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文章自在》于桐城派、开明同人的文章学脉络中自有其赓续和新变；从《认得几个字》到《文章自在》内蕴着张氏“自文字而文章”的思路。作为一名小说家的文章学著述，张大春认为文章写作是反刍生命的自由过程，主张去文言、白话之防，破各类文体之壁垒。《文章自在》多是张氏自写自评，将文章写作祛魅化，同时镌刻下与当下文化语境交互激荡之印痕。
关键词：张大春 开明同人 文章学
科举废，新学兴，古文教育被白话国文教育所取代，桐城文章也遭到“五四”知识分子的痛诋笔伐。① 对历史的描述尽可一刀两断，但历史的实然总会拖泥带水、藕断丝连。桐城派文士依托（书院）教育、选本、评点提炼和建立起的古文训练方法论和文章学范式，并未完全被清扫进垃圾桶；或者说，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依然得到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试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明同人在国文教育和文章写作方面的著述，以及新时期以来周振甫、张中行等学者有关写作学的论说，无不与姚鼐、吴汝纶等人“暗通款曲”。由此，本文考察张大春的《文章自在》，将其首先放置在上述脉络中，以寻绎其赓续和新变。
一
钱基博评价姚鼐的“汇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径”②，用在开明同人身上也是若合符契。叶绍钧和夏丏尊编著的初中国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分为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叶圣陶和朱自清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与《略读指导举隅》也近乎文选加文话的模式。尽管体例相似，但从叶圣陶们到张大春们，面对的不是姚鼐们所要处理的古文与时文之辨，更是文言与白话之更迭。现代白话的创生非一朝一夕之功，“五四”时期的语言就像鲁迅所说的“中间物”。姚鼐拉来左史八家确立文统，胡适从语言角度对文学史的重新挖掘和勾勒也是用同样的思路为白话张目；朱自清、叶圣陶们既以自身的白话创作，也以其国文教育促进、引导着现代白话的创生、型塑、普及乃至经典化。
先看文选。中学国文课当“以选文为重要成分”③，“训练写字作文的技能”也要凭借课文或选本。④夏丏尊作于1919年的《文章作法》是其在长沙第一师范的白话作文教学讲义。书中引文举例，仅是《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其时并无多少典范的现代白话作品以供教学之需。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白话创作的丰赡，国文教学可咨利用的白话文样本也日趋多样。此时的开明同人却并没有严文言与白话之防，甚至在国文教材和读本的选文中不避桐城文章。《文心》中《登泰山记》可与鲁迅《秋夜》并舉，介绍笔记会从《困学纪闻》到周作人《谈龙集》；《国文百八课》中兼取归有光和朱自清作为同一课时单元；《文章讲话》探讨会话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与鲁迅《鸭的喜剧》同时为范本……叶圣陶所谓“语体文要写得纯粹”“不该向文言讨救兵”⑤等说法虽言之凿凿，但考其选文定篇，不难窥见开明同人是以何等开明的姿态摄取多重语言资源。⑥时移世易，后人对白话与文言的态度不再如“五四”时那般你死我活。张中行20世纪80年代所作《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多少还遗留着二元对立之嫌，却已心平气和。
再看文话。桐城派确立与壮大的关键一环在于其“义法”能为古文初学者示以门径。虽然夏丏尊认为不该蹈袭古人的鉴赏法和文评⑦，事实上，开明同人非常重视白话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以求金针度人。朱自清赞赏《文心》“不但指点方法，而且着重训练”⑧，认同郭绍虞《语文通论》“以技巧训练为主而以思想训练为辅”⑨。《略读指导举隅》以为对略读书籍要“一律做写作技术的研究”⑩。开明同人的思路常是在划分叙述、议论、抒情、说明等文类的基础上，以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昭示作文的法则。如《国文百八课》（第三册）文话八到文话十八缕述说明与记叙、叙述、议论之别，说明的方法、类型的事物、抽象的事理等以阐释说明文的作法；《精读指导举隅》中对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巨细靡遗的详解；《怎样写作》以《域外小说集》中《灯台守》为例阐述文章的“接榫”技巧……只不过开明同人不会再泥于法度格调的过分程式化，更不会汲汲于义理和考据。后如张中行《作文杂谈》，接近于夏丏尊《文章讲话》的论说思路；周振甫《文章例话》，更是沿袭了叶圣陶的书名和体例；而张大春一方面认为无须修辞法则和作文公式，一方面却又改写以至颠覆习作班老师的书写程序和公式操作。至于张大春所立之文章“法度”及其特色，容待后文细表。
二
从文选和文话切入，将张大春《文章自在》接续在桐城派、开明同人的脉络中，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张氏文章学自家的面貌。此处还将结合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以钩稽“自文字而文章”的内在理论，以及其寓教育于故事的论说方式。
鲁迅《中国文学史略》第一篇即是“自文字而文章”。以小学为根基从文字着眼理解中国文章和文学，自然与鲁迅对小学的亲近有关。章太炎所言“自古词章，导源小学”，金圣叹评点时亦从字法入手，“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11}，都是这种思路。由是，鲁迅在语言上有着一股近乎严苛的洁癖。其用字用词之审慎、精准，少有作家可望其项背。叶圣陶也说写文章要发掘那“唯一适当的字用入文章里”{12}。《文章自在》和《略读指导举隅略》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泷冈阡表》“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的“剑”字，正是这种对文字的敏感所在。不提倡青年读古书的鲁迅曾言：“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13}《文章自在》中“强词夺理”“文言启蒙”“文言语感”三篇也涉及文言与白话。张氏以为，文言文早已化约在几千年的语体中。文言、白话不是两种语文，“根本是同一种语文教育”，文言特有的语意密度会让白话文章在关节处平添精神、熠熠生辉。{14}此外，还需防止滥用套用字词。大雪纷飞这样的四字套语未必就比“那雪下得正紧”来得有生气。当后世作家逐渐疏离小学直至对文字知之甚少时，也就阻断了文章与文字的天然关联。
张大春身处台湾，并未受到大陆文字简化的影响，对文字更有一种自觉的感知。从《认得几个字》到《文章自在》，内蕴着的正是“自文字而文章”的逻辑理路。认字，也就是要“重新感知一次文字和世界之间初度的相应关系”，而对文字的无知无识，往往会使得心智萎缩、语言乏味。{15}难怪黄春明会感叹以后年轻人写小说，也许只会用“买”，而用不好其他的动词。除了《文章自在》中“用字不妄”“吹毛求字”等篇关涉用字问题，张大春还常以文字解读文学，如以“巽”探寻《水浒传》中吴用赚取卢俊义时所包含的宋江之心态以及梁山泊的恭顺之姿，可谓精彩纷呈。这种对文字贴心贴肺的体悟和感知，应当不待语言本体论、语言与存在等西哲的强势介入也能完成吧。 《认得几个字》并不是高深莫测而又枯燥无味的小学专著；相反，每篇文章一边围绕着某个字或词，一边贯穿着张大春与一子一女张容、张易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满溢着日常气息和生动之趣。张大春在追索字的原初意义时，六七岁的张容张易也在对文字和世界进行着原初的感知：两相遇合，随即擦出火花。儿童对文字的领会/误会，在天真中往往更具诗性，更能击破虚文假套，抵达世界之本相，揭露出文字陌生的面貌。
事实上，这种以故事讲文字谈文章的形式其来有自。叶圣陶、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即是如此。书中虚构了一群十四岁上下的学生周乐华、张大文、朱志青、周锦华等以及王仰之、张先生等教员，以各种不同的情境展开关于读书和写作的话题，也会有张大文与周锦华之间萌生的微妙情愫。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推演与各类阅读写作话题的展开并行，它既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对白话文阅读和写作教学的有益探索。
三
叶圣陶、朱自清的文章被视作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但二人在各自著述中引文举例几乎刻意回避了自家文章。少数例外，如朱自清为中学生推荐书目列入了《精读指导举隅》，立马说“恕我‘戏台里喝彩’，推荐了自己的书”{16}。这一方面反映了两位先生治学之平正、谨严，但一方面也使得人们无法看到文章家的夫子自道。而张大春在《文章自在》中一定程度上彌补了这种遗憾。
除却鲁迅、胡适、林开今等几篇文章，《文章自在》的引文多是张大春自己的文章。自写自评，将文章写作充分过程化、祛魅化，让习作者得以窥见门径，是其重要特色。以《看见八年前的吕佩琳》谈如何“引起动机”；拿《思君最惹打喷嚏》说明怎样将喷嚏与相思及郁达夫的《蜃楼》连缀成篇；说起何以调度句法，《嘟嘟鸡》一文用描述食材和烹饪过程试手；论及文章结尾“荡开一笔，更有风姿”，便附以《鹦哥与赛鸽》，用该文评点王国维诗句的结尾例证之；《文赋》《神思》等已有对构思行文的详细描述，未免陈义过高；张大春的以身试法就显得更为容易上手。
张大春以小说名，也擅旧诗。《文章自在》称得上是小说家或旧体诗人的文章学。当《文章自在》中谈论文章的命题与离题时，《小说稗类》“一则小说的离心力”同样关注的是小说主题的离与合；“句法调度”所引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段，在“一则小说的动作篇”中早已出现；《文章自在》也多次谈及做对子、高阳和于右任的旧诗创作……有关小说、诗、文章的思绪也就交织在一起。
“自在”与“稗类”所蕴含的写作理念无疑指向自由。在张大春看来，文章是随身携带、而非考完即丢的能力，写文章也是体会天地人事、反刍生命的过程。对于辩称作文不是培养专业作家的说法，张大春颇不以为然，“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17}。同时，张大春不主张先入为主地学习议论文抒情文等等文体概念，避免陷入在“此类条条框框的格式里作文章”{18}。而叶圣陶、夏丏尊们恰恰按照西方修辞学将文章分为叙事、议论、说明各类，并认为实用文的写作能力当是中学训练的主要目标。吊诡的是，叶圣陶并未彻底贯彻其专注实用文的方略，也坦言这种“划分是模糊的”，“普通文或文学的写作”“泉源只是一个”{19}。将语文工具论的辔头套在叶圣陶身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有生命力的文章学著述总会同现实环境及文化语境交互激荡，镌刻下时代的印痕。《文心》中张大文早逝的父亲子渊先生，其原型是春晖中学的校长经亨颐。书中也透漏“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件”对学生们心灵的冲击。周乐华的父亲周枚叔在银行失业后一路奔波赴四川教书，薪水微薄不足以支撑乐华继续上学。乐华退学后便去铁工厂做了工人。榆关失陷，周枚叔辗转回乡，也是叶圣陶亲身经历的写照……《文心》确实是在谈文论艺，可也记录了一代投身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夹缝中的艰辛。开明同人多次申明其著述是写给一线教师和学生的，其教学方针和策略也就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叶圣陶会想到实际教学中语文与其他科目之关系，甚至考虑到学校藏书不多，给学生开书单时应当顾及学生能否就近借到该书。许多思考在今日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如当下甚嚣尘上的国学热，《文心》中早已指明“国学”一词的不妥；对于文学史教材的泛滥，夏丏尊也呼吁学生要先接触文学作品，再去读文学史。读到这些论述，只能再次让人确信鲁迅所言中国“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20}的慨叹。可惜的是，这些丰富的矿藏，并不为今人所重视。民国国文课本热，也只是消费主义裹挟下民国怀旧风潮之一表征，很快也就泥牛入海。
张大春将他的《文章自在》写给青少年，针对的不仅仅是台湾的教育环境，因为张也关注了大陆的高考。换句话说，这也是两岸文化同宗同源的佐证，连语文教育和考核的病症都如此近似。张大春多次直接质疑一线语文/国文教师的文章写作能力。叶圣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教师下水”的主张：教师只有自己会写文章，深知其中甘苦，方能切实指点学生。张大春本人的文章，雅驯有识是其主要特征，字句文白交错，行文间讲究内在的音节错落，杂以大量的文史掌故，并无多少掉书袋之痕，反添一股意趣。张氏近作《大唐李白》却令“许多人都说这本书不好读，太雅”{21}。无怪乎作者本人只能慨叹：“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者愈来愈多。”{22}
时隔八十余年，大部分中学教师依然不具备张中行所谓的审读文章、区别良莠的眼力。语文理论家和教师们苦苦钻营的只是各种写作理论和写作法。他们想做的只是把学生的写作强行纳入既定的模式；他们自身的写作能力，恐怕也只有在篡改、伪造课堂教学实录以迎合其教学理论时，才显得笔“补”“造”化吧。
在《认得几个字》《文章自在》中，张大春不止一次试图将他的父亲当年如何引导他读书写作的手段和形式照搬套用在张容、张易身上，可结果适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文章教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其方法和手段必然具有不可复制性。当张大春深情回忆其国文老师并不卖弄修辞法则或作文公式，同样可以让学子体会语言美好，无不昭显教师本人的魅力和身教远胜于凌空高蹈的所谓写作教学法。作为一部有温度的文章学，张大春及其《文章自在》的价值和意义，自兹而显。 {1} 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吴微：《桐城文章与教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二书均对国语运动、文学教育与文章体式、文学语言之关系做了细致的考察。
② 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序》，《钱基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③⑦ 夏尊、叶圣陶：《文章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第127页。
④⑩ 叶圣陶、朱自清：《略读指导举隅》，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第12页。
⑤{12}{19} 叶圣陶：《怎样写作》，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4页，第109页，第4页。
{6} 九十年代末以来一批信奉文化保守主义者尝试清理“五四”对待传统激进和专制的一面。近年来，也有学者重新思索“五四”与传统之关系。如李怡：《“五四”：究竟谁在反传统》，载2017年5月25日《社会科学报》。开明同人面向传统的姿态，当为“五四”与传统文化之关系，提供反传统之外的另一种思考。
⑧ 朱自清：《文心序》，《文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⑨ 朱自清：《中国文的三种类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开明书店版）》，《论雅俗共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11} 施耐庵著、金人瑞评：《水浒传》，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1页。
{1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14}{17}{18}{22} 张大春：《文章自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111页，第3页，第188页，第4页。
{15} 张大春：《认得几个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第18页。
{16} 朱自清：《中学生与文艺》，《朱自清作品集》（五），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9页。
{20} 鲁迅：《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1} 张怡微：《云物如故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
关键词：张大春 开明同人 文章学
科举废，新学兴，古文教育被白话国文教育所取代，桐城文章也遭到“五四”知识分子的痛诋笔伐。① 对历史的描述尽可一刀两断，但历史的实然总会拖泥带水、藕断丝连。桐城派文士依托（书院）教育、选本、评点提炼和建立起的古文训练方法论和文章学范式，并未完全被清扫进垃圾桶；或者说，其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依然得到了有效的借鉴和利用。试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明同人在国文教育和文章写作方面的著述，以及新时期以来周振甫、张中行等学者有关写作学的论说，无不与姚鼐、吴汝纶等人“暗通款曲”。由此，本文考察张大春的《文章自在》，将其首先放置在上述脉络中，以寻绎其赓续和新变。
一
钱基博评价姚鼐的“汇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径”②，用在开明同人身上也是若合符契。叶绍钧和夏丏尊编著的初中国文教材《国文百八课》，分为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叶圣陶和朱自清合著的《精读指导举隅》与《略读指导举隅》也近乎文选加文话的模式。尽管体例相似，但从叶圣陶们到张大春们，面对的不是姚鼐们所要处理的古文与时文之辨，更是文言与白话之更迭。现代白话的创生非一朝一夕之功，“五四”时期的语言就像鲁迅所说的“中间物”。姚鼐拉来左史八家确立文统，胡适从语言角度对文学史的重新挖掘和勾勒也是用同样的思路为白话张目；朱自清、叶圣陶们既以自身的白话创作，也以其国文教育促进、引导着现代白话的创生、型塑、普及乃至经典化。
先看文选。中学国文课当“以选文为重要成分”③，“训练写字作文的技能”也要凭借课文或选本。④夏丏尊作于1919年的《文章作法》是其在长沙第一师范的白话作文教学讲义。书中引文举例，仅是《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其时并无多少典范的现代白话作品以供教学之需。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白话创作的丰赡，国文教学可咨利用的白话文样本也日趋多样。此时的开明同人却并没有严文言与白话之防，甚至在国文教材和读本的选文中不避桐城文章。《文心》中《登泰山记》可与鲁迅《秋夜》并舉，介绍笔记会从《困学纪闻》到周作人《谈龙集》；《国文百八课》中兼取归有光和朱自清作为同一课时单元；《文章讲话》探讨会话以方苞《左忠毅公逸事》与鲁迅《鸭的喜剧》同时为范本……叶圣陶所谓“语体文要写得纯粹”“不该向文言讨救兵”⑤等说法虽言之凿凿，但考其选文定篇，不难窥见开明同人是以何等开明的姿态摄取多重语言资源。⑥时移世易，后人对白话与文言的态度不再如“五四”时那般你死我活。张中行20世纪80年代所作《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多少还遗留着二元对立之嫌，却已心平气和。
再看文话。桐城派确立与壮大的关键一环在于其“义法”能为古文初学者示以门径。虽然夏丏尊认为不该蹈袭古人的鉴赏法和文评⑦，事实上，开明同人非常重视白话写作的方法和技巧，以求金针度人。朱自清赞赏《文心》“不但指点方法，而且着重训练”⑧，认同郭绍虞《语文通论》“以技巧训练为主而以思想训练为辅”⑨。《略读指导举隅》以为对略读书籍要“一律做写作技术的研究”⑩。开明同人的思路常是在划分叙述、议论、抒情、说明等文类的基础上，以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昭示作文的法则。如《国文百八课》（第三册）文话八到文话十八缕述说明与记叙、叙述、议论之别，说明的方法、类型的事物、抽象的事理等以阐释说明文的作法；《精读指导举隅》中对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巨细靡遗的详解；《怎样写作》以《域外小说集》中《灯台守》为例阐述文章的“接榫”技巧……只不过开明同人不会再泥于法度格调的过分程式化，更不会汲汲于义理和考据。后如张中行《作文杂谈》，接近于夏丏尊《文章讲话》的论说思路；周振甫《文章例话》，更是沿袭了叶圣陶的书名和体例；而张大春一方面认为无须修辞法则和作文公式，一方面却又改写以至颠覆习作班老师的书写程序和公式操作。至于张大春所立之文章“法度”及其特色，容待后文细表。
二
从文选和文话切入，将张大春《文章自在》接续在桐城派、开明同人的脉络中，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张氏文章学自家的面貌。此处还将结合张大春的《认得几个字》，以钩稽“自文字而文章”的内在理论，以及其寓教育于故事的论说方式。
鲁迅《中国文学史略》第一篇即是“自文字而文章”。以小学为根基从文字着眼理解中国文章和文学，自然与鲁迅对小学的亲近有关。章太炎所言“自古词章，导源小学”，金圣叹评点时亦从字法入手，“若其文章，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部有部法”{11}，都是这种思路。由是，鲁迅在语言上有着一股近乎严苛的洁癖。其用字用词之审慎、精准，少有作家可望其项背。叶圣陶也说写文章要发掘那“唯一适当的字用入文章里”{12}。《文章自在》和《略读指导举隅略》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泷冈阡表》“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的“剑”字，正是这种对文字的敏感所在。不提倡青年读古书的鲁迅曾言：“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13}《文章自在》中“强词夺理”“文言启蒙”“文言语感”三篇也涉及文言与白话。张氏以为，文言文早已化约在几千年的语体中。文言、白话不是两种语文，“根本是同一种语文教育”，文言特有的语意密度会让白话文章在关节处平添精神、熠熠生辉。{14}此外，还需防止滥用套用字词。大雪纷飞这样的四字套语未必就比“那雪下得正紧”来得有生气。当后世作家逐渐疏离小学直至对文字知之甚少时，也就阻断了文章与文字的天然关联。
张大春身处台湾，并未受到大陆文字简化的影响，对文字更有一种自觉的感知。从《认得几个字》到《文章自在》，内蕴着的正是“自文字而文章”的逻辑理路。认字，也就是要“重新感知一次文字和世界之间初度的相应关系”，而对文字的无知无识，往往会使得心智萎缩、语言乏味。{15}难怪黄春明会感叹以后年轻人写小说，也许只会用“买”，而用不好其他的动词。除了《文章自在》中“用字不妄”“吹毛求字”等篇关涉用字问题，张大春还常以文字解读文学，如以“巽”探寻《水浒传》中吴用赚取卢俊义时所包含的宋江之心态以及梁山泊的恭顺之姿，可谓精彩纷呈。这种对文字贴心贴肺的体悟和感知，应当不待语言本体论、语言与存在等西哲的强势介入也能完成吧。 《认得几个字》并不是高深莫测而又枯燥无味的小学专著；相反，每篇文章一边围绕着某个字或词，一边贯穿着张大春与一子一女张容、张易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满溢着日常气息和生动之趣。张大春在追索字的原初意义时，六七岁的张容张易也在对文字和世界进行着原初的感知：两相遇合，随即擦出火花。儿童对文字的领会/误会，在天真中往往更具诗性，更能击破虚文假套，抵达世界之本相，揭露出文字陌生的面貌。
事实上，这种以故事讲文字谈文章的形式其来有自。叶圣陶、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即是如此。书中虚构了一群十四岁上下的学生周乐华、张大文、朱志青、周锦华等以及王仰之、张先生等教员，以各种不同的情境展开关于读书和写作的话题，也会有张大文与周锦华之间萌生的微妙情愫。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推演与各类阅读写作话题的展开并行，它既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学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对白话文阅读和写作教学的有益探索。
三
叶圣陶、朱自清的文章被视作现代白话文的典范，但二人在各自著述中引文举例几乎刻意回避了自家文章。少数例外，如朱自清为中学生推荐书目列入了《精读指导举隅》，立马说“恕我‘戏台里喝彩’，推荐了自己的书”{16}。这一方面反映了两位先生治学之平正、谨严，但一方面也使得人们无法看到文章家的夫子自道。而张大春在《文章自在》中一定程度上彌补了这种遗憾。
除却鲁迅、胡适、林开今等几篇文章，《文章自在》的引文多是张大春自己的文章。自写自评，将文章写作充分过程化、祛魅化，让习作者得以窥见门径，是其重要特色。以《看见八年前的吕佩琳》谈如何“引起动机”；拿《思君最惹打喷嚏》说明怎样将喷嚏与相思及郁达夫的《蜃楼》连缀成篇；说起何以调度句法，《嘟嘟鸡》一文用描述食材和烹饪过程试手；论及文章结尾“荡开一笔，更有风姿”，便附以《鹦哥与赛鸽》，用该文评点王国维诗句的结尾例证之；《文赋》《神思》等已有对构思行文的详细描述，未免陈义过高；张大春的以身试法就显得更为容易上手。
张大春以小说名，也擅旧诗。《文章自在》称得上是小说家或旧体诗人的文章学。当《文章自在》中谈论文章的命题与离题时，《小说稗类》“一则小说的离心力”同样关注的是小说主题的离与合；“句法调度”所引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一段，在“一则小说的动作篇”中早已出现；《文章自在》也多次谈及做对子、高阳和于右任的旧诗创作……有关小说、诗、文章的思绪也就交织在一起。
“自在”与“稗类”所蕴含的写作理念无疑指向自由。在张大春看来，文章是随身携带、而非考完即丢的能力，写文章也是体会天地人事、反刍生命的过程。对于辩称作文不是培养专业作家的说法，张大春颇不以为然，“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不过就是取法乎下而不知伊于胡底，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语言乏味、见识浅薄”{17}。同时，张大春不主张先入为主地学习议论文抒情文等等文体概念，避免陷入在“此类条条框框的格式里作文章”{18}。而叶圣陶、夏丏尊们恰恰按照西方修辞学将文章分为叙事、议论、说明各类，并认为实用文的写作能力当是中学训练的主要目标。吊诡的是，叶圣陶并未彻底贯彻其专注实用文的方略，也坦言这种“划分是模糊的”，“普通文或文学的写作”“泉源只是一个”{19}。将语文工具论的辔头套在叶圣陶身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有生命力的文章学著述总会同现实环境及文化语境交互激荡，镌刻下时代的印痕。《文心》中张大文早逝的父亲子渊先生，其原型是春晖中学的校长经亨颐。书中也透漏“九一八事变”、上海“一二八事件”对学生们心灵的冲击。周乐华的父亲周枚叔在银行失业后一路奔波赴四川教书，薪水微薄不足以支撑乐华继续上学。乐华退学后便去铁工厂做了工人。榆关失陷，周枚叔辗转回乡，也是叶圣陶亲身经历的写照……《文心》确实是在谈文论艺，可也记录了一代投身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夹缝中的艰辛。开明同人多次申明其著述是写给一线教师和学生的，其教学方针和策略也就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叶圣陶会想到实际教学中语文与其他科目之关系，甚至考虑到学校藏书不多，给学生开书单时应当顾及学生能否就近借到该书。许多思考在今日看来也是具有启发性。如当下甚嚣尘上的国学热，《文心》中早已指明“国学”一词的不妥；对于文学史教材的泛滥，夏丏尊也呼吁学生要先接触文学作品，再去读文学史。读到这些论述，只能再次让人确信鲁迅所言中国“永远免不掉反复着先前的运命”{20}的慨叹。可惜的是，这些丰富的矿藏，并不为今人所重视。民国国文课本热，也只是消费主义裹挟下民国怀旧风潮之一表征，很快也就泥牛入海。
张大春将他的《文章自在》写给青少年，针对的不仅仅是台湾的教育环境，因为张也关注了大陆的高考。换句话说，这也是两岸文化同宗同源的佐证，连语文教育和考核的病症都如此近似。张大春多次直接质疑一线语文/国文教师的文章写作能力。叶圣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教师下水”的主张：教师只有自己会写文章，深知其中甘苦，方能切实指点学生。张大春本人的文章，雅驯有识是其主要特征，字句文白交错，行文间讲究内在的音节错落，杂以大量的文史掌故，并无多少掉书袋之痕，反添一股意趣。张氏近作《大唐李白》却令“许多人都说这本书不好读，太雅”{21}。无怪乎作者本人只能慨叹：“一代又一代，不能识我之文者愈来愈多。”{22}
时隔八十余年，大部分中学教师依然不具备张中行所谓的审读文章、区别良莠的眼力。语文理论家和教师们苦苦钻营的只是各种写作理论和写作法。他们想做的只是把学生的写作强行纳入既定的模式；他们自身的写作能力，恐怕也只有在篡改、伪造课堂教学实录以迎合其教学理论时，才显得笔“补”“造”化吧。
在《认得几个字》《文章自在》中，张大春不止一次试图将他的父亲当年如何引导他读书写作的手段和形式照搬套用在张容、张易身上，可结果适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文章教育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个体，其方法和手段必然具有不可复制性。当张大春深情回忆其国文老师并不卖弄修辞法则或作文公式，同样可以让学子体会语言美好，无不昭显教师本人的魅力和身教远胜于凌空高蹈的所谓写作教学法。作为一部有温度的文章学，张大春及其《文章自在》的价值和意义，自兹而显。 {1} 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吴微：《桐城文章与教育》，安徽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二书均对国语运动、文学教育与文章体式、文学语言之关系做了细致的考察。
② 钱基博：《〈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序》，《钱基博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页。
③⑦ 夏尊、叶圣陶：《文章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第127页。
④⑩ 叶圣陶、朱自清：《略读指导举隅》，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页，第12页。
⑤{12}{19} 叶圣陶：《怎样写作》，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4页，第109页，第4页。
{6} 九十年代末以来一批信奉文化保守主义者尝试清理“五四”对待传统激进和专制的一面。近年来，也有学者重新思索“五四”与传统之关系。如李怡：《“五四”：究竟谁在反传统》，载2017年5月25日《社会科学报》。开明同人面向传统的姿态，当为“五四”与传统文化之关系，提供反传统之外的另一种思考。
⑧ 朱自清：《文心序》，《文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⑨ 朱自清：《中国文的三种类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开明书店版）》，《论雅俗共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
{11} 施耐庵著、金人瑞评：《水浒传》，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1页。
{1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14}{17}{18}{22} 张大春：《文章自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111页，第3页，第188页，第4页。
{15} 张大春：《认得几个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第18页。
{16} 朱自清：《中学生与文艺》，《朱自清作品集》（五），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9页。
{20} 鲁迅：《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21} 张怡微：《云物如故乡》，山东画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