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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而提出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之间的逻辑悖论关系，然后在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基础上，从市场势力和跨国公司行为、通胀环境、央行货币政策等方面深入剖析人民幣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要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美国应改善内部经济结构、扩大内需，中国也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失衡；逻辑悖论；汇率不完全传递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variations and trade balances，and proposes the logical paradox between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and China’s increasing trade surplus with U.S. Then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stylized facts as an example to make deep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incomplete RMB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complete pass-through. For example，analyze its micro-determinants based on market power and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alyze its macro-determinants based on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 and the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al monetary policy. To alleviat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s，the US should improve its internal economic structure，enlarge internal demand. Meanwhile，China should transform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fasten the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of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its economic growth model which heavily relies on export.
Key Words：appreciation of RMB，trade imbalance，logical paradox，incomplet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3-0034-04
一、引言
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对中美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后，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结构互补、互利共赢的局面。随着全球产业分工链向纵深发展，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日益严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这也被美国认为是中国对其开展不公平贸易的有力“证据”。面对不断攀升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美方把焦点放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以查理斯·舒默等为代表的美国国会议员和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根源就在于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政府为提振经济和缓解国内高失业率，不惜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频频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与此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对于人民币币值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的争论不断，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起“贸易战”，进而严重损害中美双方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研究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的根源及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启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有关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研究的文献回顾
休姆（David Hume，1752）在其国际收支均衡理论中指出，因各种因素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变化通过影响汇率和物价进而导致一国贸易收支出现盈亏，而贸易差额又会反作用于该国货币量的变化和均衡水平。该理论建立了货币数量、汇率与贸易收支差额之间的关系，突出了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差额的双向作用机制。卡塞尔（Cassel，1922）明确了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差额的影响。汇率变动会改变一国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导致进口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反向变动，并最终改变贸易差额，这就得出本币升值（贬值）导致贸易逆差（顺差）的逻辑关系。
勒纳（Lerner，1944）认为一国贸易逆差会引起本币贬值，而本币贬值会改善贸易逆差，但需要的条件是该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斯万（Swan，1963）将内部均衡定义为充分就业，将外部均衡定义为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均衡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内外部均衡同时实现的过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PPP）中，本币升值导致实际汇率降低，进一步使得进口需求增加、出口需求减少。为实现同等水平的经济产出，就需要较高的国内需求支持。当国内需求扩大时，经常项目恶化。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本币就需贬值，实际汇率增大。由此可见，斯万对均衡汇率的分析，既包括了购买力平价下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也包含了宏观经济均衡中以实现国际收支均衡为目标的汇率变动策略。 （二）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逻辑悖论
基于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的上述逻辑，弹性乐观主义论者如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汇率变动可以改变贸易收支，从而起到改善一国国际收支的作用。然而，一個不争的事实是，自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虽然已累计升值近24%，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却不降反升，从2005年的1141.7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1708.6亿美元。虽然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有所回落，降至1433.8亿美元，但总体态势仍然是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到2023.4亿美元。因此，从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现实来看，美国寄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三、汇率不完全传递：基于微观和宏观决定视角
（一）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微观决定：基于企业定价行为视角
1. 依“势”定价与汇率不完全传递。多恩布什（Dornbusch，1987）认为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在分割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的程度越强，汇率传递就越明显。霍伯和曼恩（Hopper和Mann，1989）在考虑由产品差异形成的市场势力基础上，认为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产品替代程度就会越低。消费者对本企业的产品偏好程度越高，厂商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就越具备价格调整和维持利润加成的优势，汇率传递就越明显。加西亚和斯隆、托雷洪和弗洛尔斯（Garcia和Solanes、Torrejon和Floers，2010）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同归因于企业市场势力差异而形成的差异定价策略，发达国家企业在新兴市场中具有较高的市场势力，一般是价格的制定者，而新兴市场消费者一般是价格的接受者。
2.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汇率不完全传递。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其通常采取内部贸易策略来实现其全球战略。格雷斯曼（Grassman，1973）以预期东道国货币贬值为前提，认为由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通常采用弹性形式，东道国子公司可以提前向母公司或者货币相对坚挺国家的其他子公司支付货款。同时，母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发货时采用较高内部价格，提前抽回利润，规避了汇率风险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拥有销售权的子公司则会独立按当地市场状况定价，为维持市场份额保持销售价格不变，进而导致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
（二） 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宏观决定：基于宏观经济分析视角
1. 经济开放度与汇率不完全传递。哈吉（Hegji，2003）从企业的跨国生产行为角度考虑经济开放度与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关系，认为经济开放度越大、企业生产所跨国家越多、最终产品的成本涉及的币种越多，汇率传递水平就会越低。高希和拉扬（Ghosh 和 Rajan，2009）分析了一国经济开放度对汇率传递的双层影响机制：首先，一国经济开放度越高，国内物价水平受外界影响就越大，因而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就越大，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就越大。其次，一国经济开放度越高，本国进口商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国内企业为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可能自己吸收汇率变动的影响，因而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就越小。
2. 通胀环境、货币政策与汇率不完全传递。泰勒（Taylor，2000）、温克尔里德（Diego Winkelried，2011）认为汇率传递效应与通胀具有内生性，较低的通胀环境会导致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但是，巴柳和藤井（Bailliu和Fujii，2004） 在研究低通胀环境引起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下降趋势时发现了一种特殊现象：二十世纪90年代，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在通胀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汇率不完全传递下降的趋势。但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同样条件下，通胀目标制国家却没有出现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下降趋势。因此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货币政策公信力的高低。如果通胀目标制国家货币政策公信力较高，相对于短期汇率波动造成的国内价格变动，公众的通胀预期受政府通胀目标的影响较大，故汇率传递效应变小。
四、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来自中国的证据
（一）市场势力与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
1. 出口企业缺乏市场势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从中国出口贸易构成来看，2008—2010年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总额均超过一般贸易总额。2011—2012上半年一般贸易总额虽超过了加工贸易总额，但是两者相差并不大，且改变趋势并不明显（见图1）。因此，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然而，中国加工贸易本土附加值较低。张和唐（Zhang和Tang，2012）对中国115个重要工业行业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以行业出口值为权重计算的加工贸易整体的垂直专业化份额值为56%、加工贸易整体的附加值率为44%，远低于美国和日本85%左右的出口附加值率。加工贸易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非价格竞争能力较弱，且企业规模较小、经济实力不强、出口企业之间低价竞销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缺乏市场势力和产品定价能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出口企业很难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转嫁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变动，只能通过降低成本以及利润空间自行吸收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从而产生较低的出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
2. 进口企业缺乏议价能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低。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前十大重点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原油、铁矿石及精矿、铜、初级塑料等资源性原材料占据绝大部分（见图2）。由于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多是国内技术无法自主生产以及资源性原材料紧缺而无法满足需求的，导致中国对这些产品的刚性需求和外国出口商较高的市场势力。国内进口商缺乏议价能力，最终导致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较低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 1. 国外企业“走进来”导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从按企业性质划分的中国对外贸易构成来看，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额占全年对外贸易总额的51.1%，而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年对外贸易额不足一半（见图3）。外商投资企业多从事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高，会引起外贸依存度进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2004—2008年，中国年均出口贸易依存度为37.5%，显著高于美国、日本的11.3%、16.1%。同时，由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其经常性的内部贸易行为使得拥有销售权的中国子公司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独立地按市场定价，也导致了进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
2. 国内企业“走出去”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条件成熟的企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2012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4.2亿美元，同比增长48.2%。跨國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中石油、中石化、三一重工、华为和中兴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分公司和开展业务。正如哈吉（Hegji，2003） 所言，企业生产所跨的国家越多，汇率传递效应越低。即国内企业生产的跨国行为导致生产成本涉及的币种较多，最终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的较低传递效应。
（三）通胀环境、货币政策公信力与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
中国虽然不是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但当一些欧洲国家主权债务持续发酵、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和市场预期普遍走低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率先实现复苏，张弛有度、科学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从2002—2011年金砖国家（BRICS）的CPI同比上涨率可知，相比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国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见图4）。2009年后，中国CPI指数虽然陡升，但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密不可分。2010—2011年中央银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形成了较强的市场预期。凭借长期形成的央行货币政策公信力，公众市场价格预期深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转嫁成本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形成了较低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
五、结论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是一个双边贸易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产业分工问题。东亚地区通过国际碎片化生产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但这种网络主要由欧美需求驱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中国在这个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的是代工角色，即从日韩等进口中间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存在着大量的他国（地区）成分。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实际上不仅有利于中、日、韩和东盟等，也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美国。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福利水平增进虽然为各国（地区）共享，但在全球贸易统计体系上却全都计入中国的贸易顺差。
国际碎片化生产的快速发展表明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人民币汇率变化只影响在我国增值的部分，其对出口的影响将弱化甚至被抵销。换言之，只要这种全球生产网络不变、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变、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会持续。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内部经济、贸易结构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影响下的结果。同时，考虑到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客观存在，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要真正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美国还需要从自身做起，改善内部经济结构、扩大内需、降低外需。我国也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
参考文献：
[1]Hume，D.，Political Discourses， volume II， essay V： of the balance of trade，1752.see www.econlib.org/library/LFbooks/Hume/hmMPL28.html.
[2]Cassel，G.Money and Foreign Exchange After 1914 [M]，London：Macmillan，1922.
[3]Lerner，A.，The economics of control[M]， MacMillan，London，1944.
[4]Swan T. Longer Run Problem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J].In The Australian Economy，Edited by H.W. Arndt and W.M.Corden.Melbourne： Cheshire， 1963.
[5]Dornbusch R.Exchange Rates and Pri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SJ）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失衡；逻辑悖论；汇率不完全传递
Abstract：This paper firs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change rate variations and trade balances，and proposes the logical paradox between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and China’s increasing trade surplus with U.S. Then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stylized facts as an example to make deep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incomplete RMB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complete pass-through. For example，analyze its micro-determinants based on market power and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alyze its macro-determinants based on inflationary environment and the credibility of governmental monetary policy. To alleviat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s，the US should improve its internal economic structure，enlarge internal demand. Meanwhile，China should transform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fasten the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of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e its economic growth model which heavily relies on export.
Key Words：appreciation of RMB，trade imbalance，logical paradox，incomplet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中图分类号：F83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3-0034-04
一、引言
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对中美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后，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结构互补、互利共赢的局面。随着全球产业分工链向纵深发展，中美双边贸易失衡日益严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这也被美国认为是中国对其开展不公平贸易的有力“证据”。面对不断攀升的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美方把焦点放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以查理斯·舒默等为代表的美国国会议员和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对美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根源就在于中国实行了重商主义的人民币汇率“低估”政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后，美国政府为提振经济和缓解国内高失业率，不惜祭出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出口到美国市场的中国商品频频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与此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对于人民币币值与中美贸易失衡关系的争论不断，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起“贸易战”，进而严重损害中美双方互惠互利的经贸关系和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因此，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研究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的根源及对中美贸易失衡的启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有关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研究的文献回顾
休姆（David Hume，1752）在其国际收支均衡理论中指出，因各种因素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变化通过影响汇率和物价进而导致一国贸易收支出现盈亏，而贸易差额又会反作用于该国货币量的变化和均衡水平。该理论建立了货币数量、汇率与贸易收支差额之间的关系，突出了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差额的双向作用机制。卡塞尔（Cassel，1922）明确了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差额的影响。汇率变动会改变一国贸易产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导致进口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反向变动，并最终改变贸易差额，这就得出本币升值（贬值）导致贸易逆差（顺差）的逻辑关系。
勒纳（Lerner，1944）认为一国贸易逆差会引起本币贬值，而本币贬值会改善贸易逆差，但需要的条件是该国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之和大于1。斯万（Swan，1963）将内部均衡定义为充分就业，将外部均衡定义为国际收支平衡，宏观经济均衡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内外部均衡同时实现的过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PPP）中，本币升值导致实际汇率降低，进一步使得进口需求增加、出口需求减少。为实现同等水平的经济产出，就需要较高的国内需求支持。当国内需求扩大时，经常项目恶化。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本币就需贬值，实际汇率增大。由此可见，斯万对均衡汇率的分析，既包括了购买力平价下汇率变动对贸易差额的影响，也包含了宏观经济均衡中以实现国际收支均衡为目标的汇率变动策略。 （二）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逻辑悖论
基于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的上述逻辑，弹性乐观主义论者如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汇率变动可以改变贸易收支，从而起到改善一国国际收支的作用。然而，一個不争的事实是，自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兑美元虽然已累计升值近24%，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却不降反升，从2005年的1141.7亿美元扩大到2008年的1708.6亿美元。虽然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有所回落，降至1433.8亿美元，但总体态势仍然是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到2023.4亿美元。因此，从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现实来看，美国寄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缓解中美贸易失衡从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三、汇率不完全传递：基于微观和宏观决定视角
（一）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微观决定：基于企业定价行为视角
1. 依“势”定价与汇率不完全传递。多恩布什（Dornbusch，1987）认为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在分割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的程度越强，汇率传递就越明显。霍伯和曼恩（Hopper和Mann，1989）在考虑由产品差异形成的市场势力基础上，认为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产品替代程度就会越低。消费者对本企业的产品偏好程度越高，厂商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就越具备价格调整和维持利润加成的优势，汇率传递就越明显。加西亚和斯隆、托雷洪和弗洛尔斯（Garcia和Solanes、Torrejon和Floers，2010）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同归因于企业市场势力差异而形成的差异定价策略，发达国家企业在新兴市场中具有较高的市场势力，一般是价格的制定者，而新兴市场消费者一般是价格的接受者。
2. 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汇率不完全传递。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其通常采取内部贸易策略来实现其全球战略。格雷斯曼（Grassman，1973）以预期东道国货币贬值为前提，认为由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通常采用弹性形式，东道国子公司可以提前向母公司或者货币相对坚挺国家的其他子公司支付货款。同时，母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发货时采用较高内部价格，提前抽回利润，规避了汇率风险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拥有销售权的子公司则会独立按当地市场状况定价，为维持市场份额保持销售价格不变，进而导致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
（二） 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宏观决定：基于宏观经济分析视角
1. 经济开放度与汇率不完全传递。哈吉（Hegji，2003）从企业的跨国生产行为角度考虑经济开放度与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关系，认为经济开放度越大、企业生产所跨国家越多、最终产品的成本涉及的币种越多，汇率传递水平就会越低。高希和拉扬（Ghosh 和 Rajan，2009）分析了一国经济开放度对汇率传递的双层影响机制：首先，一国经济开放度越高，国内物价水平受外界影响就越大，因而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就越大，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就越大。其次，一国经济开放度越高，本国进口商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国内企业为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可能自己吸收汇率变动的影响，因而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就越小。
2. 通胀环境、货币政策与汇率不完全传递。泰勒（Taylor，2000）、温克尔里德（Diego Winkelried，2011）认为汇率传递效应与通胀具有内生性，较低的通胀环境会导致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但是，巴柳和藤井（Bailliu和Fujii，2004） 在研究低通胀环境引起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下降趋势时发现了一种特殊现象：二十世纪90年代，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在通胀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汇率不完全传递下降的趋势。但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同样条件下，通胀目标制国家却没有出现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下降趋势。因此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货币政策公信力的高低。如果通胀目标制国家货币政策公信力较高，相对于短期汇率波动造成的国内价格变动，公众的通胀预期受政府通胀目标的影响较大，故汇率传递效应变小。
四、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来自中国的证据
（一）市场势力与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
1. 出口企业缺乏市场势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从中国出口贸易构成来看，2008—2010年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总额均超过一般贸易总额。2011—2012上半年一般贸易总额虽超过了加工贸易总额，但是两者相差并不大，且改变趋势并不明显（见图1）。因此，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然而，中国加工贸易本土附加值较低。张和唐（Zhang和Tang，2012）对中国115个重要工业行业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以行业出口值为权重计算的加工贸易整体的垂直专业化份额值为56%、加工贸易整体的附加值率为44%，远低于美国和日本85%左右的出口附加值率。加工贸易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非价格竞争能力较弱，且企业规模较小、经济实力不强、出口企业之间低价竞销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缺乏市场势力和产品定价能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出口企业很难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转嫁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变动，只能通过降低成本以及利润空间自行吸收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从而产生较低的出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
2. 进口企业缺乏议价能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低。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前十大重点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原油、铁矿石及精矿、铜、初级塑料等资源性原材料占据绝大部分（见图2）。由于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多是国内技术无法自主生产以及资源性原材料紧缺而无法满足需求的，导致中国对这些产品的刚性需求和外国出口商较高的市场势力。国内进口商缺乏议价能力，最终导致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较低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
（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 1. 国外企业“走进来”导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从按企业性质划分的中国对外贸易构成来看，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额占全年对外贸易总额的51.1%，而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年对外贸易额不足一半（见图3）。外商投资企业多从事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高，会引起外贸依存度进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2004—2008年，中国年均出口贸易依存度为37.5%，显著高于美国、日本的11.3%、16.1%。同时，由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其经常性的内部贸易行为使得拥有销售权的中国子公司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独立地按市场定价，也导致了进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
2. 国内企业“走出去”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条件成熟的企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2012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4.2亿美元，同比增长48.2%。跨國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中石油、中石化、三一重工、华为和中兴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分公司和开展业务。正如哈吉（Hegji，2003） 所言，企业生产所跨的国家越多，汇率传递效应越低。即国内企业生产的跨国行为导致生产成本涉及的币种较多，最终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的较低传递效应。
（三）通胀环境、货币政策公信力与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
中国虽然不是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但当一些欧洲国家主权债务持续发酵、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和市场预期普遍走低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率先实现复苏，张弛有度、科学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从2002—2011年金砖国家（BRICS）的CPI同比上涨率可知，相比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国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见图4）。2009年后，中国CPI指数虽然陡升，但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密不可分。2010—2011年中央银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形成了较强的市场预期。凭借长期形成的央行货币政策公信力，公众市场价格预期深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转嫁成本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形成了较低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
五、结论
中美贸易失衡不仅是一个双边贸易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产业分工问题。东亚地区通过国际碎片化生产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但这种网络主要由欧美需求驱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中国在这个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的是代工角色，即从日韩等进口中间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存在着大量的他国（地区）成分。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实际上不仅有利于中、日、韩和东盟等，也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美国。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福利水平增进虽然为各国（地区）共享，但在全球贸易统计体系上却全都计入中国的贸易顺差。
国际碎片化生产的快速发展表明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人民币汇率变化只影响在我国增值的部分，其对出口的影响将弱化甚至被抵销。换言之，只要这种全球生产网络不变、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变、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会持续。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内部经济、贸易结构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影响下的结果。同时，考虑到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客观存在，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要真正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美国还需要从自身做起，改善内部经济结构、扩大内需、降低外需。我国也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
参考文献：
[1]Hume，D.，Political Discourses， volume II， essay V： of the balance of trade，1752.see www.econlib.org/library/LFbooks/Hume/hmMPL28.html.
[2]Cassel，G.Money and Foreign Exchange After 1914 [M]，London：Macmillan，1922.
[3]Lerner，A.，The economics of control[M]， MacMillan，London，1944.
[4]Swan T. Longer Run Problems of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J].In The Australian Economy，Edited by H.W. Arndt and W.M.Corden.Melbourne： Cheshire， 1963.
[5]Dornbusch R.Exchange Rates and Pri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责任编辑 耿 欣；校对 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