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全椒吴敬梓纪念馆，占地广阔，内有亭榭长廊，苍松翠竹点缀其间，仿古建筑飞檐翘角，画栋雕梁，状极恢弘。纪念馆大厅前，有吴敬梓铜像耸立，高达七米，令游人仰视，大厅内有其坐像一尊。两尊铜像皆神情冷峻，有冷眼观世之态。无论古今，有如此深广庭院者，必大富大贵之人。
　　 然而吴敬梓晚年却是穷困潦倒，平时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度日。“囊无一钱守，腹作千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乃其自况之语。他53岁而殁，死后家无余财，由朋友向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求助，由卢承担一切费用，方得以安葬。这位杰出的作家，生前似不曾得到清政府的任何关心和重视，全椒县衙的官老爷也根本不知当地有此人。即使知道，恐怕也会视之如草芥，不会过问其死活。我参观过后，忽有感慨：吴先生可谓当代的弃儿，后世的荣耀。
　　 中国历代，似吴敬梓之命运者，何其多哉！
　　 李白，号称诗仙，乃唐代文化人的杰出代表，后世的殊荣，诗人作家无人能及。但其一生却坎坷曲折。他直到33岁，仍求职无门，先是在长安与市井之徒胡混，后又在安陆白兆山筑石室，开荒种田，耕种读书度日。直到40多岁，才在老诗人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举荐下，在宫中闹了个翰林供奉的闲职。但他只干了一年，就受到权臣的谗谤而呆不下去，上表请求还山，玄宗李隆基觉得他“非廊庙器”，顺水推舟，赐金放还。50多岁又因误上了永王李璘的贼船，被流放夜郎。后来幸被大赦，得以东归。但居无定所，生活无着，曾在金陵靠友人接济为生。后投奔任当涂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不久病死。
　　 杜甫，诗圣也。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与李白齐名。但诗圣的一生，也十分坎坷，生活远不及当今的一个地市文联的长官。他客居长安十年，求职无门，生活贫困。直到40多岁，才得以任个级别极低的小官，是年，其幼子竟饥饿而死。55岁方得任左拾遗（负责谏诤的小官），后又因营救获罪的房琯而遭贬。几年间，杜甫生活困苦，曾在诗中写道：“厚 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他在成都郊外建的草堂，曾为秋风暴雨所破，饥儿老小，彻夜难眠，于是写下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希望有廣厦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苏轼，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的成就，无人可以比肩。但苏轼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先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新政”，遭诸臣构陷，卷入乌台诗案，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后经诸多元老上书营救，才免于一死，被贬往黄州。司马光任宰相后，他曾一度回京，但后又因反对旧党所为，再次被外放。等到哲宗上台，新党再度执政，他又被贬至广东惠州，三年后，又被贬往海南的儋州。直到徽宗即位后三年，举行大赦，他才得以回京，不幸在北归途中于常州去世。
　　 曹雪芹，清代的旷世才子，以其巨著《红楼梦》享誉后世，为当今出版界创利润无数。但他生前却生活窘迫，贫病至死。他少年时家道中落，随家人回到北京。曹家先是典房卖地，后遭盗窃，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曹雪芹年长后，不得不在京郊西山黄叶村盖一草庵，隐居著书，靠卖字画和亲友救济为生。“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便是他当时的生活写照。他48岁时，幼子夭亡，因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于当年末病逝于北京……
　　 纵观历史，命运如上述诸文人者多矣。他们或已享誉于当代，或以其杰作传世。但大多历经坎坷，或潦倒终生，或历经生死之劫。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至多得到一些亲友或文友的救助。有的人孤苦终生，无人过问其死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连一般的小官吏或商贾都不如。为平民者，地方政府对他们视而不见，官员拿他们不当回事;走上仕途乃至进入朝廷者，却遭到奸小的排挤谗陷，最终成了那个时代的弃儿。但这些当代的弃儿，却成为后世的荣耀，其出生或生活过的地方，为其修缮故居，大造纪念堂馆，务求豪华壮观，使其成为当地的景点，供游人观光瞻仰。像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那样的天才的确不世出，但出众的人才却是历代都有。当我们将杰出的先人引为荣耀时，也应该好好眷顾一下与我们同时代，就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才，是当代的人才荣耀于当代。