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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南联大在整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称为“联大现象”。西南联大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产物，但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我们今天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联大现象；原因；当代意叉
1937抗战全面爆发之际，迫于形式，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先在长沙，继而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共八年时间。三所大学虽历史不同，互异的学风，一旦舍而为一，竟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相同，相互交辉，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后人称为“联大现象”。
一、“联大现象”引人瞩目
西南联大融北大之民主自由、清华之严谨求实和南开之活泼创新于一身，在风雨如晦的八年时间里，不仅聚集了一大批在当时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而且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其辉煌的办学成就。不仅为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更为世界所瞩目。在规模上，联大设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先后学子约8000人。在师资上，群贤毕集、人才荟萃，教授多为一代宗师和学林泰斗，其他老师也无不各有所长，造诣良深。由此产生的“联大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桃李满园，二是成果丰硕。
首先，联大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可谓桃李满园。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约3800人，其中有接近半数甚至超过半数的人在其后来的工作领域内有突出的贡献和很高的知名度。截至1996年6月，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有80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6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士。在台湾拥有的8位国际一流的工程师中，就有7位毕业于西南联大。李政道、杨振宁、钱伟长、黄昆、胡宁、邓稼先、朱光亚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曾经就读或毕业于西南联大，彭佩云、何东昌、王汉斌、孙孚凌、章文晋等国务活动家均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其次，联大在科研方面也是成果丰硕。联大在办学过程中不但重视教学，而且更重视科研。三校合并后，立即恢复了文学研究所、理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工科研究所的活动。此外清华大学还利用庚子赔款利息，单独开设了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和国情普查研究所。理工方面，华罗庚先生1940年完成了他在解释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1941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1943～1945年，周培源完成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此原理后来在国际上发展成为湍流的模式理论。在文科方面，科研成果同样引人注目，如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闻一多先生就先后完成了《神话与诗》、《诗选与校笺》等名作；王力先生的“语法三书”；吴宓编的《世界文学史大纲》也都先后出版。陈寅恪在中国历史，冯友兰在哲学、心理学方面先后出版了一批著作。当时教育部连续举办的5届学术评奖中，西南联大获一、二等奖项目占该两项获奖总数的40％之多。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被中外学术界公认为战时中国办得最成功的一所大学。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就称赞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如今，“联大现象”不仅为华人教育圈所关注，一些国外研究者也称：“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世界学术界追忆与推崇。”在此，有必要对“联大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今天的高校教育有所启示。
二、产生“联大现象”的主要原因
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层的原因，“联大现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的出现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源优秀以“学”为本。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原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整体素质较高。在实行联大、浙大、交大、中大、武大5校联合招生时，由于广大青年学生仰慕联大的教师阵容和优良学风，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总是把报考联大作为第一志愿，联大的录取分数线，往往高出别校一两个档次。从1941年开始，西南联大改为单独招生，报考人数就更多了。尽管如此。联大在招生上却实行严格按学校制度、规定招生，尽可能地招收高质量的学生。较好的体现了受教育者教育机会的公平、公正，也鼓舞了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立志报考。更重要的是联大奉行“学本位”，这里的“学本位”是指学校以教学、学术为本，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学本位”集中体现为“心志专一”。这种“专一”精神，反映在校领导身上，就是他们深感责任之重大，唯恐不能胜任，把专心致志办好学校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种品质。在梅贻琦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有人在庆祝他60寿辰时说过：“在这几十年中，也不是没有外界功名势利诱惑的，但他都已敝履弃之了……”这个评价对于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自我期许的梅贻琦是客观真实的。这种“专一”精神，反映在教授身上，就是联大教师们都学有专长，意有专情，各自埋首，沉潜探索，著述有成，育人卓著。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说过：“我觉得教育者和研究指导者的真正报酬来自看到青年的天才和心灵在丰沃土壤上开花结果。”这是“联大现象”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不拘一格任贤选能。西南联大非常重视教师的聘用，从1938年4月26日的第六十次常务会议到1939年12月19日的第一三一次常务会议，基本上每次会议都有教师聘用方面的内容，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教师聘用方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其选拔师资并不只看重资历。论资历，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华罗庚中学没有毕业，钱穆也没有大学学历，但丝毫不影响联大聘他们做教授。另外，费孝通、钱钟书、吴晗等人都是联大期间新聘的教师，当钱钟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和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陈寅恪也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闻名中外的大学者。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提出：“好教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而且“固然要造就人才，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才。”梅校长表达了对人才(教师)的尊重，认识到聘请人才的不易。这些理念为后来的文化繁荣、思想鼎盛和人才辈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治学严谨安贫乐道。联大的名师治学态度异常严谨。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周培源教授家住昆明西山龙王庙，离联大20余里。 他骑马来上课，从不迟到一分钟。他自编力学讲义及经常自刻蜡纸，每次亲自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王竹溪教授讲热学时有他自己的系统，图书馆中的参考书有多种，王先生在黑板上每一节标题后注上各种参考书上相应的页数，以便学生查阅。学生去图书馆借书时，如果某书已被借出，就换另一本参考书。这样，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联大名师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品格、智慧和才识，同时也是教育和社会领域里道德修养的楷模。朱自清先生穷困潦倒之际，甚至到了卖行军床看病，卖碑帖探亲的境地，却拒绝了昆明城中有位附庸风雅的商界“名流”请他作一篇润笔费高达三千元的寿序。吴大猷为了躲避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但他却时常在课后，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学生们讨论物理学问题，安贫乐道，不改其志。
(四)学术自由鼓励创新。西南联大虽处异常艰难时期，教授仍然意气风发，心态开放，敢于革新。当时联大的课程内容不但水平很高，而且很新颖，有些教材直接采用原版外文本，其水平和内容处于当时世界前沿。例如，机械系选修课中约有半数是反映当时学科前沿、体现科技发展新成就的新课；算学系华罗庚开出的《方阵》等，陈省身开出的《拓扑学》等都是新课，系当时国际上的前沿学科；电机系的许多教材采用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材。陈寅恪在讲隋唐史时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可见其内容之新。
同时联大教师也鼓励学生阐发自己的独立见解。由于有的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教授讲课就各自阐发自己最新的学术见解，或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和同学切磋。如果学生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向老师发难。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并不认为是侵犯了自己的学术尊严，而是很有雅量地点头微笑，欣赏自己弟子的见解。王浩先生曾在一篇名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的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在联大“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龄和地位可以说是谁也不怕谁……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常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则因此对这些学生很欣赏……教师与学生，亲如朋友……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很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这种学术氛围都极大的激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联大现象”的当代意义
哈佛大学科南特校长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西南联大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产物，但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我们今天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匡正办学理念，坚持以学为本。傅斯年在其《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一文中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人的工具。”傅先生的话揭示大学是一个作学问与培养(青年)人才的地方。对比当前我国的一些大学，后勤机构庞大，闲杂、闲职人员众多，教师及行政人员以作官为荣、以在校外赚钱多为荣，本职工作倒成了兼职。因此必须明确大学的一切工作只能是以学术、教学为中心而开展；以从事科研、培养人才为目的的理念立校、办学。
(二)完善用人机制，坚持唯才是用。人才是高校立校之本，必须形成严格和开放的人才聘用机制，面向国内外广泛招聘人才。对于联大来说，一是在教师聘任上唯才是举。二是制定相关措施促进其积极性的发挥，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比如提升教师职称，只讲实绩和水平，没有人数和比例的限制，为所有优秀人才敞开大门。三是凸显教学、教师地位，裁撤或精简与学校教学关联不大的机构和人员。从而带来学校的兴旺。因此，大学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法设法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创造条件为那些真正的人才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工作环境。
(三)注重人文素养，全面培养人才。粱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过：“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为的是学做人。”在联大诞生不久成立了师范学院，制定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要求毕业生必须在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人格方面“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则不得毕业。
对比当前，中国大学生普遍表现出人文素养缺失。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人文精神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坦率地说，教育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大学教育。因此大学教育必须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高度着眼，重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养育和发展问题，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四)倡导学术自由，鼓励人才创新。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应该有一种能容忍并鼓励学生质疑和批判精神的自由环境。耶鲁大学校长雷文曾指出，教学方法的问题是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大学正是由于能容纳不同的学术思想，采取创新的教学模式，学术才有获得发展的条件。
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时间上看，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阶段才能显现其成效。从空间看，要有创新型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型的学生，因此首先是教师创新能力要提高。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在学术上，他们不但自己兢兢业业，创造出了丰硕的成果，还教授给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使学生学会如何进行研究，从而促使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方面成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五)严格控制招生，提高教学质量。大学的教学质量好坏与生源优劣是相关联的。学生大多向往就读好的大学，而一些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则可能千方百计想进入。因此就可能出现一些不正当的途径获取入学资格的人。对于高校来说如何吸引优秀生源并做到公平、公正招生是对高校的严竣考验，也是实现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任继愈说“我在北大多年，胡适的孩子考了三次没考取，其实要是说一句话不就考上了嘛。蒋梦麟带着他女儿看榜，西南联大没有，没有就没有了呗。……”对比联大，今天我们个别高校在招生方面，存在盲目扩招、权力寻租等不正之风。这不仅降低了生源的质量和教育的质量，更有悖于教育的公平正义，我们必须警惕并消除这种现象。
综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的高校的办学条件、社会环境与战时的联大相比已是天壤之别，然而现在的高校却存在不少问题：有大楼而没有大师，“官本位”现象严重，学生道德素质下降等等。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此西南联大诞辰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当年致力于科教救国的先贤们。
关键词：联大现象；原因；当代意叉
1937抗战全面爆发之际，迫于形式，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先在长沙，继而在昆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自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至1946年5月4日结束共八年时间。三所大学虽历史不同，互异的学风，一旦舍而为一，竟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相同，相互交辉，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后人称为“联大现象”。
一、“联大现象”引人瞩目
西南联大融北大之民主自由、清华之严谨求实和南开之活泼创新于一身，在风雨如晦的八年时间里，不仅聚集了一大批在当时享誉海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而且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其辉煌的办学成就。不仅为中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更为世界所瞩目。在规模上，联大设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先后学子约8000人。在师资上，群贤毕集、人才荟萃，教授多为一代宗师和学林泰斗，其他老师也无不各有所长，造诣良深。由此产生的“联大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桃李满园，二是成果丰硕。
首先，联大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可谓桃李满园。据统计，从1938年至1946年，先后在西南联大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约3800人，其中有接近半数甚至超过半数的人在其后来的工作领域内有突出的贡献和很高的知名度。截至1996年6月，西南联大的学生中有80人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有6人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士。在台湾拥有的8位国际一流的工程师中，就有7位毕业于西南联大。李政道、杨振宁、钱伟长、黄昆、胡宁、邓稼先、朱光亚等享誉世界的科学家曾经就读或毕业于西南联大，彭佩云、何东昌、王汉斌、孙孚凌、章文晋等国务活动家均曾是西南联大的学生。
其次，联大在科研方面也是成果丰硕。联大在办学过程中不但重视教学，而且更重视科研。三校合并后，立即恢复了文学研究所、理科研究所、法科研究所、工科研究所的活动。此外清华大学还利用庚子赔款利息，单独开设了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金融研究所和国情普查研究所。理工方面，华罗庚先生1940年完成了他在解释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1941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1943～1945年，周培源完成发表了《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一文，此原理后来在国际上发展成为湍流的模式理论。在文科方面，科研成果同样引人注目，如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闻一多先生就先后完成了《神话与诗》、《诗选与校笺》等名作；王力先生的“语法三书”；吴宓编的《世界文学史大纲》也都先后出版。陈寅恪在中国历史，冯友兰在哲学、心理学方面先后出版了一批著作。当时教育部连续举办的5届学术评奖中，西南联大获一、二等奖项目占该两项获奖总数的40％之多。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奇迹，被中外学术界公认为战时中国办得最成功的一所大学。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就称赞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如今，“联大现象”不仅为华人教育圈所关注，一些国外研究者也称：“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世界学术界追忆与推崇。”在此，有必要对“联大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对今天的高校教育有所启示。
二、产生“联大现象”的主要原因
任何现象的出现都有其深层的原因，“联大现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的出现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源优秀以“学”为本。早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原是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整体素质较高。在实行联大、浙大、交大、中大、武大5校联合招生时，由于广大青年学生仰慕联大的教师阵容和优良学风，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总是把报考联大作为第一志愿，联大的录取分数线，往往高出别校一两个档次。从1941年开始，西南联大改为单独招生，报考人数就更多了。尽管如此。联大在招生上却实行严格按学校制度、规定招生，尽可能地招收高质量的学生。较好的体现了受教育者教育机会的公平、公正，也鼓舞了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立志报考。更重要的是联大奉行“学本位”，这里的“学本位”是指学校以教学、学术为本，后勤人员乃至校长都是为“学本位”服务的。“学本位”集中体现为“心志专一”。这种“专一”精神，反映在校领导身上，就是他们深感责任之重大，唯恐不能胜任，把专心致志办好学校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这种品质。在梅贻琦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有人在庆祝他60寿辰时说过：“在这几十年中，也不是没有外界功名势利诱惑的，但他都已敝履弃之了……”这个评价对于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自我期许的梅贻琦是客观真实的。这种“专一”精神，反映在教授身上，就是联大教师们都学有专长，意有专情，各自埋首，沉潜探索，著述有成，育人卓著。著名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说过：“我觉得教育者和研究指导者的真正报酬来自看到青年的天才和心灵在丰沃土壤上开花结果。”这是“联大现象”出现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不拘一格任贤选能。西南联大非常重视教师的聘用，从1938年4月26日的第六十次常务会议到1939年12月19日的第一三一次常务会议，基本上每次会议都有教师聘用方面的内容，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教师聘用方式上也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其选拔师资并不只看重资历。论资历，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华罗庚中学没有毕业，钱穆也没有大学学历，但丝毫不影响联大聘他们做教授。另外，费孝通、钱钟书、吴晗等人都是联大期间新聘的教师，当钱钟书刚刚学成归来时，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和教授吴宓都力邀他回清华执教，陈寅恪也认为钱钟书“人才难得”。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闻名中外的大学者。
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演说中提出：“好教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而且“固然要造就人才，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才。”梅校长表达了对人才(教师)的尊重，认识到聘请人才的不易。这些理念为后来的文化繁荣、思想鼎盛和人才辈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治学严谨安贫乐道。联大的名师治学态度异常严谨。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周培源教授家住昆明西山龙王庙，离联大20余里。 他骑马来上课，从不迟到一分钟。他自编力学讲义及经常自刻蜡纸，每次亲自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王竹溪教授讲热学时有他自己的系统，图书馆中的参考书有多种，王先生在黑板上每一节标题后注上各种参考书上相应的页数，以便学生查阅。学生去图书馆借书时，如果某书已被借出，就换另一本参考书。这样，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联大名师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品格、智慧和才识，同时也是教育和社会领域里道德修养的楷模。朱自清先生穷困潦倒之际，甚至到了卖行军床看病，卖碑帖探亲的境地，却拒绝了昆明城中有位附庸风雅的商界“名流”请他作一篇润笔费高达三千元的寿序。吴大猷为了躲避空袭而迁居昆明市郊。为了维持生计而养猪，但他却时常在课后，在西南联大西北角的一扇小门外，在一条很长的轻便铁路边和学生们讨论物理学问题，安贫乐道，不改其志。
(四)学术自由鼓励创新。西南联大虽处异常艰难时期，教授仍然意气风发，心态开放，敢于革新。当时联大的课程内容不但水平很高，而且很新颖，有些教材直接采用原版外文本，其水平和内容处于当时世界前沿。例如，机械系选修课中约有半数是反映当时学科前沿、体现科技发展新成就的新课；算学系华罗庚开出的《方阵》等，陈省身开出的《拓扑学》等都是新课，系当时国际上的前沿学科；电机系的许多教材采用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材。陈寅恪在讲隋唐史时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可见其内容之新。
同时联大教师也鼓励学生阐发自己的独立见解。由于有的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教授讲课就各自阐发自己最新的学术见解，或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和同学切磋。如果学生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向老师发难。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并不认为是侵犯了自己的学术尊严，而是很有雅量地点头微笑，欣赏自己弟子的见解。王浩先生曾在一篇名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的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写道。在联大“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龄和地位可以说是谁也不怕谁……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常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则因此对这些学生很欣赏……教师与学生，亲如朋友……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很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这种学术氛围都极大的激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联大现象”的当代意义
哈佛大学科南特校长曾说：“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西南联大虽然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产物，但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我们今天的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仍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匡正办学理念，坚持以学为本。傅斯年在其《贡献大学于宇宙的精神》一文中说：“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做为人挤人的工具。”傅先生的话揭示大学是一个作学问与培养(青年)人才的地方。对比当前我国的一些大学，后勤机构庞大，闲杂、闲职人员众多，教师及行政人员以作官为荣、以在校外赚钱多为荣，本职工作倒成了兼职。因此必须明确大学的一切工作只能是以学术、教学为中心而开展；以从事科研、培养人才为目的的理念立校、办学。
(二)完善用人机制，坚持唯才是用。人才是高校立校之本，必须形成严格和开放的人才聘用机制，面向国内外广泛招聘人才。对于联大来说，一是在教师聘任上唯才是举。二是制定相关措施促进其积极性的发挥，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比如提升教师职称，只讲实绩和水平，没有人数和比例的限制，为所有优秀人才敞开大门。三是凸显教学、教师地位，裁撤或精简与学校教学关联不大的机构和人员。从而带来学校的兴旺。因此，大学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想法设法引进和留住优秀人才，创造条件为那些真正的人才提供一个尽可能好的工作环境。
(三)注重人文素养，全面培养人才。粱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过：“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为的是学做人。”在联大诞生不久成立了师范学院，制定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要求毕业生必须在知识、思想、态度、理念、人格方面“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则不得毕业。
对比当前，中国大学生普遍表现出人文素养缺失。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人文精神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是坦率地说，教育是有责任的，特别是大学教育。因此大学教育必须从民族命运和前途的高度着眼，重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养育和发展问题，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四)倡导学术自由，鼓励人才创新。一所好的大学首先应该有一种能容忍并鼓励学生质疑和批判精神的自由环境。耶鲁大学校长雷文曾指出，教学方法的问题是制约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原因，因为不同的教学方法取得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大学正是由于能容纳不同的学术思想，采取创新的教学模式，学术才有获得发展的条件。
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从时间上看，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阶段才能显现其成效。从空间看，要有创新型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型的学生，因此首先是教师创新能力要提高。西南联大可谓大师云集，在学术上，他们不但自己兢兢业业，创造出了丰硕的成果，还教授给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使学生学会如何进行研究，从而促使西南联大的学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方面成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五)严格控制招生，提高教学质量。大学的教学质量好坏与生源优劣是相关联的。学生大多向往就读好的大学，而一些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则可能千方百计想进入。因此就可能出现一些不正当的途径获取入学资格的人。对于高校来说如何吸引优秀生源并做到公平、公正招生是对高校的严竣考验，也是实现教育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任继愈说“我在北大多年，胡适的孩子考了三次没考取，其实要是说一句话不就考上了嘛。蒋梦麟带着他女儿看榜，西南联大没有，没有就没有了呗。……”对比联大，今天我们个别高校在招生方面，存在盲目扩招、权力寻租等不正之风。这不仅降低了生源的质量和教育的质量，更有悖于教育的公平正义，我们必须警惕并消除这种现象。
综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我们的高校的办学条件、社会环境与战时的联大相比已是天壤之别，然而现在的高校却存在不少问题：有大楼而没有大师，“官本位”现象严重，学生道德素质下降等等。在这一背景下，研究西南联大的教育模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值此西南联大诞辰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当年致力于科教救国的先贤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