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生活在山高位偏的乡下，对于城市的印象，是从课本插图上感知的，心中无不充满憧憬与想象。
　　七岁那年，爷爷要带我进城了。我第一次上城比那个陈奂生幸运，他上城是脚踏地跑，我是坐爷爷拉大粪的板车。我一改往日的闹腾，变得很听话。铃铛叮当响着，驴蹄子踢沓踢沓，爷爷挥动鞭子，“嘚、嘚……”地吆着毛驴，把我带进了县城。
　　县城有两条十字交叉的柏油路，两旁是高低错落的建筑。雄壮的，不过是四层小楼；低矮的，也就是红砖红瓦拱脊的单层中式建筑，不过是窗子开得大些，玻璃明净可鉴。
　　十字街算是城市的中心。当时正值暑热，我们祖孙俩在烈日下大汗淋漓。驢子也懒懒的，有怠工的迹象。于是，在十字街，爷爷卸了车，把驴子拴在铁护栏上，让它喘口气歇歇脚。
　　放眼望去，街道灰白，行人稀少，偶有齐耳短发骑自行车的女工，三五成群谈笑着通过，不乏优越感。十来分钟，才看到一辆带蓝色腰线的公共汽车瓮声瓮气地驶过。透过车窗，我看到里面人挨挨挤挤的，表情都有些扭曲。
　　我喉头发紧，口渴难耐。街角有一老婆婆在摆摊。露天之下，支着一台冰柜，置一木方桌，地上横着一排暖水瓶。桌面上玻璃杯沏好了茶，用玻璃片捂着。当时2分钱一杯茶，5分钱一支冰棒。我爷爷格外开恩，让我咕咚咕咚牛饮一番后，又给我买了一支冰棒。我心里那个美呀，无以言表。
　　十年之后，我再次跟父亲上城。其时，父亲骑一辆上海“永久”牌自行车，让我坐在后架上。魁梧的父亲熊腰款摆，双肩耸动，像裹着风，“嗖嗖嗖”驶出乡道，上了柏油马路。自行车缩短了城乡距离，不大工夫就到了县城。
　　我努力从记忆中复苏着记忆。十字街仍在，街道宽了，两边的建筑像雨后蘑菇般也长高了，农业局，商业大厦，邮政局，政府办公大楼，更像发糕一样高出过去好多；广播站的大喇叭隔几十米一个高悬着，播放着本埠新闻；道旁增添了阅报栏，喜欢识文断字的我，禁不住驻足，看了两版新闻，还有一版文艺副刊。
　　一条新开的街道，就像一条线。沿街，一边是学校和工厂，另一边是五层单元住宅楼。开放式露台向着街道，家家挑起的晾衣杆上，搭着各色的衣物棉被，护栏上架着绿蔓花草。不时有人进出，用花洒给它们浇水。
　　父亲对我说：看看，城里人生活多安逸啊！不用和土坷垃打交道——你将来也要争取往城市里努力啊。这话不虚，让我在以后的求学生涯里使了暗劲儿。
　　办完事回程。令我父亲发窘的是，车子在下坡时刹不住，歪歪扭扭冲撞出去，路上人多，父亲大喊：“大伙儿快让一让啊，车子没闸！”可咣当一下，还是撞上了对向的一辆自行车，父亲很尴尬。对方是一个戴着眼镜、周正斯文的年轻人，他并没有生气，扶了扶歪斜的挡泥瓦，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要紧的。走吧！”
　　这件事，让我对城市的印象加深了几分。
　　时光的列车大跨步驶进了二十一世纪。城市发展搭载上改革开放的新“引擎”，变得动力十足。城市的秘密，也不断被更多的乡里人解码，进城的新鲜感、优越感得到缓释。
　　如今，我的生活与百十公里外的地级城市，不可分割地关联着。
　　现在我要上城，已如探囊取物般容易。我这个人空间感忒差，多少的楼群，都让我似曾相识；多少的路口与街道，都让我迷糊发懵。不过完全不用担忧，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私人“坐骑”，甜美的语音导航着，任路网如织，错综复杂，我的思维一点也不混乱，心情也不紧张，轻轻松松就达目的地。
　　我站在现代化城市的街头，不禁眼花缭乱。城市，就像描摹出来的画卷一样美不胜收。它是彩色的，有霓虹，有绿地，有花圃，有水系；它是立体的，直插云霄的是高层住宅，次而矗立的是花园别墅，低矮错落的是公园湿地；它是几何的，直线的是街道，方形的是广场，圆的是水塘……
　　喜欢自然，就到植物园去看植物，到国花园去看牡丹；喜欢消费，到大卖场购物，还能顺便到奥斯卡影城的包厢里看一场电影；饭点到了，直接到小吃一条街去，天南海北的美食，一网打尽……上城，成为我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
　　从最初新鲜好奇到尴尬难堪，再到底气十足、轻松自然。城市变化着，我的感受也在变化着，就像春天的故事，充满了希望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