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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帮的形成，是商业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商业文明初具现代化因子的一种标志。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的时候，在浙江中西南部冷不防地崛起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商帮。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其中又有七大商帮是围绕这个商帮的所在地成椭圆形分布，并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发展。这个商帮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作“龙游商帮”，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衢州府。据史料记载，衢州府曾固为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而改为龙游府。那么龙游商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商帮呢?
龙游出世
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产生于南宋时期，活跃在明朝中叶，到清乾隆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建都，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见此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闪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
儒商之道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包括江山、常山、开化县)的商人集团，其中因为龙游县的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也最为高明，所以人们将他们命名为“龙游商帮”。
徽商经营文房四宝(歙砚、徽墨、宣纸、湖笔)，大致可以推断出很多读书人由自用开始经商，很自然地完成了商人与读书人之间的角色转化，而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商。龙游商帮大多经营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因为经营造纸业和印书业的缘故，使他们与读书人有广泛的接触。当时全省有11家著名的刻书坊，而衢州就有7家，加上龙游一家，居然占全省除杭州之外的80％。加之历史上的南孔文化的影响，让龙游商帮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机缘，龙游就成为最早从南孔文化传播中获益的地方。读书人开始经商，使原先的商人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商人形象也由此改变。他们亦贾亦儒，注重诚信，信泰的商业原则是“义中取利”，而这正是南孔思想中的精髓。
龙游商帮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商应该是童佩。童佩(1524～1578)字子鸣，以字行是完全儒化的书商，或者可说是典型的贾儒相兼的儒商。祖父童永良“贸易闽广，遂成富有。”其父、叔亦“往来闽粤吴中，多财善贾。”父童彦清是一位“儒雅”书商。童佩从小即随父贩书船往来于吴中，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将童佩列为藏书家，“独以诗文游公卿间”，家藏书达25000卷。童佩完全靠勤奋自学成才，诗词“清韵”，作文“亦工亦善”，深得大学问家归有光的器重，曰：“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经他手之书凡属珍善本者，则不惜代价即收藏之。因藏书多，成为集收藏、鉴赏、考证、校雠印刻、赈销于一身的明代儒商。
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寅(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
敢为人先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遍地龙游商”这样一句谚语。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阑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的交通枢纽。龙游人在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利，又把经商当作一种谋生的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有不贱商的理念，使得头脑活络的人多选择了经商之路。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以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为主，这些土特产品就成为龙游商当时最重要的外贸商品。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在投资上，龙游商帮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敢为人先驱的精神。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了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海纳百川
龙游商人从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和他们友善相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有利地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到了龙游商帮中。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的融人，足可见其胸襟的宽大。
诚信重义
龙游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主张以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龙游商帮一贯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要诀。
明清时期，龙游商帮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 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就是它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纸，坚韧白净，均匀齐整，比其他家的纸，在同一件纸号中重十多斤。造纸是多工序的生产流程，他为了保证质量，层层把关，严格检验，次品决不出售，产品畅销大江南北，经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他的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誉著称，冠为金(华)衢(州)严(州)三府第一家。自从胡筱渔接管以来，非常重视信誉，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职工，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胡筱渔在经营中目光远大，不以短期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有一次，他在海宁订购了7500匹石门布，价值6万银元，在运输过程中遭劫，这本不关姜益大店的事，海宁布商亦立即派人来龙游处理此事，主动承担损失，胡筱渔重义疏财，当场偿付了对方6万元布款，还再订购了7500匹棉布，并热情款待海宁布商。由于这一义举，姜益大布店信誉大增，遐迩闻名，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凡碰到货物紧俏时，海宁等地布商都首先满足他的货源需求，全力支持他渡过难关。他对职工也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从不刻薄，职工中年长者，以叔伯相称，同辈以兄弟、晚辈以弟侄相呼，平等待人；年终还发“红利压岁钱”，春节赏每一职工一匹布代价的奖励金。以心比心，诚挚待人，职工受感动，工作就更负责，保证了姜益大的良好运作。
西部先驱
龙游商帮与同时代其他商帮相比，它最大特色和优点乃是富于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勇敢地迈出家门，走出山区，投向广阔的天地，在闯荡市场中，逐渐地扬弃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情结。他们是明清时代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商坛劲旅。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加入商贾行列，也有大批合儒从商之人，他们“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台，俗有遍地龙游之谚。”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秦晋滇蜀西邦地区相对来说较为落后，而龙游商帮不嫌西部经济不发达，生活艰苦，路途遥远，行程险阻，以豪迈的气概，视天涯海角为若比邻，无远而不届，诚为天涯贾客。龙游商人李汝衡，携丝绸经商于蜀楚。李维桢记：“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遍四方之珍异，挽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间，在“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童氏数代在宣大做边界贸易致巨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龙游商人群体挺进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区开发。在明清时代交通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至西南决非易事，非得有数月始可抵达。因为在江南、华南、中原等地商业中竞争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间毕竟也有限，他们获悉滇省尚有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毅然前往，足见龙游商帮对商业信息还是灵通的。
明代成化元年就有大批龙游商人偕同江右商人(江西安福)在云南边陲姚安等府经商，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他们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也不同，还有水土不服的困难，但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准备长期生存下去，求得发展。他们不是流民，而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商贾。他们初到云南时，见那里山多田少，不通舟车，近年雨水不调，五谷少收，米粮涌贵，过活艰难。龙游等县客商人不下三五万人在这偏僻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
此外，龙游商人还具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们将土地作为生息资本来经营，以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采取农业雇佣制来经营经济作物，把收成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再投放市场，他们运用这种新式的经营方式，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农业产业资本。这是一大变革，具有转型的意义，标志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龙游商人开发大西南的实例来看，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创造。龙游商帮等开发西南，对融洽民族关系，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具很大的意义。在近代历史(明清)上是个了不起的超前行动，表现了龙游商帮的前卫意识和对西部开发的贡献，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先驱者。
责任编辑：妙 心
龙游出世
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产生于南宋时期，活跃在明朝中叶，到清乾隆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建都，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见此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闪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
儒商之道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包括江山、常山、开化县)的商人集团，其中因为龙游县的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也最为高明，所以人们将他们命名为“龙游商帮”。
徽商经营文房四宝(歙砚、徽墨、宣纸、湖笔)，大致可以推断出很多读书人由自用开始经商，很自然地完成了商人与读书人之间的角色转化，而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商。龙游商帮大多经营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因为经营造纸业和印书业的缘故，使他们与读书人有广泛的接触。当时全省有11家著名的刻书坊，而衢州就有7家，加上龙游一家，居然占全省除杭州之外的80％。加之历史上的南孔文化的影响，让龙游商帮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机缘，龙游就成为最早从南孔文化传播中获益的地方。读书人开始经商，使原先的商人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商人形象也由此改变。他们亦贾亦儒，注重诚信，信泰的商业原则是“义中取利”，而这正是南孔思想中的精髓。
龙游商帮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商应该是童佩。童佩(1524～1578)字子鸣，以字行是完全儒化的书商，或者可说是典型的贾儒相兼的儒商。祖父童永良“贸易闽广，遂成富有。”其父、叔亦“往来闽粤吴中，多财善贾。”父童彦清是一位“儒雅”书商。童佩从小即随父贩书船往来于吴中，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将童佩列为藏书家，“独以诗文游公卿间”，家藏书达25000卷。童佩完全靠勤奋自学成才，诗词“清韵”，作文“亦工亦善”，深得大学问家归有光的器重，曰：“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经他手之书凡属珍善本者，则不惜代价即收藏之。因藏书多，成为集收藏、鉴赏、考证、校雠印刻、赈销于一身的明代儒商。
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寅(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
敢为人先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遍地龙游商”这样一句谚语。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阑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的交通枢纽。龙游人在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利，又把经商当作一种谋生的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有不贱商的理念，使得头脑活络的人多选择了经商之路。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以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为主，这些土特产品就成为龙游商当时最重要的外贸商品。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在投资上，龙游商帮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敢为人先驱的精神。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了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海纳百川
龙游商人从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和他们友善相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有利地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到了龙游商帮中。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的融人，足可见其胸襟的宽大。
诚信重义
龙游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主张以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龙游商帮一贯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要诀。
明清时期，龙游商帮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 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就是它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纸，坚韧白净，均匀齐整，比其他家的纸，在同一件纸号中重十多斤。造纸是多工序的生产流程，他为了保证质量，层层把关，严格检验，次品决不出售，产品畅销大江南北，经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他的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誉著称，冠为金(华)衢(州)严(州)三府第一家。自从胡筱渔接管以来，非常重视信誉，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职工，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胡筱渔在经营中目光远大，不以短期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有一次，他在海宁订购了7500匹石门布，价值6万银元，在运输过程中遭劫，这本不关姜益大店的事，海宁布商亦立即派人来龙游处理此事，主动承担损失，胡筱渔重义疏财，当场偿付了对方6万元布款，还再订购了7500匹棉布，并热情款待海宁布商。由于这一义举，姜益大布店信誉大增，遐迩闻名，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凡碰到货物紧俏时，海宁等地布商都首先满足他的货源需求，全力支持他渡过难关。他对职工也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从不刻薄，职工中年长者，以叔伯相称，同辈以兄弟、晚辈以弟侄相呼，平等待人；年终还发“红利压岁钱”，春节赏每一职工一匹布代价的奖励金。以心比心，诚挚待人，职工受感动，工作就更负责，保证了姜益大的良好运作。
西部先驱
龙游商帮与同时代其他商帮相比，它最大特色和优点乃是富于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勇敢地迈出家门，走出山区，投向广阔的天地，在闯荡市场中，逐渐地扬弃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情结。他们是明清时代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商坛劲旅。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加入商贾行列，也有大批合儒从商之人，他们“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台，俗有遍地龙游之谚。”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秦晋滇蜀西邦地区相对来说较为落后，而龙游商帮不嫌西部经济不发达，生活艰苦，路途遥远，行程险阻，以豪迈的气概，视天涯海角为若比邻，无远而不届，诚为天涯贾客。龙游商人李汝衡，携丝绸经商于蜀楚。李维桢记：“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遍四方之珍异，挽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间，在“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童氏数代在宣大做边界贸易致巨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龙游商人群体挺进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区开发。在明清时代交通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至西南决非易事，非得有数月始可抵达。因为在江南、华南、中原等地商业中竞争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间毕竟也有限，他们获悉滇省尚有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毅然前往，足见龙游商帮对商业信息还是灵通的。
明代成化元年就有大批龙游商人偕同江右商人(江西安福)在云南边陲姚安等府经商，即今楚雄彝族自治州一带。他们虽然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也不同，还有水土不服的困难，但是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准备长期生存下去，求得发展。他们不是流民，而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商贾。他们初到云南时，见那里山多田少，不通舟车，近年雨水不调，五谷少收，米粮涌贵，过活艰难。龙游等县客商人不下三五万人在这偏僻城市、乡村屯堡安歇，生放钱债，利上生利，收债米谷，贱买贵卖，娶妻生子，置买奴仆，游食无度，二三十年不回原籍。
此外，龙游商人还具有先进的经营理念，他们将土地作为生息资本来经营，以先进技术提高生产力，采取农业雇佣制来经营经济作物，把收成的农产品作为商品再投放市场，他们运用这种新式的经营方式，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农业产业资本。这是一大变革，具有转型的意义，标志着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从龙游商人开发大西南的实例来看，人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创造。龙游商帮等开发西南，对融洽民族关系，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具很大的意义。在近代历史(明清)上是个了不起的超前行动，表现了龙游商帮的前卫意识和对西部开发的贡献，可以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先驱者。
责任编辑：妙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