。
于我来讲，可能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照顾好家里人的情绪。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每天心里想的全是怎么把工作搞好，怎么提高利润，家里的事基本不操心。可能也是因为觉得家里有妻子在，我不用管什么了。但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些粗心。而且我这个人不太会表达，心里对家庭是怎么想的，也不爱拿出来和家里人沟通。所以，他们可能都觉得我比较冷漠。
但我其实心里一直有这个家。“文革”时期物资少，大家都缺吃的，营养跟不上，我就总想着去河里拿鱼给他们增加点营养。1963年到1966年，我老伴儿带着两个孩子在曼蚌小学住，我一个人在糖厂，本来说好是一个星期回一趟小学那边的家，但我经常下乡，到甘蔗地去看种植，一看就是几天回不来。所以我经常几个星期才去一次，每次去进了门，把包放下就赶紧往河里跑，想着给他们拿点鱼回家吃。但那时我没想到，这样做其实他们不高兴，几个星期不见，他们更希望我坐下来说说话，扯几句闲天，但我当时就没理解到这一点。
到了戛洒这边，一家人住在一起了。我晚上又经常加班，因为在糖厂搞技术改造，我在车间里要跟着工人到很晚。妻子担心我，在家里不肯睡，要等着我回去。我回去后她就忍不住会埋怨我，觉得我该下班就下班，怎么总是在厂里要耗那么久。她这么一说我就很焦躁，有时口气就不太注意，我说你不用等我，我也是为这个家。
这些生硬的话，妻子肯定听不进去。所以当时的局面就是她有怨气，我自己也觉得不被理解。两人又缺乏应有的沟通，就导致有时候越说越生气，其实回头想想，那些抱怨、计较其实都不是什么事。患过难的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可以被消化掉。想起以前的一些事，我也不责怪自己，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分身。但是现在不同了，我现在大量的时间是在陪家人，当然也是他们在陪我。家庭始终是一个人的归宿，我真的是这么想的。
《褚时健传》中，褚时健讲述了自己对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和态度，也极为含蓄表达了对家人的爱。
对于褚时健的家庭，为他作传的周桦有这样一个论断：“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这个家里几乎每个人内心都有过巨大的伤痛，而且在很多年里，一家人没有生活在一起。回看这个家庭的经历，许多过往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显然，要求褚家能够像寻常百姓人家一样有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实在是太苛求了。”
从名利场解脱出来后，褚时健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思考和陪伴亲人上。在褚时健去世前一年，人们更多地在玉溪大营街附近的菜市场看到他。每天早晨，他都慢悠悠地在菜市场里晃。一会儿拿块牛肉，不要太柴，要有点儿筋骨，买回去烤肉;一会儿挤进人堆里抢一斤饵块，回家做烧饵块吃;看到水果摊摆了橙子，也让儿子褚一斌拿两个，凑上去闻一闻。
回归家庭，坚硬褪去，柔软露出。褚时健用克制而笨拙的方式，想要照顾到每一个人。
在优客工场创始人兼董事长、共享际创始人兼董事长毛大庆眼中，晚年的褚时健“粗放刚强而又内心柔软”。在和褚时健夫妇接触中，毛大庆很自然地能听到这对老夫妻很多恋爱和结婚后的细节，以及褚时健对妻子马静芬的宠爱。“褚时健是一个好丈夫。”他说。
1954年，褚时健在呈贡县当教改工作队队长时，认识了此后陪他走过60多年风雨的妻子——马静芬。他们的相识没有一点儿浪漫色彩。在第一次听取县文教局的汇报时，“马静芬”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县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在汇报中被当成了不听话、不服从管理、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典型。果真，工作組进校的时候，中心小学的所有教职员工悉数到场，这个“马静芬”缺席了。她请假到昆明看病，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归队，理由很简单：玩去了。
褚时健见到马静芬时，这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根本没把黑不溜秋的工作队队长放在眼里。马静芬是从边防局下到地方的，她身上有着明显的洋学生味道，当时称为“小布尔乔亚”，现在叫“小资”。
马静芬出身于富裕人家，父亲是银行的高管，原先在武汉，后来回到家乡，在昆明兴文银行当襄理。马静芬中专毕业后参了军，从部队转业后，分配到县里当了小学老师。这样的背景造就了她率真、调皮、敢说敢做的个性，当然还有工农干部身上没有的自视清高和骄、娇二气。 褚时健决定找马静芬谈话，起先马静芬心中十分抵触，她觉得队长一定认定她是落后分子，想教训她。可从褚时健的眼里，她看到的是真诚的关怀。从与褚时健谈完话那天起，马静芬就改变了态度，很快成了教改的积极分子。那天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双方都不曾透露。马静芬后来回忆道：“第一次看他，我就有一个想法，想的就是这一辈子就在他那过了。”
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一次，马静芬把褚时健的一张小证件照带回了昆明家中，让家人看看。没想到姐妹们的反应是：“好黑！”“看着好凶！”“好老啊！”马静芬急了：“人家才26岁！”
1955年10月20日，褚时健和马静芬结为夫妻。他们一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花了10元钱买了点儿糖，请两边的同事到褚时健单位会议室坐坐，领导也表示了祝贺，两人的婚就算结完了。本来马静芬还准备请朋友们吃饭，结果褚时健说太麻烦。当时，结婚证还是马静芬一个人领的，褚时健在外地出差。
出身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在婚姻初期，经历过不少矛盾和波折。婚后第三天，褚时健没有回家，这让新婚的马静芬十分疑惑，他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她很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个解释。谁知道，褚时健在她的再三追问下，只说了五个字：“到峨山出差。”
家庭的事情，褚时健是能不管则不管，他的工作很多，也没有养成对家庭依恋的习惯。多年后，马静芬依然有些不原谅当时褚时健的粗心：“我让他去帮我买条鱼，他竟叫我去食堂吃！”
马静芬曾经提笔给褚时健写过一封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如果方便请你起草一个离婚协议，我会在上面签字。”
和大多数平凡夫妻一样，马静芬对褚时健的抱怨几乎是贯穿一生的，但仅限于生活的细枝末节。在褚时健最艰难的时光里，马静芬从未离开。
结婚两年后，褚时健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元江红光农场。马静芬则因家属身份受到牵连，丢了工作，她带着三岁的女儿一起到农场，变成了一个“猪倌”。马静芬的坚强给了低谷中的褚时健莫大勇气和信心。多年后，他在自传中描述：“我被打成‘右派’算是我们这个家庭第一个大的打击，她那个时候要是离开我，我也说不出什么，很多‘右派’的妻子都是这么熬不住苦，没办法就离，我老伴儿没有离开我，她是一个城里长大的小姐，抱着娃娃就过来了，什么叫患难夫妻我是体会到了。”
在褚时健跌宕起伏的人生中，马静芬始终形影相随，影响了褚时健一辈子。
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决定要做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此前，褚时健做烟，大家说烟对健康危害大，那么水果呢？马静芬说，褚时健还“在里头”的时候，有一次，褚时佐去看他，给他带了点儿自己种的冰糖橙。后来褚时健对她说：“等我出去，我们就种这个橙吧，健康。”
2002年，褚时健和马静芬砸上所有的积蓄和借来的钱，真的动手了。马静芬就这样陪着褚时健，一头钻进荒山里，守着春华秋实的岁月更迭，修整山地、浇水、打药、施肥、种植，每件事都亲力亲为，一点儿都不马虎。从2003年开始，从来没做过生意的马静芬带着只有两三个人的销售团队，走南闯北跑了5年，寻找销售渠道。
褚时健曾回忆与马静芬一起开始种橙的岁月：
我和我老伴儿都经历过“右派”时期农场的生活，所以到山上种橙的问题并没有多难克服。我们最开始种橙那几年，管理人员不好招，大学生来我们这里都嫌条件艰苦，干几个月就走了。我能理解他们，从小生活环境无忧无虑，哪里能受山上种地、收入也不高的苦？但我和我老伴儿把它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觉得可以过。
种橙这件事我2002年正式开始搞时借了很多钱，后来全部还清了。前几年的销售全靠朋友帮忙，你几十吨他几百吨地团购，慢慢就消化掉了。我老伴儿那个时候管销售，带着橙子到处去参加展销会，也是受了不少苦。
马静芬80岁时，“褚橙”已经一鸣天下，人们以为她该歇一歇了，可她不仅仍掌管着“褚橙”的一线销售，而且开始了新的尝试。从没有接触过设计的马静芬，亲自负责褚橙庄园的设计和建设。此后，马静芬还成立了自己的果业有限公司种植沃柑。
60余年里，马静芬和褚时健几度沉浮。用马静芬的话来说，两人性格迥异，几十年里，吵闹不休。“过去，他想改变我，我想改变他，但都没做到。”在耄耋之年，他们开始彼此妥协。“都在‘偷偷’改变自己，适应对方。客观地说，他没有我，就没有今天;我没有他，也没有今天。”马静芬举例，“比如，在过去，我去了哪里，他一个电话都没有;但现在，我出去不久，他的电话就来了。他变体贴了。”
在褚时健90岁的生日宴上，马静芬回忆了自己和老伴的老年创业生涯。令人感动的是，马静芬在现场提及有人曾经问她的一个问题——下一生怎么过？她说：“如果褚时健还要我的话，我还嫁给他。”说完还看了看身边有些走神的褚时健，小小地抱怨说“褚时健没有听见”。
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如果我这辈子不是嫁他的话，我就没有今天。虽然有很多磨难，但就是因为这些磨难，才有我的今天。”
2019年3月9日，在褚时健追思会上，87岁的马静芬表示：“会带领全家世代认真、勤劳地做好我老伴褚时健留下的事业。最后我对褚时健说一句话：‘下辈子还嫁给你。’”
儿子：从对抗、和解到子承父业
2018年1月17日，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省玉溪市的褚橙莊园宣布成立，褚一斌出任公司总经理，褚时健任董事长。
也是在这次仪式上，马静芬做出了被外界普遍理解为“褚橙由褚一斌接班”的发言——“现在儿子管得最多，考查以后呢，今天可以算是传承下去了”。这一天距离褚时健90岁的生日还有6天。
做这个抉择，褚时健花了近两年时间。多年的合作伙伴喻华峰理解他——他不是按照企业的手段，而是按照情感化的手段来处理这件事。“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褚老个人的经历，导致了对这个事犹豫不决。他想对得起外孙女，也想对得起儿子，毕竟是中国人，对儿子也要有交代。都希望能照顾到。这就是一种纠结。”这是褚时健的软肋。 2018年10月，云南哀牢山上褚橙庄园一个简单的会议室里，2018年“褚橙”销售启动仪式举行。这是褚一斌第一次正式站到台前，接受市场的考验。
尽管身体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疾病，行走也需要扶着身边人的肩膀，但90岁的褚时健还是出现在了仪式现场，并且从头坐到尾。
褚一斌是标准的“企二代”。外界提到他时，都会自然地加上“褚时健儿子”的头衔。
“我今年五十几岁了，走到哪里还都是‘褚老的儿子’。”褚一斌在采访中这样说。他曾在独立的渴望下从父亲身边逃离，也曾经历家人出事时远隔重洋、有家不能回的痛苦和孤独，亦曾在返乡与否的抉择中面临两难，最终选择了回归，作为褚时健的儿子，也作为褚一斌自己。
在褚时健生命中最后这些年头里，曾被时间和空间隔阂开近40年的父子，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和解了，即使仍然免不了分歧。
褚一斌出生于1963年。儿子一般都显得淘气，褚家也如此。那时的家长对子女教育没有那么多教育理论指导，父母对子女一般都比较粗暴，抡起棍子就揍一顿的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温情少有显露。褚一斌说自己第一次感受父亲的爱和温情还是因为挨了一顿揍。有一段时间，他跟小伙伴们喜欢玩一个危险的游戏，就是守在公路边，看到汽车开过来，就一起从车前面冲过去，看谁跑得快，看谁能一下闪过汽车。有一次被褚时健逮了个正着，气得他二话不说，抡起棒子就把褚一斌狠揍了一顿。褚一斌说自己当时还真没觉得父亲可怕或可恨，他反倒觉得父亲还是关心自己的，这一点让他觉得很幸福。
在马静芬看来，褚时健更多是在忙工作，完全忽略了家庭生活。而且褚时健回家连话都很少说，让她很生气。对于儿子的成长，她认为父亲应该花更多的心思，可是褚时健并没有。有一件事情让她一直耿耿于怀——大热天的时候，父亲们都会带着儿子到河边洗澡，褚时健自己也经常去，但很少叫上褚一斌。褚一斌稍微大点儿自己能跟了，常吵着要跟父亲一起去洗澡，褚时健也带着他，但带的方式很让马静芬不满：“从家里拿了一块毛巾、一块肥皂，毛巾往肩上一搭：‘小弟，走！’儿子赶紧光着脚就跟去了，褚时健也不看儿子，自顾自大步流星地往河边走，褚一斌就在后面跑。我看儿子掉沟里冲走了他都不知道！”
“父亲是长兄，祖父早逝，从十几岁起，他就在弟妹前扮演半个父亲的角色。生活对他的要求很苛刻，一件事干不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褚一斌说，父亲的生活起伏大，过的都是苦日子，“把父亲的性格磨砺得像钢铁。其实父亲非常爱我们，只是他爱的方式不同。钢铁的爱和棉花的爱，给人的感受自然不同。”
褚一斌从昆明理工学院毕业后，本来可以到已是炙手可热的玉溪卷烟厂工作，但他年轻气盛，觉得人人都认为自己以后会靠着能干的父亲，所以做了人生中第一次“逃离”家庭的尝试。他没有顺理成章地进入父亲主持下的卷烟厂，而是自作主张去了另一家濒临破产的机械厂工作，有意识地想反抗“人人都认为自己以后会靠着能干的父亲”的看法。而在机械厂工作几个月后，自觉无事可做的褚一斌还是去了玉溪卷烟厂。
父亲褚时健的身影，对于褚一斌来说似乎已经变得太高大了，甚至完全盖住了他。据《褚时健传》的作者周桦描述，“父子俩长得非常相像，（在玉溪卷烟厂时）褚一斌一说话一投足，不用介绍大家就知道这是褚厂长的儿子”。而彼时褚时健已经为20岁出头的褚一斌规划好了直到退休的晋升路径——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小组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然后到副厂级。
于是褚一斌再次逃离，向父亲提出出国留学。按褚时健的要求先结婚后，褚一斌出走去了日本东京自费留学。他没有向家庭求援，而是自己每天去餐馆打工，洗碗刷盘子，在往返学校、餐馆和家的地铁上常常累得睡过去。褚时健80年代末期赴日考察烟草公司时去了儿子租住的地方，讶于环境的简陋，对褚一斌感慨“日本经济那么强，没想到生活环境那么差”。
90年代初完成学业归来后，褚一斌和妻子没有回云南，而是选择定居深圳，直到日后再次出国。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3年最终回乡前，褚一斌流离异国，从美国到加拿大再到新加坡。不同于一辈子做实业的褚时健，褚一斌选择靠股票投资解决财务问题，这或许是某种意义上的“第二次反抗”。
在《商界》杂志2016年的采访中，褚一斌坦言自己之所以选择股票，“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养家糊口”。
他在采访中表示，自己倾向于价值投资。最经典的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褚一斌判断“要么跟着世界一起完蛋，要么大赚一笔”，直接拿出70%的资产精准抄底花旗银行。2009年3月10日，花旗银行对外公布1至2月实现盈利190亿美元，当日花旗股票大涨47%，刺激美国三大股指大涨6%，褚一斌由此斩获高额利润。
作为投资者的褚一斌是成功的。据媒体报道，新加坡银行业人士至今记得做投资的褚一斌，形容他是“冷静的鲨鱼”，投资风格理性而克制。
一辈子从事实业的褚时健不理解儿子靠股票这种“虚拟”的方式赚钱。“我做的很多事情他要么不知道，要么反对。”褚一斌曾向媒体直言。
褚一斌日后几次向媒体提起他对父亲的印象，都会提到类似尼采笔下“超人”的形象：“生活中的强者，不被软弱的情感控制，总以强硬姿态面对挑战。”
這个生活的强者和他的家庭，在1994年后陷入了最大的一次劫数，褚时健被举报贪污受贿，他的妻子马静芬和女儿褚映群因分别涉串换、倒卖香烟已先于他被关入洛阳监狱。1995年12月，褚映群在狱中自杀;一年后的1996年12月，褚时健开始被隔离审查。
剧变发生时，褚一斌远在国外。据周桦的描述，他几次买好机票想要回国，身边的朋友几乎将他捆起来才拦下了他。周桦猜测，褚时健当时也不会同意儿子回来，害怕灾难波及家人。
时间软化了这对父子之间的隔阂。2005年，褚一斌带着自己的孩子回云南探望父母，褚时健第一次向儿子问出：”你要不要回来？”褚一斌没有回答。 褚一斌在2016年接受专访时解释，当时他因为投资美股作息昼夜颠倒，状态不好;此外，“我个人的特点、经历，我见过的东西跑过的地方比父亲多，活动半径比父亲大。我要选择的话，我并不最想做农业”。
直到2012年。这一年由电商打造的“褚橙进京”营销方案将褚时健种出的橙子卖到了北京，被赋予“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品牌精神的“褚橙”迅速成为“励志橙”，大卖。
这年底，褚时健再次给褚一斌打来电话。“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即将85岁的他在电话里对自己唯一的儿子说，话语间是难得的认老服输。
褚一斌明白。他安置完自己的生意，在2013年7月回到了云南。褚一斌将自己的回归当作尽孝，“父亲是精神的巨人，但在时间面前，他也是个弱者”。
回家后的褚一斌，很快完成了从投资熟手到田间农人的身份转换。对水果种植完全陌生的他在哀牢山上呆了一年，从果树种植、修剪、施肥、浇灌等等工序一点点学起，从头研究起他曾经“并不是最想做”的农业。
“父子俩从扭着到缓和，褚一斌做了不少让步，与其说是对自己父亲的让步，不如说是对时间的让步。”一名接近褚氏父子的人士说。
褚时健和马静芬都在采访中透露过，褚橙是家族企业。褚时健甚至在2014年底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将来董事长肯定由我儿子褚一斌来继承”。
但正如曾经不愿接受父亲对自己的人生安排而出走，褚一斌所希望的继承方式显然也不是简单地接过手来——“我们尝试一下，边缘往外伸一点，我想这才叫真正的传承”。
即使忽略接班人问题，褚一斌亦完成了对家庭、对父亲褚时健、对褚橙的一次漫长回归与和解。他也已經对走到哪都被说是“褚时健的儿子”释然了;褚氏新选的店铺背景，是拼贴在一起的褚一斌和褚时健的人像，岁月雕琢下这对父子逐渐显露出相似的轮廓与表情。
接班之后，挑战仍然存在。以褚时健姓氏命名的“褚橙”即意味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褚一斌曾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到，不希望父亲一手打造的品牌毁在自己手上，“不希望看到市场说闲话，说前一任干得那么漂亮，到我手里就完了。”
当褚时健的光环消散后，褚橙是否还可以卖得那么好？
褚时健管不了那么多了，那是下一代的事情。早在4年前，他就说过：“我已经甘心了，我筋疲力尽了。”
安排好儿孙们，不吃家族“大锅饭”
宣布继承人的决定后，所有人都觉察到了褚时健身上的轻松感。他终于撂下了人世间塞给他的最后一个难题。
2018年初，老朋友王石造访哀牢山。席间褚时健悠悠地说道：“现在（我）90了，很多时候心有余力不足，这也是自然现象。但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更早一些时，合作伙伴喻华峰到玉溪，褚时健同样告诉他：“我快90岁了，没有什么遗憾了，可以轻轻松松过百岁。”
人都有软肋，褚时健也不例外。
如果你见过褚家的家庭照，很难不感叹，褚时健的外孙女圆圆（任书逸）和女儿褚映群长得实在太像了。圆圆那张脸对褚时健来说，就像一个永恒的提醒，关于亏欠、遗憾与思念。褚时健把对女儿全部的爱，都投射到了圆圆身上。
女儿褚映群不易。她从出生到长大，褚家经历“反右”“文革”，十几年身如飘蓬，迁徙不定。1995年，褚映群卷入省部级领导在云南以烟谋私的案子，被关押。入狱后不久，她在河南监狱自杀。褚映群的死，一直是褚家人心里过不去的坎。
外孙女圆圆同样不易。褚映群死后，褚时健和马静芬受审。因为父母早已离婚，也无法投奔父亲，圆圆成为孤女，寄养在别人家中。
家庭变故塑造了她的性格底色。圆圆沉默、内向，背负巨大阴影度过了她的青春期。当时她到任新民家借住时，窘迫到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2000年左右，圆圆高中毕业，去加拿大读书，学费是任新民负担的，她不敢要太多，自己拼命打工、拿奖学金。就算有急需，也不好意思找任家开口。在加拿大求学期间，她与李亚鑫相恋。现在她已成为一儿一女的母亲，家庭幸福，她依然不爱说话、不爱见人。在公司她负责财务，一下班就回家，基本不与外界接触。
还有一件事，褚时健无法忽略——在他做“褚橙”最艰难的2008年，是圆圆和李亚鑫放弃了加拿大的工作、签证以及可能的绿卡，回来帮他。
圆圆过生日时，褚时健会给她写信。年纪大了，他写不了太多东西，但会反复说的是做人的道理，希望她实实在在地把事情做好。褚时健对圆圆的孩子十分用心，男孩儿的小名是他取的，叫小胖;女孩儿直接跟他姓褚。有一次，小胖想吃西瓜，但那时候西瓜没上市，褚时健叫驾驶员开车跑了40公里，从通海县买了西瓜回来。
他们都住在一个小区里，走路两分钟就到。李亚鑫夫妇忙，要是有两天他们没回家吃饭，第二天一大早起来，褚时健准在他们家门口坐着。
褚时健也思念褚一斌远在新加坡的三个孩子。平常，他不管和谁都是讲云南话。唯一能逼他讲普通话的，就是新加坡的孙子们。有时候他们会故意使坏，说：“爷爷，听不懂！”褚时健一着急，就憋出蹩脚的普通话。
除了安排儿子褚一斌接班外，外孙女任书逸、外孙女婿李亚鑫、孙女褚楚及其他孙辈们均各自有自己的公司和基地。这也是遵从褚时健的安排，他曾说：
我们这么一个小果园小公司，从1万吨的产量，以后要发展到五六万吨，我也在考虑，将来如何持续发展下去？中国传统的家族企业弊病很多，我们总说富不过三代。自己家人一直亲自经营是个冒险，请别人经营同样也是冒险。
所以我在想，当我们发展到五六万吨的时候，让我们家的这些主要家族成员，一人一部分，自己成立自己的公司，分开管理。到时有个集团公司或者总公司，统一执行一些产品质量标准和市场经营原则，做董事长的就把这件事管起来。至于各自公司独立经营的事情，董事长就不要管了，让他们互相竞争，也各自发展。
按照中国目前的体制状况，家族企业会有很多天生的问题，我也不想把这个企业搞太大了，搞大了太复杂，扯皮的事也多。所以现在橙子这件事我把它划成了六块，儿孙们一人领一块，自己分别管理去，不要吃家族的“大锅饭”。我非常反感一个家庭里还有人出于私心，想在经济上为自己捞一把，这么做我是不允许的。如果这么自私，家和企业就都散了。
90岁的日子，热闹消失了，时代、历史、命运这些大词也都消失了。褚时健每天早起买菜，逗逗家里的两只大狗，看看书。他每天去子孙家里串门，和两个重孙玩玩。他脸上已经有了那样一种淡定自若的神态，似乎一切已尘埃落定。这世上任何事，都将不再和他产生关系。
对于褚时健来说，多年的风雨已经让他看淡了人生得失。“活到一百岁”，可能是褚时健这辈子，唯一说到但没做到的事情了。
褚时健带着他未竟的事业，永远地走了，人们在回忆这位商场巨匠起伏跌宕的人生的同时，悲戚之中，也有着对于那个洋溢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时代的憧憬和回忆。无论如何，人间已经再也没有了褚时健，一些东西被时代永远画上了句号。然而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句号之外，不会是精神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