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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最近您在今日艺术汇的展览—《杨洋的童话》反响很好。我觉得您的作品可以用两个词形容：美好、童真。可这个世界往往是肮脏混乱的，您一直坚持只去表达它的美好，这个很难。还有就是童真，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有一句话说：“很多人像对待一顶旧帽子一样把自己的童年丢在一边，把它像一个不用的电话号码那样忘得一干二净。以前他們都曾经是孩子，后来长大了，可现在又如何呢？只有那些已经长大，但却仍然保持童心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大意）”您已经四十多岁了，但还能保持着这份童真与美好，而且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我很疑惑为什么？
杨：我的创作题材是“逆生长”的。二十多岁时喜欢大题材和严肃性，比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三十多岁时画少女，思考命运；到四十岁忽然变小了，画童话。题材的改变，是源于我对生活的感悟。从2011年开始，我在创作上获得了自由，一方面是精神上，一方面是技术手段上。央美出来的画家，基本功过分扎实，作品太过追求完美，但往往写实对概念却形成了束缚。越现实主义，越背离观念性。过去曾经束缚我的是构思，如何把自由想象放进现实世界中去。进入2011年，束缚我多年的东西抛开了，现实、远近关系、透视等等都放下了。观众不需要我去给他们营造现实，我只要把观念传达给他们就好了。从那一年开始，我画了新的童话题材系列。以前的童话题材有来源，现在不需要了，是属于我的童话，打破了这些框框。
单：杨洋从小热爱读书，在央美附中就是有名的才女，89年保送上中央美术学院，同年派往原苏联留学，1995年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毕业。无论是从文学还是艺术修养，她基础扎实，视野广泛，才情丰富，是位不可多得的女艺术家。
曾：说说以前对您影响比较大的画家……
杨：前几天我去国博看了“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展，一次没有过瘾，专门又去了第二次。鲁本斯是我最喜欢的画家，我受他的影响非常大。每次在欧洲看博物馆，看到鲁本斯的重要作品时都会怦然心动。
曾：观众看到您的作品，都会直观感受到童话这个题材。可能因为题材的缘故，看到您的作品，我没有想到鲁本斯，我会想到乔治·修拉，那种朦胧梦境感，但您的技法又与修拉的点彩完全无关；还会想到马格里特，但您的画面更唯美……
杨：很多人觉得我应该受到了马格里特的影响，其实完全没有。我的作品是用现实世界的道具营造了一个超出现实的真实。我从小时就热爱绘画，喜欢的艺术家不胜枚举。很小的时候接触到比亚兹莱，喜欢上他那种趣味和装饰性。青少年时期钟爱波提切利，在题材样式风格方面受他的影响很多，比如我2000年的版画《命题游戏》就很明显。后来我画风相对成熟后，他的影子就淡出了。鲁本斯不是在题材或技法上影响我。我喜欢鲁本斯，更多的是他天生才华的东西，他的造型能力强不是练出来的，他色彩的和谐度和技术的把握也都是信手拈来的。他给我的影响不是具体的样式，说大点是一种对艺术情怀的标尺般的影响。
曾：嗯。我也觉得在17世纪的欧洲，鲁本斯如同巨星般光芒四射。
杨：对，他对艺术和人生有一种使命感。
杨：其实，我第一反对个人崇拜。跟画室中的老师、教授、同时代的优秀艺术家、不同时代的大师，都可以学习，但不能复制。
单：那当然，“似我者死”嘛，艺术需要创新，需要个性化语言。
杨：我从小就认定这点，不管跟哪个老师学习，绝不学表面技法，因为每个人的笔触就如同他的相貌或声线，是天生的。模仿别人的代价就是失去自己。
曾：是呀，知易行难，很多人都说要“做自己”，但往往很难做到，很佩服您的坚定。在您的画里面还有很多的符号，比如天空、云彩、女孩、花朵、水果、气泡等等，这些在画里面通常有特定含义的符号，您是随性而发？还是刻意为之？
杨：符号学这些年已经成为系统研究了，但是我作品中的符号仅仅是道具，还没有从美术史传承来看待。欧洲的传统绘画作品中，某幅画、某个符号到底暗喻着什么，我以前没太关心，将来要研究一下了，因为我的画里也生成了很多符号。这些符号首先在构图和色彩结构上起作用，其次，以隐喻的方式传达了主题思想。在构思阶段是信手拈来的，但是到构图阶段就会刻意强化某些符号的含义。
曾：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有种想抓住转瞬即逝的美好的感受？您的作品唯美，却带着一点如梦幻泡影的淡淡哀伤。
杨：可能因为时代关系和家庭背景的原因，我是1969年生人，虽然经历了文革，但在父母亲护卫的小环境中生活一直是美好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对社会和生命会有一种使命感，常常思考生存的意义何在，这仿佛是一种责任。所以我的画面基调是唯美，但是生命的本性是无常，我从很小就认识到了。
单：对，我们70后，包括69年这一代人都生活在较少时代阴影的年月，时代的阴影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至少我的童年留存的都是些美好的记忆。
曾：我只是旁观者，以前是通过作品来与您交流，我会看的很仔细，很多细节或者符号，会打动我。比如天空与云彩，至少可以感觉艺术家当时心胸的打开。所以符号和具体感受总是相通的，在作品里，玻璃球就像是保护层；水果，鲜美而易逝。而您一直这样画，我想起东坡说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我能感受到您是追求“泥上偶然留指爪”这种片刻美好的人。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您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坚持以自我为中心，正是由于精神上的独立、阅历上的丰富。您只关心内心中的美好，哪怕是片刻的美好，因此很早就摆脱了别人对自我的过多影响。
杨：水果，其实暗喻的是欲望。花朵、蝴蝶、玻璃球、气泡等等，尤其是气泡上虹彩越多代表它越快要破裂，我是想表达美好的短暂易逝，伤感人生美好的东西，瞬间就会没有了。美好并不是生活中的常态，但却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也是人类赖以存活的精神支柱。正因为这世界上不美好的东西很多，我更要在精神上保持独立，不被它吞噬掉。
单：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多更深的外力在影响您呢？
杨：外力影响，具体到艺术史和艺术家对我的影响，远远没有整个人类历史、文化对我的影响大。我想过，如果不画画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我会是个很好的人类学家。我看的书很庞杂，从小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书，父母的藏书都会拿来翻，科学、文化、自然、地理都感兴趣，三十岁后又加上了历史、心理、社会学等。这些东西对我绘画的滋养，跟画册、博物馆和美院正统学习对我的滋养，是同等多的。如果问我的画风、笔法受到了什么外力影响的话，我觉得没有特定的脉络，而是我人生的经历和灵感沉淀后的结果，它很自然，我觉得自然的形成方式，非常好，不刻意。
曾：这我相信，因为生活本身比任何文学和艺术都更加壮阔！
杨：我的创作题材是“逆生长”的。二十多岁时喜欢大题材和严肃性，比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天上的爱与人间的爱》；三十多岁时画少女，思考命运；到四十岁忽然变小了，画童话。题材的改变，是源于我对生活的感悟。从2011年开始，我在创作上获得了自由，一方面是精神上，一方面是技术手段上。央美出来的画家，基本功过分扎实，作品太过追求完美，但往往写实对概念却形成了束缚。越现实主义，越背离观念性。过去曾经束缚我的是构思，如何把自由想象放进现实世界中去。进入2011年，束缚我多年的东西抛开了，现实、远近关系、透视等等都放下了。观众不需要我去给他们营造现实，我只要把观念传达给他们就好了。从那一年开始，我画了新的童话题材系列。以前的童话题材有来源，现在不需要了，是属于我的童话，打破了这些框框。
单：杨洋从小热爱读书，在央美附中就是有名的才女，89年保送上中央美术学院，同年派往原苏联留学，1995年从俄罗斯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毕业。无论是从文学还是艺术修养，她基础扎实，视野广泛，才情丰富，是位不可多得的女艺术家。
曾：说说以前对您影响比较大的画家……
杨：前几天我去国博看了“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展，一次没有过瘾，专门又去了第二次。鲁本斯是我最喜欢的画家，我受他的影响非常大。每次在欧洲看博物馆，看到鲁本斯的重要作品时都会怦然心动。
曾：观众看到您的作品，都会直观感受到童话这个题材。可能因为题材的缘故，看到您的作品，我没有想到鲁本斯，我会想到乔治·修拉，那种朦胧梦境感，但您的技法又与修拉的点彩完全无关；还会想到马格里特，但您的画面更唯美……
杨：很多人觉得我应该受到了马格里特的影响，其实完全没有。我的作品是用现实世界的道具营造了一个超出现实的真实。我从小时就热爱绘画，喜欢的艺术家不胜枚举。很小的时候接触到比亚兹莱，喜欢上他那种趣味和装饰性。青少年时期钟爱波提切利，在题材样式风格方面受他的影响很多，比如我2000年的版画《命题游戏》就很明显。后来我画风相对成熟后，他的影子就淡出了。鲁本斯不是在题材或技法上影响我。我喜欢鲁本斯，更多的是他天生才华的东西，他的造型能力强不是练出来的，他色彩的和谐度和技术的把握也都是信手拈来的。他给我的影响不是具体的样式，说大点是一种对艺术情怀的标尺般的影响。
曾：嗯。我也觉得在17世纪的欧洲，鲁本斯如同巨星般光芒四射。
杨：对，他对艺术和人生有一种使命感。
杨：其实，我第一反对个人崇拜。跟画室中的老师、教授、同时代的优秀艺术家、不同时代的大师，都可以学习，但不能复制。
单：那当然，“似我者死”嘛，艺术需要创新，需要个性化语言。
杨：我从小就认定这点，不管跟哪个老师学习，绝不学表面技法，因为每个人的笔触就如同他的相貌或声线，是天生的。模仿别人的代价就是失去自己。
曾：是呀，知易行难，很多人都说要“做自己”，但往往很难做到，很佩服您的坚定。在您的画里面还有很多的符号，比如天空、云彩、女孩、花朵、水果、气泡等等，这些在画里面通常有特定含义的符号，您是随性而发？还是刻意为之？
杨：符号学这些年已经成为系统研究了，但是我作品中的符号仅仅是道具，还没有从美术史传承来看待。欧洲的传统绘画作品中，某幅画、某个符号到底暗喻着什么，我以前没太关心，将来要研究一下了，因为我的画里也生成了很多符号。这些符号首先在构图和色彩结构上起作用，其次，以隐喻的方式传达了主题思想。在构思阶段是信手拈来的，但是到构图阶段就会刻意强化某些符号的含义。
曾：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有种想抓住转瞬即逝的美好的感受？您的作品唯美，却带着一点如梦幻泡影的淡淡哀伤。
杨：可能因为时代关系和家庭背景的原因，我是1969年生人，虽然经历了文革，但在父母亲护卫的小环境中生活一直是美好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耳濡目染，对社会和生命会有一种使命感，常常思考生存的意义何在，这仿佛是一种责任。所以我的画面基调是唯美，但是生命的本性是无常，我从很小就认识到了。
单：对，我们70后，包括69年这一代人都生活在较少时代阴影的年月，时代的阴影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至少我的童年留存的都是些美好的记忆。
曾：我只是旁观者，以前是通过作品来与您交流，我会看的很仔细，很多细节或者符号，会打动我。比如天空与云彩，至少可以感觉艺术家当时心胸的打开。所以符号和具体感受总是相通的，在作品里，玻璃球就像是保护层；水果，鲜美而易逝。而您一直这样画，我想起东坡说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我能感受到您是追求“泥上偶然留指爪”这种片刻美好的人。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您的创作之所以能够坚持以自我为中心，正是由于精神上的独立、阅历上的丰富。您只关心内心中的美好，哪怕是片刻的美好，因此很早就摆脱了别人对自我的过多影响。
杨：水果，其实暗喻的是欲望。花朵、蝴蝶、玻璃球、气泡等等，尤其是气泡上虹彩越多代表它越快要破裂，我是想表达美好的短暂易逝，伤感人生美好的东西，瞬间就会没有了。美好并不是生活中的常态，但却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东西，也是人类赖以存活的精神支柱。正因为这世界上不美好的东西很多，我更要在精神上保持独立，不被它吞噬掉。
单：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多更深的外力在影响您呢？
杨：外力影响，具体到艺术史和艺术家对我的影响，远远没有整个人类历史、文化对我的影响大。我想过，如果不画画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我会是个很好的人类学家。我看的书很庞杂，从小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看书，父母的藏书都会拿来翻，科学、文化、自然、地理都感兴趣，三十岁后又加上了历史、心理、社会学等。这些东西对我绘画的滋养，跟画册、博物馆和美院正统学习对我的滋养，是同等多的。如果问我的画风、笔法受到了什么外力影响的话，我觉得没有特定的脉络，而是我人生的经历和灵感沉淀后的结果，它很自然，我觉得自然的形成方式，非常好，不刻意。
曾：这我相信，因为生活本身比任何文学和艺术都更加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