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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林徽因的这句话被多少文艺青年反复念诵，电视剧本后来又将这句话变成了一句情话。但实际上这是一句被误读了快一百年的诗，林徽因这句话真正写的，是她与梁思成的小儿子：梁从诫。
然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样柔软的词句显然不适合梁从诫，他性格刚直执拗，在花甲之年投身环境保护。他曾因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人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直接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也曾在500强财富论坛上对着台下一众经济巨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灾难！”还曾经跑到三亚的沙滩上捡了满满一袋的垃圾，在和当地官员吃饭的餐桌上，将垃圾放到他们面前质问。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同时也是某些人眼中的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林徽因曾用“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细瘦，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来形容自己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四合院，这个院子幽静、雅致，同时还汇集了民国星空里最耀眼的光芒。梁从诫的幼儿时代，就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度过。在这里，文学泰斗沈从文与他玩笑，哲学家金岳霖教他唱儿歌……一方庭院，四方围合，名流雅士们在高谈论阔，梁从诫就在旁边玩耍嬉戏，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
可惜，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1937年7月7日（梁从诫五岁），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林徽因说，不愿当亡国奴也，不想活在日本的旗帜下。于是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一晚，他们抛下了安逸的四合院，一家老小奔赴了西南“大后方”：长沙。
但长沙也并非安全之地，日军经常在此投放炸弹。后来梁从诫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掘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而他找积木。1939年，他们又奔波到昆明，再由昆明城区迁到市郊，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他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
但在辗转期间，林徽因患上肺病，梁思成的車祸后遗症也开始发作，脊椎疼到无法坐立，再加上两个稚嫩的孩子。梁家当时的处境，用“艰难”已经不足以描述。
梁从诫两腿长满了疥疮，因为买不起鞋，只能穿草鞋，脚被草鞋磨破了皮，就让父亲在煤油灯下剪下死皮。忍着剧痛的他一声不吭，让梁思成非常触动，连连夸他“好孩子”。
1942年，在极为困顿的条件下，梁思成开始书写《中国建筑史》，梁从诫回忆当时的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在灯下，林徽因经常给梁从诫讲米开朗琪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梁思成则教他画画，做各种玩具。梁从诫的童年，山河破碎又颠沛流离，但对于这段生活，梁从诫却不胜怀念：“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精神上很富足。”
1946年7月31日，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50年后，梁从诫报考清华建筑系，因几分之差落榜。后来梁从诫笑着回忆说：“对，我的名字是纪念李诫（李诫：北宋著名建筑学家）……但我没出息，”最终他上了第二志愿清华历史系。
1955年，林徽因病逝，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去世。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则从清华毕业后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随后前往云南任教。1978年，梁从诫回京，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多次为美国大百科全书访华团进行翻译。80年代后期，梁从诫辞去公职，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
就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的期间，他收到了一位环保学家的投稿，文章中指出：发展中的中国乡镇企业，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但也成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分散污染源。从这一篇投稿开始，梁从诫看到了中国存在的巨大的环境污染隐患。1993年，梁从诫向亲戚借来300元做启动资金，在“中国文化书院”下注册成立了“绿色文化分院”，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夫人方晶是“自然之友”的第一个会员，当时梁家在干面胡同里小小的客厅，就是“自然之友”的办公室。那时梁从诫因为主动离开体制而没有任何收入，家里的一切开销以及“自然之友”所需的花费，都依赖夫人方晶的一点点退休金。
想要加入“自然之友”，有一个首要条件“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其身不正何以安天下？”秉承着这样的想法，梁从诫的后半生，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
他只要外出吃饭，就一定会带上一个大布袋，里面是不知道用了几年的筷子和勺子，哪怕是赶赴香槟酒宴，也会“寒酸”地拿出自己的筷子。更让他“格格不入”的是从不用纸巾，永远随身携带的一方发黄了的旧手帕。
平日里，不管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梁从诫都会骑上他那辆老到掉牙的自行车。某次政协会议时，还被门卫给拦了下来，直到他掏出了委员证才给放行。
名门之后，就这样成了一个“不受人待见”的怪老头子。1999年，上海全球500强财富论坛，当各个经济巨头们侃侃而谈，描述着自己心里的未来蓝图时，梁从诫却铁青着脸，“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他问企业家们，“你们想过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海南，他跑到沙滩上捡了满满一袋的垃圾，并且一路随身携带。用餐时，当官员对着他夸海南水好，人好，空气好时，他把那一整袋垃圾从椅子下拿出来摆在当地官员面前。
他在政协会议上“不合时宜”地提出要尽快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如今，这个诉求终成现实。2015年环保法修订，“自然之友”获得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发起并获立案一共34起，结案11起。
曾经他跑到各个高校、各个企业去演讲，去告诉大家自然已经快要无法负荷我们的需求，他请求这个社会停一停，慢下来给土地一点修复的时间。在当时那个经济、社会都极速发展的大潮中，梁从诫的这种诉求，实在是不合时宜。 时代的潮流下，清醒的人虽然不多，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是会有那么几个。
奚志农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参与云南白马雪山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生态研究项目，并为其拍摄了大量照片。项目结束后，他得知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100公里的森林，而这片森林里有200只珍贵滇金丝猴。与当地政府沟通无果后，奚志农找到了梁从诫。
了解情况之后，梁从诫对他说：“你要坚持，北京的我们是你的后盾。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并立刻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向他转述了具体的情况。很快，批示下来了，由政府拨款给云南德钦县，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从而使得金丝猴赖以生存的森林得以保存。
这原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但人心的欲望，总比我们想象得“黑暗”。当时周边的县镇从这一次事件中看到了“赚钱”的方法，砍伐森林还能拿国家补贴？于是，他们竟然开始纷纷举起斧头，砍！这不是梁从诫想看到的，他愤怒，却无奈。而这种无奈，在他为了环境问题四处奔波之时，经常会出现。
他听闻藏羚羊和野牦牛的处境后，到青海格尔木看望野牦牛队的队员。一群不善言辞的康巴汉子，抱着梁从诫哭。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于有个人从远方过来，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回到北京后，梁从诫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疑问：“可可西里、藏羚羊、牦牛队啊，我们深爱着你们，但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在这句饱含深情但又无奈的一问中，这位民间环保主义的拓荒者终于明白：为环保事业开疆扩土，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2002年左右，梁从诫对“自然之友”的理事梁晓燕说：“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有多糟糕。”“但我们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点什么。”可是做了之后，知道了更多，看到了更多，就更觉得失望。人们无动于衷，可他无法无动于衷。
晚年的梁从诫，越来越沉默，话语中渐渐多了些孤寂。“自然之友”的理事长杨东平说：“这些年做的事情，失败居多，哪怕有时候胜利了，也只是表面的胜利。”
梁从诫曾在一次访谈里说：“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如果说我们三代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但他后来又补充道：“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这句话背后的悲怆之情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得到，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变法;梁思成一心维护古城;梁从诫也将自己的心血付诸于环保事业，但最终他们都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目的，这或许就是他所说的失败吧。
然而，又如何定义失败呢？梁家三代人，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这种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
从花甲之年起，梁从诫为这个国家做了十几年的“扫地工”。他以“国家的扫地人”自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臟了，总得有人扫吧。”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在北京去世，最终以树葬的形式，睡在了昌平十三陵的国际友谊林内。墓碑是一块不规则的长圆形石头，上书“自然之友梁从诫”，哀乐是他早就和夫人商量好的《送别》。
那年，他78岁。他曾为自己设想了告别人世的方式——不要穿鞋袜，要光着两只脚，脚底，画两个笑脸。
68岁时，他以“自然之友”的身份四处奔波呼号，试图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58岁时，他看到了土地，资源，人口三者间的矛盾，开始为中国的环境问题而忧心。
48岁时，他在《知识分子》杂志里说：“知识分子是有局限性的。”
28岁时，他是云南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当时的人们都以为他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18岁时，他因几分之差，未能考入父母所在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转投入历史系学习。
8岁时，他在昆明一间用土坯砖盖成的小屋里，听着母亲给他读《猎人笔记》。
位卑未敢忘忧国，善其身，更兼天下，梁家的三代，都用一生来做了一件看上去无法成功的事，启蒙。而这种悲壮的坚持，或许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该有的模样。
（本文图片来源于纪录片《梁从诫》及
自然之友官方微博）
然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样柔软的词句显然不适合梁从诫，他性格刚直执拗，在花甲之年投身环境保护。他曾因河床干涸的缘由，与人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直接当面斥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也曾在500强财富论坛上对着台下一众经济巨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的灾难！”还曾经跑到三亚的沙滩上捡了满满一袋的垃圾，在和当地官员吃饭的餐桌上，将垃圾放到他们面前质问。
在这个环境异常脆弱的国家，梁从诫无疑是个坚强而固执的存在，同时也是某些人眼中的最“不受欢迎”的人物。
林徽因曾用“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细瘦，在午后的窗前拖过一笔画”来形容自己在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四合院，这个院子幽静、雅致，同时还汇集了民国星空里最耀眼的光芒。梁从诫的幼儿时代，就在这样一个小院子里度过。在这里，文学泰斗沈从文与他玩笑，哲学家金岳霖教他唱儿歌……一方庭院，四方围合，名流雅士们在高谈论阔，梁从诫就在旁边玩耍嬉戏，院子里充满欢声笑语。
可惜，平静的生活戛然而止。1937年7月7日（梁从诫五岁），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林徽因说，不愿当亡国奴也，不想活在日本的旗帜下。于是在日军占领北平的前一晚，他们抛下了安逸的四合院，一家老小奔赴了西南“大后方”：长沙。
但长沙也并非安全之地，日军经常在此投放炸弹。后来梁从诫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掘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而他找积木。1939年，他们又奔波到昆明，再由昆明城区迁到市郊，梁思成在村里一块借来的地皮上，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他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
但在辗转期间，林徽因患上肺病，梁思成的車祸后遗症也开始发作，脊椎疼到无法坐立，再加上两个稚嫩的孩子。梁家当时的处境，用“艰难”已经不足以描述。
梁从诫两腿长满了疥疮，因为买不起鞋，只能穿草鞋，脚被草鞋磨破了皮，就让父亲在煤油灯下剪下死皮。忍着剧痛的他一声不吭，让梁思成非常触动，连连夸他“好孩子”。
1942年，在极为困顿的条件下，梁思成开始书写《中国建筑史》，梁从诫回忆当时的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在灯下，林徽因经常给梁从诫讲米开朗琪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梁思成则教他画画，做各种玩具。梁从诫的童年，山河破碎又颠沛流离，但对于这段生活，梁从诫却不胜怀念：“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精神上很富足。”
1946年7月31日，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50年后，梁从诫报考清华建筑系，因几分之差落榜。后来梁从诫笑着回忆说：“对，我的名字是纪念李诫（李诫：北宋著名建筑学家）……但我没出息，”最终他上了第二志愿清华历史系。
1955年，林徽因病逝，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去世。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则从清华毕业后考上了北大历史系的研究生，随后前往云南任教。1978年，梁从诫回京，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多次为美国大百科全书访华团进行翻译。80年代后期，梁从诫辞去公职，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
就在“文化书院”担任导师的期间，他收到了一位环保学家的投稿，文章中指出：发展中的中国乡镇企业，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出路，但也成为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分散污染源。从这一篇投稿开始，梁从诫看到了中国存在的巨大的环境污染隐患。1993年，梁从诫向亲戚借来300元做启动资金，在“中国文化书院”下注册成立了“绿色文化分院”，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夫人方晶是“自然之友”的第一个会员，当时梁家在干面胡同里小小的客厅，就是“自然之友”的办公室。那时梁从诫因为主动离开体制而没有任何收入，家里的一切开销以及“自然之友”所需的花费，都依赖夫人方晶的一点点退休金。
想要加入“自然之友”，有一个首要条件“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其身不正何以安天下？”秉承着这样的想法，梁从诫的后半生，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
他只要外出吃饭，就一定会带上一个大布袋，里面是不知道用了几年的筷子和勺子，哪怕是赶赴香槟酒宴，也会“寒酸”地拿出自己的筷子。更让他“格格不入”的是从不用纸巾，永远随身携带的一方发黄了的旧手帕。
平日里，不管是上街买菜，还是去政协开会，梁从诫都会骑上他那辆老到掉牙的自行车。某次政协会议时，还被门卫给拦了下来，直到他掏出了委员证才给放行。
名门之后，就这样成了一个“不受人待见”的怪老头子。1999年，上海全球500强财富论坛，当各个经济巨头们侃侃而谈，描述着自己心里的未来蓝图时，梁从诫却铁青着脸，“你们所津津乐道的‘世界工厂’实际上只是‘世界厨房’。用我们的原料做好饭菜，端上国际大餐桌，给我们剩下一堆鸡毛蒜皮烂骨头，还有烟熏火燎的污染！”他问企业家们，“你们想过承担什么责任没有？”
在海南，他跑到沙滩上捡了满满一袋的垃圾，并且一路随身携带。用餐时，当官员对着他夸海南水好，人好，空气好时，他把那一整袋垃圾从椅子下拿出来摆在当地官员面前。
他在政协会议上“不合时宜”地提出要尽快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如今，这个诉求终成现实。2015年环保法修订，“自然之友”获得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发起并获立案一共34起，结案11起。
曾经他跑到各个高校、各个企业去演讲，去告诉大家自然已经快要无法负荷我们的需求，他请求这个社会停一停，慢下来给土地一点修复的时间。在当时那个经济、社会都极速发展的大潮中，梁从诫的这种诉求，实在是不合时宜。 时代的潮流下，清醒的人虽然不多，但值得庆幸的是，总是会有那么几个。
奚志农便是其中一位，他曾参与云南白马雪山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生态研究项目，并为其拍摄了大量照片。项目结束后，他得知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100公里的森林，而这片森林里有200只珍贵滇金丝猴。与当地政府沟通无果后，奚志农找到了梁从诫。
了解情况之后，梁从诫对他说：“你要坚持，北京的我们是你的后盾。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并立刻写信给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向他转述了具体的情况。很快，批示下来了，由政府拨款给云南德钦县，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从而使得金丝猴赖以生存的森林得以保存。
这原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但人心的欲望，总比我们想象得“黑暗”。当时周边的县镇从这一次事件中看到了“赚钱”的方法，砍伐森林还能拿国家补贴？于是，他们竟然开始纷纷举起斧头，砍！这不是梁从诫想看到的，他愤怒，却无奈。而这种无奈，在他为了环境问题四处奔波之时，经常会出现。
他听闻藏羚羊和野牦牛的处境后，到青海格尔木看望野牦牛队的队员。一群不善言辞的康巴汉子，抱着梁从诫哭。他们受尽了千辛万苦，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于有个人从远方过来，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回到北京后，梁从诫写了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文章的最后有这么一句疑问：“可可西里、藏羚羊、牦牛队啊，我们深爱着你们，但我们还能为你们做什么？”在这句饱含深情但又无奈的一问中，这位民间环保主义的拓荒者终于明白：为环保事业开疆扩土，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2002年左右，梁从诫对“自然之友”的理事梁晓燕说：“我们开始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不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有多糟糕。”“但我们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点什么。”可是做了之后，知道了更多，看到了更多，就更觉得失望。人们无动于衷，可他无法无动于衷。
晚年的梁从诫，越来越沉默，话语中渐渐多了些孤寂。“自然之友”的理事长杨东平说：“这些年做的事情，失败居多，哪怕有时候胜利了，也只是表面的胜利。”
梁从诫曾在一次访谈里说：“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如果说我们三代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梁家三代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只能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但他后来又补充道：“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这句话背后的悲怆之情又有多少人能体会得到，梁启超一生致力于变法;梁思成一心维护古城;梁从诫也将自己的心血付诸于环保事业，但最终他们都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目的，这或许就是他所说的失败吧。
然而，又如何定义失败呢？梁家三代人，梁启超为拯救危难中的国家而奔走呼号;梁思成为拯救面临消亡的传统城市建筑而奔走呼号;梁从诫为拯救世间万物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而奔走呼号。这种根植于梁家血液里的执着、正直和敢言，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该有的样子。
从花甲之年起，梁从诫为这个国家做了十几年的“扫地工”。他以“国家的扫地人”自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臟了，总得有人扫吧。”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在北京去世，最终以树葬的形式，睡在了昌平十三陵的国际友谊林内。墓碑是一块不规则的长圆形石头，上书“自然之友梁从诫”，哀乐是他早就和夫人商量好的《送别》。
那年，他78岁。他曾为自己设想了告别人世的方式——不要穿鞋袜，要光着两只脚，脚底，画两个笑脸。
68岁时，他以“自然之友”的身份四处奔波呼号，试图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58岁时，他看到了土地，资源，人口三者间的矛盾，开始为中国的环境问题而忧心。
48岁时，他在《知识分子》杂志里说：“知识分子是有局限性的。”
28岁时，他是云南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当时的人们都以为他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学家。
18岁时，他因几分之差，未能考入父母所在的清华大学建筑系，转投入历史系学习。
8岁时，他在昆明一间用土坯砖盖成的小屋里，听着母亲给他读《猎人笔记》。
位卑未敢忘忧国，善其身，更兼天下，梁家的三代，都用一生来做了一件看上去无法成功的事，启蒙。而这种悲壮的坚持，或许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骨子里该有的模样。
（本文图片来源于纪录片《梁从诫》及
自然之友官方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