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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合起来华文的市场显然比各自独立的市场对于外国出版商更有吸引力，因而这种做法可能会有利于两岸出版社降低版权贸易的成本。特别是对于两岸三地、四地可以统一设计、联合印制的彩色图文书的出版，这种模式的版权贸易合作给出版社带来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更多。
图书版权贸易是出版交流和合作的一块重地。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大陆版权输出再创新高；在经济海啸席卷之下，两岸图书版权交易情况是否会受到波及？
版权引进: 目前无明显影响危机深化恐会两极化
“图书版权贸易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但是预期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如果业内的预期是金融风暴会对版权贸易产生影响，那大家就可能减少资金投入，控制出版规模。”此次“法兰克福书展”弘文馆杨文轩总编辑作为大陆独立出版人之一，也参与其中。在此次书展中，弘文馆并没有主动减少版权交易量。但是对于危机如果进一步深化，明后年图书版权贸易的状况会如何，杨文轩总编并不乐观。“如果图书市场持续萎缩，一些中小型的出版公司可能会做不下去。这样会腾出一些市场空间，让一些更优秀的版权书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书业市场到那时就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好的、优秀的作品会冒出来；另一方面，成本低、制作低的作品可能会大行其道。”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版权代理部李迎庆主任在接受笔者访问的时候，对目前版权贸易的情况很有信心。“我没有感觉到版权引进受到影响。现在年底了，各出版社都在为明年的选题做准备。很多出版社还在跟我们要选题。但是我自己感觉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在经济不好的年头，我们购买版权在价格上往往会有一定的优势。如一个人有饭吃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吃得更好；但是如果没饭吃的时候，他的要求也就没那么高。所以我的感觉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版权输出价格会相应的降低，加上人民币汇率比较高，对我们来说等于引进成本降低了。和三年前相比的话，现在买同样一本书在版权上会少花三分之一的钱。”
在说到两岸版权的交流上，李迎庆主任认为两岸的版权交流情况前几年已开始发生变化。以往大陆买台湾版权书多，现在台湾很多出版社反过来买大陆的版权书。“头几年做的时候，我要买10本台湾书的版权，才可能输出1本书给台湾，但是现在基本上持平了。”那金融风暴是否对台湾业者购买大陆版权产生影响？李迎庆主任并没有特别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台湾出版社的规模大部分都比较小，在危机前他们的情况就不好，所以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次危机的原因。原因其实比较复杂，台湾业者现在在选题和策划上更加细，他们购买版权不再盲目，会对市场先有透彻的了解后才会引进图书。”
版权输出: 量小 影响小
此次危机欧美出版业者受到的影响会比大陆出版业者来得大。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版权输出欧美受到的影响又有多少呢？中图版权部从10年前开始跟欧美出版业者洽谈版权事宜，李迎庆主任对此感受颇深。“中文图书输出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三五年的事情。从‘走出去’战略开始，中文版权书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个输出量。但是对于西方出版业者来说，我们的输出量还不算规模性的东西，所以并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出版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经济不好，人家就不买了。”
杨文轩总编也认为金融风暴并不会给中文图书的输出造成影响。 “本身每年输出的版权书数量就很有限。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经济再不景气它可能也还是那么多，不会有什么数量上的大起大落。”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陆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西方国家对大陆也越来越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图书版权输出上，就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现当代文学类图书比较感兴趣。他们想要籍此更好地了解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状况。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购买中文图书版权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就西方出版者来说，中文图书的出现由于数量不多，永远无法填补他们的市场。“引进中文图书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对于大多数西方出版业者来说可能是一件需要继续探讨思考的事情。绝大多数西方出版者并不了解引进中文图书可以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李迎庆主任这样说道。
两岸联手购买中文版权，可行？！
两岸版权交流的形式在目前情况下以互买对方的版权为主。国外出版商在卖版权的时候，多把中文版权分为中文简体版和中文繁体版，在授权区域上，有些还细分为香港、台湾等地。中文市场的分割，使得在购买同一本书的版权上，两岸三地乃至四地出版者需分别跟国外版权所有者谈判，这也使得国外版权所有者一本书的中文版权可以重复卖几次。这种版权合作方式的最终结果是，国外出版业者利益最大化，而中文出版者在版权购买上重复支出。例如前几年大陆中信出版社引进《谁动了我的奶酪》小书，薄薄85页的一本支付给美国版权人的版税高达31万美元，而港台业者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香港的国际化特色使然，包括香港三联在内的许多香港出版社在国际书展上购买版权的时候，多会购买全球中文版，然后再将版权分别卖给大陆或台湾出版业者。这种版权购买方式在早期是可行的。因为那时国外出版业者对整个大中华市场的概念并不清晰，所以他们肯这样卖版权。但是，近几年来，国外出版者对大中华市场进行越来越细的划分，在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文章上述所说的一本英文畅销书，同时卖好几个中文版权的情况。
各自购买版权除了在版权费用上会产生多余的支出外，翻译成本也会相应的提高。北京三联书店李昕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就认为几地各自翻译外文版权书是一种浪费。他觉得虽然有一些文化差异，但是中文出版者完全可以一起翻译版权书。他举例，现在三联遇到从台湾引进的翻译书，有时会直接采用台湾译者的翻译，出版前由三联的编辑人员进行校订，并对两地不同的习惯用语进行技术处理。
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危害到下一步出版生态环境，出版业者将面临严峻的考验。那么有无可能两岸三地乃至四地的出版者一起合作，作为共同的购买方跟国外业者购买全球中文版，节约出版成本，增加彼此的竞争力？
李迎庆主任认为，这样的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比较困难。“因为同样的题材大陆好卖，台湾不一定就好卖。有一个市场因素存在。”联经出版公司林载爵发行人也持这样的观点，“两岸由于多年来的隔阂，在文化上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样会导致阅读市场的不同。”
对于两岸三地的版权合作 ，李昕副总从很早的时候便开始思考，因而他的想法更具体细致。他认为：“两岸三地版权的合作并不是在金融风暴下才有必要，在经济好的情况下也有需要。”他觉得两岸三地志趣、风格、定位比较一致的出版社就可以考虑来共同做这件事。“但是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情，这几家出版社平时需要有相当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在确定合作的意愿后，版权人员还要建立日常性的协商机制，互通有无，一旦其中一方决定选题，就要及时通知另外一方或者两方。如果同样的选题几方都有兴趣，积极响应，那么就可能促成此事，即大家联手购买国外的版权。这种模式的合作一旦成功，对两岸三地或四地的出版社是一种共赢。一个整合起来华文的市场显然比各自独立的市场对于外国出版商更有吸引力，因而这种做法可能会有利于两岸出版社降低版权贸易的成本。特别是对于两岸三地、四地可以统一设计、联合印制的彩色图文书的出版，这种模式的版权贸易合作给出版社带来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更多。
当然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版权书都适合几方的市场，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发生几方各自为战的现象。对此，李昕副总说，“一年内购买的版权书中，有3～5本能够达成这样的合作已经是很不错了。毕竟各自的市场都有不同的要求和特点。我所说的可以这样来合作购买的书，是指能够被几地共同接受的畅销书。你不能要求几方在所有书上都步调一致，这是不可能的。”此外，李昕副总还认为，这样的合作一定要在出版社内部之间自己展开，由有需要的出版社自发组织和形成。如果通过外部的一个机构，找到适合的版权书，再分别推荐给几地的出版社，这样整个工作会很繁杂，且操作性也会有问题。“如果外部再找一个机构这样来做，对出版社来说会变成两张皮。就是说，这个机构不一定了解出版社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可能会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思考也有好几年了，只是一直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李昕副总的期待，也是我们对两岸业者的期待。虽然此次危机目前对两岸的冲击仍需观望，但是两岸业者可趁机思考如何更好地合作，整合各自手中的资源，使彼此的利益得到最大化。
图书版权贸易是出版交流和合作的一块重地。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大陆版权输出再创新高；在经济海啸席卷之下，两岸图书版权交易情况是否会受到波及？
版权引进: 目前无明显影响危机深化恐会两极化
“图书版权贸易是一种对未来的预期。但是预期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如果业内的预期是金融风暴会对版权贸易产生影响，那大家就可能减少资金投入，控制出版规模。”此次“法兰克福书展”弘文馆杨文轩总编辑作为大陆独立出版人之一，也参与其中。在此次书展中，弘文馆并没有主动减少版权交易量。但是对于危机如果进一步深化，明后年图书版权贸易的状况会如何，杨文轩总编并不乐观。“如果图书市场持续萎缩，一些中小型的出版公司可能会做不下去。这样会腾出一些市场空间，让一些更优秀的版权书在市场中脱颖而出。书业市场到那时就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一部分好的、优秀的作品会冒出来；另一方面，成本低、制作低的作品可能会大行其道。”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版权代理部李迎庆主任在接受笔者访问的时候，对目前版权贸易的情况很有信心。“我没有感觉到版权引进受到影响。现在年底了，各出版社都在为明年的选题做准备。很多出版社还在跟我们要选题。但是我自己感觉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在经济不好的年头，我们购买版权在价格上往往会有一定的优势。如一个人有饭吃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吃得更好；但是如果没饭吃的时候，他的要求也就没那么高。所以我的感觉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版权输出价格会相应的降低，加上人民币汇率比较高，对我们来说等于引进成本降低了。和三年前相比的话，现在买同样一本书在版权上会少花三分之一的钱。”
在说到两岸版权的交流上，李迎庆主任认为两岸的版权交流情况前几年已开始发生变化。以往大陆买台湾版权书多，现在台湾很多出版社反过来买大陆的版权书。“头几年做的时候，我要买10本台湾书的版权，才可能输出1本书给台湾，但是现在基本上持平了。”那金融风暴是否对台湾业者购买大陆版权产生影响？李迎庆主任并没有特别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台湾出版社的规模大部分都比较小，在危机前他们的情况就不好，所以多多少少受到影响，但是并不是因为这次危机的原因。原因其实比较复杂，台湾业者现在在选题和策划上更加细，他们购买版权不再盲目，会对市场先有透彻的了解后才会引进图书。”
版权输出: 量小 影响小
此次危机欧美出版业者受到的影响会比大陆出版业者来得大。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版权输出欧美受到的影响又有多少呢？中图版权部从10年前开始跟欧美出版业者洽谈版权事宜，李迎庆主任对此感受颇深。“中文图书输出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三五年的事情。从‘走出去’战略开始，中文版权书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个输出量。但是对于西方出版业者来说，我们的输出量还不算规模性的东西，所以并没有办法对他们的出版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经济不好，人家就不买了。”
杨文轩总编也认为金融风暴并不会给中文图书的输出造成影响。 “本身每年输出的版权书数量就很有限。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经济再不景气它可能也还是那么多，不会有什么数量上的大起大落。”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大陆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西方国家对大陆也越来越关注。这种关注表现在图书版权输出上，就是他们对于中国历史，现当代文学类图书比较感兴趣。他们想要籍此更好地了解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思想状况。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购买中文图书版权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就西方出版者来说，中文图书的出现由于数量不多，永远无法填补他们的市场。“引进中文图书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东西，对于大多数西方出版业者来说可能是一件需要继续探讨思考的事情。绝大多数西方出版者并不了解引进中文图书可以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李迎庆主任这样说道。
两岸联手购买中文版权，可行？！
两岸版权交流的形式在目前情况下以互买对方的版权为主。国外出版商在卖版权的时候，多把中文版权分为中文简体版和中文繁体版，在授权区域上，有些还细分为香港、台湾等地。中文市场的分割，使得在购买同一本书的版权上，两岸三地乃至四地出版者需分别跟国外版权所有者谈判，这也使得国外版权所有者一本书的中文版权可以重复卖几次。这种版权合作方式的最终结果是，国外出版业者利益最大化，而中文出版者在版权购买上重复支出。例如前几年大陆中信出版社引进《谁动了我的奶酪》小书，薄薄85页的一本支付给美国版权人的版税高达31万美元，而港台业者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在20世纪90年代初，因为香港的国际化特色使然，包括香港三联在内的许多香港出版社在国际书展上购买版权的时候，多会购买全球中文版，然后再将版权分别卖给大陆或台湾出版业者。这种版权购买方式在早期是可行的。因为那时国外出版业者对整个大中华市场的概念并不清晰，所以他们肯这样卖版权。但是，近几年来，国外出版者对大中华市场进行越来越细的划分，在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文章上述所说的一本英文畅销书，同时卖好几个中文版权的情况。
各自购买版权除了在版权费用上会产生多余的支出外，翻译成本也会相应的提高。北京三联书店李昕副总经理、副总编辑就认为几地各自翻译外文版权书是一种浪费。他觉得虽然有一些文化差异，但是中文出版者完全可以一起翻译版权书。他举例，现在三联遇到从台湾引进的翻译书，有时会直接采用台湾译者的翻译，出版前由三联的编辑人员进行校订，并对两地不同的习惯用语进行技术处理。
金融风暴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危害到下一步出版生态环境，出版业者将面临严峻的考验。那么有无可能两岸三地乃至四地的出版者一起合作，作为共同的购买方跟国外业者购买全球中文版，节约出版成本，增加彼此的竞争力？
李迎庆主任认为，这样的想法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比较困难。“因为同样的题材大陆好卖，台湾不一定就好卖。有一个市场因素存在。”联经出版公司林载爵发行人也持这样的观点，“两岸由于多年来的隔阂，在文化上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这样会导致阅读市场的不同。”
对于两岸三地的版权合作 ，李昕副总从很早的时候便开始思考，因而他的想法更具体细致。他认为：“两岸三地版权的合作并不是在金融风暴下才有必要，在经济好的情况下也有需要。”他觉得两岸三地志趣、风格、定位比较一致的出版社就可以考虑来共同做这件事。“但是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情，这几家出版社平时需要有相当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在确定合作的意愿后，版权人员还要建立日常性的协商机制，互通有无，一旦其中一方决定选题，就要及时通知另外一方或者两方。如果同样的选题几方都有兴趣，积极响应，那么就可能促成此事，即大家联手购买国外的版权。这种模式的合作一旦成功，对两岸三地或四地的出版社是一种共赢。一个整合起来华文的市场显然比各自独立的市场对于外国出版商更有吸引力，因而这种做法可能会有利于两岸出版社降低版权贸易的成本。特别是对于两岸三地、四地可以统一设计、联合印制的彩色图文书的出版，这种模式的版权贸易合作给出版社带来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更多。
当然由于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原因，并不是所有的版权书都适合几方的市场，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发生几方各自为战的现象。对此，李昕副总说，“一年内购买的版权书中，有3～5本能够达成这样的合作已经是很不错了。毕竟各自的市场都有不同的要求和特点。我所说的可以这样来合作购买的书，是指能够被几地共同接受的畅销书。你不能要求几方在所有书上都步调一致，这是不可能的。”此外，李昕副总还认为，这样的合作一定要在出版社内部之间自己展开，由有需要的出版社自发组织和形成。如果通过外部的一个机构，找到适合的版权书，再分别推荐给几地的出版社，这样整个工作会很繁杂，且操作性也会有问题。“如果外部再找一个机构这样来做，对出版社来说会变成两张皮。就是说，这个机构不一定了解出版社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可能会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思考也有好几年了，只是一直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李昕副总的期待，也是我们对两岸业者的期待。虽然此次危机目前对两岸的冲击仍需观望，但是两岸业者可趁机思考如何更好地合作，整合各自手中的资源，使彼此的利益得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