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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城市”是由于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而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它是相对“农村”这一概念而言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及生产方式的经济生活。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一般来讲,中国古代的城市是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但是城市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下会有不同的解释,基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古代的城市其实是有“城”而无“市”的,其实仅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城”。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出现的环壕聚落,是我国古代早期城邑出现的先声。我国古代的城市发展可以说是由“邑”而“城”,有“城”而无“市”的。
关键词:中国古代城市;城;市;城邑;环壕聚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174-02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很多争论,考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所造成的,本文拟从“城市”的界定,“城”与“市”的概念入手,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国古代城市的概念
一般来讲,“城市”是由于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而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它是相对“农村”这一概念而言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及生产方式的经济生活。但是就中国古代而言,通常会把有四周环绕的城墙作为城市的一种标志1。那么,这一概念,这一标志是否与我国古代的历史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呢?这种城市是何时出现的呢?《韩非子··爱臣》载:“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这是关于“城市”最早的记载。《战国策·赵策一》亦载:“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可见,“城市”这一概念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是我国古代“城”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城”属于政治范畴,金文的城字,右面為武器的形状,左面传递出来的是城墙和城楼的信息。《礼记·礼运》载“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城郭沟池以为固”,《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墨子·七患》亦载:“城者,所以自守也。”由此可见,最初的城是具有防御性质的,并且是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
“市”属于经济范畴,本义是指买卖交易和交换的场所,《说文》载“市者,买卖所之也”,《易经·系辞下》亦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之世“城”即已出现。《史记·封禅书》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亦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曰:“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造五邑。”。李白亦有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案》曰:“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表明彼时已有“城”出现。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和登封王城岗等这些中原地区发现早期城址中正是五帝时代“城”的历史见证。由此可见,关于城的起源向上追溯至三代之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市”的出现要晚于城,文献中最早见于商,殷纣王做九市。所以,上文提到的战国出现的“城市”已经将“城”与“市”结合在一起,并非是我国古代最初的城市,而我国最初的城市必须从前代的历史中去寻找。
同时,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有“城”而无“市”的时代。殷纣王做九市,实际上是后人为了说明他荒淫无道而言的。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而且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市场及市场经济从不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又需要交换,就不得不出现“市”,提供了市的场地,即使后来出现了货币,但是在整个流通领域市场经济或者从事商业经济都从不占主导地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是一个有城无市的时代,中国古代历史中“城市”这一概念其实是专指政治意义上的“城”而言的。那么,我国古代的“城”起源于何时呢?
二、中国古代城市的先声----环壕聚落
农业的发生,是最近一万年的事情。此前的几百万年,人类的谋生方式,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形式的利用经济。当时人类不仅不知道栽培作物、豢养家畜。同时也不懂得在地面上建造房屋,人们都住在天然洞穴之中,居处方式也是一种利用形态。所以在农业产生以前,无论是人类的居住形式还是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一种利用形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直接利用的基础上。
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土地的载能获得有效提升,从而使社会得以供养较多的人口并能实现较大规模的聚居,由此引发城市革命的出现和复杂社会——即国家文明社会的到来。自从农业发生以来,人类开始进入生产经济时代。从人文地理景观的角度观察,近万年以来,人类的居处形态发生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一是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际,伴随着农业发生而出现的定居村落,我们称之为农业革命。二是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交替之际,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城邑,我们称之为城市革命。按照英国著名史前学者柴尔德的表述,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际的农业革命和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交替之际的城市革命,在人类社会史上都具有导致社会组织发生巨变的里程碑意义。柴尔德以后,国际学术界都普遍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此间是史前城址初现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遗址中临潼姜寨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区划布局,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以壕沟隔开。这种在姜寨遗址和半坡遗址四周发现的人工挖掘的壕沟,就具有防御性质,这种在古代人类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即为环壕聚落,这种壕沟又称“围沟”或“围壕”,是多呈不规则圆形的防护体系,环护于定居村落周围。这种带有防御性质的环壕聚落就是我国古代城邑的先声。这种有防卫设施的环壕聚落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目前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其中,代表性遗存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和湖南省澧县梦溪镇五福村的八十垱遗址。目前所知,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环壕聚落,就是后世中国城邑的祖型。
环壕聚落是若干非环壕聚落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代表着早期农业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分层现象的产生。在古代汉语中,分散在各地的农业自然村落曰“聚”,城乡分化意义上的城镇即曰“邑”。所谓“聚”,是众人聚会和聚族而居的意思;而“邑”原始字形做 其原始字形是带有围护设施聚落的象形,这种聚落的初始形态便是环壕聚落。最初的邑只是普通的设防村寨,即环壕聚落。高级发展形态的邑便是深沟高垒齐备的城。故古代有“十室之邑”和“万家之邑”的区别。如果甲于一方的大邑被用为都城,则与国同义。所以商朝或商都在甲骨文中记作“大邑商”。《说文》:“邑,国也。”这里的“国”,讲的应是国都。而国字的原始字形作,从邑,从戈,其象征着执干戈以卫城邑。这里所守卫的城邑,自然是国都,当然也包括城邑周围的领地及其村庄和人民。由此可见,这种由聚而邑,由邑而城,由邑而都,所体现的正是我国国家文明社会起源的基本途径。即,中国国家起源和形成的途径是由村寨到城邑,而有防卫设施的村寨就是考中发现中的环壕聚落。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城市是由“邑”而“城”,有“城”而无“市”的。而我国古代城市的产生标志着国家文明时代的到来,所以,我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对于我国古代国家文明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西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平书局,1982
[4](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 (现代版) [5].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和发展[Z],中国史研究,1983,1
关键词:中国古代城市;城;市;城邑;环壕聚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3-000174-02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很多争论,考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所造成的,本文拟从“城市”的界定,“城”与“市”的概念入手,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国古代城市的概念
一般来讲,“城市”是由于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而形成的较大居民点。它是相对“农村”这一概念而言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生活及生产方式的经济生活。但是就中国古代而言,通常会把有四周环绕的城墙作为城市的一种标志1。那么,这一概念,这一标志是否与我国古代的历史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呢?这种城市是何时出现的呢?《韩非子··爱臣》载:“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这是关于“城市”最早的记载。《战国策·赵策一》亦载:“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可见,“城市”这一概念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但是我国古代“城”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城”属于政治范畴,金文的城字,右面為武器的形状,左面传递出来的是城墙和城楼的信息。《礼记·礼运》载“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城郭沟池以为固”,《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墨子·七患》亦载:“城者,所以自守也。”由此可见,最初的城是具有防御性质的,并且是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
“市”属于经济范畴,本义是指买卖交易和交换的场所,《说文》载“市者,买卖所之也”,《易经·系辞下》亦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城”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根据文献记载,黄帝之世“城”即已出现。《史记·封禅书》载:“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汉书·郊祀志》亦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曰:“黄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造五邑。”。李白亦有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案》曰:“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楼。”表明彼时已有“城”出现。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郑州西山、濮阳高城、襄汾陶寺、辉县孟庄和登封王城岗等这些中原地区发现早期城址中正是五帝时代“城”的历史见证。由此可见,关于城的起源向上追溯至三代之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市”的出现要晚于城,文献中最早见于商,殷纣王做九市。所以,上文提到的战国出现的“城市”已经将“城”与“市”结合在一起,并非是我国古代最初的城市,而我国最初的城市必须从前代的历史中去寻找。
同时,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有“城”而无“市”的时代。殷纣王做九市,实际上是后人为了说明他荒淫无道而言的。我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小农经济,而且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市场及市场经济从不占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又需要交换,就不得不出现“市”,提供了市的场地,即使后来出现了货币,但是在整个流通领域市场经济或者从事商业经济都从不占主导地位。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是一个有城无市的时代,中国古代历史中“城市”这一概念其实是专指政治意义上的“城”而言的。那么,我国古代的“城”起源于何时呢?
二、中国古代城市的先声----环壕聚落
农业的发生,是最近一万年的事情。此前的几百万年,人类的谋生方式,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要形式的利用经济。当时人类不仅不知道栽培作物、豢养家畜。同时也不懂得在地面上建造房屋,人们都住在天然洞穴之中,居处方式也是一种利用形态。所以在农业产生以前,无论是人类的居住形式还是生产生活方式都是一种利用形式,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直接利用的基础上。
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其直接结果就是使土地的载能获得有效提升,从而使社会得以供养较多的人口并能实现较大规模的聚居,由此引发城市革命的出现和复杂社会——即国家文明社会的到来。自从农业发生以来,人类开始进入生产经济时代。从人文地理景观的角度观察,近万年以来,人类的居处形态发生过两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一是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际,伴随着农业发生而出现的定居村落,我们称之为农业革命。二是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交替之际,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城邑,我们称之为城市革命。按照英国著名史前学者柴尔德的表述,新旧石器时代交替之际的农业革命和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交替之际的城市革命,在人类社会史上都具有导致社会组织发生巨变的里程碑意义。柴尔德以后,国际学术界都普遍把城市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此间是史前城址初现时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的遗址中临潼姜寨遗址和西安半坡遗址中已经有了初步的区划布局,分为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以壕沟隔开。这种在姜寨遗址和半坡遗址四周发现的人工挖掘的壕沟,就具有防御性质,这种在古代人类居住区周围设有防御性壕沟的聚落遗存,即为环壕聚落,这种壕沟又称“围沟”或“围壕”,是多呈不规则圆形的防护体系,环护于定居村落周围。这种带有防御性质的环壕聚落就是我国古代城邑的先声。这种有防卫设施的环壕聚落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目前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彭头山文化。其中,代表性遗存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和湖南省澧县梦溪镇五福村的八十垱遗址。目前所知,距今8000年前后的兴隆洼文化环壕聚落,就是后世中国城邑的祖型。
环壕聚落是若干非环壕聚落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代表着早期农业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分层现象的产生。在古代汉语中,分散在各地的农业自然村落曰“聚”,城乡分化意义上的城镇即曰“邑”。所谓“聚”,是众人聚会和聚族而居的意思;而“邑”原始字形做 其原始字形是带有围护设施聚落的象形,这种聚落的初始形态便是环壕聚落。最初的邑只是普通的设防村寨,即环壕聚落。高级发展形态的邑便是深沟高垒齐备的城。故古代有“十室之邑”和“万家之邑”的区别。如果甲于一方的大邑被用为都城,则与国同义。所以商朝或商都在甲骨文中记作“大邑商”。《说文》:“邑,国也。”这里的“国”,讲的应是国都。而国字的原始字形作,从邑,从戈,其象征着执干戈以卫城邑。这里所守卫的城邑,自然是国都,当然也包括城邑周围的领地及其村庄和人民。由此可见,这种由聚而邑,由邑而城,由邑而都,所体现的正是我国国家文明社会起源的基本途径。即,中国国家起源和形成的途径是由村寨到城邑,而有防卫设施的村寨就是考中发现中的环壕聚落。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城市是由“邑”而“城”,有“城”而无“市”的。而我国古代城市的产生标志着国家文明时代的到来,所以,我国古代城市的产生对于我国古代国家文明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西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平书局,1982
[4](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说文解字 (现代版) [5].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杜瑜.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和发展[Z],中国史研究,19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