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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焦虑是春秋战国时代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屈原受其所处的楚国国势以及其家世、理想、仕宦经历的影响,其焦虑突出表现为对自身身份的焦虑。
关键词:屈原 春秋战国 身分 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焦虑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专章论述过焦虑,他认为:
“真实的焦虑或恐怖对于我们似乎是一种最自然而最合理的事;我们可称之为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害知觉的反应。它和逃避反射相结合,可视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现。至于引起焦虑的对象和情境,则大部分随着一个人对于外界的知识和势力的感觉而异。”
美国精神病联合会给焦虑定义为:“由紧张的烦躁不安或身体症状所伴随的对未来危险和不幸的忧虑预期。”
李青春在《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是个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中指出:
“实际上彼时的士人阶层并非处于轻松愉快的精神体验之中,恰恰相反,他们时时被普遍的心理焦虑困扰着。这种挥之不去的心理焦虑来自于他们那种漂泊无依的社会境遇以及无休止的战乱与动荡。”
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士人阶层的心理焦虑主要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境遇”、“战乱”、“动荡”,屈原作为战国时代的人,也在所难逃这种心理的焦虑,而且,由于其身份地位、壮志理想等各方面的影响,他的这种心理焦虑要强过一般的人。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原有的传统秩序正趋于解体,新的秩序正在酝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也在这种变乱中生成了,这就是士人群体。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中指出:士阶层的崛起,有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军功,庶人与工商阶层获得身份的解放而上升到“士”的地位,二是由于教育面的扩大:
“平民以文学进身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一天一天地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的了;士的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迅速扩大是势所必至的。”
虽然士阶层的成份颇为复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春秋战国之际形成的这个知识阶层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游离于任何一个有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的社会阶级,所以既不属于统治阶级,又不属于劳苦大众;既没有可靠的政治地位,又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既没有任何人赋予他们任何具体的社会责任,他们却有着最强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这样一个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而惶惶不可终日、急欲有所作为、急欲借改造社会现实,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境遇(以救世的方式来自救)的阶层,处于一方面拥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因而也有最美好的社会理想,一方面有没有任何物质力量的尴尬境地,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改造人心,也就是通过文化宣传、文化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目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一贯的思想理念。屈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屈原在离骚的开头就这样来叙述自己的身世以及出生时的情况: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在这里强调了自己高贵的出身:为帝高阳的后裔,与楚国的国君是同宗同源,这也是屈原失意后不愿走出楚国的心理因素。
关于屈原的身份,笔者以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高阳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是历史与神话错杂在一起的。而且关于高阳这个神话人物,董运庭先生在《离骚前四句和屈原家世再考释》一文中指出:
“因为颛顼根本就不是历史人物或古代帝王,也不是北方黄河流域固有的神话系统中的一路神灵。”
而且,屈原的所谓先祖屈瑕也并非贵族身份。姜亮夫先生指出:
“称之为‘屈瑕’、‘楚屈瑕’、‘莫敖’,并无王子或公子之称,更没有说他是楚武王之子。《左传》中说屈瑕称楚武王为‘王’,武王夫人邓曼对楚武王称屈瑕为‘莫敖’,仅是君臣之分,看不出有父子、母子关系。屈瑕兵败,便缢于荒谷,不敢回命,也不像王子的身份。”
最早为屈原作传的司马迁也没有说明其贵族身份,只云“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王逸也说“屈原于楚同姓,仕于怀王”,仅此而已。在先秦的典籍中,没有和屈原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他的家族世系也是一个谜。
而且,屈原之所以能仕于怀王,是因为其“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于宾客,应对诸侯”,而不是因为他的贵族身份。其所作之官,也不是值得炫耀的。所以屈原的经历与战国时期的士的经历遭遇是很吻合的。再有,屈原因才而见用,因谗而被疏,可见其政治地位是相当不稳定的,如果是贵族的话,他就不会有此遭遇,因为在当时,政治还是由世家贵族所把持。再说,从周初到战国末年,与楚同姓者多矣,据《潜夫论·志氏姓》中记载就有48姓,这么多同姓,全为贵族是不可能的。
在战国末期,各国为奋发图强,都起而变法,楚国也任用吴起变法,其中有“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屈原家族即使为贵族,也应该是楚国贵族这根大树上的旁枝末节了,沦落为士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聂石樵先生说过: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屈原列传》说他是‘楚之同姓’。但就亲属关系上说,他和楚王已经比较疏远。”
而楚怀王任用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在战国末年“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的关键时期,楚怀王重用一个可以兴邦立国的士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综上所述,屈原的身份应该首先是一个与楚同姓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贵族,而且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没落贵族。
关于屈原的名和字,王逸注曰:“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赐我以美善之名也”,“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古人的名和字,是有极大内涵的。《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灵均”之字,实际上包含着屈原父亲对他的期望,也暗含了屈原想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同时,屈原还强调自己的“有重之以修能”,注重自己的才能的修炼,提高自己的才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目标,也是他们的最大的期望,屈原有着自矜高贵的身世,又有着很好的素养,可以说,他已经具备了在那个时代从政的基本条件。弗·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指出:
“每一位执行某项社会角色的个体,都被他的社会圈子认为具有或者他自信具有正常的角色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认为他在心理上不适合于担任这一角色。”
《论语》中也说“学而优则仕”。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
“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出呢改为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的理想和壮志,而不在于他们的学术和思想。”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
屈原初期在政治上暂露头角,正证明了他的自我期待与自信以及那个圈子对于他的信任。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
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一年,苏秦约纵,六国共攻秦,楚为纵长。
屈原自矜身世,实际上不仅包含了其对于祖先的无限荣光的自豪感,以及对于祖先的丰功伟绩的缅怀、艳羡之情,也包含着屈原对自己的期望。但这正是屈原无法逾越的一道坎,有着丰功伟绩的祖先及杰出的才能,屈原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凡的起点上,所以他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就非常的强烈,进而他的焦虑感也就越强了。
正当屈原“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干得轰轰烈烈时,由于“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谗毁之,王乃疏屈原”。班固把屈原最终被逐出统治集团归结为“露才扬己”。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由于他自信固执,因而招致别人的不满,但其遭谗毁的本质肯定不在“上官、靳尚妒害其能”,也不在屈原的露才扬己,而在于屈原的改革触动了一些贵族的既得利益。再说,露才扬己并不是屈原人格的弱点。从上面的记载来看,屈原在入朝之初确实是意气风发的,这对一个有壮志理想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缺点,因为此时正是他热情迸发奔放的时刻。
在战国时代,这其实是士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是礼崩乐坏,但权力还是掌握在君王手中的,一个士,如果要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所要做得第一件事就是获得君王的青睐。当时的士人,无不是通过向统治者展示自己的才能获得礼遇与重用的。营造狡兔三窟的冯谖、以锥处囊中自喻的毛遂、周游列国以求见用的庄周、以《五蠹》被秦王召见的韩非,以纵横之策获得高位的苏秦、张仪,哪个不在露才扬己?不露才扬己就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正如苏秦所说:“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所以无论是谁,他的才华都必须展现在国君面前,否则将一无所用。
对于屈原来说,他只是一个“与楚同姓”抑或是已经处于没落边缘的贵族,对于心怀壮志而又才能杰出的屈原来说,不露才扬己就根本没有机会出仕。而一个“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人才对于楚国来说,还是举足轻重的。所以屈原的露才扬己实在是时代使然。屈原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来自于他对于自身身世的认同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由于先祖的丰功伟绩,屈原在现实中就希望自己也能像祖先一样建立不朽的功业,恢复祖先的荣耀。这无形中就对屈原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进而形成了焦虑。他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自己的目标,所以就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故而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但是这并不在屈原的意料之中,也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他也并没有认识到他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先祖的辉煌功业与父辈的期望,如同一座高山,横亘在屈原的面前,他必须为此做出努力,摆脱它的压迫,或者翻越这座高山,或者以这座高山为基础,登上另外一座高峰,但对于屈原来说,第三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贵为皇族,但已经边缘化了,仅仅是皇族的管理人员,所以说屈原才一再地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同源的身世。这除了有炫耀的意思之外,还暴露了屈原内心极度的不自信与悲哀。所以屈原一进入统治阶层的圈子就表现出极度的积极态度,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极度的焦虑,他想用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可,获得更高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3] 李青春:《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是个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6] 董运庭:《离骚的前四句与屈原家世再考释》,《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7] 姜亮夫:《楚辞今泽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
[8]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
[9] 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作者简介:李德品,男,1975—,贵州织金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贵州毕节学院。
关键词:屈原 春秋战国 身分 焦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焦虑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人的一种普遍心态。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专章论述过焦虑,他认为:
“真实的焦虑或恐怖对于我们似乎是一种最自然而最合理的事;我们可称之为对于外界危险或意料中伤害知觉的反应。它和逃避反射相结合,可视为自我保存本能的一种表现。至于引起焦虑的对象和情境,则大部分随着一个人对于外界的知识和势力的感觉而异。”
美国精神病联合会给焦虑定义为:“由紧张的烦躁不安或身体症状所伴随的对未来危险和不幸的忧虑预期。”
李青春在《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是个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一书中指出:
“实际上彼时的士人阶层并非处于轻松愉快的精神体验之中,恰恰相反,他们时时被普遍的心理焦虑困扰着。这种挥之不去的心理焦虑来自于他们那种漂泊无依的社会境遇以及无休止的战乱与动荡。”
他认为战国时代的士人阶层的心理焦虑主要来自于他们的“社会境遇”、“战乱”、“动荡”,屈原作为战国时代的人,也在所难逃这种心理的焦虑,而且,由于其身份地位、壮志理想等各方面的影响,他的这种心理焦虑要强过一般的人。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原有的传统秩序正趋于解体,新的秩序正在酝酿建立。一个新的群体也在这种变乱中生成了,这就是士人群体。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中指出:士阶层的崛起,有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军功,庶人与工商阶层获得身份的解放而上升到“士”的地位,二是由于教育面的扩大:
“平民以文学进身至少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和官僚制度的成长,政治上的职事一天一天地由简趋繁,这种新的局面必须有大量的‘士’才能应付的了;士的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迅速扩大是势所必至的。”
虽然士阶层的成份颇为复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春秋战国之际形成的这个知识阶层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游离于任何一个有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的社会阶级,所以既不属于统治阶级,又不属于劳苦大众;既没有可靠的政治地位,又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既没有任何人赋予他们任何具体的社会责任,他们却有着最强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这样一个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而惶惶不可终日、急欲有所作为、急欲借改造社会现实,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境遇(以救世的方式来自救)的阶层,处于一方面拥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知识因而也有最美好的社会理想,一方面有没有任何物质力量的尴尬境地,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改造人心,也就是通过文化宣传、文化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目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一贯的思想理念。屈原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屈原在离骚的开头就这样来叙述自己的身世以及出生时的情况: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屈原在这里强调了自己高贵的出身:为帝高阳的后裔,与楚国的国君是同宗同源,这也是屈原失意后不愿走出楚国的心理因素。
关于屈原的身份,笔者以为,他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高阳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是历史与神话错杂在一起的。而且关于高阳这个神话人物,董运庭先生在《离骚前四句和屈原家世再考释》一文中指出:
“因为颛顼根本就不是历史人物或古代帝王,也不是北方黄河流域固有的神话系统中的一路神灵。”
而且,屈原的所谓先祖屈瑕也并非贵族身份。姜亮夫先生指出:
“称之为‘屈瑕’、‘楚屈瑕’、‘莫敖’,并无王子或公子之称,更没有说他是楚武王之子。《左传》中说屈瑕称楚武王为‘王’,武王夫人邓曼对楚武王称屈瑕为‘莫敖’,仅是君臣之分,看不出有父子、母子关系。屈瑕兵败,便缢于荒谷,不敢回命,也不像王子的身份。”
最早为屈原作传的司马迁也没有说明其贵族身份,只云“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王逸也说“屈原于楚同姓,仕于怀王”,仅此而已。在先秦的典籍中,没有和屈原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他的家族世系也是一个谜。
而且,屈原之所以能仕于怀王,是因为其“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于宾客,应对诸侯”,而不是因为他的贵族身份。其所作之官,也不是值得炫耀的。所以屈原的经历与战国时期的士的经历遭遇是很吻合的。再有,屈原因才而见用,因谗而被疏,可见其政治地位是相当不稳定的,如果是贵族的话,他就不会有此遭遇,因为在当时,政治还是由世家贵族所把持。再说,从周初到战国末年,与楚同姓者多矣,据《潜夫论·志氏姓》中记载就有48姓,这么多同姓,全为贵族是不可能的。
在战国末期,各国为奋发图强,都起而变法,楚国也任用吴起变法,其中有“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屈原家族即使为贵族,也应该是楚国贵族这根大树上的旁枝末节了,沦落为士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聂石樵先生说过:
“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屈原列传》说他是‘楚之同姓’。但就亲属关系上说,他和楚王已经比较疏远。”
而楚怀王任用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在战国末年“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的关键时期,楚怀王重用一个可以兴邦立国的士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综上所述,屈原的身份应该首先是一个与楚同姓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贵族,而且也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没落贵族。
关于屈原的名和字,王逸注曰:“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赐我以美善之名也”,“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古人的名和字,是有极大内涵的。《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灵均”之字,实际上包含着屈原父亲对他的期望,也暗含了屈原想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同时,屈原还强调自己的“有重之以修能”,注重自己的才能的修炼,提高自己的才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目标,也是他们的最大的期望,屈原有着自矜高贵的身世,又有着很好的素养,可以说,他已经具备了在那个时代从政的基本条件。弗·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指出:
“每一位执行某项社会角色的个体,都被他的社会圈子认为具有或者他自信具有正常的角色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如果缺乏这些知识,就认为他在心理上不适合于担任这一角色。”
《论语》中也说“学而优则仕”。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
“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出呢改为知识分子,就在于他们的理想和壮志,而不在于他们的学术和思想。”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
屈原初期在政治上暂露头角,正证明了他的自我期待与自信以及那个圈子对于他的信任。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
“(屈原)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
在屈原的努力下,楚国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一年,苏秦约纵,六国共攻秦,楚为纵长。
屈原自矜身世,实际上不仅包含了其对于祖先的无限荣光的自豪感,以及对于祖先的丰功伟绩的缅怀、艳羡之情,也包含着屈原对自己的期望。但这正是屈原无法逾越的一道坎,有着丰功伟绩的祖先及杰出的才能,屈原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平凡的起点上,所以他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就非常的强烈,进而他的焦虑感也就越强了。
正当屈原“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干得轰轰烈烈时,由于“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谗毁之,王乃疏屈原”。班固把屈原最终被逐出统治集团归结为“露才扬己”。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由于他自信固执,因而招致别人的不满,但其遭谗毁的本质肯定不在“上官、靳尚妒害其能”,也不在屈原的露才扬己,而在于屈原的改革触动了一些贵族的既得利益。再说,露才扬己并不是屈原人格的弱点。从上面的记载来看,屈原在入朝之初确实是意气风发的,这对一个有壮志理想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缺点,因为此时正是他热情迸发奔放的时刻。
在战国时代,这其实是士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虽然是礼崩乐坏,但权力还是掌握在君王手中的,一个士,如果要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所要做得第一件事就是获得君王的青睐。当时的士人,无不是通过向统治者展示自己的才能获得礼遇与重用的。营造狡兔三窟的冯谖、以锥处囊中自喻的毛遂、周游列国以求见用的庄周、以《五蠹》被秦王召见的韩非,以纵横之策获得高位的苏秦、张仪,哪个不在露才扬己?不露才扬己就没有机会出人头地,正如苏秦所说:“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所以无论是谁,他的才华都必须展现在国君面前,否则将一无所用。
对于屈原来说,他只是一个“与楚同姓”抑或是已经处于没落边缘的贵族,对于心怀壮志而又才能杰出的屈原来说,不露才扬己就根本没有机会出仕。而一个“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人才对于楚国来说,还是举足轻重的。所以屈原的露才扬己实在是时代使然。屈原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来自于他对于自身身世的认同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由于先祖的丰功伟绩,屈原在现实中就希望自己也能像祖先一样建立不朽的功业,恢复祖先的荣耀。这无形中就对屈原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压力,进而形成了焦虑。他无法在短期内完成自己的目标,所以就表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故而引起了别人的反感。但是这并不在屈原的意料之中,也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他也并没有认识到他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先祖的辉煌功业与父辈的期望,如同一座高山,横亘在屈原的面前,他必须为此做出努力,摆脱它的压迫,或者翻越这座高山,或者以这座高山为基础,登上另外一座高峰,但对于屈原来说,第三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虽然他贵为皇族,但已经边缘化了,仅仅是皇族的管理人员,所以说屈原才一再地强调自己与楚王同宗同源的身世。这除了有炫耀的意思之外,还暴露了屈原内心极度的不自信与悲哀。所以屈原一进入统治阶层的圈子就表现出极度的积极态度,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极度的焦虑,他想用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可,获得更高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
[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
[3] 李青春:《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是个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4]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6] 董运庭:《离骚的前四句与屈原家世再考释》,《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7] 姜亮夫:《楚辞今泽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
[8]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
[9] 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作者简介:李德品,男,1975—,贵州织金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工作单位:贵州毕节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