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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年的寒冬，香港8所高等院校终于在去年见到黎明前的一线曙光。
2006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继2005及2006年停止削减8所大学的拨款后，在2007年将不会按照原来的计划再减少5%的大学教育经费。当局并保证，随着经济复苏，未来很大机会不会再进一步削减各大学的资源。换言之，在1998年至2004年已经连续7年面对削资恶梦的香港高等院校，自此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睡上一个好觉了！
扩招扩出赤字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实行精英教育，30多年来只有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两所大学，每年只有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升读大学。由于大学生人数少，而且这些质素良好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都会投身政府部门工作，故港府几乎是以“全包”的形式赞助这些“天子门生”入读大学。
踏入1989年，随着香港经济不断转型，港府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突然宣布，高等院校的政策将由精英教育走向半精英教育，并订下在1994年达到18%适龄学生入读本地高等院校的目标。与此同时，港府又实施“玫瑰园计划”，在短短数年间，先后把香港多所专上学院升格为大学，使本地大学数目由两所大幅度增至8所。自此以后，每年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就多达一万多人。政府支付其中八成二经费，其余一成八教育成本则由大学生自己支付。
大学数目及学生人数的大幅度提高，虽然令香港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但同一时间也令港府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压力。据港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在8家大学成立后，每年港府投放在教育方面的500亿港元里头，就有1/3主要是用于高等教育，但结果还是喂不饱这8头庞然大物。8所大学仿佛成了8个“小政府”，其结果就是大学越来越多，大学生质素却越来越下降，屡为社会和雇主所诟病。
面对这股难以摆脱的负担，1999年11月，当时的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便公开慨叹说，“政府平均要为每名大学生资助20万港元，相等于10名中学生的资助额，如果全数资助大学生，政府就会破产了！”
因此，1997年发生金融风暴后，香港特区政府有见库房出现高达数百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终于首次提出要在1998至2001年3年间减少对高等院校的一成教育拨款，由以往的约140亿经费减至127亿港元，要求大家开源节流以配合。
瘦身计划
在政府一声“减肥令”下，香港8所大学开始如梦初醒，打破过往铁饭碗的心态，纷纷急谋对策，准备节衣缩食。当中最多大学服用的一帖“减肥配方”就是取消沿用多年的中央拨款模式，而采取单行财政预算方法，以求达到善用和节省资源的效果。
所谓的单行财政预算方法，是指把理财权责下放予各部门，校方每年根据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给予一笔过的拨款，让部门自行调配资源，但必须有成效，从而加强部门的问责性。与之相反，采用中央拨款模式时，部门只需散件式向上申请拨款，不用承担开支多少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结果在推行新预算制度后，各大学的开支都锐减数亿港元，在节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开源方面，各大学却进展不大。虽然政府多番呼吁大学要自行开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包括鼓励私人机构资助大学经费，但在2000年，香港各大学的对外筹款成绩并不理想。7所大学的私人捐款只占整体收入的1%左右，未能给学校带来很多收入。
所以，在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在2001至2003年3个学年再削减4%大学整体拨款额，以迫使各院校进一步自力更生，加强大学与工商业界的科研合作，吸引校友及社会力量的捐款以及经营校办企业来赚取盈利，减少对政府财政资助的过分依赖。
2002年3月，教育统筹局委托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进行为期一年的《高等教育检讨报告》出炉。《报告书》中除了要求大学教职员薪酬与公务员脱钩，让院校管理层能灵活地以更优厚薪酬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港任教，协助香港的大学建立国际一流学府的声誉外，另一重点就是要求各大学积极向工商界募捐。
《报告书》认为，“从策略角度突出少数院校为政府资助和私人捐助的重点对象，其明确目标是使这些院校有能力参与国际最高水平的竞争。”
与此同时，针对各大学对外筹款的积极性不高，2003年，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财政预算案中首次公布设立10亿基金，就大学自行筹得的私人捐款，政府将以“一比一”等额发放给大学。为了避免院校间出现恶性竞争，每家大学可获的上限限于1.5亿元，当中2000万元为最低款额，以鼓励8所大专院校自行筹募经费。
针对不少教育界人士批评，香港企业和市民捐款给大学不可以扣减很多税，减低了工商界捐款的诱因，港府还同时调高捐款的免税额，以吸引更多大企业及富豪向大学捐款。
被逼自立
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后，8所大学由有2003年开始都出尽法宝，师法欧美，利用筹款扩财源，减少依赖政府资助的力度。
当中，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及科技大学在当年均不约而同地首次开设对外事务总监一职，重金在外国聘请筹款高手来香港，专责为学校另辟财路。同样深受财赤困扰的浸会大学，则安排一名副校长专门负责筹款，向校友、校董会及社会人士寻求协助，学习类似美国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大学，单是筹款已解决了大部分的教育经费，不用向政府乞求。
由于中国人多数习惯捐款给与他们有关的人和故乡，在筹款方面，各大家都费尽了心思。以科技大学为例，就推出“科大心”留座计划，每名捐款的社会人士，将可以在学校的课室座位上刻下名字留念；香港大学则推出命名讲座教授计划，捐款人最少捐赠1000万港元，便可选择在讲座教授职称前可加上自己的姓名。有关计划为港大增加2亿元的进账。
香港8所大学为了博取社会名人注意，还不断“催促”讲师接受传媒访问，以增加大学的知名度。其中有一次是在2003年某日，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了争取见报率，晚半小时开记者会的中文大学竟然派出专车到香港大学会场楼下，待港大记者会结束后，便实时接载传媒赶返中大出席记者会。
在各大学这番连场恶斗之下，据香港教统局2006年3月公布的数字显示，8所大学于过去3年的筹款成绩相当理想，共筹得近29亿港元，当中以港大成绩最佳，筹得逾8亿元，中大筹到约7亿元居次。有关数字已填补了政府过去几年削减的经费。
由于大学自行筹款理想，以及削减教职员薪酬等“止血”措施逐见成效，
特区政府在2004年提出“00X”方案，承诺2005及2006年不削减大学拨款，而2007年及以后是否削减拨款则会视乎当年的经济情况而定。
到了2006年，鉴于香港经济全面复苏，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宣布，在2007年不会减少大学教育经费，之后也很大机会不会再进一步削减各大学的资源。这一刻，意味着香港高校终于顺利踏过了多年来被削资的困境。
然而，虽然香港各大学在开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其中最为外界批评的是许多院校为求筹款，在接受捐款前，往往违背大学的独立性，去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2005年，就因此出现了一场风波。当年，香港首商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出10亿巨款，港大遂决定将医学院命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作为回谢。不料此举却激起医学院校友强烈反对，许多港大学生也纷纷加入发起反对医学院命名阵营，质疑校方在毫无咨询下作决定，漠视医学院百年历史，就把医学院的名字送给别人，是侮辱了大学。
“败家仔即使把财产都输掉，也不会把祖宗的神主牌卖掉，香港大学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身兼港大医学院校友的香港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郭家麒说。
2006年4月，香港特区政府宣布，继2005及2006年停止削减8所大学的拨款后，在2007年将不会按照原来的计划再减少5%的大学教育经费。当局并保证，随着经济复苏，未来很大机会不会再进一步削减各大学的资源。换言之，在1998年至2004年已经连续7年面对削资恶梦的香港高等院校，自此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睡上一个好觉了！
扩招扩出赤字
长期以来，香港一直实行精英教育，30多年来只有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两所大学，每年只有5%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升读大学。由于大学生人数少，而且这些质素良好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都会投身政府部门工作，故港府几乎是以“全包”的形式赞助这些“天子门生”入读大学。
踏入1989年，随着香港经济不断转型，港府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突然宣布，高等院校的政策将由精英教育走向半精英教育，并订下在1994年达到18%适龄学生入读本地高等院校的目标。与此同时，港府又实施“玫瑰园计划”，在短短数年间，先后把香港多所专上学院升格为大学，使本地大学数目由两所大幅度增至8所。自此以后，每年香港的大学毕业生就多达一万多人。政府支付其中八成二经费，其余一成八教育成本则由大学生自己支付。
大学数目及学生人数的大幅度提高，虽然令香港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但同一时间也令港府面临着极大的财政压力。据港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在8家大学成立后，每年港府投放在教育方面的500亿港元里头，就有1/3主要是用于高等教育，但结果还是喂不饱这8头庞然大物。8所大学仿佛成了8个“小政府”，其结果就是大学越来越多，大学生质素却越来越下降，屡为社会和雇主所诟病。
面对这股难以摆脱的负担，1999年11月，当时的教育统筹局局长王永平便公开慨叹说，“政府平均要为每名大学生资助20万港元，相等于10名中学生的资助额，如果全数资助大学生，政府就会破产了！”
因此，1997年发生金融风暴后，香港特区政府有见库房出现高达数百亿港元的财政赤字，终于首次提出要在1998至2001年3年间减少对高等院校的一成教育拨款，由以往的约140亿经费减至127亿港元，要求大家开源节流以配合。
瘦身计划
在政府一声“减肥令”下，香港8所大学开始如梦初醒，打破过往铁饭碗的心态，纷纷急谋对策，准备节衣缩食。当中最多大学服用的一帖“减肥配方”就是取消沿用多年的中央拨款模式，而采取单行财政预算方法，以求达到善用和节省资源的效果。
所谓的单行财政预算方法，是指把理财权责下放予各部门，校方每年根据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给予一笔过的拨款，让部门自行调配资源，但必须有成效，从而加强部门的问责性。与之相反，采用中央拨款模式时，部门只需散件式向上申请拨款，不用承担开支多少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结果在推行新预算制度后，各大学的开支都锐减数亿港元，在节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在开源方面，各大学却进展不大。虽然政府多番呼吁大学要自行开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包括鼓励私人机构资助大学经费，但在2000年，香港各大学的对外筹款成绩并不理想。7所大学的私人捐款只占整体收入的1%左右，未能给学校带来很多收入。
所以，在2001年，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在2001至2003年3个学年再削减4%大学整体拨款额，以迫使各院校进一步自力更生，加强大学与工商业界的科研合作，吸引校友及社会力量的捐款以及经营校办企业来赚取盈利，减少对政府财政资助的过分依赖。
2002年3月，教育统筹局委托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进行为期一年的《高等教育检讨报告》出炉。《报告书》中除了要求大学教职员薪酬与公务员脱钩，让院校管理层能灵活地以更优厚薪酬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港任教，协助香港的大学建立国际一流学府的声誉外，另一重点就是要求各大学积极向工商界募捐。
《报告书》认为，“从策略角度突出少数院校为政府资助和私人捐助的重点对象，其明确目标是使这些院校有能力参与国际最高水平的竞争。”
与此同时，针对各大学对外筹款的积极性不高，2003年，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财政预算案中首次公布设立10亿基金，就大学自行筹得的私人捐款，政府将以“一比一”等额发放给大学。为了避免院校间出现恶性竞争，每家大学可获的上限限于1.5亿元，当中2000万元为最低款额，以鼓励8所大专院校自行筹募经费。
针对不少教育界人士批评，香港企业和市民捐款给大学不可以扣减很多税，减低了工商界捐款的诱因，港府还同时调高捐款的免税额，以吸引更多大企业及富豪向大学捐款。
被逼自立
在香港特区政府推出这种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后，8所大学由有2003年开始都出尽法宝，师法欧美，利用筹款扩财源，减少依赖政府资助的力度。
当中，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及科技大学在当年均不约而同地首次开设对外事务总监一职，重金在外国聘请筹款高手来香港，专责为学校另辟财路。同样深受财赤困扰的浸会大学，则安排一名副校长专门负责筹款，向校友、校董会及社会人士寻求协助，学习类似美国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大学，单是筹款已解决了大部分的教育经费，不用向政府乞求。
由于中国人多数习惯捐款给与他们有关的人和故乡，在筹款方面，各大家都费尽了心思。以科技大学为例，就推出“科大心”留座计划，每名捐款的社会人士，将可以在学校的课室座位上刻下名字留念；香港大学则推出命名讲座教授计划，捐款人最少捐赠1000万港元，便可选择在讲座教授职称前可加上自己的姓名。有关计划为港大增加2亿元的进账。
香港8所大学为了博取社会名人注意，还不断“催促”讲师接受传媒访问，以增加大学的知名度。其中有一次是在2003年某日，香港大学及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同一天举行记者会。为了争取见报率，晚半小时开记者会的中文大学竟然派出专车到香港大学会场楼下，待港大记者会结束后，便实时接载传媒赶返中大出席记者会。
在各大学这番连场恶斗之下，据香港教统局2006年3月公布的数字显示，8所大学于过去3年的筹款成绩相当理想，共筹得近29亿港元，当中以港大成绩最佳，筹得逾8亿元，中大筹到约7亿元居次。有关数字已填补了政府过去几年削减的经费。
由于大学自行筹款理想，以及削减教职员薪酬等“止血”措施逐见成效，
特区政府在2004年提出“00X”方案，承诺2005及2006年不削减大学拨款，而2007年及以后是否削减拨款则会视乎当年的经济情况而定。
到了2006年，鉴于香港经济全面复苏，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宣布，在2007年不会减少大学教育经费，之后也很大机会不会再进一步削减各大学的资源。这一刻，意味着香港高校终于顺利踏过了多年来被削资的困境。
然而，虽然香港各大学在开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引来不少争议。其中最为外界批评的是许多院校为求筹款，在接受捐款前，往往违背大学的独立性，去接受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2005年，就因此出现了一场风波。当年，香港首商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出10亿巨款，港大遂决定将医学院命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作为回谢。不料此举却激起医学院校友强烈反对，许多港大学生也纷纷加入发起反对医学院命名阵营，质疑校方在毫无咨询下作决定，漠视医学院百年历史，就把医学院的名字送给别人，是侮辱了大学。
“败家仔即使把财产都输掉，也不会把祖宗的神主牌卖掉，香港大学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身兼港大医学院校友的香港立法会医学界议员郭家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