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夏日清晨，我与他睽隔南北。电话两端，长长短短地聊起他的人生过往，他的知青岁月，他为费孝通做助手工作的体验，以及《纸年轮》。细叙往事，语速缓缓，音质淳厚。张冠生的言谈中，一种平实、理性与坦诚，虽未谋面，亦能细致感知。
　　张冠生说他天性趋向散漫，青少年时做过“解放全人类”的痴梦，后来似乎再也没有明确追求，连读书也是“好读书，不求甚解”。
　　起初，张冠生并未想过要写《纸年轮》。五六年前，他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万象”专版写关于阅读的文章，每周一文，随意写之。“当初随意读、随意写的时候，总觉得不要太让编辑担心存稿的事情，因此一般一个月发三四篇，后来是一次性十篇，到最后打算把一年的稿量一次性提供给编辑，编辑可以省心，我也可以安心读点别的。”阅读和书写的积累，启发了张冠生开始尝试守着平民的视角，用编年的形式，以百年为期，勾勒一段纸年轮。
　　一百年，一百本书，一个人。
　　如今难得一见的个人阅读，唤起众人对纸上油墨的温度和气味的怀念。
　　
　　自我启蒙的记录
　　
　　张冠生祖籍江苏，自小随父母在河南生活。
　　忆及童年，“家中无庭训，学堂不加课。幼时阅读范围没有超出课本，偶尔去街边的小书店看小人书，一般的一分钱看一本，厚点儿的要两分钱。”张冠生犹记得小学某年看小人书看得痴迷，以至于在语文课堂躲在书桌后面偷看《西门豹》被老师发现，叫起答题，懵然中刚说出“西门豹送鸡毛信”七个字，已惹得哄堂大笑。
　　童年的这点记忆何其浅薄，却弥足珍贵。此后，长到12岁时，“文革”开始，只留下小小年纪伫立在街边观望街心焚书的记忆。
　　1972年至1977年，张冠生在河南开封市郊的一所干校，身份是知青。五年的知青生活，在黄河边上种水稻、红薯，挖沟渠、疏泥沙，“那段生活很艰苦，一个是生存意义上的，我在18岁到22、23岁之间，一年干下来还不够自己吃，受饿。还有的苦，是精神上的，没书可看。当时的书或者是烧了，或者是禁了，或者是锁在图书馆里面。主流舆论里，书不是好东西，读书也不是好行为，只能偷偷地读。” 那几年里，张冠生手抄过两本书，一本是《罗曼·罗兰文钞》，一本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后者是张冠生为《纸年轮》搜寻旧书时唯一刻意找寻的一本，可惜寻觅未果，连当初的手抄书也不复见。
　　相对于“文革”时期满眼毁灭文化的场景的“恶启蒙”，知青时期即使极少量的“禁书”阅读，已可算作是一种“自我挽救式的再启蒙”了。
　　“改革开放以后，有一点转变，有书可读了。有一个景象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城市里面很多书店出现排队买书的情况，有时候是彻夜排队，甚至有的老师自己没有时间，就委托学生排队买书。我也排过队，有一点如饥似渴的样子，但又不是很知道该怎么读书，读什么书，也是懵懵懂懂。”
　　由彼迄今，张冠生将阅读兴趣保持了大半生，且渐渐有了一种紧迫感。“过去读得太少，未来时间不多，趁着还没有老年痴呆，希望每天多看几页，每年多看几本，多汲取点思想成长的养料。这样时间长了，生活中就有了一种常年绵延的充实感。”而《纸年轮》的尝试，也可视为张冠生自我启蒙的一点记录。
　　
　　阅读的平民性质
　　
　　《纸年轮》中的百本书，张冠生收集了九十多本，余下的几本，譬如1959年版的《中国》，因为太贵，只是从朋友处借读。张冠生买的最贵的一本书即是民国初年的《作文法》，笑说“破例了，花了400块钱，但是很值。”
　　“价格贵的书一般不买，我买到手的，一般读者也都买得起。我能找到的这些书，普通读者也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就不强求。”张冠生一直提醒自己是一个寻常读者，不要有意无意离开寻常的阅读状态，甚至连搜罗书籍，张冠生也摒弃了图书馆等官方渠道，而是如一个寻常读者跑旧书店、上孔夫子旧书网，淘书因此成为最难的事情。
　　“花了五六年的业余时间来写，如果算上买旧书，资料积累，大概十来年。我想体会人和书的缘分，一本本碰上，买下，在家里看，而不是在图书馆里借着看。这样可能更有意思，但比较困难。眼下旧书业不景气，民国版的书不好找，民国初年的更难碰上。好不容易碰上一本，太贵，只好放弃，再去碰。”
　　“选书自然也是平民视角，我也不具备其他视角”，张冠生说，“这一百本书所呈现的，不是一个必然的书单，而是一个偶然的书单。我说到底还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不同于专家学者关注的书，我的这些书，某一年可能是任何一本书，都是偶然凑起来的。”
　　当初，某本书中一句“阅读平民的性质”触动了张冠生以这样的视角来写这样一本书。“我不为写论文、评职称，不为做学问、出专著，只是日常生活内容，如同吃饭、喝茶。这样阅读也不错，至少在急功近利的世道，对预防得‘急病’有好处。把话说大点，书香社会的养成，光指望文人、学者、专家、教授读书，恐怕不成。不靠读书吃饭的人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养成日常阅读习惯，才有指望。”
　　张冠生说，这本书，从原料到素材、到成篇、成书，标准的平民买、平民读、平民写，天然的平民样本。如果说它还有点价值，也就是多少能体现“阅读的平民性质”的一个样本。
　　
　　给费老一份阅读作业
　　
　　张冠生与费孝通的渊源，不浅。
　　1988年，费孝通领衔民盟中央作“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考察”。冯之浚教授推荐他参加课题组，承担综合报告和政策建议书的起草。当费老助手的经历，就是自那时起直到2000年。其间，张冠生于1993年正式调入民盟中央工作。因为费老坚持常年田野调查，他们经常一年之中有半年在外。
　　张冠生回忆起1993年的夏日，他与费老在北戴河散步，谈及上一代学者的时代背景的问题，“费老说，他的上一代学者既有才又有学，比如王国维、梁启超；到他这一代，才还有一点，学就没了；到我这一代，苦了，没书可读。”张冠生说，他多少能够体会个中深意：正该读书的时期却赶上“文革”无书可读的这代人，精神、文化营养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才难有，学更无，怎能不苦？
　　“八十岁想起八岁该看的书”是费老晚年给自己“补课”提的一句话。因为费老自幼即在新式学校接受新学教育，未曾上过私塾，没有接受正统的国学教育，时常羡慕前辈学人引用典故张口即来，因此自己老来补课。张冠生为费老的“补课”买书，自己也跟着开始补课，“为费老补课去买书的时候，我是五十岁上下，便去找自己五岁、六岁该看的书。”
　　“这次写作，与费先生的治学根本沾不上边，只是一份希望他看到的阅读作业。”张冠生说，“假如费老还在，我这一点阅读作业，可以让他有一点点安慰。我在该读书的年纪，没书可读，但是到了中年、进入晚年的时候，我努力去补课，不管读出了什么，都可以多少给他点安慰。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没书可读，但是还没有泯灭阅读兴趣。费老说中国文化特点时，总要提‘有祖宗有子孙’这一点，意思是传承不断。我们这一代读书虽少，文化却跳不过去，还是要经过我们这一代承前启后。多读一点，总好一点，按我理解，这本身能给老人家一点安慰。”
　　2000年，张冠生根据费孝通先生口述整理，出版《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同年出版《费孝通传》，使世人走近这位著名学者。《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也是张冠生依费老的叮嘱而作的。“一次说到老一辈花果飘零，费老说，赶快找老先生，做口述、多录音，留下东西。”为费老和沈公做过口述历史后，“觉得名人的事不缺人手，倒是平民的故事该去多听听，便捡起了曾经做过的一些平民口述，不紧不慢接着做，十多年来做了大概二十来人。”有熟悉他的朋友说，从这些著述一行行文字里能看出来，张冠生已然深受费老治学和调查方式的熏染。
　　
　　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黑墨印字在纸上留下凹的深沟，是凹的沟呵；经岁月经读者的长久翻阅扬起的纸毛，留下的卷角、划痕、破损、折裂……还有水渍和虫蚀的洞孔。还有书主的署名，藏书章，及钢印大迹……这些就像被显微镜、显影液、望远镜拉到了眼皮底下，它们从历史的尘封中走了出来。噢，竟然是如此模样！”沈继光先生在拍摄完《纸年轮》所收纳的百本书籍后，在微光和投影下体味到了一种纸上景致。
　　1911年到2010年的一百本书，是时光与阅读交相辉映的印记。旧事与新知，故人与温情，在质朴的笔调之下，书籍也无可避免成为时代的折痕和注脚，映射着百年来社会文化的种种变迁，虽然张冠生说，这只是一部私人读本。
　　阅读是个人的，同时是众人的，甚至是时代的。
　　1911年，中国历史大开变局，《少年》杂志无疑澎湃着“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时代激情；1919年，胡适感知社会变迁对文学体裁的变化影响，用白话形式译著了《短篇小说》；1940年的《辅仁大学体育竞技运动手册》背后，有“七七事变”背景下，北方三大名校南迁另组西南联大的史事；1970年，《常用药物手册》一书引出叶至善先生当初在干校劳动期间与父亲叶圣陶的家书；2008年，《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口述历史》……虽然张冠生一再表示，他只是就其所遇而渐成书阵，并非刻意选择，但当书籍与社会的脉动合拍之际，就有了此起彼伏的共鸣。
　　沈继光先生在《纸年轮》摄影手记中写道：“感激作者，将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心忧天下的思索见识，融粹在《纸年轮》里。犀利的志向，正中了今日中国广瀚土地和亿万众生的巨大忧患。”这是一个人的纪念，却可借此回溯一段百年过往，找到那个时代亘古不变的坚守、映照当下的缺失。
　　末了，张冠生说，“目前在续写。在《纸年轮》基础上，会再充实一百本书，呈现出一百本译著和一百本中国本土作品，增加一个角度来感知历史。因为这一百年，是中西方文化接触、交流、碰撞、融合幅度比较大的一百年。这两百本书并在一起，继光兄所说的思索、见识、不变的坚守、当下的缺失……会能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