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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上海市的R&D投入情况与国际上的主要发达国家的R&D投入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目前上海市的R&D投入强度的增长趋势和国际R&D强度的增长的一般规律基本相符，但投入水平仍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针对这一状况,对如何提高上海市的R&D投入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R&D投入;R&D强度;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07）06-0083-04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增加 R＆D的投入是这种内生动力的源泉。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R＆D投入的资助政策会刺激其研发活动的开展，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运用R&D指标体系分析国家（区域）科技竞争力及经济发展潜力，并进一步作为制定国家（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依据，已经在国家社会越来越多国家得到广泛采用。对上海市R&D投入进行分析，有利于其巩固已取得的成绩，针对性地解决存在问题，对上海市保持良好的科技进步态势，以及“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其他省市的R&D投入决策提供参考。
一、各国R&D资源投入的一般分析
经合组织（OECD）曾按照R&D投入情况将其成员国分为研发大国、研发中等国、研发小国和研发弱国四类。经合组织成员国基本包含了国际社会中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考察这些国家R&D投入发展的历史规律，对我们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笔者研究选取的比较对象主要是经合组织确定的研发大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1年出版的《科学应用与发展》中把各国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前阶段、工业化第一阶段、工业化第二阶段和工业化后阶段。
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来看，各国经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但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其R&D资金投入的规模和结构却有较大的相似性，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表1、2、3给出了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的R&D投入的规模和结构。
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政府占据投入结构的绝对主体地位。在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R&D资金投入中，政府资金投入比例都在50%以上或接近50%。由于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形成了强有力的先导作用(见表1)。
在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从投入结构看，美国在这个阶段政府R&D经费投入增加，在总投入中的比例上升，达到60%以上。而联邦德国、英国则显示政府投入的比例下降。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从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过渡的趋势，各研发大国政府投入在其投入结构中的主体位置多略有下降。从投入强度看，各国的R&D的投入强度一般为15%-25%；（见表2）。
进入工业化后阶段，从投入结构看，政府R&D资金投入的比例出现明显下降。该阶段末期，政府R&D投入所占比例大多在1/3以下，说明R&D投入模式已经完成了从过渡模式到企业主导的模式的转变。工业后阶段R&D的投入强度大致范围在20%-30%（见表3）。
以上所述清晰地描述了发达国家R&D投入模式的变迁轨迹：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R&D经费的投入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5%左右，政府在投入总量和比例上作为主导。在这一阶段，企业投入的R&D资金十分有限，政府作为R&D投入主体，引导和支持企业的R&D活动，有助于企业快速成长，也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推进。进入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各国对R&D经费的投入继续增大，从总的投入规模上看，R&D资金的投入一般都占GDP的20%左右，但在增长的速度上有所减缓。［1］ 这个时期，虽然政府的总量投入还在增加，但相对投入比例下降；而企业作为投入主体的基础并没有完全形成。进入工业化后阶段，主要发达国家R&D资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或接近3%，企业作为投入主体的环境和能力都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特别是以大跨国公司为核心的R&D集群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的R&D活动的总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由政府主导的投入模式已无法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企业R&D投入已成为其竞争与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主导演变为企业主导型模式就成为必然。
二、上海市R&D资源投入分析
20世纪后期，我国逐渐开始仿效国际惯例，运用R&D指标分析国家（或区域）科技竞争力及经济发展潜力。2000年全国全社会R&D资源清查，第一次将调查覆盖至全社会，在指标统计方面实现我国R&D统计与国际规范的全面接轨,上海市也从那时开始逐渐完善了R&D的统计工作，表4给出了上海市主要年份R&D资源投入情况。
目前，现有的政府R&D数据很少，经常用于分析的指标常常是从财政科技拨款看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但是，这两个指标内涵并不一致，数据值也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全社会R&D数据清查，对政府R&D数据进行了重点调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政府R&D数据，以及政府R&D占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但是，由于R&D统计与现行财政预算的口径并不一致，在分离政府R&D经费支出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不易获得准确的政府R&D经费支出数据。尤其是从政府财政支出中分离出地方财政支出几乎是不可能，因此下表中的财政支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总和。表2是政府资金①与R＆D经费总支出经费支出情况。
从增长趋势看，上海市的R&D资源投入基本符合典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R&D强度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即从总的趋势看R&D强度的发展轨迹是一条类'S'曲线（亦称逻辑斯蒂曲线（logistic curve）。［2］从表5可以看出，上海市2000-2003年R＆D经费总支出中的政府资金所占比重逐年降低，到2002年政府投入比重为26.07%，而企业资金稳步提高，企业投入主体地位一直保持，2002年，企业R&D投入仍然占全社会R&D的45.36%。企业已经成为R＆D的中坚力量，国外资金的比重逐年提高，国外资金来源的快速增长十分可喜。 根据三个产业之间的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和科技投资的重点，上海目前大体处于工业化的第三阶段的初期。但上海市R&D活动中政府资金占GDP的比重最近三年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海市的R&D投入水平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几乎一个阶段。因此，上海市要想加快科技经济发展，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三、 提高R&D投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上海市的R&D增长趋势和国际一般规律相符，但是投入水平与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政府对R＆D的资助目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的R&D投入难以满足上海市科技经济跨越式的发展。因此，继续加大对R&D的投入势在必行。
(一) 加大政府引导R&D投入的力度
必须特别强调，即使一国或一个地区政府R&D投入比重很高，但并没有形成全社会R&D投入多元化集聚的新机制，依然可能会使社会科技投入规模严重偏低。社会其它行为主体对科技投入需求还是十分低下，社会科技创新资源仍很短缺；只有当财政科技投入成为政府引导科技投入的重要杠杆时，财政科技投入才成为政府引导科技投入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政府引导社会科技投入的内在变量。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提高社会R&D投入( 而不单是财政R&D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是一个证明。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社会的力量，除了财政科技拨款外，必须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的科技投资局面。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税收、金融、信贷等政策机制来调动工业界，科研院所等民间部门投资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国家、工业界、科研院所等多元的投资格局。
另外，要设立能够全面反映科技投入以及R&D投入情况的科目，引导全社会重视对R&D活动的投入。主要进行两方面的改革，其一，从宏观思路上，实施以部门预算分类和功能分类相结合的预算科目，在具体操作中仿照会计科目设置，建立起能够反映科技投入总量以及政府R&D投入总量的预算科目。其二，在企业财务报表中，仿照国际经验，更明显反映出R&D对企业业绩的贡献，推动企业加大对R&D的投入。
（二）发掘新的政府支持R&D投入途径，利用政府采购等多种手段引导推动R&D投入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中国已经加入WTO，根据WTO的有关规定，政府对企业R&D的资助受到限制。在WTO关于“补贴和补偿措施的协议”中规定，政府对“工业研究活动”的支持不得超过75%，对“竞争前开发活动”的支持不得超过50%，不允许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高校中企业委托的合同研究给以支持（上述规定对人均收入1 0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所松动）。积极发掘政府支持研发活动的新途径已经刻不容缓。
通过政府购买，对推动R&D投入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积极的作用，能有效地保护社会科技投入的需求和热情。例如，在历史上，美国为扶持起高技术企业发展，高技术产品的早期阶段市场基本上是由政府采购培育的。美国硅谷的迅速崛起与美国的政府购买所形成的对电子产品、导弹产品、计算机产品等的需求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从现实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通信产业的高速增长与政府购买政策也是互为因果的。计算机产品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计算机产品发展的初期，正是国家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科技需求、商业需求、管理需求、国防需求和军事需求等所形成的政府购买有力地拉动了计算机产品的市场化，进而缩短了计算机产品走向家庭化周期。
政府应在国际协议允许范围内，运用各种政府采购手段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支持。通过前采购对企业的研发投人进行宏观引导，通过后采购为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创造一个稳定的市场空间，降低新产品进人市场的风险，进而推动企业对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发。
（三）继续完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体系，提高企业的R&D投入
在财政科技投入资助领域内，除了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进行间接资助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关注科技税收激励体系以促进创新，并提高科技投入的绩效。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多种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如企业研发投入的税前抵免、创业投资机构的资本利得税减免、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减免等，对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有的国家为鼓励企业从事科技研发和使用国产技术，还开征了技术开发专项税。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积极鼓励企业界从事技术研发和使用国产技术，政府制定的《关于征收研究与开发税的条例》中规定，对企业界引进国外技术征收占引进费用5%的税，并用这项税收建立创业投资基金，通过印度工业发展银行资助国内企业从事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活动。到1994年，印度财政部将这部分税收划归科技部支配，用以创建技术开发和应用基金，促进和加速国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海市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体系。
在实际的税收优惠操作中，首先，税收政策要有重点，分层次，区别行业对待。对符合国家产业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必须充分予以支持，但支持的幅度要适宜。不能因为税收政策的支持而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破坏市场对科技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使被支持者产生某种依赖性和特权思想。其次，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要注重科技创新、知识扩散、应用开发以及产业化等各环节的整体协调。注意把科技税收优惠着力点适度前移；更多地着眼于对企业或科研机构实际科研项目投入的鼓励；在手段上，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方式也不应相同；在优惠对象上，要注意WTO的相关规定。
（四）明确投入重点，调整投入方向
各地的情况、发展战略不同, 政府所支持的研发优先发展领域也就有所不同。随着科技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对所有的科研领域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正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马伯格所说：科研经费的“缺口”总是存在的, 无论何时, 机遇总是超越资源, 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 根据各国国情选择重点, 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 是各国政府的共识。上海市也应该选择适合于上海国情的, 对提高城市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或基础研究进行重点支持。
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在科技活动中主要应该起引导、启动、扶持等基础性作用，财政科技经费应主要用于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以及卫生与健康、资源与环境、农业等公共领域，用于支撑创新活动的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整个科技活动的知识源；对影响面大、带动性强的科技创新基地和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资，培育全市科技发展的增长点；对企业技术开发中的重点项目提供启动经费，促进新知识、新技术向新产品的转换。要研究制定相应的科技资源配置规划，在保证面上工作经费的同时，集中经费，有计划、有步骤地办成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科技大事。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比例，加强对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以稳定一支服务于国家目标和公众要求的公益性研究队伍，改善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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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R&D投入;R&D强度;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07）06-0083-04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增加 R＆D的投入是这种内生动力的源泉。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R＆D投入的资助政策会刺激其研发活动的开展，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运用R&D指标体系分析国家（区域）科技竞争力及经济发展潜力，并进一步作为制定国家（地区）科技和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依据，已经在国家社会越来越多国家得到广泛采用。对上海市R&D投入进行分析，有利于其巩固已取得的成绩，针对性地解决存在问题，对上海市保持良好的科技进步态势，以及“科教兴市”战略的实施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其他省市的R&D投入决策提供参考。
一、各国R&D资源投入的一般分析
经合组织（OECD）曾按照R&D投入情况将其成员国分为研发大国、研发中等国、研发小国和研发弱国四类。经合组织成员国基本包含了国际社会中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考察这些国家R&D投入发展的历史规律，对我们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笔者研究选取的比较对象主要是经合组织确定的研发大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1年出版的《科学应用与发展》中把各国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前阶段、工业化第一阶段、工业化第二阶段和工业化后阶段。
从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来看，各国经历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但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其R&D资金投入的规模和结构却有较大的相似性，呈现一定的规律性。表1、2、3给出了不同发展阶段各国的R&D投入的规模和结构。
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政府占据投入结构的绝对主体地位。在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R&D资金投入中，政府资金投入比例都在50%以上或接近50%。由于政府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形成了强有力的先导作用(见表1)。
在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从投入结构看，美国在这个阶段政府R&D经费投入增加，在总投入中的比例上升，达到60%以上。而联邦德国、英国则显示政府投入的比例下降。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从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过渡的趋势，各研发大国政府投入在其投入结构中的主体位置多略有下降。从投入强度看，各国的R&D的投入强度一般为15%-25%；（见表2）。
进入工业化后阶段，从投入结构看，政府R&D资金投入的比例出现明显下降。该阶段末期，政府R&D投入所占比例大多在1/3以下，说明R&D投入模式已经完成了从过渡模式到企业主导的模式的转变。工业后阶段R&D的投入强度大致范围在20%-30%（见表3）。
以上所述清晰地描述了发达国家R&D投入模式的变迁轨迹：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R&D经费的投入在GDP中的比重，一般在1.5%左右，政府在投入总量和比例上作为主导。在这一阶段，企业投入的R&D资金十分有限，政府作为R&D投入主体，引导和支持企业的R&D活动，有助于企业快速成长，也有利于国家的工业化推进。进入工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各国对R&D经费的投入继续增大，从总的投入规模上看，R&D资金的投入一般都占GDP的20%左右，但在增长的速度上有所减缓。［1］ 这个时期，虽然政府的总量投入还在增加，但相对投入比例下降；而企业作为投入主体的基础并没有完全形成。进入工业化后阶段，主要发达国家R&D资金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或接近3%，企业作为投入主体的环境和能力都得到了根本的改善，特别是以大跨国公司为核心的R&D集群的发展，使发达国家的R&D活动的总量和质量都有了明显提高，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由政府主导的投入模式已无法满足企业技术创新的需求。企业R&D投入已成为其竞争与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主导演变为企业主导型模式就成为必然。
二、上海市R&D资源投入分析
20世纪后期，我国逐渐开始仿效国际惯例，运用R&D指标分析国家（或区域）科技竞争力及经济发展潜力。2000年全国全社会R&D资源清查，第一次将调查覆盖至全社会，在指标统计方面实现我国R&D统计与国际规范的全面接轨,上海市也从那时开始逐渐完善了R&D的统计工作，表4给出了上海市主要年份R&D资源投入情况。
目前，现有的政府R&D数据很少，经常用于分析的指标常常是从财政科技拨款看政府对科技的投入，但是，这两个指标内涵并不一致，数据值也存在较大差异。2000年全社会R&D数据清查，对政府R&D数据进行了重点调查，获得了比较明确的政府R&D数据，以及政府R&D占财政科技拨款的比例。但是，由于R&D统计与现行财政预算的口径并不一致，在分离政府R&D经费支出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不易获得准确的政府R&D经费支出数据。尤其是从政府财政支出中分离出地方财政支出几乎是不可能，因此下表中的财政支出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总和。表2是政府资金①与R＆D经费总支出经费支出情况。
从增长趋势看，上海市的R&D资源投入基本符合典型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R&D强度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即从总的趋势看R&D强度的发展轨迹是一条类'S'曲线（亦称逻辑斯蒂曲线（logistic curve）。［2］从表5可以看出，上海市2000-2003年R＆D经费总支出中的政府资金所占比重逐年降低，到2002年政府投入比重为26.07%，而企业资金稳步提高，企业投入主体地位一直保持，2002年，企业R&D投入仍然占全社会R&D的45.36%。企业已经成为R＆D的中坚力量，国外资金的比重逐年提高，国外资金来源的快速增长十分可喜。 根据三个产业之间的比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状况和科技投资的重点，上海目前大体处于工业化的第三阶段的初期。但上海市R&D活动中政府资金占GDP的比重最近三年接近和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上海市的R&D投入水平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几乎一个阶段。因此，上海市要想加快科技经济发展，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三、 提高R&D投入的相关政策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上海市的R&D增长趋势和国际一般规律相符，但是投入水平与上海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政府对R＆D的资助目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低水平的R&D投入难以满足上海市科技经济跨越式的发展。因此，继续加大对R&D的投入势在必行。
(一) 加大政府引导R&D投入的力度
必须特别强调，即使一国或一个地区政府R&D投入比重很高，但并没有形成全社会R&D投入多元化集聚的新机制，依然可能会使社会科技投入规模严重偏低。社会其它行为主体对科技投入需求还是十分低下，社会科技创新资源仍很短缺；只有当财政科技投入成为政府引导科技投入的重要杠杆时，财政科技投入才成为政府引导科技投入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政府引导社会科技投入的内在变量。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提高社会R&D投入( 而不单是财政R&D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就是一个证明。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社会的力量，除了财政科技拨款外，必须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的科技投资局面。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税收、金融、信贷等政策机制来调动工业界，科研院所等民间部门投资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国家、工业界、科研院所等多元的投资格局。
另外，要设立能够全面反映科技投入以及R&D投入情况的科目，引导全社会重视对R&D活动的投入。主要进行两方面的改革，其一，从宏观思路上，实施以部门预算分类和功能分类相结合的预算科目，在具体操作中仿照会计科目设置，建立起能够反映科技投入总量以及政府R&D投入总量的预算科目。其二，在企业财务报表中，仿照国际经验，更明显反映出R&D对企业业绩的贡献，推动企业加大对R&D的投入。
（二）发掘新的政府支持R&D投入途径，利用政府采购等多种手段引导推动R&D投入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中国已经加入WTO，根据WTO的有关规定，政府对企业R&D的资助受到限制。在WTO关于“补贴和补偿措施的协议”中规定，政府对“工业研究活动”的支持不得超过75%，对“竞争前开发活动”的支持不得超过50%，不允许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高校中企业委托的合同研究给以支持（上述规定对人均收入1 000美元以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所松动）。积极发掘政府支持研发活动的新途径已经刻不容缓。
通过政府购买，对推动R&D投入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积极的作用，能有效地保护社会科技投入的需求和热情。例如，在历史上，美国为扶持起高技术企业发展，高技术产品的早期阶段市场基本上是由政府采购培育的。美国硅谷的迅速崛起与美国的政府购买所形成的对电子产品、导弹产品、计算机产品等的需求创造是密不可分的。从现实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通信产业的高速增长与政府购买政策也是互为因果的。计算机产品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计算机产品发展的初期，正是国家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的科技需求、商业需求、管理需求、国防需求和军事需求等所形成的政府购买有力地拉动了计算机产品的市场化，进而缩短了计算机产品走向家庭化周期。
政府应在国际协议允许范围内，运用各种政府采购手段对企业研发活动给予支持。通过前采购对企业的研发投人进行宏观引导，通过后采购为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创造一个稳定的市场空间，降低新产品进人市场的风险，进而推动企业对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发。
（三）继续完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体系，提高企业的R&D投入
在财政科技投入资助领域内，除了政府的直接财政拨款，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进行间接资助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关注科技税收激励体系以促进创新，并提高科技投入的绩效。
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多种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税收激励政策，如企业研发投入的税前抵免、创业投资机构的资本利得税减免、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减免等，对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甚至有的国家为鼓励企业从事科技研发和使用国产技术，还开征了技术开发专项税。早在1986年，印度政府就积极鼓励企业界从事技术研发和使用国产技术，政府制定的《关于征收研究与开发税的条例》中规定，对企业界引进国外技术征收占引进费用5%的税，并用这项税收建立创业投资基金，通过印度工业发展银行资助国内企业从事国内科技成果转化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活动。到1994年，印度财政部将这部分税收划归科技部支配，用以创建技术开发和应用基金，促进和加速国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上海市可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科技税收激励政策体系。
在实际的税收优惠操作中，首先，税收政策要有重点，分层次，区别行业对待。对符合国家产业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领域，必须充分予以支持，但支持的幅度要适宜。不能因为税收政策的支持而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破坏市场对科技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能使被支持者产生某种依赖性和特权思想。其次，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要注重科技创新、知识扩散、应用开发以及产业化等各环节的整体协调。注意把科技税收优惠着力点适度前移；更多地着眼于对企业或科研机构实际科研项目投入的鼓励；在手段上，技术发展不同阶段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方式也不应相同；在优惠对象上，要注意WTO的相关规定。
（四）明确投入重点，调整投入方向
各地的情况、发展战略不同, 政府所支持的研发优先发展领域也就有所不同。随着科技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对所有的科研领域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正如美国总统科技顾问马伯格所说：科研经费的“缺口”总是存在的, 无论何时, 机遇总是超越资源, 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 根据各国国情选择重点, 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 是各国政府的共识。上海市也应该选择适合于上海国情的, 对提高城市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或基础研究进行重点支持。
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在科技活动中主要应该起引导、启动、扶持等基础性作用，财政科技经费应主要用于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以及卫生与健康、资源与环境、农业等公共领域，用于支撑创新活动的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强整个科技活动的知识源；对影响面大、带动性强的科技创新基地和基础设施进行长期投资，培育全市科技发展的增长点；对企业技术开发中的重点项目提供启动经费，促进新知识、新技术向新产品的转换。要研究制定相应的科技资源配置规划，在保证面上工作经费的同时，集中经费，有计划、有步骤地办成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科技大事。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比例，加强对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加大对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以稳定一支服务于国家目标和公众要求的公益性研究队伍，改善科技创新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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