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技术进步步伐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倾向于把这个时代当作有史以来最具创新性的时代。我们生产出智能手机和超级计算机，拥有海量数据和纳米技术，掌握了基因疗法和干细胞移植。政府、大学和公司每年用于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加起来约为1.4万亿美元，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多。
　　然而，人们最近却很少见到如抽水马桶一样改变数千万人生活的“有力”的发明。当然，传承自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发明创造并非只有抽水马桶这一现代卫生设备，汽车、飞机、电话、收音机和抗生素同样改变世界。
　　认为当代科技没能带来同等影响的发明，是越来越多思想家宣称创造发明的速度已经放慢的原因。有趣的是，悲观论者不仅包括学术界人士，也包括像脸谱背后的风险投资人皮特·泰尔那样的企业家。
　　如果悲观论者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悲观背后的寓意是深刻的。
　　经济能够通过增加更多的生产资料带来增长。但是，个人产出的持续增长，对于提高收入和增加福利来说是必需的，这就需要创新生产方式。如果我们创新和传播创新的速率减缓下来，那么，其他的事情也会如此，最终增长率也将放缓。
　　一笔勾销当代创新影响力为时尚早
　　自从马尔萨斯预言我们都会挨饿以来，人类的创造力已经证明，这种末日预言是错误的。但是如今，创新的影响力看上去确实正在一点一点地衰退。
　　同20世纪早期相比，自1980年以来，美国人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要慢许多。如今，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飞速发展后，至少在富裕国家，旅行速度经常比一代人之前还慢。
　　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称，生产力的情况也支持悲观论者的观点：生产力在19世纪中期开始起飞，在20世纪早期加速发展，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头几年；之后，生产力大幅下滑；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生产力又提高了；2005年之后，再度下滑。
　　不过，这种模式并不像末日预言者宣称的那样完全悲观。人类预期寿命仍在提高，即使在富裕国家也是如此。
　　虽说生产力提高是在电气化普及之后才实现的，但却是一点一点实现的。2004年以后的下降可能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更大，而不是潜在的缺乏创新。除此之外，现在就一笔勾销当代的创新影响力还为时尚早。
　　我们这代人对技术进步的贡献主要在于信息技术（IT）。通过让人们以远远超出其本身的能力进行计算和联络，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改变了生活和商业。但是，就像对待电力那样，公司需要时间来学会对它们的应用，因此，可能在数十年后才能感受到它们的全面影响力。
　　计算机能力对巨大进步的贡献，早已超出了IT的范围；3D打印技术可能会带来新的技术革命，类似无人驾驶汽车这样的自动车辆，可能会在10年内遍布街道；人造肢体的性能正在迅速赶上自然肢体。
　　尽管判断这些创新的影响力有多大还为时过早，但是，全球化应当会使目前成为创新的丰收期。同100年前相比，如今更多的发明创新者在致力于这项工作：美国和欧洲的发明创新者，已经加入了由日本、巴西、印度和中国人发起的竞赛，以此带来时尚新产品。
　　政府小，创新更容易
　　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21世纪的创新成果会快速扩展。不过，也需要对存在的各种障碍保持警惕。政府是最大的威胁。
　　政府小，创新就更容易。在没有政府部门的人宣称某些规则被破坏的条件下，实业家会引进新的生产过程或是改进产品设计。
　　如今，药物接受严格检验、工厂排放得到控制是好事。但是，官僚主义常常为公共产品制定一些不必要的规则；林林总总的繁琐手续制约了创新，就连许多原本制定出来帮助创新的规则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比如，西方的知识产权体系就一团糟，原因在于这种体系对太多动机不纯的专利实施了保护。
　　政府也没能明确地对创新实施开放的态度。公共部门的生产力大部分是僵化的。工会甚至经常阻止政府公布各种绩效指标，因为这些指标鼓励管理方创新；只要医疗保健和教育部对变革再开放一些，利用IT提升它们的生产力存在着巨大空间。
　　富裕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对基础设施（包括排水系统）和基础研究的支出：计算机、互联网和食品技术的绿色革命都出自科研，并且这些科研不带任何直接的商业目的。
　　战争为政府促进的创新力提供了最突出的例子：无人机和义肢技术令人瞠目的新进展，就是苦乐参半的明证。即使在追求直接效益的当代，资金仍旧应当投入一些基础创新研究领域。
　　对于在这些方面做得不错的政府来说——为企业家铺路，改革公共部门并且明智地进行投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
　　创新放缓的风险确实存在，但风险可以避免。创新放缓会不会发生，就像大多数的人类命运一样，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 （译者：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