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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两军”是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简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军的重大使命｡从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全军共先后派出近280万干部､战士参加“三支两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参加“支左”人员牢记嘱托,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三支两军”任务,对稳定局势,维护社会安定,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做出了贡献｡
一､中共中央关于“三支两军”的决定
1967年1月上旬,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继而又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党､政领导权力｡以所谓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此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全国,在各省市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篡夺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为了夺取各级党政的领导权,各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势难以控制｡
为了制止此种混乱局面,196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规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的,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作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根据此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军委决定(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告一段落,除了执行战备､援外等其他必要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工作｡(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三)各总部､军兵种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按照上述精神,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投入“三支两军”｡为了使“三支两军”工作有组织有领导的顺利进行,全军师以上机关成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负责“三支两军”领导工作｡从此,正式拉开了“支左”的帷幕｡
二､在党和国家危难时刻,人民解放军义无返顾地担负起“三支两军”任务
“三支两军”,具体地说,“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支持造反派夺权｡在夺权中,各造反派组织为了争夺各级党政的领导权力,彼此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酿成武斗､流血事件,到1967年秋,全国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为了扭转此局面,遵照毛主席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军队“支左”人员进行革命宣传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等工作｡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派性组织逐渐走向大联合,武斗基本停止,局势趋于稳定｡至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中军队干部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5万人｡“支左”人员参与主持革委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组织和领导所在单位的斗､批､改运动｡至1972年8月,“支左”人员逐步撤回部队｡
“支农”,就是支援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民主”､“大串连”和武斗之风迅速蔓延到农村,一些地区由于农民参加夺权斗争,打派仗,影响了农业生产｡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做好春耕生产,并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援,帮助春耕生产｡根据中央的指示,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部队立即动员起来,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抓好春耕生产,要求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把帮助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實｡于是,人民解放军担负起支援农业生产的任务｡其主要形式是:派出宣传队到农村各地,宣传中央《公开信》精神,说服动员农村基层干部担起组织领导春耕生产的责任;帮助成立领导生产办公室,恢复生产组织;动员外出参加串连和武斗的农民回乡生产;各部队派出大量人员､技术力量支援农业生产;许多当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定期支援与临时性突击相结合等形式,适时派出人员､机构,支援农业生产等,使农业生产迅速出现了转机,为保证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支工”,即支持工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文革”运动的影响,给工业生产带来严重危机,许多地方厂矿､企业已处于停工停产或半停工停产状态,全国工业生产出现不断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1967年3月3日,毛主席在部队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助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根据此形势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解放军担负支援工业生产的任务｡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于是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的同时,又担负起支援工业生产的重任,使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一些停工停产的厂矿得以开工生产,因武斗运动而瘫痪的重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减轻了“文革”运动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文革”中我国的经济之所以没有陷入崩溃,与人民解放军的支援是分不开的｡
“军管”,即军事管制｡是针对当时混乱局面,对一些特殊部门和单位采取的一种临时性过渡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到一些核心､要害部门和机关单位的安全｡为了保证这些单位的安全和正常工作秩序,196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凡是对运动领导发生困难的地区和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监视的单位,被坏人篡夺领导权,以及边防､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民航､铁道运输､邮电､电台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小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负责本军管单位和下属系统的全面工作｡到1967年2月,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已有6900余个,大多为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从地区看,几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上述单位和部门都实行了军管｡实行军事管制,使一些要害部门和单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军训”,就是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事训练,是“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大､中､小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驻京部队率先对北京的大､中､小学师生进行“军训”｡毛泽东指出: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为了贯彻中央决定和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即抽调干部､战士对大､中､小学师生进行“军训”｡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军训”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训练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集中进行短期的军事训练,每期时间为15-20天;一种是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军宣队”进驻学校,参与组织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和“军训”｡军队参加“军训”,将人民解放军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灌注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对学校复课,稳定教学秩序,防止更大混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国各地群众组织陆续实现“革命”大联合,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局势日益稳定｡根据此形势和“三支两军”工作实际,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对新形势下的“三支两军”工作做出了规定｡认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了的新情况,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予撤销｡此后,“三支两军”的领导机构相继撤销,“支左”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三､“三支两军”之功过
从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间,人民解放军共先后派出280万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三支两军”的评价,1981年6月27日,党的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出了结论｡《决议》指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在当时局势极其混乱的情况下,把解放军推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担负“三支两军”任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不得已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参加“支左”的干部､战士,牢记我军宗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披肝沥胆,不辱使命,为缓和紧张混乱局势,维护正常的社会､生产､工作秩序,保护老干部,保障社会稳定,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作出了贡献,使国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他们恪尽职守,忍辱负重,其中有的为了制止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减少群众伤亡而负伤,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没有解放军“支左”,损失会更加严重｡但由于“三支两军”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参加“三支两军”人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对地方情况不甚了解,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壞,因此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方针的指导下,这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及“三支两军”已成为历史,对“三支两军”的评价,如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一样,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统一到党的第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上来,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所处的社会状态,以孤立的现实的眼光去看待,是不客观的｡
(据《军事史林》)
一､中共中央关于“三支两军”的决定
1967年1月上旬,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继而又夺取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党､政领导权力｡以所谓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阶段｡此后,夺权之风迅速蔓延全国,在各省市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篡夺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为了夺取各级党政的领导权,各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全国处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失去或基本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武斗成风,社会秩序陷入混乱,局势难以控制｡
为了制止此种混乱局面,1967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人民解放军正式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指示,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规定:(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的,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作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防空洞”;(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根据此决定,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阶段形势的需要,集中力量完成毛主席赋予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军委决定(一)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的“四大”,一般在三月底左右告一段落,除了执行战备､援外等其他必要的工作外,视情况抽调1/3､1/2､甚至2/3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工作｡(二)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可在整风告一段落后,立即投入上述工作,作为这些单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三)各总部､军兵种抽调的人员由总政治部统一分配､使用｡驻各军区所在地区院校抽调的人员,统一由各大军区､省军区领导､调配和使用｡按照上述精神,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陆续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投入“三支两军”｡为了使“三支两军”工作有组织有领导的顺利进行,全军师以上机关成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或办公室,负责“三支两军”领导工作｡从此,正式拉开了“支左”的帷幕｡
二､在党和国家危难时刻,人民解放军义无返顾地担负起“三支两军”任务
“三支两军”,具体地说,“支左”,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文化大革命”,说到底就是支持造反派夺权｡在夺权中,各造反派组织为了争夺各级党政的领导权力,彼此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甚至酿成武斗､流血事件,到1967年秋,全国陷入“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为了扭转此局面,遵照毛主席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军队“支左”人员进行革命宣传和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等工作｡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派性组织逐渐走向大联合,武斗基本停止,局势趋于稳定｡至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中军队干部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有20个,军队支左人员担任县以上革委会主任第一､二把手的约有5000余人,担任委员的有5万人｡“支左”人员参与主持革委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直接组织和领导所在单位的斗､批､改运动｡至1972年8月,“支左”人员逐步撤回部队｡
“支农”,就是支援农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民主”､“大串连”和武斗之风迅速蔓延到农村,一些地区由于农民参加夺权斗争,打派仗,影响了农业生产｡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做好春耕生产,并建议人民解放军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援,帮助春耕生产｡根据中央的指示,2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号召部队立即动员起来,积极协助驻地农村人民公社,抓好春耕生产,要求省军区､军分区和市､县武装部,把帮助抓好春耕生产作为目前工作的重点,协助当地领导机关和农村人民公社,安排春耕工作的落實｡于是,人民解放军担负起支援农业生产的任务｡其主要形式是:派出宣传队到农村各地,宣传中央《公开信》精神,说服动员农村基层干部担起组织领导春耕生产的责任;帮助成立领导生产办公室,恢复生产组织;动员外出参加串连和武斗的农民回乡生产;各部队派出大量人员､技术力量支援农业生产;许多当地驻军还采取定点挂钩､定期支援与临时性突击相结合等形式,适时派出人员､机构,支援农业生产等,使农业生产迅速出现了转机,为保证农业生产做出了贡献｡
“支工”,即支持工业生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受“文革”运动的影响,给工业生产带来严重危机,许多地方厂矿､企业已处于停工停产或半停工停产状态,全国工业生产出现不断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1967年3月3日,毛主席在部队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助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根据此形势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央决定,解放军担负支援工业生产的任务｡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宣布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的决定｡于是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的同时,又担负起支援工业生产的重任,使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一些停工停产的厂矿得以开工生产,因武斗运动而瘫痪的重点工程得以继续进行,减轻了“文革”运动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文革”中我国的经济之所以没有陷入崩溃,与人民解放军的支援是分不开的｡
“军管”,即军事管制｡是针对当时混乱局面,对一些特殊部门和单位采取的一种临时性过渡措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严重危及到一些核心､要害部门和机关单位的安全｡为了保证这些单位的安全和正常工作秩序,1966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凡是对运动领导发生困难的地区和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监视的单位,被坏人篡夺领导权,以及边防､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民航､铁道运输､邮电､电台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一种是建立军事管制小组｡军管会或军管小组,负责本军管单位和下属系统的全面工作｡到1967年2月,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已有6900余个,大多为公安､邮电､电台､报社､银行､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从地区看,几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上述单位和部门都实行了军管｡实行军事管制,使一些要害部门和单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对保护国家财产,维护社会稳定和正常工作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军训”,就是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学生实行军事训练,是“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大､中､小学校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驻京部队率先对北京的大､中､小学师生进行“军训”｡毛泽东指出: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为了贯彻中央决定和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即抽调干部､战士对大､中､小学师生进行“军训”｡按照中央决定的要求,“军训”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训练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集中进行短期的军事训练,每期时间为15-20天;一种是抽出干部､战士组成“军宣队”进驻学校,参与组织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和“军训”｡军队参加“军训”,将人民解放军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灌注于学校的教学工作,对学校复课,稳定教学秩序,防止更大混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全国各地群众组织陆续实现“革命”大联合,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局势日益稳定｡根据此形势和“三支两军”工作实际,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三支两军”工作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对新形势下的“三支两军”工作做出了规定｡认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了的新情况,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予撤销｡此后,“三支两军”的领导机构相继撤销,“支左”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三､“三支两军”之功过
从1967年3月至1972年8月间,人民解放军共先后派出280万干部､战士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三支两军”人员分布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三支两军”的评价,1981年6月27日,党的第11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作出了结论｡《决议》指出,“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在当时局势极其混乱的情况下,把解放军推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担负“三支两军”任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不得已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参加“支左”的干部､战士,牢记我军宗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披肝沥胆,不辱使命,为缓和紧张混乱局势,维护正常的社会､生产､工作秩序,保护老干部,保障社会稳定,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作出了贡献,使国家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他们恪尽职守,忍辱负重,其中有的为了制止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减少群众伤亡而负伤,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没有解放军“支左”,损失会更加严重｡但由于“三支两军”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非常措施,参加“三支两军”人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对地方情况不甚了解,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壞,因此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方针的指导下,这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及“三支两军”已成为历史,对“三支两军”的评价,如同对“文化大革命”评价一样,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统一到党的第十一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上来,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所处的社会状态,以孤立的现实的眼光去看待,是不客观的｡
(据《军事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